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2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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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海安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1940年9月中旬，韩国钧在刘少奇、陈毅的鼓动下，出面召集苏北各界联合抗日座谈会，随后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紫老拒绝出任伪江苏省省长，后在忧愤中溘然辞世。谢静编著的这本《韩国钧（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记叙了韩国钧精彩悲壮的一生，尤其详细记载了他与刘少奇、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交往。
内容简介
韩国钧，何须人也？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曾任吉林省民政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韩国钧（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以时间为序，从他的早年岁月到封疆北洋，最后成为抗战楷模直至逝世，截选了其具代表性的人生片段做了介绍。
《韩国钧（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由谢静编著。
《韩国钧（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由谢静编著。
目 录
引子
早年岁月
生于乱世
“以记诵为苦”
学教西寺
秀才功名
中举前后
幕府历练
知县起家
棘手的开局
县任作为
跨府称道
清化镇的四品官
路矿交涉
访问日本
宦游南北
粤省练兵
二见慈禧
东北大鼠疫
封疆北洋
转身民国
“礼”送张勋
兵灾善后
赴皖前后
励图皖治
冷眼观帝制
二掌苏政
700万新公债风波
“消防队员”
林下紫石
生日避客
文化工程
泰源盐垦
鸟出樊笼
受困如皋
生命的抵押
抗战楷模
结交陈毅
名誉议长
最后的悲壮
身后哀荣
韩国钧大事年表
早年岁月
生于乱世
“以记诵为苦”
学教西寺
秀才功名
中举前后
幕府历练
知县起家
棘手的开局
县任作为
跨府称道
清化镇的四品官
路矿交涉
访问日本
宦游南北
粤省练兵
二见慈禧
东北大鼠疫
封疆北洋
转身民国
“礼”送张勋
兵灾善后
赴皖前后
励图皖治
冷眼观帝制
二掌苏政
700万新公债风波
“消防队员”
林下紫石
生日避客
文化工程
泰源盐垦
鸟出樊笼
受困如皋
生命的抵押
抗战楷模
结交陈毅
名誉议长
最后的悲壮
身后哀荣
韩国钧大事年表
前 言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
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 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 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
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
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 “教育之乡”、 “体育之乡”、“长寿之乡” 、“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 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 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 “载体 ”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 “文化遗产” 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 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
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一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 ”，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 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
这样不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 “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 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
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 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 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
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
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 “教育之乡”、 “体育之乡”、“长寿之乡” 、“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 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 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 “载体 ”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 “文化遗产” 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 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
