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中国纪行

万县：“受欢迎”的洋人旅行者

3月1日拂晓，我们来到万县的一座多层宝塔旁边，宝塔挺立高处，下临城镇的入口，给县城带来好运。这里是一片美丽的乡土，巧克力色的土壤一派丰饶，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农舍分布在竹林和松林中，在变化多端的青翠农田之间，镶嵌着一片片怒放的金色油菜花。水流较急，但是水不深，船被拖着走，不时搁浅在鹅卵石上，最终绕过尖岬，万县出现在面前。此城是宜昌和重庆的中间点。干练的老板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准备陪我上岸，他对自己如此迅速地把我送达的技艺感到兴高采烈。他说：“舢板那摩温！了不得！”
然后举起双手，折转七个指头，表示我们用了七天到达这里。然后他又指着我们经过的那些船只，用手指数着十五，我明白他指的是，如果我乘坐的是其他船而不是他的，就得花十五天而非七天。

各式各样的木船，黑压压一片，头朝外停泊在岸边。其中许多是大型运输船，船体跟阿伯丁快速帆船相仿。它们大多挂着外国旗，这样可以免除中国厘金局反复无常的课税，而只要缴纳百分之五的综合税，即按货物计算的从价税3，由大清海关在宜昌或重庆两地征收。我们借助钩头篙和船桨，缓缓穿过一艘又一艘大木船的平衡舵的舵叶，最终来到上岸点。码头的岩石上有一堆妇女在洗涤，用木砧敲打着垫在石头上的硬邦邦的衣服。当我这个着装怪异的洋鬼子穿过她们中间跨上岸时，她们都停下了手中活计。万县对着洋装的洋人并不友好。我不知道这一点，上岸时是欧洲人打扮。我从未受到过在这个县城得到的那样自发的欢迎，我也绝不想再接受一次。我在一条小河的口子上登岸，小河把城墙围着的城镇隔在东边，西边是城墙外一片更大的居民区。老板和我走在一起。我们从万县妇女中间经过。在船舶周围闲逛的一些男孩和一些衣衫褴褛的人看见我，朝我跑来，并“洋鬼子，洋鬼子”地叫喊着。

在一排货摊后面，一个说书人周围聚集着一群人，他瞬间被晾在一边，人群跟着我走上斜坡，大喊大叫，亲密程度对于一个敏感的陌生人来说，真是无礼之极。我那壮实的小伙子希望我把那张与舰艇旗帜一般大的护照亮一下，但我不是愚蠢到会这样做的傻瓜，因为护照还有好几个月要用。面对嘲弄的嘈杂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但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面带微笑，心中暴怒，带着游行队伍沿河走上一座石桥，大部分人在这里离开了我，仅仅是挪了一下位置，在对岸更加狂热地聚集起来。我在挤挤攘攘的人群中站了一会儿，看看河面上的精巧质朴的石桥，它由大石块跨河而筑，我还看见远处有一座高拱的桥，它以恢宏的单孔搭在两岸，它离水面如此之高，当夏季的雨水使这条小河涨成宽阔的航道时，大帆船可以从下面经过。

中国女性vs日本女性：莫理循看亚洲女性

我承认，对传教士关于“中国妇女的微笑有难以形容的魔力”的记述，我是赞同者的一员。我在中国见过一些在任何欧洲都市都堪称美丽的姑娘。日本女人的魅惑力已经是很多撰稿人的主题，但是，作为日本和中国都到过的不偏心的旁观者，我得说，中国女人在任何外貌特征上都优于她们的日本姐妹，我从未做出过比这更坚决的决断。她们比日本人优秀得多；她们更有才智，或者说，更有发展才智的潜力；她们不可比拟地更加纯真和含蓄。与那些被说成是日本美人的黑牙外露、身材不佳、饶舌浪笑的小不点相比，中国女人更优雅、更甜美、更值得信赖。到中国来的旅行者，早已注意到一种鲜明对比，一边是中国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的那种几乎完全摆脱不道德的自由空气，一边是吉原游女的搔首弄姿和放荡猥亵，“那些成群结队、穿梭不息、忙乱不止的妇女，她们的美德是勤劳，她们的勤劳是恶习”。

