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苏区卫生防疫研究

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起始时，红军中的治伤医病就开始了，从个人自救，同志互助到专业医务人员的施救，利用各种条件，采取各种办法，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医院和地方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完善。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条件。

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根据地初创时的医疗救护工作
第二节 根据地建立后的医疗卫生事业
第三节 医疗卫生工作的加强和受挫

第二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赣南闽西根据地创建阶段的卫生防疫
第二节 中央红军三次反“围剿”时期的卫生工作
第三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第四节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卫生工作

第三章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节 卫生防疫运动的布置与开展
第三节 战地救护的部署与实施

第四章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根据地卫勤系统的发展
第二节 卫生防疫的机构建设和工作实施

第五章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节 卫生防疫工作的全面开展

第六章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医疗卫生工作的创建和发展
第二节 战时医疗救护工作
第三节 创建黔东、湘西时期的卫生工作

第七章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医疗卫生工作的创建和发展
第二节 五次反“围剿”时期的卫生工作

第八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转战中创建军民医疗卫生体系
第二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节 粉碎六路围攻时的医疗卫生工作

第九章 长征中的红军卫生工作
节 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
第二节 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
第三节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

第十章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节 根据地卫生工作的创建与发展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的卫生工作
第三节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卫生工作
结语
参考文献

前言
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爱生命、珍视健康，是人类社会和每一生命个体的必然要求，因此，保护生命、防治疾病的医疗卫生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然而真正包容社会全体成员、着力于人民群众的卫生事业的先行者却始自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次全国代表大会就确定了自己的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它一成立就确定要为谋求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而奋斗。
在建党时期领导工人运动之时，早期共产党人就关注到工人群众生命健康的问题。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中就指出，工人“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做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12个钟头。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削制度之下”。因此，党的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决定，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阶级和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公开的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把工人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次工人运动高潮。
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下，总结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党的纲领和纲领。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纲领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改善待遇、保护生命的奋斗目标：“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们及妇女的法律：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休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2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4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78页。
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劳动立法运动，要求保障工人政治上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并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田刚，刘明逵：《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332页。
对于劳动立法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1年4月，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就注意到劳动立法问题，体现了他对工人生命的珍视。在《省宪法草案的缺点》一文中强调，真正代表民意的省宪法，必须注重保护劳工利益，对劳动法作出明确规定。湖南《大公报》，1921年4月25日。1922年5月1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论述了政府必须给予工人的基本合法权利：，劳工的生存权。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子都应有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第二，劳工的劳动权。一个人在18岁以上60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都应该把工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第三，劳动全收权。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旧以外，应该全部归工人。《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高潮，从1922年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达30多万人。工人们组织起工会，以罢工为手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争取了相应的政治权利，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增薪减时”有利工人健康的成果。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发动了中国农民运动。党的二大宣言指出，中国“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因此“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要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要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建党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就领导了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和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在明确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减租的同时，也提出“改变一切陋习”“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等项”，以“图农民生活之改造”《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思想由来已久，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也进行过创办“罢工医院”“农民医院”等初步实践，但是全面建立人民医疗卫生机构却是在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打入血泊之中。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进行一系列武装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历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会议通过的《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三万余名北伐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全歼驻南昌守军，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了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但由于缺乏经验，起义部队没有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在南下途中又两次分兵，屡遭敌人围追堵截，部队损伤甚众。突围部队，一部分在董朗和颜昌颐等人的带领下撤至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军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人率领下，进军粤北，转战湘南，1928年年初发动湘南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湘南起义农军分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1927年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军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四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团；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第四团是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按照计划三个团发动起义成功后，会攻长沙。但是，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受挫，被迫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后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第四团叛变给起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起义部队均受挫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以我党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发动广州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起义，引起了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出广州市区。撤出的部队，一部分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另一部分突围到广西的左右江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一少部分开到韶关，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以三大起义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有：1927年9月中共鄂中特委领导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10月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11月中共鄂东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等县农民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赣东北弋阳、横峰农民起义，3月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湘鄂边武装起义,4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刘志丹、唐澍等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5月中共北江特委和王若飞等领导的泰兴、如皋等县农民起义,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
