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7849883
*次公开出版贾植芳先生能搜集到的所有作品。
全集中的《附录与索引卷》为研究者和阅读者提供了大量资料。
《贾植芳全集》各卷依次为《创作卷》（上、下）、《回忆录和访谈录卷》、《理论卷》、《书信卷》、《日记卷》（上、下）、《翻译卷》（上、下）、《附录与索引卷》，共十卷，总计近500万字。本全集整理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书信日记等作品，以及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翻译作品等，并将第十卷作为全集的《附录与索引卷》，是对全集内容的一个有益补充，为研究贾植芳及其学术文化等提供了直接的文本资料。
应当全面地认识王礼锡
十多年前，一般人还不知道王礼锡，就连大学中文系个别现代文学教授竟然也不知道他。这种情况说它怪，其实也不怪，它是由于过去长期“左”的政治路线造成的。现在，随着《王礼锡文集》《王礼锡诗文集》的先后出版，知道他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知道他不等于全面地认识了他。我们如果仅仅将他看作爱国诗人，那还是远远不够的。王礼锡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认识王礼锡。
的确，王礼锡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三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奔走呼号，力主抗日。“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就与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一起创办了《抗日战争号外》，热情地宣传抗日。淞沪战争期间，他与上海文化界的抗日爱国志士，于二月七日召开了中国著作者抗日会筹委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与丁玲、戈公振、巴金等一百多人一起在这次筹委会通过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上签了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在流亡英国期间，虽然远离祖国，但仍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他先后撰写了《论准备》《再论准备》，痛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出席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亦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他在致辞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与建立全民战线的主张，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英国积极投入国际反侵略援华运动。
我们不必一一细述他在流亡海外的五年多时间里对国际反侵略援华运动所做出的种种贡献。只要吟诵一下他一九三八年十月间与夫人陆晶清先生回国前夕，在全英援华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编者马丁先生为他们夫妇俩举办的送别宴会上他所即席朗诵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我去了，／我去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我要归去了，／归去赶上中国的春。”就从这里节引的寥寥几行诗句，我们也足以体会他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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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覃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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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时期，我和子豪同住了有半年，因为讨厌这个姓白山的居停主人那双警察式的眼睛，我们先后离开了白山寄宿舍，他搬到近郊的中野区，我搬到了淀桥区。这时，我早已成为日本大学社会科的学生，但并不放弃自己从小喜爱的文学创作，并通过投稿，和国内的进步文艺界保持着思想上的接触和联系。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我也搬到中野区一家和洋料理店的楼下，和子豪又成了近邻。子豪在东京时，经济上比我拮据，相对说来，我却比较宽裕些，但我们的钱袋彼此是公开的，我们过“共产”生活。在白山居住时期，我们每个礼拜天都结伴出游，或到银座、日比谷一带繁华街区坐在有歌星演唱的咖啡馆听音乐，或逛神田一带的新旧书肆，几乎逢门就进；多中饭或晚饭就在这一带找一个门面大点的中国餐馆，改善一下生活。因为我们平日一日三餐，都吃日本式“定食”，这比吃中国馆的中式“定食”省钱，但又缺少油水，清淡乏味。按现在的语言说，我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大多出身富有阶级，但在那种时代气氛中，绝不讲究衣食，消费观念很低微，这也似乎是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我们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家里每月给我八十到一百元，那时日币贬值，一百中国法币可以换一百零五日元，而当时日本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才只有二十—三十元。就这样，因为同学们之间过“共产”生活，我常常弄得青黄不接，不时得求助于当铺（日本称“质屋”）。日本大学生进“质屋”，是一种普通的风尚，几乎是一种“生活习惯”。质屋不仅可以当衣物，当文凭，也可以当书籍。质屋的当期很短，利率很高，实际上是高利贷式的剥削，直到我执笔的现在，我还有一些书物当在中野区一带的质屋里没有赎出来。我们住白山期间，更多的是晚间深夜，于读书写作之余，我们三个同住的朋友——子豪、春潮和我，到附近街头卖“烧鸟”的小酒店，喝啤酒或日本清酒，作为清除疲劳，谈天说地的场所。因为这些烧鸟店的布局近似西方酒吧格式，只有不到十个座位，当垆的都是些妙龄少女，别有一番东洋风趣。那个暑假，我和子豪又结伴到伊东半岛度夏，白天下海游泳，晚上读书写作之余再去温泉入浴，闲中就坐在吃茶店闲聊。我们去了没几天，春潮也后脚赶来了，他仍然住在白山宿舍，因为那个白山老头子一再迫他付欠下的房饭账，他跑来避债了。因为带来的钱三个人开销，所以住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只剩回东京的车票钱，因此只好打道回来了。
这当中还闹了一出喜剧，那天我们已到山穷水尽境地，只好按照在东京的老例，把我带来的一套秋天西装、毛毯、留声机和音乐唱片运进这个小镇上的那家质屋。质屋主人看了这些当件后，却拒绝收当。他说，他的铺子小，这些高贵的东西如果收进来，万一你们不来赎当，他就无法处理，而你们又是来这里度假的学生，云云。我们失望又气愤地跑回了宿处，真是“一文钱逼倒英雄汉”，不仅回东京的路费无着，眼下就有断炊之虞，给东京的朋友写信求援，又远水不救近火。我们在昏黄的灯光下，正一筹莫展时，我无意间抖那套秋天的蓝色西装，竟然从口袋里掉出一张拾元的票子。我们两个喜出望外，好像穷儿暴富一样（春潮前几天已转到别的来这里避暑的同学处打秋风去了，而我与子豪都不好意思向他们张口借钱，因为大家都是来这里过夏，带在身边的钱都有限），马上跑到街上的小饭铺喝啤酒，又一人来了一客五角钱一份的日式牛肉鸡蛋洋葱盖浇饭，算是吃一顿丰盛的夜餐，第二天上午，我们就起程回到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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