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391610
- 本书回答了中国复兴、经济和综合国力重返世界*位，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否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如果能，凭什么？
- 本书把中国置于世界格局中，以中国视野观察世界， 由世界格局考察中国。
- 本书通过文明的历史对比，探究中国文明保持其持久生命力、创造辉煌绩效之因素。
- 本书揭示中国于清朝中期开始丧失发展动力、逐渐落后于欧美之原因。
- 本书探讨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艰难探索、走向复兴之机理，进而阐明中国可以更化世界、引领人类走向美善生活之大道。
- 本书以可信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告诉世人，中国有能力承担相应的世界责任；
- 本书以中国悠久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示范世人，让世界变得更好；
- 本书预言， 一旦渡过这个时刻，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告完成，世界格局也将为之大变，更为美善。
本书把中国置于世界格局中，以中国视野观察世界，由世界格局考察中国，通过文明的历史对比，揭示中国于清朝中期开始丧失发展动力、逐渐落后于欧美之原因；探讨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艰难探索、走向复兴之机理；进而阐明中国可以更化世界、引领人类走向美善生活之大道。本书旨在提醒世人、尤其是中国人承认如下事实：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当中国复兴，日益广泛地发挥世界引领作用，世人看不清中国究竟要干什么，其反应只能是不解、焦虑、甚至莫名的恐惧。生在这个中国时刻，作为日益有力地影响世界的中国之国民，实有必要自己了解、并以可信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告诉世人，中国有能力承担相应的世界责任，并以中国悠久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示范世人，让世界变得更好。
序章 _001
上卷 中国视野下的世界历史
第一章 中国，人类文明两大类型之一 _003
一、中国之位 _003
二、中国人的生产偏好 _006
三、中国的信仰和价值优势 _010
四、中国的国家能力优势 _015
五、从治水看中国精神 _018
第二章 超大规模：中国作为世界 _021
一、中国的诞生：从多元到一体 _021
二、中国的成长：规模扩大，凝聚力增强 _027
三、进入大陆深处，进入海洋体系 _031
四、中国保持统一、超大规模的机制 _036
五、中国何以谓之中国 _041
第三章 天下：中国构造世界秩序 _044
一、中国的生产优势 _045
二、草原民族作为中国塑造世界秩序之中介 _048
三、西域天下秩序与丝绸之路 _050
四、中国维护东亚天下秩序 _055
五、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 _058
六、印太天下秩序与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 _064
第四章 中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_068
一、中国技术的全球化 _069
二、中学西渐：中国观念、制度助推西方现代化 _073
三、西方的兴起：强政府与工业化 _078
四、中国的弱政府传统及其经济后果 _084
五、国家能力约束下的战略困局 _088
第五章 复兴：中国震撼世界 _093
一、1840—1949 年：政府趋弱，工业化困顿 _093
二、1949—1972 年：极强政府，苏式工业化 _099
三、1972—2010 年：强政府、强社会，全面工业化 _102
四、世界新格局与文明自觉 _108
下卷 化成天下的中国之道
第六章 世界秩序：天下主义 _116
一、西方的三种暴力型普遍秩序 _117
二、唯一道德、和平的普遍秩序：天下秩序 _123
三、中、美大国竞争的特点与结局 _128
四、新天下秩序的构建之道 _136
第七章 收拾人心：精神性人文主义 _141
一、今日世界的各种人生病 _141
二、敬天与文教所塑造的生命 _147
三、来一场精神性人文主义运动 _151
四、以文教化解神教之战 _154
第八章 政制革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_158
一、中国治道：治理定于政府之一元 _158
二、政府职能：养民、教民、安民 _165
三、选举制度：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_170
四、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之分工合作 _174
第九章 经济体制：厚生主义 _178
一、西方的资本主义传统及其困境 _178
二、厚生主义的基本原理 _183
三、厚生主义的主要制度和政策 _187
四、中国富强了，却非资本主义 _192
五、厚生主义的全球化 _196
尾章 _200
后记 _202
中国的国家能力优势