中国妇女的小脚，尽管中国人自己很欣赏，还将其诗意地称作“三寸金莲”，但是在我们眼里，是一种让人难受的畸形——然而就算有这样的畸形，中国妇女的步态仍然优雅，胜过日本妇女用弯曲的短腿迈出的摇摇晃晃、缺乏风度的步伐，还有她们的木屐在人行道上刮出的声响，让人的牙齿像刀锉一样难受。中国人说：“女孩像花朵，像杨柳。非常重要的是，她们的脚要被裹得很小，这样才能轻踩碎步，摇曳生姿，以此向众人显示她们属于体面阶层。”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妇女不缠足，除此之外，所有规矩女孩都有小脚。一般来说，大脚女人要么是荡妇，要么是侍女。还有，基督徒女孩当然是不允许缠足的。

来中国任职的英国人不乏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

寺庙里的两位伙伴是海关的水上稽查员。来中国任职的稽查员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长江下游的一个稽查员曾经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法语教授；而在重庆，满足于同样卑微职位的是某个侯爵的教子、某个伯爵的侄儿，是一名勇敢的军人，其父是少将，其母是伯爵之女，他是那个开明的贵族和立法者C伯爵的第一代堂亲。

重庆海关的税务司是夏德博士，他的中式住宅位于重庆最高的地方，面对一座寺庙，透过迷雾隐约可见，是城市的显著标志。这位博士是卓越的汉学家，是前来大清国的人们中最优秀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著有《大秦国全录》、《中国瓷器》和一本精心编制的《新关文件录》，几乎所有在中国的海关工作人员都有后面这本书，该书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工作而特别编写的。夏德博士是来中国多年的德国人。他顶着蓝宝石的三品顶子，这是辨识满清官员九个等级标志中的第三等标志。

1894年的重庆：中国大城市的治安和民众的守法

重庆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建立在“小河”和长江的交汇口上，而这样的位置，使它成为四川省的内河大港。水路延伸到一片广大的内陆地区。“小河”之“小”只是相对长江而言，在任何国家它都会被视为一条很大的内河。它有两千里（六百英里）的航道。长江流经一片大陆，“小河”流经一省，这样一个省大于一个欧洲国家。重庆建在离江面很高的地方，目前水位较之夏季要低六十英尺。它的城墙高不可攀。附近最高山顶上的巍峨宝塔象征着好运。此地庙宇众多，有各色宽敞衙门和富丽楼阁，其中最高耸的是文昌帝君庙。重庆道路崎岖，街道也是那么的陡峭而多坡，随处是一连串坚硬岩石凿成的台阶，只有山地人才能在这里住得舒服。出得起钱的人可以坐滑竿，竖起的滑竿遍布各个主要街巷的角落。

白天，城市因车水马龙而颤动；夜间，街道一片死寂，只有远处更夫的竹梆声打扰宁静，那咔咔声既是为了让更夫自己保持清醒，也为了惊吓附近的盗贼。没有哪个欧洲城市对生命和财产的保护能胜过这里（或者事实上可以说中国的任何大城市）。如果说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更守法，也是自明之理。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说：“他们好像在维持秩序方面有共识，无须任何监督。”

旅途中的莫理循吃什么

米饭是我的主食，鸡蛋、家禽和蔬菜也丰盛而便宜，但是我不吃猪肉。猪肉是全中国通行的肉食，除了回族和吃素者之外。我随身带着几听外国罐头以备不时之需。我特别留意不喝生水—我喝茶。华人绝不喝任何冷的东西。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会遇见客栈或茶馆，在那里茶几分钟就泡好。碗里放一撮茶叶，用开水随时反复冲泡，这样的茶，价格是两文—等于二十分之一便士。由于猪肉注水后重量大幅增加，所以水通过注射器打进大血管，这通常被描述为“注水肉”的中式制作法。

基督教传教会收养被遗弃的中国女婴

中国内地会在紧靠城墙的地方有舒适的住所。漂亮的小礼拜堂门对大街，醒目地张贴着皇帝关于传教士权益的布告。有七个孩子，都是女孩，是教会的膳宿生，正在被培养成基督徒。她们都是漂亮、聪明的孩子，最大的一个有十四岁，尤其如此。她们都没有缠足，将来要嫁给基督教皈依者。如果这件事被人知晓，传教士们希望会有比目前更多的年轻华人向往皈依。七个女孩都是在重庆被发现的，用牛皮纸裹着，在不同时间被隔着围墙扔进教会住宅的院子里。她们得到了教会的细心抚育。

