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7861205
*，张瑞玑其人乃民国一奇人，值得读者去了解。其为官，为学，为人，应为当世之楷模。
第二，本书是张瑞玑研究资料的拓荒之作，更为研究张瑞玑推开了一扇门。
第三，本书作者对资料的使用可谓谨慎，反复考订；对言语的叙述可谓考究，字斟句酌。
第三，本书乃年谱之佳作，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其用功之勤，用力之巨。
凡例
前言
谱前
家世
地望·人文
正谱
卷一良吏第一
1872 年（清同治十年辛未腊月至十一年壬申） 一岁
1873 至1876 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绪二年丙子）
二岁至五岁
1877 年至1878（清光绪三年丁丑至光绪四年戊寅）
六岁至七岁
1879 年至1883 年（清光绪五年己卯至光绪九年癸未）
八岁至十二岁
1884 年（清光绪十年甲申） 十三岁
1885 年至1887 年（清光绪十一年乙酉至十三年丁亥）
十四岁至十六岁
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戊子） 十七岁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 十八岁
1890 年至1893（清光绪十六年庚寅至十九年癸巳）
十九岁至二十二岁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 二十三岁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二十四岁
1896 年至1897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至二十三年丁酉）
二十五岁至二十六岁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二十七岁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二十八岁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二十九岁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三十岁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三十一岁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三十二岁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 三十三岁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三十四岁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三十五岁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三十六岁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三十七岁
1909 年（清宣统元年己酉） 三十八岁
1910 年（清宣统二年庚戌） 三十九岁
1911 年（清宣统三年辛亥） 四十岁
卷二民国巨子
1912 年（民国元年壬子） 四十一岁
1913 年（民国二年癸丑） 四十二岁
1914 年（民国三年甲寅） 四十三岁
1915 年（民国四年乙卯） 四十四岁
1916 年（民国五年丙辰） 四十五岁
1917 年（民国六年丁巳） 四十六岁
1918 年（民国七年戊午） 四十七岁
卷三骑虎入关
1919 年（民国八年己未） 四十八岁
卷四谁园夕照
1920 年（民国九年庚申） 四十九岁
1921 年（民国十年辛酉） 五十岁
1922 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五十一岁
1923 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五十二岁
1924 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五十三岁
1925 年（民国十四年乙丑） 五十四岁
1926 年（民国十五年丙寅） 五十五岁
1927 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五十六岁
1928 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五十七岁
谱后
“天丧斯文”
谁园遗韵
附录
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
主要参考文献
图片索引
后记
序 / 刘 毓 庆
