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5336
序.一.刘康 / 001
序.二.曾军 / 001
绪 论注脚·参照·理论
——西方理论视域中的“中国” / 003
一、西方理论中的“中国”如何成像 / 005
二、多元成像的理论坐标 / 017
三、中国视角之于双向旅行的意义 / 026
部分.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征用 / 033
章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以“近代的超克”为参照兼及“政治知识
分子” / 035
一、“民族寓言”说的源起和旨归 / 037
二、从“民族寓言”说到“近代的超克”论再到“政治知识分子” / 044
三、第三世界文艺家只能是“政治知识分子”？ / 056
第二章为詹姆逊重绘台北地图？
——再探台北本土性、全球化与后现代 / 063
一、詹姆逊“重新绘图”的逻辑 / 065
二、重设尺度：中华性—本土性—全球性 / 078
三、语境的杂糅和重叠 / 088
第三章“间距”/“之间”的能量
——兼论中国古典美学之于朱利安的启示 / 096
一、“间距”/“之间”的逻辑理路 / 099
二、与“延异”、“差异”之比较 / 110
三、中国古典美学之于“间距”/“之间”的意义 / 124
第二部分.围绕中国左翼问题的中西对话和交锋 / 137
第四章从政治实践话语到文化阐释策略——以詹姆逊对的思想的美学挪用为例 / 139
一、理论的旅行：《矛盾论》—“多元决定论”—“认知测绘” / 143
二、历史语境的抽空：詹姆逊“文化革命” / 152
三、对的思想的化用：乌托邦和政治无意识 / 157
第五章“反现代的现代性”之考辨——兼论理论在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 / 164
一、德里克“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内涵 / 168
二、刘康“现代性不同选择”的内涵 / 175
三、汪晖“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 184
第六章西方左翼话语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例 / 194
一、指向实践的《矛盾论》 / 195
二、指向理论的《矛盾论》 / 205
三、双重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215
第三部分.中国问题对后殖民理论提出的挑战 / 221
第七章中国问题对“东方主义”的挑战及其理论潜能 / 223
一、“东方主义”：“权力”与“民族” / 225
二、“第三世界”：强化权力关系与民族意识 / 234
三、“汉学主义”对“东方主义”的回应与重构 / 240
四、重组的结构：“挑战”的理论潜能 / 246
第八章后殖民理论中的“中国”如何被表达？——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到“属下可以说话吗” / 253
一、“第三世界民族寓言” / 255
二、“属下可以说话吗” / 262
三、“属下不能说话”的悖论和启示 / 267
第九章后殖民理论中的民族元素在中国的折射——兼论从抵抗到生成的能量之变 / 275
一、萨义德：“逆写帝国” / 276
二、霍米·巴巴：“文化翻译” / 281
三、左翼视野：革命逻辑 / 288
四、中国多棱镜：“民族抵抗”的折射与变形 / 295
五、寻找后殖民理论新能量：从“民族”抵抗到“外界”生成 / 302
第四部分西方理论影响下的对中国文学的解读和艺术建构 / 309
第十章肉身的现代性：张爱玲的身体诗学 / 311
一、生命体验中的肉身 / 313
二、作为情欲表征的身体 / 319
三、世俗的逆袭：身体的“享用” / 324
四、自主的身体：启蒙的另一种声音 / 329
第十一章将否定进行到底：1949—1959 年文学中英雄形象建构的方法 / 336
一、英雄不能“谈情说爱” / 339
二、英雄不能脱离组织 / 345
三、英雄不能是小资产阶级 / 353
四、杨沫之痛改前非 / 360
五、郭小川之心灵切割 / 367
六、路翎之“后的奋斗” / 371
第十二章纪实还是虚构：贾樟柯的叙事困境 / 378
一、零度叙事与“新闻串烧” / 380
二、“苏三，你可知罪”与贾樟柯的罪行推定 / 389
参考文献 / 407
后记 / 441
序.一
本书是近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界热议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关系大话题的一部分。“西方理论”广义上指的是近40 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狭义是指西方的20 世纪以来的文艺理论。西方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五花八门，立场与价值取向多元。但就文化领域而言，西方理论在中国产生多影响的，是具有左翼倾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和各种“后学”，即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其接受、变异、转换的过程，牵涉到中国的走向或命运。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自1949 年以来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此外几乎所有现代化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回顾中国30 多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似可发现“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个特征。这跟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完全吻合，并且高度一致。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来推动中国前进的。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早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无不循着这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社会思想风云激荡。