中国的苦力

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西方文明的种种优越性之中，很难见识到这些人类的牛马，我们在中国的兄弟，背负的重荷多么巨大。在四川，普通的计程脚夫，按照雇用合同，运送八十斤（一百零七磅）货物，在艰难的乡道上每天走四十英里。而走短途的计重脚夫，负荷就重得多了。杜赫德说，有一些脚夫，负重相当于一百六十磅，每天走十里格。受雇把茶饼从四川运到西藏的苦力，要翻过高于出发地七千英尺的大山，李希霍芬说，其中一些苦力甚至负重达三百二十四斤（四百三十二磅）。茶叶被装成“包”，一包的重量从十一斤到十八斤不等，贝德禄经常看见背着十八个十八斤包（即“亚洲包”）的苦力，有一次还看见背负二十二包的，就是说贝德禄经常看见压在苦力背上的负重超过四百磅。背负着如此巨大的重荷，他们每天行走六到七英里。吉尔说，西藏运茶工的平均负重从二百四十磅到二百六十四磅。吉尔还时常看见“小男孩背着一百二十磅”。一捆白布重五十五斤（73 又1/3 磅），每人平均背负三捆。盐这种含金属的坚硬固体，特别沉重，但我还是见过苦力们背着盐缓缓而行，他们背负的重量，换了一个强壮的英国人，恐怕从地上站起来都困难。盐、煤、铜、锌、锡的平均包装重量是二百磅。吉尔遇见过一些苦力，扛着二百磅重的圆木，每天走十英里。重庆的一个领事告诉我，二百磅是万县到省会成都之间的布匹

搬运工的平均负重。

走山路的苦力，比如运茶工，负担重物的方式是背在双肩上，就像我们背背包一样，而不同于中国通常的用扁担挑。他们全都配备有一根短棍，带有削成飞去来器2 形状的横向手柄，靠这个工具可以撑住背上的货物以减轻重量，以便站着休息。

贫困的昭通：卖女为奴

在这个饱受饥荒打击的地区，最主要的不幸是把女童作为奴仆出卖。有人估计（确切地说是中国官方公告），去年期间，不少于三千名儿童（以女童为主，有少量男孩），像家禽一样被装在篮子里，从这一带周边地区运到省城，出售给人贩子。在正常年间，女孩的价格是每一岁年龄值一两银子（三先令），即一个五岁的女孩值十五先令，十岁就值三十先令。但在饥荒年间，说来残酷，儿童成了市场上的滞销品。如今女孩的售价从三先令四便士到六先令一个。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甚至可以白得，只要跟女孩的父亲达成协议（他根本无法坚持），答应照顾他的孩子，给她吃的和穿的，好好待她。快要饿死的母亲来到教会，祈求洋先生收留她们的婴儿，将他们从必将饿死的命运中挽救出来。

在昭通还可以买到上至二十岁的姑娘，总能找到出售青春期以上年龄女孩的现货市场。价格根据姑娘的美貌程度而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她的脚有多小。她们在省城被人买去做妻妾或丫头，很少被卖去做妓女。对她们的需求，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省城的男性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二是省城流行甲状腺肿大（或称大脖子病），而昭通地区没有这种畸形病。在这种处于饥荒中的城市，杀婴罪普遍得可怕。“父母眼看自己的孩子注定贫穷，心想与其让他们在凄惨困苦的世上打熬，还不如让他们的灵魂逃生，去寻找一个更幸福的世界。”可是，杀婴罪仅限于杀害女性儿童，儿子则允许活下来以延续香火。

我遇见一个受雇于教会的母亲，她在日常交谈中告诉传教士，她已经依次闷死了三个出生几天的女孩，第四个出生时，她丈夫一看又是女孩，暴怒之下抓住小孩的腿摔在墙上，把孩子摔死了。

莫理循赞赏中国式“优雅的礼仪”

我在昭通待了两天，在别人的亲切陪伴下穿城漫步。紧靠教会的是镇台（即总兵，州府的军事主官）衙门，再远一点是更热闹的知府衙门。和所有的衙门一样，这里的衙门在入口对面的一道分离的墙或者说一个石砌的固定屏风上画着一个企图吞掉太阳的红色怪兽的巨型画像，这是法国人所谓“妄想用牙齿咬住月亮”〔法语〕的中国图解。这是对贪婪的警告，对盘剥的劝诫，而坐衙的官员对此很可能并不在意，就像他的芝加哥同行一样。我们参观了树丛中的文庙和旁边的考棚，还有另一个衙门和财神庙。在衙门里参观时，一个年轻官员坐在他的四抬轿子里，在外院等候；他已经递交了拜帖，前来参加上司的游乐活动。中国也许未开化并且急需传教士的到来，但就在我们高贵的大不列颠人还是披着破布的涂颜料的原始人，在森林里刨食时，中国早已具备优雅的礼仪，早已具备属于现代文明的、使用大量最令人愉快的谦恭用语的人际交流。