卫洪平君是我认识的人中一位少见的学者型官员。官员中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不算少，可他没有；有高级职称或者在高校兼教授、硕导、博 导的官员，说来也大有人在，可他也不是。没有硕博学位，没有高级职称， 而却称得起学者的官员，实在少之又少，洪平君算一位。十八年前，有一 位朋友拿着洪平君在晋阳学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我，说是作者要我指点， 当时我还不认识作者。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章太炎绝食后复食与鲁迅无 关》，当时不少研究者称引许广平说鲁迅劝太炎先生复食事，作者是针对 此而发的。朋友说作者是一位行政干部，可我看了文章后，真不敢相信当 下还有这样的干部。他的文章全用史料说话，学风很严谨，语言朴实无 华，但很有力，有分寸，问题分析鞭辟入里。“君子以文会友”，由此我们成 了朋友。至于他具体是什么官，我不知道，也不去问。因为我交的是文 友，而不是官。
洪平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交谈的内容有两项，一是纯学问的 问题，一是他在工作中对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考以及他的思路。这我才 知道了他的工作性质。在谈工作中，我看到了他的敬业精神以及正直和 融通的一面，他很少考虑自己的得失，升官发财的事绝对不谈。在谈学问 中，我看到了他的钻研精神，以及好学上进的一面。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他是属于“仕而优则学”的一类。但仕和学绝对是有联系的，凡是爱学习的官，多半都是好官，即使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凡是不学 无术的官，多半不是什么好官，即使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真正人民的好 官，一定是爱学习的，因为只有学习才能上进，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解决 工作中的难题，为百姓谋福利。如洪平在做大同市纪检委书记时，在他的 权限范围内，曾出了不少新招，解决民生问题。又为开展廉政教育，组织 编写了《廉洁文化教育读本》（中学版）、《能臣廉吏栗毓美》；为地方文化建 设，搜集大同历史名人资料，注释栗毓美的佚作等。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 者型官员的与众不同处。
最近几年，他给我谈得最多的是张瑞玑先生，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一 位民国名人。不过他是在研究，而我则是高谈阔论，因为我听到的传闻比 他多。我们俩都是洪洞人，而张瑞玑先生则是百年来洪洞地方影响最大 的一位奇人，这便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张瑞玑先生是清末民 初人，我的曾祖父与张公是朋友，故常听曾祖父说起他。曾祖父在世时， 他住的窑洞后墙上挂着张瑞玑先生书的一联，上联是：但见罗友送人作 郡；下联是：常恐祖生先我著鞭。中堂是其弟张瑞琦写的，因是篆书，当时 我不认识，故记不起。联和中堂是“文革”中才卸下的。曾祖父是当地名 医，家安在洪洞与汾西交界的山沟。张瑞玑先生是赵城城内人，祖父进 城，便住他家。曾祖父生前所用的朱砂，都是张瑞玑先生给的。张瑞玑先 生的儿子张尔公，20 世纪 50 年代落魄无着，还去山沟里找过曾祖父，曾祖 父给了他一定接济。我在五六年级时，便接触到了张瑞玑先生的文章，背 诵他的《骂卢永祥书》，读他的《骂袁世凯书》、《骂张锡銮书》。卢永祥领兵 过赵城时，把赵城地方抢劫一空，这便是张瑞玑先生骂他的原因。当时只 知道张是山西巡抚，袁是窃国大盗，卢是军阀走狗，他们都是当时了不起 的人物，是坏蛋。而张瑞玑先生敢骂他们，而且骂得那么狠，更觉得了不 起，由衷地佩服他的勇气，更膺服他的文采。如他讽刺卢永祥的抢掠行径说：“询知城内及环城各村，无论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余一缕，冰雹猛雨，无此遍及，可谓大公无私矣！”又骂他“：足下为满清奴，为袁 氏仆，受嗾噬人，其本分也，固不足怪，独怪中国何不幸而生足下及一般盗 贼也！”骂袁世凯说“：执事利用盗贼以树其威，盗贼亦利用执事以饱其欲， 是执事一盗魁耳！“”瑞玑目盲失鉴，而误以执事为一世之枭雄也。而今知 执事枭则枭矣，雄则未也。袁公路四世三公冢中枯骨，执事殆有祖风乎！” 实在太解气了！袁世凯要做临时大总统，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骂袁说： “执事娇妾美姬，列侍成行，纨绔余习，概未脱尽，器量可见矣！“”执事交康 梁而终变，谄荣庆而不终，品格可见矣！”“执事以内阁大臣，总握戎机，麾 下将士，淫掠焚杀，甚于流寇而不知禁，才略可见矣！”这是向政府一号人 物挑战，不慎即会丧命，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西北革命史征稿》说：“世凯 卒当选临时大总统，人无敢议者，独瑞玑先生之义声震天下。”