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当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如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伦理与法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个人自由与人权、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平等，均由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通过夹译夹叙又夹议的文风，在中国大地推进，成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富问题意识的论点。可以说，没有这批学者的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中国当代学术的基础也就无从谈起。
到了90 年代，一度叱咤风云的中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迅速从社会舞台的中心消遁。在这一阶段，“后学”打头的西方理论纷纷登场，迅速取代了80 年代的以西方启蒙时代古典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化反思。中国一方面跟西方“后学”接轨，似乎中国也跨越了“前现代”、
“现代”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后现代”。另一方面，学科建设的需求、学术论文生产线的出现、项目驱动型而非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方向，成为今天中国的学术现状，更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近20 多年来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国从2001 年加入WTO 以来，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 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全球崛起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日益高涨。近几年来，中国特殊论或例外论（在学术界往往以“中国主体性”、“中国问题意识”等呈现）的论述增多，往往以来自西方的“普世主义”论述为批驳对象。这些西方论述当然包括了种种后学理论。
吴娱玉作为学术新秀，近年来在中国文论界崭露头角。在重要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主题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本书更直指西方理论中的中国问题。本书是她近年论文的集录，但有一个鲜明连贯的主题，脉络清晰，思路明确，对西方理论的诸多方面都论述精辟，条分缕析，许多洞见。由于是论文的合辑，保持了十分鲜活的问题意识和思辨锋芒，比起长篇大论的专著来，更贴近当下知识与思想的走向。本书的主题是后殖民理论。吴娱玉在绪论中认为，“在20 世纪西方文论的诸多流派中，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等与中国的关系紧密。中国，是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东方主义’涉及的远东，是斯皮瓦克‘属下’理论所关注的底层，是左派理论家詹姆逊、德里克‘第三世界’涵盖下的亚非拉，也是朱利安所谓的欧洲文化之外的‘他者’”，“所以，中国学界在对后殖民理论接受时，容易产生共鸣，亲近感也为强烈。”本书要追究的问题是：“中国作为对象和方法究竟在西方理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中国文化又是如何在西方理论中存活、变异、生长、运作的，它经历了怎样的理论旅行和接受过程？”
吴娱玉将西方理论中的“中国成像”划分为“对象”和“方法”两大类，并进一步细化为“注脚、参照、理论”这三种模式。所谓“中国成像”的意思，大概是指欧美理论家笔下的中国再现（representation of China），盖因“再现”乃后殖民理论的关键问题和概念。“注脚”的提法很生动（还有“括弧”）。在美国后殖民理论宗师萨义德、大咖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笔下，“中国”都是或隐或现、可有可无的注释而已。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和印度人巴巴、斯皮瓦克，对中国不了解，也无甚兴趣，在其理论建构中，中国自然是无足轻重的。德里克治中国现代史出身，詹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传人，对中国充满热情，两人都在杜克大学任教多年（吴书也提到了也在杜克任教的我本人）。所以，他们的左翼理论中的中国再现变为中国参照，甚而“中国理论”与“方法”。这些都是书中熠熠闪光的洞见。当然，提升到理论和方法的高度，不可避免地要回溯到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对的理论重构，以及阿氏对詹姆逊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在本书中都有精彩的分析，这里不赘述，请读者细细揣摩。
中国与美国的理论错位，本来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文中谈到了后殖民理论，这也是我为熟悉的部分，我们都知道，产地美国的后殖民理论，基本没有把中国当成对象。只是中国学界在热情接受该理论时，不无一厢情愿地自己把自己当成了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对象（镜像？成像？）。我们循“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思想轨迹而行，则不难理解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这个来自西方的时尚理论，跟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另两个“后学”同胞兄弟姐妹，多半是以西方内部的问题为对象和方法，中国既不是研究对象，更不会成为理论和方法的核心。