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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5900191丛书名: 名人传记精华本
编辑推荐
★所选人物均为近代以来有影响力的人物。
★亲历者经历的历史细节，颠覆你多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名流的判断。
★亲历者经历的历史细节，颠覆你多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名流的判断。
★展现声望之下历史名流们*真实的自我和他们充满痛苦、悲伤、磨难和辛酸的人生。
★蒋介石亲述西安事变；亲历拍摄中国首次核试验；采访病榻上的贺自珍；陈履安讲述父亲陈诚主政台湾的真相；丁兰见证*小女儿李讷出世；彭钢和伯父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李莎和李立三的坎坷婚姻；沈醉见证溥仪的*后七年；罗涵先如何给罗隆基、史良当秘书……
内容简介
名人及名人后辈讲述名人的真实人生经历。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见证了大时代的暴风骤雨和人事变迁。他们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中亲历了历史中诸多扣人心弦的时刻。他们经历的历史细节，是刻骨铭心的私人体验，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名流的主要因素，而他们事后细致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展现了他们*真实的自我。
目 录
C
陈诚与蒋介石的合作与冲突
——陈履安讲述父亲陈诚主政台湾的日子 口述/陈履安 文/张林
D
丁兰：见证小女儿李讷出世 口述/丁兰 文/王锐
Ｆ
父亲张治中在1949年前后 口述/张素我 文/周海滨
父亲刘海粟的悲欢五十年 口述/李莎 文/周海滨
G
郭荣昌：我们抢回了张自忠的遣骸 文/凌寒
高振普：我们把周总理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文/王梦悦
H
何方：我对张闻天的忏悔 口述/何方 文/周海滨
J
蒋介石向我亲述西安事变 文/哈雷特阿班 译/杨植峰
贾拓夫：“大跃进”潮流中的逆行者 口述/张宏儒 文/金翎
家人眼中不一样的张爱玲 口述/孙世仁 文/赵宁
L
李莎：我和立三的一些往事 口述/李莎 文/周海滨
P
彭钢：和伯父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 口述/彭钢 文/周海滨
S
叔公茅以升的苦涩晚年 文/茅青
沈醉见证溥仪的后七年 文/沈美娟
W
我亲历拍摄中国首次核试验 文/孟昭瑞
我采访贺自珍 文/王行娟
我知道的杨献珍和“哲学罪案” 文/张复
我所知道的末代亲王溥杰和他的妻子 文/沈美娟
我记忆中的父亲沈钧儒 口述/沈谱 文/雨父
我终于读懂父亲谢觉哉 口述/谢飞 文/陈思
我给罗隆基、史良当秘书
——访罗涵先 文叶永烈
我是周海婴 文/刘伟
X
寻访父亲徐海东的足迹 口述/徐文惠 文/周海滨
Z
张闾实：我所认识的大伯张学良 口述/张闾实 文/陈思
陈诚与蒋介石的合作与冲突
——陈履安讲述父亲陈诚主政台湾的日子 口述/陈履安 文/张林
D
丁兰：见证小女儿李讷出世 口述/丁兰 文/王锐
Ｆ
父亲张治中在1949年前后 口述/张素我 文/周海滨
父亲刘海粟的悲欢五十年 口述/李莎 文/周海滨
G
郭荣昌：我们抢回了张自忠的遣骸 文/凌寒
高振普：我们把周总理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文/王梦悦
H
何方：我对张闻天的忏悔 口述/何方 文/周海滨
J
蒋介石向我亲述西安事变 文/哈雷特阿班 译/杨植峰
贾拓夫：“大跃进”潮流中的逆行者 口述/张宏儒 文/金翎
家人眼中不一样的张爱玲 口述/孙世仁 文/赵宁
L
李莎：我和立三的一些往事 口述/李莎 文/周海滨
P
彭钢：和伯父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 口述/彭钢 文/周海滨
S
叔公茅以升的苦涩晚年 文/茅青
沈醉见证溥仪的后七年 文/沈美娟
W
我亲历拍摄中国首次核试验 文/孟昭瑞
我采访贺自珍 文/王行娟
我知道的杨献珍和“哲学罪案” 文/张复
我所知道的末代亲王溥杰和他的妻子 文/沈美娟
我记忆中的父亲沈钧儒 口述/沈谱 文/雨父
我终于读懂父亲谢觉哉 口述/谢飞 文/陈思
我给罗隆基、史良当秘书
——访罗涵先 文叶永烈
我是周海婴 文/刘伟
X
寻访父亲徐海东的足迹 口述/徐文惠 文/周海滨
Z
张闾实：我所认识的大伯张学良 口述/张闾实 文/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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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向我亲述西安事变
文/哈雷特阿班
哈雷特阿班，1884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贝理弗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
阿班在美国报界浸润二十一年， 1926年来到中国，从事新闻采访与报纸编辑工作，于1941年离任回国。1944年，哈雷特阿班出版了《民国采访战》一书，回忆了自己在中国历时十五年的记者生涯（该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二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任该报驻中国首席记者。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五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阿班之独特，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他直接接触中、美、日名人政要，亲历了重要历史事件。如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阿班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采得了手资料，是全球报道此事的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早作了预报；他还曾动员《纽约时报》援救胡适出狱……本文是阿班对西安事变报道的漂亮经历。西安事变发生当日，阿班便凭他与蒋、宋、孔、陈的交情，为《纽约时报》抢到了全球的独家新闻。新闻史常说，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译者——即今日的上海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到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幸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而蒋总司令则多次巡游中国各地，以便加深中国的统一。