在当时震动 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张瑞玑先生的这种勇气和才气，这位乡贤在赵城一带几乎 是家喻户晓，并产生了许多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故事。如民间传言：张瑞 玑先生骂了袁世凯后，袁世凯就想看看张瑞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 如此胆大。下令调张瑞玑先生进京“见驾”。张瑞玑先生家人感到事情不 妙，阻止不让五爷去（张瑞玑先生排行老五，故人多称五爷）。但五爷一定 要去，镇定自若。出行时他乘坐的是马车，穿蓝布衣。到了北京，过金水 桥时，围观的人如山如海。袁世凯本想杀他，可因为五爷名气太大了，怕 引起公愤，故不敢动手。为了安民心，还给他封了官。又传言：张瑞玑先 生对卢永祥口诛笔伐之余，为了替赵城人出气，在南门外铸卢永祥跪状铁 像，供人乘马上轿时踩踏。卢永祥知道后，给张瑞玑先生道歉，答应把抢 掠的张家财产归还。张瑞玑先生说：只还我一人的不行，要还就把赵城人 的全还了。卢永祥自然还不起。因此铁人在南门外跪了若干年。一次一 个赶车人不小心，把铁像撞倒了，这时张瑞玑先生也解气了，这才收了场。
这些传说虽不一定真实，但反映了张瑞玑先生的为人，以及当地百姓对他的崇拜。
我听到的传闻是碎片化的，而洪平的研究则是系统的。最近几年他 撰写张瑞玑先生年谱，工作之余，跑遍了各大图书馆，搜集了很多张瑞玑 先生鲜为人知的资料。如在调查张瑞玑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红楼梦》 甲辰本就是由张瑞玑先生收藏才得以传世的。这一发现的发表，曾引起 了“红学”界不小的震动。洪平每有新发现，首先要告诉我，我们一起兴 奋，共享快乐。当一本几十万字的年谱完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胜利 带来的欢悦，真难用语言表达。
完成此类年谱，需要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勤奋吃苦的精神，二是检 索文献的功力。没有吃苦精神，想坐在书斋里靠手头的几本藏书，解决当 年曾是新闻人物而今已作古的兼有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的名人年谱，是 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曾经的新闻人物，必然隐身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新闻 报纸和历史档案中，这就非跑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不可。没有文献检索功 力，即使资料存在，也不知从何下手。而这两个条件，洪平都具备。在图 书馆里翻阅民国时的报纸，在档案馆里查找当年的档案，在与谱主有亲友 关系的朋友那里，寻找有关的文字信息与传闻信息。只要有一丝线索，就 决不放弃。这种治学精神，即使大学教授，有几人能够做到？当下的大学 教授，没有功利考虑的少之又少。如果花费三年时间，完成一本在高校不 计算工分的年谱，大多数学者是绝对不干的。而洪平，他没有功利目的， 他只是想做自己感兴趣、觉得有意义的事。
这本年谱，无虚言，无空言，全部用史料说话。所引及的图书达一百 多种，引及的报纸杂志也有十几种，而涉及到的民国人物足有上百。而且 作者以学者的作风，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条资料中所涉及到的人与事。 于事，则考其是否属实，用按语的方式提出己见；于人，则考其身份行事， 以按语的方式简要述之。这样，这本年谱不仅使一位几乎尘封的历史风
云人物，鲜活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且大量无人问津的史料的发现，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年谱起到了民国 断代史的作用。他通过张瑞玑先生的行事，带出了晚清与民国政权交替 时期的混乱时局，以及军阀之间的斗争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从张 瑞玑先生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到辞山西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而不 为，转而辞官隐退谁园，以及以“谁园”名其第，都反映了民国局势的复杂 性，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给谱主造成的心灵伤害，以致其对未来的 忧虑。如果不是洪平的搜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张瑞玑先生在 民国时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竟使得时人以“良吏第一“”民党才子“”北方 学者之宗”称之；竟使得《晋阳日报》以“天塌地陷”比喻他的去世；竟使得 当时的社会名流，如黎元洪、宋子文、阎锡山等，用挽联、挽诗、唁电、祭文 等多种形式哀悼他。相信这本年谱的出版，不仅使人们对张瑞玑先生其 人重新认识，而且其丰富的一手资料，也会帮助揭开民国时的一些历史谜 团。同时张瑞玑先生勇敢正直、不畏强权的性格，也会给更多正直之士以 激励，给奴颜媚骨者以羞惭。
