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144258
希特勒将犹太人视为劣等人，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
为何如此泯灭人性、有违天理的想法，会被纳粹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切，要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纳粹党“大祭司”）说起。
一战战败后，德国的普通民众好不容易把战场上的亲人盼回了家，希望能重拾往日的美好生活，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议让他们被毁掉的生活雪上加霜，满目疮痍的社会中涌动着不安和不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做错了什么？日益累积的社会情绪急需一个出口，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矛头对准了“多金”的犹太人，大肆宣扬是“德国人并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被内部的叛徒出卖了”，普通老百姓自然接受了这种理论，所以谬论传播开了就变成真理了。落魄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就是利用这种环境，不断扩散反犹思想。
有着相同出身和经历的罗森堡和希特勒很快便在反犹的洪流中相识了，并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为重塑德国而奋斗。罗森堡将他们之间的交往以及第三帝国高层的一些秘辛都记在了一本跨越10年，长达500页的日记中。
“罗森堡日记”可不是一本普通日记，它不加修饰地记录了一个纳粹领袖的思想、理念。阅读“罗森堡日记”，就是在窥探一个黑暗灵魂的真实内心。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日记 : 希特勒的首席哲学家与第三帝国失窃的秘密》则是围绕着“罗森堡日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过程展开的，其曲折的过程犹如一部需要抽丝剥茧的侦探小说。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日记》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也没有长篇大论地说教，而是让读者自己从纪实故事中自然生发出对于“本为伸张正义的纽伦堡审判，何以变成了美国拉拢德国的手段”“犹太人大屠杀计划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犹太人生死逃亡路上的人性考验”“作为审判证据的‘罗森堡日记’，为何却沦为一些人牟利的工具”等问题的思考，引导我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于一切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保持警醒。
纳粹之恶并不遥远，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纳粹党“大祭司”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有一本私人日记，记录了1934年至1944年间，即希特勒上台的次年至纳粹失败前几个月，罗森堡与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国高层的复杂斗争等隐秘内幕，被研究者视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变及第三帝国兴亡史的重要史料。这是因为罗森堡假希特勒之手，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恶行变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全书抽丝剥茧，真实还原了日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曲折过程，揭示了纳粹政权内部隐秘的运作方式、希特勒的思想演变和犹太人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历程。
序幕：秘密地窖／10
第1篇 失而复得：1949—2013
第1章 斗士／19
第2章 “一切都消失了”／33
第3章 “窥探黑暗灵魂的内心”／50
第2篇 走钢索的人生：1918—1939
第4章 “命运的继子”／69
第5章 “全国最让人讨厌的报纸！”／78
第6章 黑夜降临／103
第7章 “罗森堡之路”／122
第8章 日记／145
第9章 “机灵运作和幸运巧合”／160
第10章 “我的时机尚未成熟”／168
第11章 流亡托斯卡纳／187
第12章 “我已经赢得整个纳粹党的人心”／201
第13章 逃离／217
第3篇 开战：1939—1946
第14章 “即将到来的重压”／227
第15章 野心勃勃／240
第16章 洗劫巴黎／248
第17章 “罗森堡，你的伟大时刻来了”／273
第18章 特别任务／292
第19章 “我们特有的悲剧命运”／313
第20章 美国本土的纳粹分子／320
第21章 “混沌部”／328
第22章 一片废墟／348
第23章 “至死忠诚于他”／367