莫理循论中医

昭通是向四川和大清国其他地方出售药材的一个重要中心。千变万化的草药和药剂集中到该城。没有任何药典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药典。没有哪个英国医生比得上中国医生的从容自信，他们凭着这种自信，诊断他们并不明白的各种病症。当中国医生把他并不了解的草药放进他更不了解的人体内时，如果看到不幸的后果，也并不比他的西方同行遇到同样情景更加惊慌失措，他抽身而退，言简意赅地总评道：“须知医之与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中国谚语也说：“药医不死病。”又说：“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中国医生的专业知识主要以把脉的能力为主，他们所把的“脉”，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病人的数不清的脉息。这是中医技能的实际标准。华人的脉搏的变化方式，是英国医生所不能设想的。举例来说，在预知接近死亡的七种脉象中，有五种的发生情况如下：

1.
釜沸脉，涌涌如羹上之沸，旦占夕死。

2.
鱼翔脉，宛如鱼游于水面，头不动而尾缓摇之貌，死矣，是肾绝死脉也。

3.
屋漏脉，若屋漏之水滴于地上。解索脉，动数而随散乱，无复次第，是精髓已耗，将死之候也。

4.
虾游脉，如虾蟆入水之形，此是神魂已去，立死也。

5.
雀啄脉，如雀之啄食，来而数急，胃气无所荣养。

在中国，一个医生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世袭，作为一个“祖传名医”，要确保职业生涯的成功，首先取决于第一次公开出手时的好运。各个医生自己配制他们的药品。在他们的药店里，可以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草药，偶尔还能看见，在由道士择定的某个特殊日子，绳子拴着的一头活的公鹿，将被人用杵臼整个捣碎。“本堂谨选某月某日天医吉日宰仙鹿虔修全鹿丸”是中国药房的一种公告。药店的墙壁上通常贴满了满怀感激的病人归还的用剩膏药，附有对其疗效的赞美之辞。他们做到了英国据称寄望于全体子民的事情—他们的义务。

所有华人都认为，药材的功效因其味道而不同，例如：“凡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

从四川一路行来，我们屡次遇见一些脚夫用篮子背着犰狳、豹皮、豹骨和虎骨。皮是用来穿的，而犰狳和兽骨则送到叙府去制药。从豹骨中可以提炼一种精妙的补药；而人们都相信，用虎骨调制浸泡的药剂是补品之最，可以把老虎的勇猛、敏捷、强壮等特性赋予食用者。

另一剂增强勇气的特效药是用一个以勇气著称的强盗（死于刽子手之手）的胆囊配制的。出售这样一只胆囊是一名中国刽子手的一项外快。

疟疾是昭通地区在特定季节常发的疾病，然而人们却有一种对付它的手到即来的预防方法：把八个瘟神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和着饼吃下去；或者把门神画像上的眼睛挖下来（隔壁邻居家的门上都有门神）吞食掉——这个疗法从不失败。

与西班牙人不同，中国人不赞成给发烧者放血，“因为发烧者就像一壶烧开的水，若想治愈他，需要的是退火而不是减少容器里的水”。

“中国是自杀之邦”

中国是自杀之邦。我猜想，死于自杀的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中国要比其他国家都高。在生存竞争如此激烈的地方，有人自愿放弃竞争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贫穷和苦难也不是自杀的唯一原因。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华人也会搭上自己的老命。自杀之于华人，是彰显其光荣而非耻辱的行为。

前面已经说到，一个寡妇如果在丈夫去世时殉节，可以得到大量阴功。但是在很大比例上，自杀的动机是复仇，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会缠住导致他自杀的那个活人，使他不得安生”。在中国，要毁灭仇人，就要伤害或杀死自己。发誓要自杀是最可怕的恐吓，可以把恐惧植入仇人的内心。如果敌人害了你，能让他对自己的恶行痛悔不已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自杀在他门前的台阶上。他将因你的死被控谋杀，而且可能被判罪处死；即使他证明自己无辜（如果他能证明的话）也难逃毁灭的命运，还有你的冤魂永远缠着他。