各文明的精神突破常与其国家构建事业互为表里，中西不同的精神突破路径带来不同的国家形态。按照观射父的说法，在上古时代，巫师就是族群、邦国的统治者，或者说至少是统治者中最为重要的人，世界各地普遍如此。而后有精神突破，但西方人的突破不够彻底，依旧崇拜神灵， 且神灵的权威大幅度提升了，当然仍需专业事奉神灵者。于是，巫师发展为先知，进而有神职人员，其对普通信众拥有广泛权威。在基督教中，神职人员甚至组织形成建制化教会，有法律，有科层制管理体制，类似于一个政府，与世俗政府并列分立。
由此形成西方自古至今十分常见的治理格局：两个政府并立，一个是神权政府，另一个是世俗政府。在很多时候，前者的权威大于后者，神权以特定仪式授予、承认王权，比如所谓“涂油礼”，此即所谓“君权神授”。总体上，在西方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时代，国家始终为教会、神权掣肘。
有人以为，这种分权结构有助于形成“宪政制度”，“保障自由”。但考察历史即可发现，对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这是悲惨的自由。人相对于动物的优势在于组织，文明进步来自人的组织进化，组织规模越大，人的集体行动能力越强，交往和交易范围越大，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经济社会越繁荣。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最大组织，在考古学中，只有创造出国家这种组织的族群才可称为“文明人”，未在国家中生活者是“野蛮人”。那么，虽有国家，其治理权却受掣肘，致其组织水平低下，恐怕得算“半野蛮”。这种国家无力生产足够的公共品，无力维护秩序，国民的生活当然是悲惨的。
欧洲的历史最能说明这一点：中世纪欧洲，教会和世俗王权分立，其国民的生活是普遍悲惨的。所以到早期现代，欧洲历史发展转了一个弯，各国国王纷纷强化王权，建立强大的政府，反过来控制教会，这是欧洲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其走向繁荣的前提。
中国再一次与众不同。从考古学上可见，距今五千多年时，中国不同考古文化区形成了不同的治理形态：红山文化区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区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而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区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统一的华夏是从后者发展而
来，当然，也吸收了前两者的文化。于是，华夏避免了受神权的干扰，国家完全是由人依靠人自身的卓越品质凝聚起来并进行治理的。可以看一下《尧典》对帝尧缔造华夏事业的完整记录：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帝尧建立华夏的方式不是征服，其权威不是巫权，也不依靠神权。帝尧以其伟大的德行，聚合众多族邦为一体。在政治上实现联合之后，帝尧树立了敬天。天首先体现为“四时行焉”，所以，帝尧敬天的政治体现是依时而治，故帝尧派人到四方观测天象，治历明时，告知天下人，以统合华夏各邦。这是人文事业，不存在神权。
接下来的帝舜凭借其大孝之德为王，禹以其治水之功为王。可见，华夏建立于“绝地天通”之后，尧、舜、禹以其作为人的卓越品质，也即德，得以为王，以王的身份为最高统治者，他们所建立的华夏最早政府避免了神权的干扰。
此后几千年的中国一直如此。上古的巫教在民间仍然存在，王或者皇帝也祭祀巫卜；后来，西方各种神教传入中国，皇帝也可能信奉之。但是，中国政治的根本法度始终未变：天大、王大。神教始终没有发展出建制化的治理权，王、皇帝所统领的政府作为唯一治理机构，始终拥有完整的权威。作为唯一治理者的政府对人民的幸福承担全部责任，即《洪范》所说的“天子作民父母”。
这就构成了“中国型政府”，这个政府始终是积极有为的，尽其最大努力为国民提供公共品。因为不受神权掣肘，这样的政府也是有能力的。按照西方人确定的现代国家标准，可以说，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国就是“现代国家”了，这个国家是排斥神权的，是人本的、理性的。
当然，考虑到夏、商、周三代皆行封建，王的统治权尚未完整地及于普通民众，福山把现代国家的建立定时于天下一统的秦朝，还是比较恰当的，而这，也已远远早于西方。可以说，人本主义的国家及其对民众承担全部责任的政府的积极有为，是中国所具有的文明优势之一。
中学西渐：中国观念、制度助推西方现代化
在人类两大文明类型中，广义西方以信仰神灵为中心，文化、社会、国家是神本主义的；中国以敬天为中心，文化、社会、国家是人文主义的。故在漫长历史上，西方传入中国的最大宗物品是神教，从佛教、祆教到伊斯兰教、基督教；中国传到西方的早期是丝绸、瓷器等人造物品，后期才有文教经典，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助推欧洲现代文明之起步。
就欧洲现代社会发展而言，有两个精神性事件最为重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这两者都有其中国渊源。中国文明的两轮大规模西传，引发了欧洲这两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对此，朱谦之曾有过专门研究，以下主要根据其所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简单叙述这一“中学西渐”过程。