尾声／408
秘密地窖
山上的宫殿隐约浮现在一片绵延起伏的巴伐利亚的乡村之中，它是如此美丽，以至于被称为“上帝的花园”。
山脚下蜿蜒的小河边，散落着村子和农庄。山上这座名叫“班茨古堡”的宫殿俯瞰着这一切。它突出的石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对精致的锥形铜质尖顶高高耸立在一座巴洛克教堂上方。这个地方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里曾是人们互市贸易的商栈，也曾作为抵抗外敌的防御工事，还曾被挪用为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它在战争中一度遭到掠夺和破坏，后来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奢华重建。历代王公贵胄，甚至是德国的末代君主威廉二世都曾亲临此处，令其华丽的大厅增色不少。而在1945年春，这座巨大的古堡却沦为一支臭名昭著的特遣队的前哨阵地，战争期间，这帮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光占领并洗劫了欧洲大陆。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艰苦战争之后，随着战败临近，全国的纳粹党人开始烧毁一些敏感的政府文件，以防这些文件落入盟军之手，成为对付他们的证据。但是一些官员不忍销毁文件，就将其藏匿在森林、矿山、城堡或像班茨古堡这样的宫殿中。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的秘密藏书以待盟军去发掘：这些详细的内部记录将揭露德国扭曲的官僚政治、德军残酷的战争策略，以及纳粹党执迷的永久清除欧洲“不良分子”的疯狂计划。
4月的第二周，乔治•S.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领导的美国第三集团军以及亚历山大•帕奇（Alexander Patch）将军麾下的第七集团军占领了这一地区。几周前他们跨过莱茵河，穿过西部地带，长驱直入这个已遭受重创的国家，只有遇到毁坏的桥梁、临时的路障或者零星的顽抗，才会放慢脚步。一路上，他们经过已被盟军炸为平地的城市，看到的是眼神空洞的村民和破败的房子，房前飘扬的不是纳粹军旗而是用床单和枕套做成的白旗。德军差不多已经全线崩溃了，希特勒也将在三周半后踏上死亡之路。
就在美军抵达该地区后不久，他们遇到了一位衣着华丽的贵族，他戴着单片眼镜，穿着锃亮的长筒靴，他就是库尔特•冯•贝尔（Kurt von Behr）。战争期间，他曾在巴黎掠夺私人艺术藏品，还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地洗劫了数以万计犹太家庭的家具。就在巴黎解放之前，他和妻子带着这些偷窃来的财产逃到了班茨古堡，随行的车队包括11辆汽车和4辆搬运车。
现在，冯•贝尔想做一笔交易。
他去附近的利希腾费尔斯镇，找了一位名叫塞缪尔•哈伯（Samuel Haber）的政府军官。冯•贝尔似乎已经习惯了像王室一样生活在雕梁画栋的宫殿之中。如果哈伯允许他继续待在班茨古堡，那么他将领哈伯去一个藏有纳粹重要文件的秘密场所。
哈伯动心了。鉴于作战情报非常珍贵，而且战争罪审判也迫在眉睫，盟军受命追查和保存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份德国文件。巴顿的军队里有一个“G-2军事情报小组”，专门负责此项任务。仅在4月，其下辖的几个小队就俘获了30吨纳粹档案。
依照冯•贝尔的建议，美军沿山路而上，穿过城堡的大门，见到了冯•贝尔本人。这名纳粹领着美军来到了地下五层。在一面伪装的水泥墙后，封藏着大量丰富的纳粹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塞满了巨大的地窖，那些无法跻身其中的则成堆地散落在房间里。
在交出了自己的秘密之后，冯•贝尔显然意识到他的交易也无法让他免受德国战败的牵连，于是准备体面地离开。他换上一套奢华的制服，陪同妻子去了古堡的卧室。他们举起两个香槟杯，杯里盛着含有剧毒的法国香槟，为这曲终人散而干杯。“这一幕，”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具备了纳粹头目们似乎特别钟情的情节剧的一切元素。”
盟军的士兵们看到冯•贝尔和他的妻子倒在了他们奢华的铺陈中，在检查两人的尸体时，他们发现桌子上还放着一个半空的酒瓶。
这对夫妇所选的这瓶酒的酿造年份别有深意：1918年，正是他们挚爱的祖国在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束时一败涂地的时间。
* * *
地窖里的文件的主人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他是希特勒麾下的纳粹思想领袖和纳粹党的元老之一。他见证了1919年纳粹党成立初期的样子，当时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到处流浪的一战老兵，他被极度愤怒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拥戴为领袖。在1923年11月希特勒密谋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的那个晚上，罗森堡紧随他的偶像走进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10年后，当纳粹上台并开始着手粉碎敌人时，他也在柏林。他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奋战着，协助纳粹党按照他们的意志重塑德国的形象。最后，当战争出现逆转，一切扭曲的愿景土崩瓦解之时，他依然陪着它走到了最后。