历史是无情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管你什么英雄不英雄，最终都会 被“浪淘尽”。百年来有多少风云人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而张瑞 玑先生，在洪洞地方，人们仍然记着他。他的故居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 下也保护了下来。我在想一个问题：在洪洞百年来的历史中，张瑞玑先生 的官并不算大，论级别只不过一厅级而已（民国时山西第一任财政司长）， 比他官大的大有人在。在新中国，省部级干部也出过几位，可人们却很少 谈及，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其中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最 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张瑞玑先生不畏强权的精神，是典型的赵城人性格， 在当地具有模范意义，因而为赵城人所乐道，以致“芳心至今犹未沫”；二 是张瑞玑先生最后走了传统叶落归根的路，他晚年带着一身的荣耀退居 赵城谁园，成为一方文化领袖，与地方文人名流饮酒赋诗，形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线，影响了一代新人的成长。现在的赵城，由原来的县治沦落为一个镇治，赵城的一批上流人物，也多在县城洪洞定居。但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感受：赵城的文化氛围要远高于洪洞。这是为什么？因为张瑞玑先 生的影响，是他激励了当地人学习诗文书画的热情，以致影响到现在。而 其他几位高官，终老于北京。年轻时尚无名望，走出乡土，一去不复。后 来纵使名满天下，可却与家乡无关了。家乡对他们没有印象，他们对家乡 没贡献，两不发生关系，要让家乡人记住他，难！洪平君的《张瑞玑先生年 谱》，不仅会激起洪洞人对张瑞玑先生的回忆，更会使这个名字重放光彩。
张瑞玑先生的故居谁园，已变成了一座书院，成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 和文人雅集的地方。他的事迹和精神也将会随着书院工作的开展，随着《年谱》的传播，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019 年 8 月 31 日于椿楸园
《张瑞玑先生年谱》作者花二十年之功研究张瑞玑，今日成其皇皇巨著，其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其用功之勤，用力之巨，应为当代学者之楷模。此书稿当为年谱之佳作，当为张瑞玑研究资料的拓荒之作，更为研究张瑞玑推开了一扇门。作者在对资料的使用可谓谨慎，反复考订；对言语的叙述可谓考究，字斟句酌。此作倾注了作者的心血，灌注了作者的情怀，作者不仅是在作谱，而是在做一项文化事业，具有一种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促使他在研究张瑞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凡例
一、本年谱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钩稽谱主生平、思想、著述及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资料，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出谱主一生的政治理想、经世之才、人格操守、生活道路和诗文创作等。
二、谱中资料，分自述类、他述类、背景类三种。
自述类，主要是谱主的诗文、函电。他述类，即官方或个人有关谱主的资料，包括：（一）官方记载。有官方文电，如《光绪朝东华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秦中官报》《樊山政
书》，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国务总理钱能训、南北和议双方总代表朱启钤、唐绍仪密电等；有官方史书，如《中华民国史》《山西通史》《山西通志》《陕西省志·报刊志》《西北革命史征稿》《陕西辛亥革命史》等。（二）民国报刊资料。主要是《申报》，还有长安《暾社学谭》、太原《宗圣学报》、长沙《大公报》、上海《国闻画报》《兴华》等。（三）友朋记述和后世对张瑞玑及其诗文书画的评述。如章太炎、阎锡山、胡景翼、田桐、刘成禺、景梅九、吴宓、贾景德、高拜石、郭象升、张友桐、孙奂仑、赵炳麟、吴庚、赵圻年、董寿平等的诗文、日记。新发现的有阎锡山《祭前山西民政长张衡玉先生文》、李亮工悼诗、《刘盥训日记》、谱主曾孙张七先生家藏的《哀挽簿》等。（四）家人的记述。主要是其子张小衡《先君事略》（手稿）、《谁园集·跋》，外孙王作霦《先外祖父张瑞玑事略》《先外祖父张瑞玑事略补充》《先舅父张小衡事略》等。背景类，即与谱主直接相关或关系切近的背景资料，多统于“是年”之后。