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一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 ”，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 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
这样不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 “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 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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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石5年修炼的功夫并不能顺利跨越院试的门槛。他在泰州城的院试中（因海安并不就近于省城，只得由学政亲赴督试）跌了个趔趄。这个趔趄，并未摔掉他的自信，但给他许多清醒，也使他对科举的认识有了更多切身的体会，对别人数说的更是理解得深刻起来。
《紫石年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初应试，十二月院试，诗赋取列扬属第八名。正场被黜。实未就其范中也。”所谓“正场被黜”，即八股文做得不好，按照“六等黜陟法”，黜革者当在四等之下（道光以后稍宽）。看来韩国钧的八股文不论他的自我感觉如何，在考官眼中当在二三等之外，否则不能被黜。幸好紫石的心理承受力尚可，只是未中 “范” 罢了。也就是说，并非不懂，只是没有按照八股文规矩做，仅此而已。
韩国钧总结当时考试的情形：“题为圣人有忧之使契……，余竟不知如何著笔，后读售者，始憬然悟。
”看来韩国钧一是并未解题意；其次才是不熟悉八股文的具体要求。当然笼罩韩国钧心头的不快，并没有持续太久，紫石就研究起“售者”（考中者）的文章，恭敬虔诚地阅读起来。他比照自己的文章，找起“差距”。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乡村私塾教育与科举考试要求之间的差距。韩国钧6岁人塾，到21岁考上秀才后出塾，前后15年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跟随陆师学习时，仅在最后一年才始习八股文，跟从何师学习时，才始习词章。所谓八股文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内容，因为出题取自四书，而须“依经按传”，代圣人言，可以说八股文是科举取士的基本功。
三年之后。
光绪三年（1877），韩国钧经过三个寒暑的苦读，在圣贤经典之中，寻到了“开山辟径”利器，备足了举步科场的 “粮草”，一切的一切，都了然于胸，俨然饱学之士，丹田之气十足，就连“应诺”的声音，也如洪钟大吕。紫石满怀信心地再次参加院试。
此番步入考场的韩国钧已不同往日了。有过一次院试的经历也算老童生。他底气十足，环顾左右后，深吸了一口气，就在自己的位子上落下座来。
这时举牌人高擎写着试题的一块木板过来，于是考场里的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如何写八股文了。
这年岁考的赋题为《君子淡以成》，文题为《殷周继其义》，诗题为《雪中芭蕉》。主考官是福建人林锡三，其貌清癯，正襟危坐，常以咳嗽之声告诫考生：遵守考试纪律。
好容易挨到太阳落山（科举考试天不大亮进考场，傍黑出考场，中途不得出考场），韩国钧终于完成所有试题。缴卷时，韩国钧见林锡三督学提笔在诗句“染成怀素纸，冷煞灞桥人’上圈点起来。韩国钧日后说起这段往事，印象极深，并流露出几分得意与骄傲。
林锡三是资深督学。他的眼光当是不会有错的。
他信手一圈，便圈点出扬州所属考区诗赋第一名的韩国钧来。
紫石终于进学，也就是俗称的中秀才了。至此，他跨上了科举人仕的第一个台阶。只有“进学”，才能有参加每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考举人）的资格。
紫石既已中了秀才，年不过21，正处在科举入仕的最佳年龄。难说三五年后不弄个举人进士什么的，功名远没有到头。何况紫石才20出头，前途当不可限量。
有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便是韩国钧所处的19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上仍然顽强而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御着商业文明。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至少是世俗的看法仍然偏重于读书人。《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第一章中说得分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甚至连秀才也没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难得有座，也不得与官员同桌用餐。
当然这只是场面上的规矩。
韩国钧考取秀才后，即与王氏完婚。时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历实际已是1878年的1月12日了。从时间上看是极紧凑的。几乎是一发榜，即举行新婚仪式的。丁丑年是韩国钧的双喜年：中了秀才，又娶老婆。虽说秀才并没有实质性的功名，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人仕征程上一个好的开端，加之新婚之禧，此正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人生两大乐事也。
当时关于王氏姊妹易嫁的故事流传甚广。就连 1942年韩国钧逝世后，陈毅在《悼韩紫翁》诗中也说：“深闺易嫁青眸标，相逢地下开颜笑，模范夫妻万古昭。”看来姐妹间确实是易嫁了，但因何而易嫁，在此不作深究。