1945年春，调查者们开始快速翻阅这个庞大的文件库——包括250册官方的和私人的通信——他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罗森堡的私人日记。
日记是手写的，一共500页左右，一些写在装订好的笔记本里，更多的则记在活页纸上。日记开始于1934年，正是希特勒上台后一年；结束于10年后，即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在第三帝国的高层要人中，只有罗森堡、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及野蛮的德国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留下过这样的日记。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其他人都将他们的秘密带进了坟墓。罗森堡跻身纳粹党高层长达25年，他的日记一定能从一个操纵者的角度来揭露第三帝国的运作。
在德国之外，罗森堡完全没有戈培尔、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或希特勒的经济部部长和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那么有名。罗森堡不得不努力奋斗，与这些纳粹官僚中的巨人们抗衡以获得他自以为应得的权力。不过，从头至尾他都得到了“元首”的支持。他和希特勒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一直都心有灵犀，而且他也绝对忠诚。希特勒任命他在党和政府内担任一系列领导职位，这提升了他在公众中的威望，也确保他拥有了深远的影响力。在柏林，他的许多政敌憎恨他，但党内的基层人员却把他当成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连“元首”本人都很重视的大思想家。
后来人们发现，多起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罪行中都有罗森堡的身影。
他精心策划了从巴黎到克拉科夫再到基辅的艺术品、档案和图书的掠夺——在后来有名的“盟军夺宝队”行动中，这些掠夺品在德国的城堡和盐矿中被查获。
1920年，罗森堡在希特勒的脑中灌输了一个很邪恶的观念，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这一主张：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背后是一个全球性的犹太人阴谋。罗森堡一直在大力鼓吹这一理论，希特勒在20年后用这一理论为德国对苏联发动的毁灭性战争辩护。当纳粹准备入侵苏联时，罗森堡保证说，这场战争将是一场“净化生物世界的革命”，将最终根除“犹太人及其杂种的种族传染病菌”。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里，当德军将红军压制在莫斯科时，罗森堡成为占领区的政府领袖，对波罗的海诸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实施恐怖统治，他的部门和希姆莱麾下的刽子手联手，对东方的犹太人展开大屠杀。
最重要的是，罗森堡为大屠杀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从1919年就开始出版充满有毒思想的反犹太书籍，作为纳粹党报的编辑，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小册子和书籍，传播仇恨犹太人的讯息。后来，罗森堡代表“元首”处理思想意识问题，在第三帝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他广受欢迎，所到之处，彩旗飘飘，人群欢呼。他的理论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销量超过了百万册，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起被列为纳粹主义的核心文本。罗森堡在其冗长的著作里，引用了一些过时的种族理论，还从伪知识分子那里借用了关于种族和世界历史的陈旧观念，将这些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质的政治信仰系统。纳粹党的一些地方和区域领袖告诉罗森堡，他们已经做了数千场讲座，传播他的思想。“在我的书里，”罗森堡在日记里自夸道，“他们为这场战斗找到了方向和原料。”处死过百万人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说，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堡三人的言论，让他在思想上做好了执行任务的准备。
第三帝国的思想家往往能见到自己的哲学被应用于实践，而罗森堡的哲学一旦被应用，却有着致命的后果。
“一次又一次，一想到这些犹太寄生虫对德国所做的一切，我就会被愤怒席卷，”1936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但至少有一件事让我满意：在曝光这些叛国贼的事情上，我贡献了一己之力。”罗森堡的思想让纳粹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了一件合法和合理的事情。