中国的儿童得到更多来自父母的慈爱（谈及中国的女性地位）

在我们去诊治鸦片服毒者的路上，路过一户人家门口，里面传来可怜的哭叫声。那是一个母亲在用大棒子痛打她的小男孩，她捆住他的脚，用双手抡棒子。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告诉我们：“怜儿多与棒，憎儿多与食。”她说，他是个小混蛋，她拿他没办法，说着又举起棍棒要打，但是传教士上去劝解，于是她答应收起暴怒并且那样做了，直到我们拐过弯去。

密迪乐说：“在对待儿童方面，极端纵容和大发脾气交替，是低级文明的特点。”我提到上面的事件，只是因为它罕见。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无论已开化的还是“野蛮的”，儿童都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受到更多的慈爱。“即使在看似麻木的中国人中，儿童也具有经常唤起潜在美好感情的能力。他们的孩子话使溺爱的父亲感到愉悦，父亲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洋溢着骄傲的光芒。孩子们离奇而动人的行为，他们的天性流露，即使在杏仁眼和剃光的头顶等缺陷部位也是显而易见的。”（波乃耶）

中国的法律和习俗都赋予母亲对儿子绝对的权威，无论儿子年龄多大、地位多高。圣谕说：“父母即如天地一般，春来发生，也由得天，秋来霜下，也由得天。父母生出来身子，好也由得父母，歹也由得父母，说甚么长短。”

人们相信，正是这条赋予中国母亲以如此权力的法律，倾向于取消另一条法律，那条法律赋予中国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权力，甚至包括某些情况下对其生死的权力。

占臣先生谈中国人

在许多次穿越中国的旅行过程中，占臣先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友好款待。这个对中国有着丰富内心体验的人，谈起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从高官到苦役，都普遍地对人谦恭、好客、关切、友善。听他说这些，令人很愉快。

中国人的记忆力

对此我们得到一个关于中国人记忆文字的非凡才能的实例。华人的记忆力的确惊人。远古以来，中国人记忆力的发展超越于其他才能。记忆力而非创造力是中国人成功的秘诀。一个民族，如果传统教育告诉人们革新意味着大不敬，要按老规矩办事，那么记忆力的发展绝对高于其他脑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迫使华人具有良好记忆力。其他种族的人，哪怕是罕见的个别情况，也无从知道，记忆力怎样才能发展到中国人的程度，中国各阶层的人普遍具有那样的程度，尤其是文化人。

中国的电报员能快速把电码本的主要部分牢记在心。电码本于是放在抽屉里成了多余之物。云南城一个姓蒋的二等中国报务员声称，全部一万个代码及其对应汉字他都记得。

云南的基督教皈依者

云南省的传教工作正以增长的势头继续着。有五百万到七百万人口分布在十万零七千九百六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在这些人中，有十八个新教传教士，九男九女（这是目前的人数，往常有二十三人）。传教分站设立在昭通（1887）、东川（1891）、云南城（1882）、大理（1881）和曲靖（1889）。皈依者的数目（尽管传教成绩肯定不能靠统计数据来评判）：昭通两名，东川一名，云南城三名，大理三名，曲靖两名。

目前，云南省的皈依人数必将无止境地加速增长，无须等待我们来判断教区内最近的皈依有什么合理的希望。但问题在于，在五百万到七百万友善、温顺的民众中，十八个传教士耗时八年（各传教站开设以来的平均时间），使十一个中国人皈依，那么，使其余的人皈依需要多久？

莫理循再谈中国式礼仪

在我遇见过的所有人中，我觉得中国人是最有礼貌的。就说我那没受过教育的老黄，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却是举止谦和，态度端庄，善解人意但绝无奴颜婢膝，我亲眼见识的这些品质，一直让我感到高兴。

至于受过教育的阶层，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的那种细腻文雅，世界上无人可及。他们在任何礼仪场合的一些最细小的言行，都遵循着精细的规则。举个实例，比如验关检查的程序，外国人都要经历，这就是中国的真正礼仪的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

任何检查站里，总会有一个教养良好的华人，由于跟你初次见面，于是跟你寒暄，首先是问你的年龄：

“贵庚几何？”

“虚度不少春秋了，”你委婉地回答。

“何处高就？”

“贱业行医。”

“尊姓？”

“敝姓莫。”

“几位令郎？”

“唉！天命不济，至今尚无小犬。”

但是，如果你老实地说出你是几个儿子的令尊，对方就会抱拳拱手，郑重地说：“先生好福气，可喜可贺。”然后他继续问——

“几位千金？”意思是有几个女儿。

“丫头，”你得耸肩歉然答道，“倒是有一群。”