目前，蒋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叠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8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译者）。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上海时间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纽约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夜以继日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五百多字的一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才想起，驻上海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闻。若还是浑然不知的话，我倒是有责任将蒋介石的危险处境通知总领事、海军及陆军情报部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于是，我整理了电报稿的复写纸，开始挨个去电话。
我感到，这是则头等重要的新闻。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首脑居然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而这次起事，又是于中共极其有利的。不知苏联是否会出台强硬的相关政策？重要的是，日本又会如何应对此场危机？若蒋介石因此殒命，中国必将大乱，日本则可趁乱进犯，借此意想不到的机会，获取利益。
能将消息抢先告诉美国政府五个不同部门的代表，也算是我的荣幸了。各部门在获得我的消息后，既有怀疑，也有惊慌，更有感谢，对我通报头等要闻的合作举措，深表赞赏。
但其中的一个电话，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国政府常将一些不称职的情报官员派驻海外，这段经历便是明证。
我是个报社记者，于我而言，那晚的时间是极度宝贵的，但给那位情报官员打电话，却浪费甚巨。我将复写纸上的内容念给他听后，他却让我稍停，去找来纸笔后，又让我再念一遍。原来，他大脑反应太慢，所有东西必须落到纸上，才能理解。于是我放慢速度，重念了一遍，他则边听边记。然后，他把记下的内容向我复述了一遍，以确定记录无误。
“记得对不对？”他问。
“都对了。”我答道，有些不耐烦，因为急着要写新的电讯稿。他停了许久，又问道：“你觉得这重要吗？”
所幸，美国驻远东的各情报机构中，愚笨如斯者，毕竟不算他如此典型。美国政府负责收集情报的官员或军官分别来自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及商务部等，他们大多聪颖、警觉、善辨析。然而，我驻远东前后十五年，遇见的笨人，也不乏其人。干才们辛勤工作的成果，常被他们的蠢行抵消。
……
文/哈雷特阿班
哈雷特阿班，1884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贝理弗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
阿班在美国报界浸润二十一年， 1926年来到中国，从事新闻采访与报纸编辑工作，于1941年离任回国。1944年，哈雷特阿班出版了《民国采访战》一书，回忆了自己在中国历时十五年的记者生涯（该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二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任该报驻中国首席记者。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五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阿班之独特，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他直接接触中、美、日名人政要，亲历了重要历史事件。如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阿班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采得了手资料，是全球报道此事的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早作了预报；他还曾动员《纽约时报》援救胡适出狱……本文是阿班对西安事变报道的漂亮经历。西安事变发生当日，阿班便凭他与蒋、宋、孔、陈的交情，为《纽约时报》抢到了全球的独家新闻。新闻史常说，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译者——即今日的上海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到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幸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而蒋总司令则多次巡游中国各地，以便加深中国的统一。
目前，蒋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叠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8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译者）。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上海时间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纽约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夜以继日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五百多字的一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才想起，驻上海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闻。若还是浑然不知的话，我倒是有责任将蒋介石的危险处境通知总领事、海军及陆军情报部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于是，我整理了电报稿的复写纸，开始挨个去电话。
我感到，这是则头等重要的新闻。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首脑居然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而这次起事，又是于中共极其有利的。不知苏联是否会出台强硬的相关政策？重要的是，日本又会如何应对此场危机？若蒋介石因此殒命，中国必将大乱，日本则可趁乱进犯，借此意想不到的机会，获取利益。
能将消息抢先告诉美国政府五个不同部门的代表，也算是我的荣幸了。各部门在获得我的消息后，既有怀疑，也有惊慌，更有感谢，对我通报头等要闻的合作举措，深表赞赏。
但其中的一个电话，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国政府常将一些不称职的情报官员派驻海外，这段经历便是明证。
我是个报社记者，于我而言，那晚的时间是极度宝贵的，但给那位情报官员打电话，却浪费甚巨。我将复写纸上的内容念给他听后，他却让我稍停，去找来纸笔后，又让我再念一遍。原来，他大脑反应太慢，所有东西必须落到纸上，才能理解。于是我放慢速度，重念了一遍，他则边听边记。然后，他把记下的内容向我复述了一遍，以确定记录无误。
“记得对不对？”他问。
“都对了。”我答道，有些不耐烦，因为急着要写新的电讯稿。他停了许久，又问道：“你觉得这重要吗？”
所幸，美国驻远东的各情报机构中，愚笨如斯者，毕竟不算他如此典型。美国政府负责收集情报的官员或军官分别来自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及商务部等，他们大多聪颖、警觉、善辨析。然而，我驻远东前后十五年，遇见的笨人，也不乏其人。干才们辛勤工作的成果，常被他们的蠢行抵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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