这些起义以自己的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创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教训，做出贡献。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并取得终胜利，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卫生保障体系。于是，在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党领导的卫生防疫工作开始了。
1927年10月7日，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县的茅坪，开始了开辟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至1928年2月，先后建立了湖南茶陵和江西遂川、万安、宁冈等县的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与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军党代表。5月20日至22日，在宁冈县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任书记，接着又在茅坪仓坪村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维埃”的称谓是俄文译音，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列宁创造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崭新形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会把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全党“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区域由点及面，遍及赣东北、闽西、闽南、湘东、湘南、粤东、豫南、皖东等地，至1930年3月，在赣西、赣南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形成了统辖35县的赣西南苏区。在福建西部，建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形成了统辖五县的闽西苏区。
1930年国民党阵营发生的中原大战，客观上为苏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全国创建了大大小小十几块苏维埃区域，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由于共产国际的推动，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统一对全国各苏区的领导，为此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决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决定组织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全国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传纲要》，《红旗》第112期，1930年6月21日。1930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成立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同时鉴于“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决定：“一苏大会”推迟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开幕，开会地点移至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经过》，《红旗日报》，193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全国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决定把全国现有苏区统一划分为湘赣、赣西南、赣东北、湘鄂区、鄂豫皖区、闽粤赣区和广西左右江七大特区，决定赣西南与湘鄂赣边两个特区连在一起作为中央苏维埃区域，明确规定即将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中央苏区，以后又经过两次延期，终于在1931年11月7日于瑞金召开了“一苏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
伴随着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从小到大经历了创建、发展、百般磨难和浴火重生，终于建立了延续至今的人民卫生基业。
一、组建了比较系统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1930年前，红军中未单独设立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红军中的医治和安顿伤病员等工作由各级政治机关兼管，有时经理（后勤）机关予以协助。1931年春，中共中央给江西中央苏区派来了贺诚、彭龙伯、陈志方等医务人员。他们到中央苏区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军委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专门领导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和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32年10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红军总卫生部，由贺诚任部长兼政治委员。随后红军中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了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后送任务，随着军委后方办事处和瑞金总兵站的建立，也建立和完善起来了。这样，红军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已基本健全。
苏区地方政权系统中，初期也未设立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苏维埃政府都要成立卫生部，设部长1人；城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卫生科，设科长1人。在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由内务部分管卫生工作，设立卫生管理局，贺诚兼任局长。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常会，对省、县、区卫生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决定：“城市苏维埃，区、县、省的卫生部（或科），目前暂不设立，在内务部之下，暂设立卫生科，但区由主席团负责。”乡一级苏维埃政府设不脱产的卫生委员会，村设卫生小组。这样就在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形成了由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
二、苏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日趋完善
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起始时，红军中的治伤医病就开始了，从个人自救，同志互助到专业医务人员的施救，利用各种条件，采取各种办法，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医院和地方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完善。在红军中有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分别承担着不同任务，从战场抢救伤员到诊治病患，还同卫生学校配合，培养大批红军医护人员。为改变苏区城乡缺医少药的状况，苏维埃政府尽力保护、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集镇建立医疗诊所。要求每个县、区内务部都举办一个公办诊疗所，使苏区乡村诊所到苏维埃国家医院，颇具规模，这样，地方医疗机构和红军医院一起，有效地保障了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
三、多方筹措，保障苏区药品器械供给
当时苏区所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主要来源于四个渠道：一是红军战场缴获，红军各部队非常注意这一渠道，要求指战员特别注意，还规定为连队卫生员的职责。二是通过各种途径从白区购买。三是傅连暲、戴济民等医务人员加入红军时捐赠的。《红色中华》报道《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红色医院傅院长在《红中》号召之下，曾退还他自己十五元公债，以为该院与红色医务学校的提倡，结果回退还了廿十多元。这次福音医院改中央医院时，他自动捐助一批药品，是他私人历年积购的，值上海价约两千元。以巨量财产捐助革命，他是苏区个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4月26日，第3版。四是苏区内部自采自制。中医药是中国的传统瑰宝，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创建根据地时期曾指出，由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坚信：“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丁名宝：《卫生思想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井岗山红军医院就是“用中西两法治疗”。1931年冬，中央苏区在于北区的琵琶垅村兴办卫生材料厂，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生产酒精、纱布、绷带等敷料和中草药丸剂。湘鄂赣苏区的红二医院设立制药厂，加工自己挖来的中草药。红三医院用中草药制成白芷膏，治疗战伤，效果很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战胜困难的精神。
四、领导了大规模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原因，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赣南、闽西广大农村很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河内、乱扔死禽等旧俗恶习极为普遍。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区的频繁战争中，这种状况更为加剧，致使各种烈性传染病在苏区时有发生，严重危害苏区军民健康。
为了保护苏区军民健康，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卫生防疫问题，《红色中华》报上以项英名义发表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红色中华》1932年1月13日第1版。进行动员。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命令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工农群众举行防疫的卫生运动，配合这一训令，中央内务部颁布《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7页。中革军委也向军内发布了相应训令。1933年1月31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1次常会又一次决定：“为保障鼓励群众的健康，决议责成内务部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红色中华》1933年2月10日第1版。为此中央内务部制定了《卫生运动纲要》，在这些法规条例指导下，各苏区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开展了广泛彻底的卫生防疫运动，有效地降低了苏维埃区域的发病率，保护了军民身体健康，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和苏区的生产力，提高了军民的卫生文化素质，改善了苏区社会风貌。
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各层次卫生防疫机构和建立的“预防为主，为上策”卫生防疫机制，把广大群众都动员了起来，收到了切实的成效。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卫生工作中的体现，也为新中国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卫生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础。总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运动中党领导的医疗卫生防疫工作是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开端。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原因，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赣南、闽西广大农村很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河内、乱扔死禽等旧俗恶习极为普遍。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区的频繁战争中，这种状况更为加剧，致使各种烈性传染病在苏区时有发生，严重危害苏区军民健康。
为了保护苏区军民健康，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卫生防疫问题，《红色中华》报上以项英名义发表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