1945年11月，一个特别的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对尚在人世的、最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进行战争罪审判——罗森堡就是其中之一。这桩诉讼案正是基于盟军在战争末期缴获的大量德国文件展开的。汉斯•弗里彻（Hans Fritzsche）作为纳粹宣传部新闻司司长被控告为战犯，他在审判中告诉一位监狱精神病医生，在纳粹掌权之前，罗森堡于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的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在希特勒还处在思考阶段的那段时间里，罗森堡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弗里彻说。弗里彻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宣布无罪释放，但在后来一场德国“去纳粹化”的审判中被判9年监禁。“罗森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的思想虽然是理论性的，但是假希特勒之手变成了现实……悲剧的是，罗森堡的荒谬理论真的被付诸实践了。”
弗里彻争辩说，在某种程度上，罗森堡应承担“所有坐在被告席上的人身上的主要罪责”。
在纽伦堡，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谴责罗森堡是“这个‘优等民族’思想上的大祭司”13。1946年10月16日，法官宣判这名纳粹分子犯有战争罪，那天半夜，罗森堡被处以绞刑。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试图理解这场20世纪最大灾难是如何和为什么发生的历史学家们，仔细阅读了盟军在战争结束时抢救回的数百万卷文件。这些幸存的史料题材甚广——秘密军事记录、掠夺品的详细目录、私人日记、外交文书、电话通话记录，还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官员们讨论大屠杀的备忘录。1949年审判结束后，代表美国的检察官将办公室关闭，这些截获的文件被运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港，存放在波托马克河岸边的一家旧鱼雷工厂里。在那里，这些文件被登记备案，准备交给国家档案馆存档。这些文件最终被拍摄成了微缩胶卷，原件大部分会被送回德国。
罗森堡的私人日记却出了点儿问题，没能来到华盛顿，也从未被研究第三帝国的学者完全抄录、翻译和研究过。
在从巴伐利亚的秘密地窖里被发掘出来4年后，日记消失了。
这是一本非推荐不可的重量级著作。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对第三帝国予以批判，也让我们再度想起那句自二战后流传的箴言：我们不能遗忘任何人类所遭遇的惨无人道的对待，更重要的是，绝不能让那种事重演。 ——《纽约书讯》（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故事引人入胜，既有严谨的学术风格，也像侦探故事一样曲折离奇，而且聚焦在往往被人忽视的第三帝国思想意识层面……两位作者文笔精湛，将细节仔细梳理后放进了更广阔的脉络里……这本书堪称第三帝国史的注脚。 ——《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在艺术犯罪破案专家惠特曼和普利策奖得主金尼的努力下，罗森堡日记得以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曲折离奇，以一位纽伦堡大审判中的检察官、一位博物馆档案专家与一位FBI探员的经历为*亮点。 ——《书目杂志》（Booklist）
第1章 斗士
二战结束4年后，在纽伦堡正义宫的“600号法庭”，一名检察官正等待裁决下达。这将是对被美国政府起诉的纳粹战犯的最终判决，也是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孤注一掷等待的结果。
肯普纳时年49岁，他生性好斗顽固、善于交际、惯耍阴谋，终其一生，下巴总是翘着的，似乎在挑衅对手——他的对手可不少——拿出他们的撒手锏。虽然其貌不扬，身高1米72，而且已经开始秃顶，但肯普纳似乎有一种让人追随他或是敌视他的个人特质。你可以说他充满领袖气质，也可以说他招摇卖弄；可以说他笃志力行，也可以说他独断专行；可以说他是正义卫士，也可以说他是粗鄙村夫，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他了。
20年间，肯普纳大半都在与希特勒和纳粹党做斗争，最后4年的较量舞台是纽伦堡这座毁于“元首”的狂妄自大和盟军狂轰滥炸的城市。他的挣扎是个体的，也是普遍的：他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战，同时也在那场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初，肯普纳还只是柏林市的一名警政官员，他曾劝德国政府在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推翻共和国、实施恐怖计划之前以叛国罪逮捕他们。1933年，在纳粹党掌权前后，肯普纳——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公开的反对者——失去了他在政府的职位。1935年，在经历短暂拘留和盖世太保的审讯后，他先后逃到意大利和法国，最后来到美国，在这里继续他与纳粹之间的斗争。他手握大量德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打造了一个线人网络，他为司法部门给美国的纳粹宣传员定罪提供了帮助，还向战争部、秘密的战略情报局以及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联邦调查局提供第三帝国的情报。