后殖民理论的对象看似是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但“殖民”才是根本的坐标系，非西方国家经过了西方殖民，自然而然就跟西方产生了密切关联，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而中国这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始终都没有成为西方内部的问题和对象。直到1960 年代，从阿尔都塞开始，中国“文化革命”的理论受到世界上左翼文化的关注，大大影响了詹姆逊。但这却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后殖民理论刚刚进入中国时，我写文章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关心的，并非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控制与反控制问题，而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问题，”也即“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里面重要的趋向，就是把中国现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局限于西方的“民族/ 国族”和“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y ）之中，认为中国革命的话语结构基本上陷于西方话语的圈套，没有任何突破，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本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思想理论，自然也被后殖民主义批评解释成为西方对非西方的知识暴力。第二，“后殖民主义又指出了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前一种困境，而拒绝接受西方先进国家的可取之处，将本土经验本质化。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助长这种本土文化的本质化的倾向，把本土和民族文化抬高到本体和本质的层面。后殖民主义的这些倾向，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不同的危险。比如把对先进国家的学习，简单理解成受殖民话语的压迫，就可能导向盲目的关门主义。”
20 年过去了，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中国学界有许多讨论和反思。吴娱玉在绪论中提出，“又如中国后殖民理论奉为经典的‘民族寓言’，是詹姆逊以第三世界反思西方世界的理论武器，当它进入中国语境时，原有的问题意识被更改，中国学者不加反思就拿来作为增强民族自信的灵丹妙药，变成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武器，殊不知詹姆逊的理论洞见竟然可能变成中国学者的理论盲点。”在当前文化例外论与“普世论”之争的大氛围内，后殖民理论成为本土经验本质化的支撑，值得警惕。吴娱玉敏锐地看到了各色例外论的本质主义盲点，把握住了当下一个理论前沿的问题：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例外论，是本质主义的回光返照，还是文化相对论、多元文化论的变异？
至于我曾提到的“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个话题在20 年前，也仅仅刚出现些苗头，所以我当时语焉不详。但现在已然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成了气候，并对中国本土的研究（学科划分叫“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或许由于前面提到的学科建设与分野、论文生产线、项目导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被划归为“文艺学”的学科领域。现当代与文艺学虽然同属中文系（当然外文系也有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但在外文系里并无建制的归属），但相互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就以吴娱玉为例，她原来研究的主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延安讲话以来的“红色文学”》（一部非常扎实的文学史考证和文本细读的论文）。而毕业后她主要做的研究，都成了文艺学圈里的理论问题了，本书就是好的例证。但跟她一直十分熟悉的现当代文学，好像又关联不大了。
把话题还是转回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在美国汉学圈里，近十余年来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 ）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Sinophone Literature 本来是美国英语学术界的说法，后来则有了“华语语系文学”的中文概念，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圈里流传。中国学者朱寿桐、徐志啸、李林荣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新潮话题作出回应。徐志啸提出，“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提出了一个‘华语语系文学’的口号，试图整体笼罩上述概念，从而解决概念混乱、困惑及矛盾。……但实际上，问题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表面上看，‘华语语系文学’能涵盖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人文学（包含台港澳文学），但仔细推敲，这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实际特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人创作的华语文学与文化，以及中国本土之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它的提出，显然是受了域外的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西班牙语语系文学等语系文学的影响。这些语系文学的形成和命名，实际并不包含语系文学的宗主国本身，即语系文学不同于国家文学，它属于由其本国语言的衍生体系派生的产物。”徐文非常尖锐地指出，“这种提法（或谓这个口号的含义）本身，是将西方带有殖民性质的话语模式挪用到东方话语语境之中，是西方学术话语内滋生的东西，不应该套搬挪用于东方中国。……所谓的‘华语语系文学’，不仅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的矛盾，还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对立，它客观上完全排除了中国本土的汉语文学。” 李林荣将美国华裔学者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点做了认真的梳理，他的结论跟徐志啸几乎一样：“这两条路（史书美和王德威）的基本取向相似，都是要背离尊奉本土华语为正统的文学价值体系。”