三、纲目确定及资料区处。纲目均从资料中提取，纲目下会编资料之多寡及全录、节录或摘句，均视情而定。具体如下：自述类资料。凡新发现的佚文、佚诗，《申报》所载谱主电文，以及从款识中能确定年代的谱主书迹（主要是自撰或集录的联语），均予全录，佚文、佚诗均注明出处，标点系编著者所加。《张瑞玑诗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年）中的自述性资料，或全录或节录，视资料所包含的谱主言行、思想、事业、交游、气魄、情感、文采之多寡而定，一般不具名，不注明出处。谱中选录已公开刊行的诗文资料，一者本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并补历史书籍之缺”（见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试图“以诗证史”。再者，《张瑞玑诗文集》出版已逾二十年，印数很少，孔夫子旧书网在售数册，价高者一百零九元，谱中选录一些诗文，便于读者欣赏，感受谱主作为文学家的卓荦处。遗憾的是，陕西省博物馆当年收藏的张瑞玑两部手稿、函电底稿和《谁园集》十二卷原稿，已遍觅无踪。谱中从《张瑞玑诗文集》引录的文字，只有少数几篇，如《新乐府》《骊山布衣歌》《重修长安孔庙碑记》《越南阮鼎南来书订交并寄其所著〈桑海泪谈〉〈南枝集〉为题四律兼以作答》等，根据原刊《暾社学谭》《宗圣学报》《来复报》作了校订。他处引录的诗文，除个别文字、标点明显有误径予改正外，悉依北岳版。《秦中官报》刊登的十一篇课艺，有九篇系《张瑞玑诗文集》未收的佚文，均予全录。其他如《晋矿·序》《山西财政司张衡玉覆实业协进会书》《祭袁世凯文》《五律一首奉答叔老》《张衡旅店题壁诗》（三首）等新发现的佚文、佚诗，均录入。他述类资料。何者全录、何者节录，酌情而定。章太炎、阎锡山、田桐、胡景翼、刘盥训、贾景德、吴宓等军界、政界、学界名人的记述，关乎谱主行事思想者既大，又是一代重要文献资料，概予全录。其余则精择细录与谱主行事思想相关的内容。
背景类资料。均摘其要，力避冗繁。个别与谱主行迹直接关联的事件，按时序直接记入谱中，如1911 年辛亥革命山西举义、1912 年卢永祥部祸晋、1919 年谱主受命赴陕划界前《申报》有关南北和议的报道等。其他与谱主关系切近的背景资料，统系于“是年”之后。
四、恪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古训。谱中详略，依资料多寡为衡。其详者，如1919 年赴陕西划界占本谱四分之一篇幅，因系国是，《申报》长达四个多月做了详细的跟踪报道；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北方总代表朱启钤等要人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编有《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划界期间各方电文亦
便于查阅。再如，1904、1905 年陕西课吏馆时期，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馆所藏陈垣先生遗存的《秦中官报》七函三十二册，有十一篇课艺，其中九篇为佚文。《樊樊山诗集》也有课吏馆的记载。其略者，如谱主少年读书、青年教书的情形，中年宦秦的德政，晚年隐居谁园的交游等，资料极少，只能从略或阙如。
关于谱主安葬地，谱稿先据谱主外孙王作霦《先外祖父张瑞玑事略》录之：“藏于赵城城东磨头村之祖茔。”后听到赵城民间另有一说：张瑞玑死后没有埋到祖坟。查章太炎所撰《墓表》，仅言“藏城东磨头村”，一时颇感疑惑。后来在西安张七先生（谱主曾孙）家中，见到张小衡《先君事略》手稿，上面赫然写着：“藏于城东磨头村之祖茔”，这才释然了，因为谱主后事由张小衡经手。另有一事，即谱主是否染过烟癖。据王作霦说：“先外祖父对赌博鸦片皆不沾手。”而景梅九《罪案》和赵意空《诊张君病意见书》，都说到谱主曾染有烟癖，景、赵与谱主为道义之交，所记均亲见亲历，故谱中实录其事。至于张小衡《先君事略》谓，谱主常在寓室高悬“鸦雀无声”四字（“鸦雀”指鸦片烟和麻雀牌），编著者认为，这应该是在谱主戒除烟癖之后了。还有一件憾事：1912 年9 月孙中山先生莅晋视察，在都督府与阎锡山等山西省高级军政人员合影，谱主时任山西财政司司长，理应参加。然而对这帧弥足珍贵的照片，一直未能查到照片中人物的文字说明，无法辨认哪位是谱主。为此事编著者还请教了两位民国史专家，其中一位明确表示图片中“应该有”张瑞玑，然亦未能指认；另一位说是在台湾资料中也查过，未发现这帧照片中人物的文字记载。只好付诸阙如了。