韩国钧夫人操持内政，温和恭谨，大江南北，极有贤声。民国十二年（1923）紫石在江苏省省长任上，夫人病逝于南京官署，他以10万俸钱，营奠营斋。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名流均有挽词。韩国钧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低吟道 “霜雪头上多，投老归谋成自罔；衙斋钤尾罢，退闲温话更何人？”夫人王氏遗像的两侧有紫石的挽联“不因空屋宁淡佛，尚未归田苦忆君”。后来紫石归里，特将此联携回，在海安韩宅的小洋房起居室内悬挂，可见伉俪情深。
韩国钧宦海40年，纳妾乃至涉足欢场的机会那是太多了，但韩国钧始终坚持操守，平生不二色，深得世人好评。
P18－21
《紫石年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初应试，十二月院试，诗赋取列扬属第八名。正场被黜。实未就其范中也。”所谓“正场被黜”，即八股文做得不好，按照“六等黜陟法”，黜革者当在四等之下（道光以后稍宽）。看来韩国钧的八股文不论他的自我感觉如何，在考官眼中当在二三等之外，否则不能被黜。幸好紫石的心理承受力尚可，只是未中 “范” 罢了。也就是说，并非不懂，只是没有按照八股文规矩做，仅此而已。
韩国钧总结当时考试的情形：“题为圣人有忧之使契……，余竟不知如何著笔，后读售者，始憬然悟。
”看来韩国钧一是并未解题意；其次才是不熟悉八股文的具体要求。当然笼罩韩国钧心头的不快，并没有持续太久，紫石就研究起“售者”（考中者）的文章，恭敬虔诚地阅读起来。他比照自己的文章，找起“差距”。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乡村私塾教育与科举考试要求之间的差距。韩国钧6岁人塾，到21岁考上秀才后出塾，前后15年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跟随陆师学习时，仅在最后一年才始习八股文，跟从何师学习时，才始习词章。所谓八股文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内容，因为出题取自四书，而须“依经按传”，代圣人言，可以说八股文是科举取士的基本功。
三年之后。
光绪三年（1877），韩国钧经过三个寒暑的苦读，在圣贤经典之中，寻到了“开山辟径”利器，备足了举步科场的 “粮草”，一切的一切，都了然于胸，俨然饱学之士，丹田之气十足，就连“应诺”的声音，也如洪钟大吕。紫石满怀信心地再次参加院试。
此番步入考场的韩国钧已不同往日了。有过一次院试的经历也算老童生。他底气十足，环顾左右后，深吸了一口气，就在自己的位子上落下座来。
这时举牌人高擎写着试题的一块木板过来，于是考场里的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如何写八股文了。
这年岁考的赋题为《君子淡以成》，文题为《殷周继其义》，诗题为《雪中芭蕉》。主考官是福建人林锡三，其貌清癯，正襟危坐，常以咳嗽之声告诫考生：遵守考试纪律。
好容易挨到太阳落山（科举考试天不大亮进考场，傍黑出考场，中途不得出考场），韩国钧终于完成所有试题。缴卷时，韩国钧见林锡三督学提笔在诗句“染成怀素纸，冷煞灞桥人’上圈点起来。韩国钧日后说起这段往事，印象极深，并流露出几分得意与骄傲。
林锡三是资深督学。他的眼光当是不会有错的。
他信手一圈，便圈点出扬州所属考区诗赋第一名的韩国钧来。
紫石终于进学，也就是俗称的中秀才了。至此，他跨上了科举人仕的第一个台阶。只有“进学”，才能有参加每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考举人）的资格。
紫石既已中了秀才，年不过21，正处在科举入仕的最佳年龄。难说三五年后不弄个举人进士什么的，功名远没有到头。何况紫石才20出头，前途当不可限量。
有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便是韩国钧所处的19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上仍然顽强而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御着商业文明。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至少是世俗的看法仍然偏重于读书人。《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第一章中说得分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甚至连秀才也没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难得有座，也不得与官员同桌用餐。
当然这只是场面上的规矩。
韩国钧考取秀才后，即与王氏完婚。时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历实际已是1878年的1月12日了。从时间上看是极紧凑的。几乎是一发榜，即举行新婚仪式的。丁丑年是韩国钧的双喜年：中了秀才，又娶老婆。虽说秀才并没有实质性的功名，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人仕征程上一个好的开端，加之新婚之禧，此正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人生两大乐事也。
当时关于王氏姊妹易嫁的故事流传甚广。就连 1942年韩国钧逝世后，陈毅在《悼韩紫翁》诗中也说：“深闺易嫁青眸标，相逢地下开颜笑，模范夫妻万古昭。”看来姐妹间确实是易嫁了，但因何而易嫁，在此不作深究。
韩国钧夫人操持内政，温和恭谨，大江南北，极有贤声。民国十二年（1923）紫石在江苏省省长任上，夫人病逝于南京官署，他以10万俸钱，营奠营斋。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名流均有挽词。韩国钧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低吟道 “霜雪头上多，投老归谋成自罔；衙斋钤尾罢，退闲温话更何人？”夫人王氏遗像的两侧有紫石的挽联“不因空屋宁淡佛，尚未归田苦忆君”。后来紫石归里，特将此联携回，在海安韩宅的小洋房起居室内悬挂，可见伉俪情深。
韩国钧宦海40年，纳妾乃至涉足欢场的机会那是太多了，但韩国钧始终坚持操守，平生不二色，深得世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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