中国观念对欧洲的第一波影响是中国艺术的人文主义精神激发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人都知道马可·波罗，其游记在欧洲曾产生颇大影响，朱谦之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之一是：“唤起了一部分欧洲人之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文艺复兴前的中古文化是精神的、禁欲的、天国与神本位的；文艺复兴则为人类本位的、现世与自然本位的。固然这种美的物质的生活倾向是通过当时经济条件接收了希腊的影响，然而借《马可·波罗游记》的力量而格外增强。希望的影响是一种复古精神，《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则给欧洲人以理想的黄金国。”
马可·波罗的著作当时未必能为人所普遍阅读，但中国货物广泛进入欧洲上层社会。宋、元时代，以阿拉伯商人为中介，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货物进入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中海城市。当时欧洲正在教会统治之下，神教向往神的国，鄙视现世，以禁欲为崇高的信念，信众的物质生活普遍是单调乏味的，其精神是压抑的，其艺术风格是阴郁的。中国物品是人文的，宋代又较富庶，追求生活之富美，甚至有点奢侈，体现为其所用物品之高雅优美。
可以想象，如此中国货品对欧洲人所带来的精神震动。这些物品及其中的艺术如同春风，逐渐吹开欧洲首先是意大利海滨城市敏感者阴郁的心灵。 可以肯定，文艺复兴的主要维度——人文主义必定受过中国文明之启发，也可以说是诱惑。
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专心于物质生产，其中所体现的人文的艺术精神唤醒了欧洲人，让他们重新认识人：人有其身，人的欲望不是邪恶的。中国影响有确凿证据， 朱谦之说：“达·芬奇是最足代表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一个人……他之研究武器与技术，很明白地是受当时中国火药传入欧洲的影响。
但最可注意的，是他一生不朽的名画，如《蒙娜丽莎》描写他爱人之美，曾费五年的工夫在这画上。但是这画背景即一块中国式的山水，这在西洋画界中是很特别的，可算是受中国的影响了。”实际上，当时教会雇人绘制的宗教绘画中，出现了诸多中国元素，如瓷器、丝绸、衣物、中式图案等。中国观念对欧洲的第二波影响是，儒家思想刺激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新教革命之后，陷入危机的罗马教会不得不另寻出路。当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进行海外探险，教廷乃跟随其后，进行海外传教。为此，教会组建了准军事性质的专业传教团体，如 1534 年在巴黎成立的耶稣会。到 1553 年，明嘉靖后期，耶稣会士首次来到中国门口，而后陆续进入中国。
天主教士到中国，目的当然是传播自命的“真理”。为了传教， 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人的思想。他们很快就发现 了中国文明之伟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传教事业 实际上没有多大成就，到明亡时，中国信众约 15 万人，与一两亿人 口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中国文明的伟大也引发传教士内部的分歧：中国人有自己的信 仰，主要是敬天、敬祖宗、敬圣贤，尤其是士人群体敬孔子。这种 丰富的信仰生活与崇拜唯一真神的教义发生冲突，怎么对待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传教士内部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宗教激进主义者，要 求中国信徒放弃其固有的传统信仰；另一派温和现实一些，默许中 国信众坚持其传统信仰。两派争论不休，此即所谓“礼仪之争”。争 论蔓延到耶稣会总部。为此，传教士们翻译中国经书和儒家典籍， 发回巴黎，这主要发生在清朝初期。朱谦之说，由于这次争论，“当 时在宗教家方面，除耶稣会士以外，均注意于孔子与基督教的不同。 而在思想家中，即以不同于基督教的孔子，来作他们启蒙运动的大 旗帜”。
传教士们没有料到，他们翻译中国经典的努力产生了意料之外 的结果。截至 18 世纪，神教已支配欧洲人的精神达 1000 多年，在 这中间，虽发生了文艺复兴，但冲击不大。 到 17、18 世纪，欧洲社会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思想接近于 突破。这时，西方人系统地接触中国思想，得以看到一种完全不 同于西方的思想世界，可以想象欧洲思想者当时是何等震惊：中国 人竟然没有崇拜唯一真神，而是敬天，相信“率性之谓道”，相信人的良知，而仍有道德；在中国，没有教会政府，王权自主地全面 治理社会，而人民相互平等，经济相当繁荣，社会井然有序，且
规模如此庞大，相当于整个欧洲。中国向欧洲哲人们展示了没有 神教的社会完全可以是更好的社会。由此，哲人们可以大胆地宣 称，神教是蒙昧的，人应相信自己的道德和理智，由此而有理性主 义之觉醒。
中国思想当然不是启蒙运动的唯一动力，但确实是重要动力。 当时几个重要思想人物深受中国思想影响：巴黎当时是欧洲的知识 中心，法国的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高度肯定。通过巴黎，中国思 想波及其他地方，尤其是德语区。莱布尼茨深受中国思想影响；另 一位德语思想大家沃尔夫曾做过以“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为 主题的演讲，他被称为“德国的孔子”，而康德与之有师承关系。正 是受中国思想影响，德国推动了欧洲伦理思想的一次“哥白尼转 向”：此前，人们相信道德之源在神，德国哲学家则宣告，道德之源 在人心。康德说，人可以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黑格尔尽管对中国 文化评价不高，但他至少还是认真地研究过中国思想，把中国纳入 其所认为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其历史观念本身恐怕就受到了中国思 想的影响。