谈话就这样继续下去，问得越细，询问者越有礼貌。

莫理循谈海外中国移民

正是这部分中国人，从人口稠密的中国东南省份移居国外，已经在很多地方占有了优厚的财富，足迹踏遍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帝汶、西里伯斯和菲律宾群岛、缅甸、暹罗、安南和〔越南〕东京、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交趾支那等等。“在这些海域的各个地方，在我们的博物学家到不了的微小岛屿上，都能找到华人。”
也正是这部分中国人，把我们从澳大利亚的北领地驱赶出去，他们还无限制地涌入其他殖民地，我们必须不失一切时机地阻止他们。我们不能和中国人竞争，不能和他们混居、通婚，他们是语言、思维和习俗上的外族，他们是低等级而高活力的劳作动物。中国人温和、节俭、勤劳，一旦不遵纪守法就会逃避法律，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们在工作上胜过英国人，会让英国人离开家园而饿死，这一点没人能否认。要想跟华人竞争得胜，我们自己的匠人和劳工就得降级成劳累不休的机械牲口，不能赡养家小，每周苦干七天，没有任何娱乐、享受和舒适，无关乎国家利益，对分担政府费用毫无贡献，现在觉得令人生厌的食物到时将赖以为生，现在单独一人还嫌不够的房间到时若非厌恶就得和别的十个或十五个人挤在一起。如果允许中国人自由进入澳大利亚，他们将使英国人因饥饿而减少，根据货币定律—两种货币并行于一个国家时，劣币驱逐良币。皮尔逊教授说：“在维多利亚州，单是家具制造这一项生意，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从白人手中夺走，使白人破产。”在维多利亚的这样一个小殖民地，一百一十五万人口中，就有九千三百七十七个中国人；而在整个中国，有三亿五千万人口，

外国人只占八千零八十一人（波乃耶），其中大部分还是在为拯救中国而工作。

澳大利亚没有容纳双方的空间。谁终将是我们的殖民地的居民，亚洲人还是英国人？

莫理循认为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是安全的

中国或许是一个野蛮国家，许多传教士也如是说，而且此说成为时髦。但是让我们用片刻工夫来看看事实。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各个国家、各种气质的外国人（从最温和的到最狂热的）深入大清帝国，无孔不入。固然某些人曾被遣返，某次偶然骚乱曾导致一定的财产破坏。但是被杀死的外国人屈指可数，而且不可否认，在这些事件中，大多数情况是白人的轻率导致自己被杀。同时又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在文明的外国被成百上千地杀害呢？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反洋骚乱——在这个广袤的帝国，发生反洋骚乱的频率是何等之低——会导致某些财产破坏，但是可以问一问，过去二十三年在中国发生的历次反洋骚乱中造成的财产破坏，是否与文明的伦敦暴徒一两年前在某个黑色星期一洗劫牛津大街和皮卡迪利造成的损失相等呢？美国传教士、最准确的中国问题作家之一明恩溥牧师说：“一个外国人穿越中国，要比一个中国人穿越美国危险少得多。”虽然不大有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必须承认明恩溥牧师这一陈述的正确性。

莫理循中国西部行的总花费

从重庆经由陆路到八莫有一千五百二十英里，跟重庆到上海一样远。全程刚好用了一百天，因为我故意耽搁到一百天来完成旅行。这趟旅行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天生的责任心，自始至终，我雇用过的苦力没有一个不履行协议，一些多出来的事情，他们也照样去完成。我在八莫和我的伙计们清账。我给老曾四百文整数，让他找零。他立即胸有成竹地在桌子上排开一些铜钱，摆成算盘的样子，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象形文字，他得出一个运算结果，由此证明我欠他四百文，这样一来，账目就算完全平衡了。至于我自己的开销，我在腾越给了老曾一千一百七十五文，在八莫再给他四百文，这样，我在两地之间的九天行程里，总的个人开支没有超过三先令。按上海到八莫的整个旅程来算，花费也在二十英镑以下，还包括了我的中国服装。如果我在途中节俭一点，估计整趟下来不会超过十四英镑。如果我随身多带一些银子，总的旅行费用还会进一步减少。我在云南城把多余的银子换成黄金，在缅甸卖掉，获利百分之二十；我在腾越以十一便士比值买进的卢比，在八莫比值为十三便士。至于我在内地花二英镑五先令买的古董，当我回到文明世界时，有人出价十四英镑。无疑，穿越中国的旅行，是全世界范围内所能实行的最便宜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