总之，美国汉学圈现在这股“华语语系文学”潮流，跟后殖民话语如出一辙，完全挪用后殖民理论和方法，来“抵抗所谓‘中国中心主义’和更大范围的‘帝国间性的语言文化连锁建构’为试验场，以推行反离散、反宰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为目标，以内外并举、全面开花、多边对抗的历史批判和理论挑战为手段”[1] 。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及“中华大流散”（Chinese Diaspora，后殖民理论的关键词之一，在中国大陆语境里称之为“海外华侨”）等等，跟美国人文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思潮正在合流。我二十年前就提出，后殖民批评方法对中国现当代的革命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和遮蔽，可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汉学小圈子里的话语霸权。现在看来，显然如此。虽然汉学这个小圈子在美国很小很小，但放大到中国，就会很大很大。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之际，种种关于中国的论述。包括“华语语系文学”，也就更值得关注。
吴娱玉的这部著作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的认真反思，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理论自身的问题及其在中国的文艺学领域的影响。我在这里提到的后殖民理论在美国形成汉学的小气候，并影响到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动向，在本书中并未涉及。我借写序的机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希望受到中国学界同仁的关注，尤其希望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两个圈子的同仁能够合作，共同关注这一系列的问题。文艺学注重理论思辨，现当代文学强调文本批评，两者本来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划分两个圈子，理论与批评的相互映照和借鉴，本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相信本书会给读者很好的启发。
刘康2018 年8 月22 日于美国杜克大学
序.二
大约在2015 年年初的某一天，远在美国的刘康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吴娱玉非常优秀，希望能够有机会到上海大学来继续学习或工作。从提交的简历成果来看，吴娱玉对张爱玲、贾樟柯等具有鲜明风格的作家和导演有着极为敏锐而细腻的艺术感受，常常能够在极平常、不经意之处发现解剖文本内在意蕴的张力。所以，吴娱玉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文学批评者。后来我又参加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看到的却是直面时代英雄形象的分析。不同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形成的更加侧重思想史和文化政治的分析路径，吴娱玉对文艺中的英雄形象塑造的分析始终立足于文艺作品本身，始终试图通过文本细读和艺术分析来穿越思想和历史的迷雾。她还借鉴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路，“发明”了一种“从后思考”的倒序研究方法，形成了有异于一般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路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了吴娱玉作为敢于直面重大理论命题的学术思想者的一面。
在顺利申请进站，获得博士后身份之后，我们开始一起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正好当年，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欧美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成功获批。我觉得其中的后殖民主义文论的中国问题，既能够接续她对当代中国电影文化的关注（后来我才知道，吴娱玉早其实是准备包括电影学方向的博士的），又能延续她对以文艺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理论思潮的研究。因为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引进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曾围绕张艺谋现象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后殖民主义之争。而美国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德里克，又是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化的专家，更是对中国左翼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众多西方左翼思潮中，后殖民主义应该是一个贴近她的知识积累、思想背景以及艺术趣味的切入点了。经过数次讨论，吴娱玉也觉得自己的研究思路偏批评，贸然直接面对西方文论还不足以切入其思想肌理；而一旦与中国问题结合起来，立足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来回应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的中国研究，便很容易找到进入问题的切入口。
