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1245932
内容简介
本书是《同舟共进》文章精选集。文章主要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冯友兰、钱钟书、夏衍、郭沫若、吴祖光等进行研究，侧重以新发掘的史料来阐述文化大家的性格和命运。
目 录
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
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不死鸟”张奚若
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刘文典：“狂”名满天下
施剑翘：刺虎犹如刺绣时
钱钟书“痴改”乔木诗
钱钟书是“御用翻译”吗
郭沫若：写与不写的纠结
郭沫若与《词六首》
翦伯赞现象
陶行知当年的“深思”与“多虑”
冰心，被忽略的女性智慧
丁玲：一道悲壮的风景
同一位萧军
夏衍的苦痛与自省
吴祖光、周恩来与《风雪夜归人》
水与雪：沈从文的生与川端康成的死
“此曲只应天上有”——赵树理的困惑
邵洵美：蝴蝶飞不过沧海
“一代诗哲”方东美
江亢虎：从“弄潮儿”到“落水者”
在台北图书馆“温故”
政治诗词“九一三”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从电视剧看三十年社会思想流变
奢靡殡葬：从“房奴”到“坟奴”
梦里的“打饭”情结
蔷薇叶子(三则)
忽然想到——关于口号
误读鲁迅——以吸烟为例
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
历史能否戏说
当晚清碰到晚明——辛亥背后的难题与机遇
假如袁世凯死于1913
明王朝“权末代”的可悲结局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往事未必如烟——两位戏曲研究专家的恩怨分合
宏聪师：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追寻
永葆赤子之心——重读《傅雷家书》有感
流水洗心听清音——马连良谈片
总统与一本教科书的较量
甘坐冷板凳的印度知识分子
解读孔子铜像与马丁雕像
肖洛霍夫“左”“右”逢源的代价
苏俄禁书成了中学教科书——《古拉格群岛》命运之变迁
苏维埃大厦里埋藏的导火索
看苏俄领导人如何“为国操劳”
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了什么
高尔基之死
你不知道的高尔基
冯友兰历史沉浮的标本意义
“不死鸟”张奚若
胡适：做一个好人到底有多难
刘文典：“狂”名满天下
施剑翘：刺虎犹如刺绣时
钱钟书“痴改”乔木诗
钱钟书是“御用翻译”吗
郭沫若：写与不写的纠结
郭沫若与《词六首》
翦伯赞现象
陶行知当年的“深思”与“多虑”
冰心，被忽略的女性智慧
丁玲：一道悲壮的风景
同一位萧军
夏衍的苦痛与自省
吴祖光、周恩来与《风雪夜归人》
水与雪：沈从文的生与川端康成的死
“此曲只应天上有”——赵树理的困惑
邵洵美：蝴蝶飞不过沧海
“一代诗哲”方东美
江亢虎：从“弄潮儿”到“落水者”
在台北图书馆“温故”
政治诗词“九一三”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从电视剧看三十年社会思想流变
奢靡殡葬：从“房奴”到“坟奴”
梦里的“打饭”情结
蔷薇叶子(三则)
忽然想到——关于口号
误读鲁迅——以吸烟为例
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
历史能否戏说
当晚清碰到晚明——辛亥背后的难题与机遇
假如袁世凯死于1913
明王朝“权末代”的可悲结局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往事未必如烟——两位戏曲研究专家的恩怨分合
宏聪师：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追寻
永葆赤子之心——重读《傅雷家书》有感
流水洗心听清音——马连良谈片
总统与一本教科书的较量
甘坐冷板凳的印度知识分子
解读孔子铜像与马丁雕像
肖洛霍夫“左”“右”逢源的代价
苏俄禁书成了中学教科书——《古拉格群岛》命运之变迁
苏维埃大厦里埋藏的导火索
看苏俄领导人如何“为国操劳”
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了什么
高尔基之死
你不知道的高尔基
在线试读
第二个场景刻在我的记忆里。时间：1988年4月，地点：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这一年，新影厂完成了定义为“彩色长纪录片”的《巴金》的拍摄，纪录片解说词由黄裳先生执笔，编导张建珍，摄影周俊德、钱厚祥。我曾数年报道新影厂，且是研究巴金的年轻人，也在邀请之列。
那天看片的人不多，座谈时人更少，约十多位。曹禺在夫人李玉茹的陪同下，从始至终参加。这一次，曹禺显得格外兴奋，或许人少的缘故，也与当时思想界气氛极为活跃有关，座谈时，他的即兴发言轻松、洒脱，一开口，便引起一阵欢笑。
“我与巴金是老朋友了。我的几个老婆也都与他关系很好。”
李玉茹老师在一旁立即纠正：“你只有一个老婆啊！”
曹禺一笑，赶紧说：“不，我的前后几个老婆都与他关系好。我们两家一直很好。”
人们谈友谊，谈电影，谈得多的是“文革”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曹禺肯定巴金的独立思考和提倡讲真话，忽然，他的声调高亢许多：“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一字一顿，响如洪钟。许多话我都记不确切了，但这两句话语气激烈，超出我的想象，一经听过，再也难忘。在我来到北京的几年时间里，听说过他的一些传言，也亲历过他在不同场合的表态，知道他在1980年代文化界的反思潮流中，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此刻，没有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种无情贬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老朋友巴金的爱戴与敬重。顿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就在看片会的当天晚上，曹禺致信巴金，这样写道：
……我看你的纪录片后，感情激动，大家要我谈，我就说了几句。也许说过了一点，但却是我的真心话。(1988年4月11日)
激烈的言辞与真切的震惊，一直无法忘记。
印象中，纪录片《巴金》后来似乎只在上海放映过，并没有按计划在全国公映。电影海报上，选用高莽先生画的一幅巴金低头思索缓步而行的素描。如今，再看海报，耳边又响起曹禺高亢的声音……
面对老朋友巴金，曹禺在1988年春天进发而出的自我鞭挞，虽颇有戏剧效果，却又并非没有内在的必然。可以说，他对近十年的自我反省，浓缩在那一两句的进发中。
曹禺与巴金在“文革”之前的经历与境况大致相似，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走过的无外乎也是自我批判、明哲保身、人云亦云、批判他人等这样几个阶段，在被动地批判自己和参与批判他人的过程中，在精神不断被扭曲的状态下，以积极配合而求安稳。“文革”突兀而来，他们再也无法逃避，只能在精神受折磨、人格受凌辱的日子里默默走过。但他们还是和许多朋友一样，等到了“文革”结束，等到了生命的重新开始。
1979年，对曹禺、对巴金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前者，婚姻生活的重新开始；后者，写作《随想录》高潮的到来。