五、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号实斋）说：“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转引自胡适《章实斋年谱》）谱主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其志向和使命在经世致用、拯世济民，无意于立言，不屑以词章著述争名于世。当然谱主更想不到，百年后会有乡里后学为他编纂年谱。他的诗文大多即兴而来，随手散去，不留底稿，生前从未刊印过诗文集。留下来的诗文，除祝颂、碑志一类外，大都不署“撰述岁月”，颇费查考。凡已考定诗文年月的，均系于谱中。
六、关于“南北和议”的称谓。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年汇编的相关资料，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的专著等，都把1919 年上海举行的和平会议称为“南北议和”，本谱则称“南北和议”。因为谱中关于赴陕划界的资料，主要来自《申报》的报道，《申报》当年称这一历史事件为“南北和议”，故从之。
七、全书分谱前、正谱、谱后、附录。谱前包括家世、地理人文环境。编著者涉猎的古今二十余种年谱，多不叙及谱主生长的地理人文环境，本谱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的启发，增加了这一内容。正谱分为四卷，以公历纪年起首，除分别系以清朝同光宣三代纪年或民国纪年外，统系干支纪年。卷一“良吏第一”（1872—1911），记谱主由出生到出仕陕西的经历；卷二“民国巨子”（1912—1918），记民国前期谱主的经历；卷三“骑虎入关”（1919），记谱主赴陕划界始末；卷四“谁园夕照”（1920—1928），记谱主生命的最后八年。编年记事视情而定：能详于日者，按日纪事；未能详于日者，按月纪事；未能详于月者，按季纪事；未能详于季者，按年纪事。时间不确定，经过研判认为当系于某年者，冠以“约本年”。月、日均按公历，必要时在“（）”内注明阴历。谱后所列内容，始自谱主逝世，迄于2019 年5 月，分“天丧斯文”和“谁园遗韵”两部分，前者为谱主逝后的哀荣及家人、友朋、官方的追思纪念，后者主要是谱主本人及其诗文书画的影响、谁园以及“谁园十万卷藏书”的命运。附录包括：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这是太炎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碑版文字；主要参考文献；图片索引。
八、注释多为页下注，必要的说明、旁证以“按语”出之，或以“（）”括注。引文中的异体字、通假字、误植字，在“〔〕”内括注对应的常用字、正字；字迹漫漶不清或因故隐去的，以“□”代替。
后记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史通·内篇摸拟第二十八》）这些年我一直想把工作之余搜集的张瑞玑佚文佚诗，还有南北和议期间北京政府总代表朱启钤保存的张瑞玑赴陕划界电文（收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政府公报》《申报》登载的张瑞玑电文，与陕博本（1983 年陕西博物馆《谁园集》）、王注本
（1988 年王作霦编注《张瑞玑诗文集》）、北岳本（1998 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张瑞玑诗文集》）汇在一起，重新编目、校订、作注，出一部比较完整的张瑞玑作品集。几年前遇到一个机会，便动手做起来，中间又编了《张瑞玑先生年表》，打算附在集后。年表篇幅过长，不舍得删减，遂改为《张瑞玑先生年谱简编》，在《映像》杂志连载，引起不少人注意。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续小强了解我掌握资料的情况后，提议增补内容，“做成一本书”。我眼前一亮，当下就答应了。
我想起1996 年下半年，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竞相报道西安发现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消息，被历史尘埃湮没已久的张瑞玑先生无端遭牵连，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据报道称，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是由清末及民国时期晋陕名人张瑞玑及其子孙四代精心收藏的”；某些论者对张瑞玑缺乏基本了解，辞气之间有所贬损。幸有考古学家吴九龙先生仔细考证了张瑞玑的生平和世系，发现媒体消息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事”，断言“张瑞玑于书籍内行”，“张瑞玑从未拥有过竹简兵法”（见同年12 月17 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人民日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中国文物报记者的权威报道，指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纯属伪造”。为了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张瑞玑，我写了一万字的《张瑞玑其人》，发表在1997 年3 月1 日《文汇读书周报》，由此促成了《张瑞玑诗文集》的出版。人们惊奇地发现，近代山西还出过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民主革命家，这样一位啸傲苍穹的铁肩诗人。进入网络时代，关注、研究张瑞玑的人越来越多，或崇仰其风骨伟岸，或敬慕其大材槃槃，或品读其诗文书画，或追踪其卓荦生涯——是该出一本张瑞玑先生年谱了，感谢续小强社长！