中国思想除了影响欧洲哲学之外，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之一。 西方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是法国人魁奈及其朋友们发展的“重 农学派”。中西方的经济活动重心有明显差异：中国以物质生产为中 心，西方以交易、贸易为中心。受中国思想影响，魁奈在西方建立 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学，重视生产，重视政府促进生产的作用， 此可谓西方经济思考之“哥白尼式革命”。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 赛宫，先后劝说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两位国王模仿中国天子，在凡尔赛宫行“籍田之礼”。在此期间，他撰述经济学著作，认为经济活 动应增加人们维持生存和生活所必需之财富，农业是唯一可做到这 一点的产业，故其理论是“重农主义”。
亚当·斯密是在魁奈的基础上构建其理论体系的。1766 年，斯 密游历巴黎 10 个月。此前，他已读过魁奈著作；在巴黎，他与魁奈、 杜尔哥等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有密切交往，深受魁奈影响，以至于其传记作者称之为“魁奈弟子”。回国后，斯密撰述《国富论》，以“富 民”为其思考的中心，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国富论》第一句话是：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消费 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斯密的关注点是国民的生产活动，中心问题是 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对此，斯密和重农主义者一样，重视政府的作 用，发展出“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典中的政治思想，与传教士们介绍的中国历代的政治制 度，也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世纪中、西国家治理模式有显著差异：在西方，教会和世俗 王权分庭抗礼，争斗不休；在中国，皇帝领导士人政府治理天下。 宗教改革之后，英、德等新教国家的教会已完成国家化，而在法国， 天主教会仍有广泛权力，贵族也有一定权力。国王受此双重掣肘， 无法有效治理国家。苦闷中的巴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观念和 政治制度大为赞赏，他们认为，相对于教权的腐败和贵族的愚蠢， 最好的制度就是中国的“开明专制”，即受过启蒙的君主全面治理国 家，在这一模式上中国是典范。这种观念为法国国王以及后来的共 和国打破教权、打破等级制提供了思想和制度武器。
总之，明、清之际的基督教东传，反而开启了一轮中学西渐， 中国观念、制度推动了欧洲思想、制度的现代化。加上前面所说的中国技术之西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世人类的现代 化确实最早发生于西欧，但这是在世界体系相对完整地形成之后。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人类各文明中有利于现代社会发育之各种因 素，主要是中国因素辐辏于欧洲，共同发挥作用，而后有西欧之 现代化变革。
因此，中国因素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后来中国学习西方的 很多东西其实就来自中国。比如，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启蒙， 以其所谓理性批判传统，殊不知，西方的启蒙本来就受益于中国 思想，相对于中世纪欧洲的神教，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理性的。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做的文明对比已说明，相对于西方始终以 神教为中心，人文主义的中国文明自其定型之时就是现代的。福山 承认，秦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 代的欧洲人来说，没有神教支配的中国就是现代社会。就此而言， 中国在康乾盛世之后逐渐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不够现代，只是因为不够“富强”。把中国自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大变革称为“现代化”，其实不甚准确。中国所做的事情，主要是补上“富强”这个短板，可谓之“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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