研究领域一旦确立，后面的进展就相当顺利了。她选择的个研究对象就是詹姆逊。选择詹姆逊的理由也是很充分：作为一位在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理论以及对鲁迅的《阿Q 正传》的精彩分析是被划归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因。作为杜克大学的教授，詹姆逊也是刘康老师的同事，这是“杜克学人”的特有亲近感。更何况，他有许多中国学生，如唐小兵、张旭东；许多去杜克大学访学的中国学者都会找他聊聊天，做个访谈（我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书目；新世纪之初，中国学者对他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激烈批判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展开话题。但是选择詹姆逊作为站，又是充满陷阱，随时可能迷途的。他与其他“正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很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亚非拉成长在世界的少数族裔学者，因此他就不太可能具有其他后殖民主义学者在文化认同、文化批判以及政治立场等各方面的“独异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有可能正好是后殖民主义要批判的“对东方的想象”。吴娱玉在开展对詹姆逊的研究时，也是部分意识到了这一理论难题的。她没有简单地在后殖民主义框架下展开对詹姆逊的研究，而是非常智慧地选择了一系列理论的参照系来从不同维度观察詹姆逊，如她选择竹内好的“超克”理论与之对照，将汪晖、刘康等的“中国视角”引入与詹姆逊的对话；她还聚焦詹姆逊对的理论借鉴与误读，展开詹姆逊对台湾新电影的“异国情调式”的分析，等等。通过詹姆逊这一个案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吴娱玉可谓使出了全身的解数，调动起了所能够调动的各方面的资源和视角，以一种既有开放宏阔的理论视角，又有着文本细读的批评眼光的方法来展开她的研究，初步表现出吴娱玉不拘于常见、发前人所未发的学术勇气。
因为博士后期间主攻方向是后殖民主义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以本书中呈现的诸多理论家有许多都是具有后殖民主义理论倾向，或者被指认为后殖民主义者的。如对萨义德的讨论、对德里克的分析、对霍米·巴巴的研究等。但是如果本书仅仅局限在“后殖民主义”范围，其学术的视野还是不够的。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她的学术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始终带着“中国问题”的意识来展开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她顺利出站，入职华东师范大学之后，获得了更多与国内学术前辈和同行交流切磋的机会，娱玉的思考也更加自觉。
将本书的题目锁定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便是她再一次学术升华之后的理论自觉。这里的“理论”既可泛指一般意义的各种被称之为“理论”的东西，也可以特指20 世纪60 年代之后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文化理论所具有的寻求“包罗万象、放之四海”的“理论雄心”。尤其是后一种“理论”正是吴娱玉本书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如果要严格限定这一“理论”，那就好不用小写的复数的“theories”，而是大写的单数的“Theory”。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理论”视域中，中国居于何种位置，它又是如何被阐释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理论家是如何回应的，中国的文艺实践又是如何自我呈现的；进而，中国在理论和文艺中的自我表达又对西方的“理论”提出了哪些挑战？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吴娱玉将全书分为四个不同的理论“声部”：（1）“西方‘理论’对中国的阐释和征用”，通过对“中国古典美学之于朱利安的启示”、“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詹姆逊对台北地图的重绘”来展开；（2）“围绕中国左翼问题的中西对话和交锋”，如在德里克、汪晖和刘康之间展开对“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讨论；通过分析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来思考“西方左翼话语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 这一问题；她还以詹姆逊对的思想的美学挪用为例，分析的思想是如何从政治实践话语到文化阐释策略转化的；（3）“中国问题对西方‘理论’提出的挑战”，分析了后殖民主义视域中作为注脚、参照和理论的“中国”，探讨了中国问题对“东方主义”的挑战及其理论潜能，分析了“后殖民理论的能量从何而来？”“后殖民理论中的‘中国’如何被表达？”这些关键性问题。而在（4）“西方理论影响下的对中国文学的解读和艺术建构”这一部分中，她选取了贾樟柯、张爱玲这几位在中国电影史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导演和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从文学文本和电影影像中发掘西方理论在其中的投射。
从吴娱玉的著作中，我们初步看到了一位有着细腻的艺术感觉和敏锐的理论眼光的青年学者的成长。“中国”立场，成为吴娱玉非常重要的学术态度；“对话”意识，成为她展开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自觉；“现实”关怀，成为她勤奋研究的学术动力。
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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