之后，夜深人寂，一灯相伴。我有时感到莽撞，甚至越做越“怕”，唯恐有什么闪失，愧对谱主，贻误读者。但是从未想到过放弃。就这样凭着一股蛮劲，苦不堪言、乐亦随之地挺过来了。其间幸运之神也来光顾：今年春节，女儿休完假准备返京，母女俩忙碌着，我在书房翻检资料，忽然似灵光一闪，被《红楼梦》版本研究者探寻了六十多年的乾隆甲辰本在山西的递藏关系跳到眼前。遂作《张瑞玑：甲辰本收藏者》，登在3 月7日《文汇报》“笔会”副刊，引起红学界对张瑞玑的关注。
回眸来时路，华发惊流年。书稿付印之际，我十分感念诸多师友和张氏后裔。少年时我跟着大哥卫建民做起文学梦，后来从政了，但工作之余最感兴趣的还是读书，偶尔也写点什么。张瑞玑诗文总是常读常新。搜集张瑞玑佚文佚诗、生平资料，探究其人生轨迹、思想脉络与辛亥鼎革之际的时代关系，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大哥对我研究张瑞玑很给力，我也逐渐由张瑞玑个案研究，扩展到对清末民初中国史、山西地方文献和乡贤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教授学养深厚，节假日我常去椿楸园请益，加之他的曾祖父与张瑞玑相契，前辈风谊及其对地方人文的影响，成了我们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书稿杀青后，承蒙刘教授赐序嘉勉。近年致力于文化家族史和民国人物研究的苏华先生，知道我做张瑞玑年谱，把他想到的一些书目，连同张瑞玑的进士同年胡嗣瑗《直庐日记》等电子资料拷入优盘送给我，且坦率地对初稿提出意见。山西图书馆副馆长王开学二十多年来对我无数次的查询，总是春风拂面，有求必应，乃至不恤周折，联系国家图书馆、陕西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屡有所获。谱主曾孙、西安张七先生，年初陪我一同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查询20 世纪70 年代末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的张瑞玑遗稿的下落，惜已无踪；又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他的寓所，拿出百年前张瑞玑在国会参议院的议员照、夫人刘氏的照片，还有张小衡《先君事略》（手稿）、各界名流吊唁张瑞玑的三册哀挽簿（原稿）、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1952 年为捐献“谁园藏书”之举致张小衡的公函（原件）等珍稀资料。最近张七先生又找见一枚“老衡鉴定”的白文晶章，拓在宣纸上寄过来。谱主曾外孙、兰州王宪先生，二十多年前与我书函往来，提供了陕西省政协所藏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的抄本（复印件）；不久前又通过微信告知，抗战初期太原沦陷后，谱主女儿张韵兰一家逃难中得到邓宝珊将军关怀的情形等。三晋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张继红、于成龙研究者王毅鸣、夏县退休老教师陈习文，对初稿体例、文字校核提过宝贵意见。北京画院研究部研究员、顶堂主人怀一，热忱关注年谱出版事宜，对装帧设计给予友情帮助。我在搜集文字资料、图片资料过程中，还得到下面诸位的帮助：山西档案馆副馆长孔凡春，赵意空研究者郝岳才，谁园文管所所长解潭之，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李国富，文瀛书院院长卫方正，槐荫草堂主人张根年，临猗县图书馆馆长荆福奎，洪洞县委党校原副校长张等。在此深致谢意！
张海先生、陈巨锁先生慨然题写书名，幸何如之！
责编韩玉峰、美编张永文精审不苟，并此致谢！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一）本谱是编著者业余研究张瑞玑的阶段性成果，倘有细心的读者发现个别史实与编著者前此发表的文章不尽一致，请依本谱。（二）谱主的政治活动、人生经历、诗文书画十分丰富，编著者虽穷搜多年，仍然会有一些存世的重要资料未能找到，只能留憾于此，期来日再补了。如蒙指津，深所望也。（三）限于编著者的学识和能力，错谬之处实属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诸君鉴谅赐教！
卫洪平
2019 年12 月6 日夜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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