巴金的《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与此同时，他准备着1979年4月的重访法国。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随想录》的关系。我也同样。我甚至认为。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在家里接待过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自己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就是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经过1979年的写作，一个开始反思的、有着全新精神面貌的巴金，出现在人们面前。此时的巴金，多么希望老朋友曹禹能够与他一样投入独立思考的行列，以新的创作、新的面貌告别历史。
巧的是，巴金《随想录》的写作，一开始就与曹禺有着直接关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是在中国公映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描写日本妓女阿崎婆一生故事的《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引发激烈争论，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们突然接到更改休息丑的通知，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目的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以不让军人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郭根群《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的日本电影热》)《望乡》引发的社会震动，可见一斑。P2-5
这一年，新影厂完成了定义为“彩色长纪录片”的《巴金》的拍摄，纪录片解说词由黄裳先生执笔，编导张建珍，摄影周俊德、钱厚祥。我曾数年报道新影厂，且是研究巴金的年轻人，也在邀请之列。
那天看片的人不多，座谈时人更少，约十多位。曹禺在夫人李玉茹的陪同下，从始至终参加。这一次，曹禺显得格外兴奋，或许人少的缘故，也与当时思想界气氛极为活跃有关，座谈时，他的即兴发言轻松、洒脱，一开口，便引起一阵欢笑。
“我与巴金是老朋友了。我的几个老婆也都与他关系很好。”
李玉茹老师在一旁立即纠正：“你只有一个老婆啊！”
曹禺一笑，赶紧说：“不，我的前后几个老婆都与他关系好。我们两家一直很好。”
人们谈友谊，谈电影，谈得多的是“文革”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曹禺肯定巴金的独立思考和提倡讲真话，忽然，他的声调高亢许多：“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一字一顿，响如洪钟。许多话我都记不确切了，但这两句话语气激烈，超出我的想象，一经听过，再也难忘。在我来到北京的几年时间里，听说过他的一些传言，也亲历过他在不同场合的表态，知道他在1980年代文化界的反思潮流中，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此刻，没有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种无情贬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老朋友巴金的爱戴与敬重。顿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就在看片会的当天晚上，曹禺致信巴金，这样写道：
……我看你的纪录片后，感情激动，大家要我谈，我就说了几句。也许说过了一点，但却是我的真心话。(1988年4月11日)
激烈的言辞与真切的震惊，一直无法忘记。
印象中，纪录片《巴金》后来似乎只在上海放映过，并没有按计划在全国公映。电影海报上，选用高莽先生画的一幅巴金低头思索缓步而行的素描。如今，再看海报，耳边又响起曹禺高亢的声音……
面对老朋友巴金，曹禺在1988年春天进发而出的自我鞭挞，虽颇有戏剧效果，却又并非没有内在的必然。可以说，他对近十年的自我反省，浓缩在那一两句的进发中。
曹禺与巴金在“文革”之前的经历与境况大致相似，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走过的无外乎也是自我批判、明哲保身、人云亦云、批判他人等这样几个阶段，在被动地批判自己和参与批判他人的过程中，在精神不断被扭曲的状态下，以积极配合而求安稳。“文革”突兀而来，他们再也无法逃避，只能在精神受折磨、人格受凌辱的日子里默默走过。但他们还是和许多朋友一样，等到了“文革”结束，等到了生命的重新开始。
1979年，对曹禺、对巴金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前者，婚姻生活的重新开始；后者，写作《随想录》高潮的到来。
巴金的《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与此同时，他准备着1979年4月的重访法国。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随想录》的关系。我也同样。我甚至认为。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在家里接待过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自己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就是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经过1979年的写作，一个开始反思的、有着全新精神面貌的巴金，出现在人们面前。此时的巴金，多么希望老朋友曹禹能够与他一样投入独立思考的行列，以新的创作、新的面貌告别历史。
巧的是，巴金《随想录》的写作，一开始就与曹禺有着直接关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是在中国公映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描写日本妓女阿崎婆一生故事的《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引发激烈争论，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们突然接到更改休息丑的通知，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目的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以不让军人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郭根群《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的日本电影热》)《望乡》引发的社会震动，可见一斑。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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