肯普纳的人生逆转就像是好莱坞的剧本，他重返故国，将每一个让他失去工作，因为他的犹太血统而妖魔化他、剥夺他的德国国籍，还让他亡命天涯的人都送上了被告席。
在那场著名的国际审判中，戈林、罗森堡以及坠落的第三帝国其他重要人物被起诉犯有战争罪。之后，肯普纳继续待在纽伦堡，帮美国政府处理另外12起案子，被起诉者是177名纳粹同谋，其中有对集中营难民实施非人道试验的医生，有将犯人处死的党卫军长官，有强迫劳工劳作而受益的企业主，也有在战争中对东欧平民展开大屠杀的杀人组织的领导者。
肯普纳亲自监督了最后的也是耗时最长的一项审判，也就是第11号案件，被戏称为“部长审判”，因为大部分的被告都曾在位于柏林威廉大街的政府大楼里担任要职。审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他曾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清扫道路，而且有证据显示，他亲自批准将6000多名犹太人从法国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最恶名昭彰的被告是党卫军高官戈特洛布•伯格尔（Gottlob Berger），他曾组建了一支以残暴著称的谋杀小组。“多杀两个波兰人，总比少杀两个波兰人好。”他曾经这样写道。而最让人齿冷的被告是那些银行家，他们不仅为集中营的建设提供资金，还囤积了从集中营的受害者身上剥下的成吨成吨的金牙、首饰和眼镜。
纽伦堡审判自1947年年末拉开序幕，直到1949年4月12日才最终结束。三位美国法官走进审判室，登上法官席，开始大声宣读审判结果。审判书长达800页，仅宣读审判书就花费了3天时间。法庭的另一头，纳粹被告由宪兵们看守着，这些宪兵个个站得笔直，头戴闪亮的银质头盔。纳粹们通过耳机来听审，译员即时将判决内容翻译成德语。审判到此全部结束，21名被告中有19名被判有罪——其中5人被控破坏和平罪，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茨泽克被判7年监禁，伯格尔被判入狱25年，3位银行家被判5年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检方获得了重大胜利。他们深度挖掘了纳粹的文档，4年间审讯了数百名证人，他们将罪恶昭昭的犯罪者定罪，并送进监狱。他们向世界证明，大屠杀的共谋者广泛分布在德国政府内部。用肯普纳的话说，第三帝国“犯下的罪孽罄竹难书”3，检方也因此巩固了纽伦堡作为“国际法的最后一道防线”4的历史地位。他们以强有力的论证来起诉战争犯。
最终判决是肯普纳漫长的反纳粹事业的高潮。
或者至少说，本该如此。
* * *
几年后，纽伦堡审判的声誉就被毁了。
一直以来，德国和美国都存在批判纽伦堡审判的人。这些批判者认为起诉的核心不是正义，而是报复心，而个性粗暴和咄咄逼人的审讯者肯普纳成了这种不公平的象征。比如，这位检察官对前纳粹外交官弗里德里希•高斯（Friedrich Gaus）进行了尖锐的质询，甚至威胁要把证物移交给苏联，让苏联以战争罪起诉他。肯普纳的一位美国检察官同事称他的策略是“愚蠢的”，担心他会“在纽伦堡审判中冤死普通罪犯”。另一名被肯普纳反复盘问的证人认为肯普纳“简直像盖世太保一样凶狠”。
1948年，肯普纳被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公共辩论，对方是一名新教徒主教，名叫特奥菲尔•乌尔姆（Theophil Wurm），他对审判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乌尔姆给肯普纳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肯普纳在回信里暗示，那些质疑纽伦堡审判的人事实上是“德国人民的敌人”。随着媒体对这场争论的报道，肯普纳发现自己成了德国各大报纸的公审对象，他被讽刺成一个一心复仇、自以为是的犹太流亡者。
甚至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也对他发出责难，因为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的选民支持者中有一大帮德裔美国人。麦卡锡议员反对起诉魏茨泽克，因为据匿名消息，魏茨泽克是战争期间美国人安插的一名重要的卧底。麦卡锡声称纽伦堡审判阻碍了美国在德国的情报搜集工作。1949年春，他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希望对有关魏茨泽克审判的“彻底的愚蠢行为”进行调查。
“我认为委员会，”麦卡锡说，“应该看一看是哪些蠢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使用这个词的——在那里主持军事法庭。”
到最后一次审判结束，美国战争罪法庭判处了千余名纳粹分子，这些人大部分在慕尼黑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服刑。当时很多联邦德国的人仍然拒绝承认盟军法庭的效力，他们认为这些被囚禁的纳粹并非战犯，而是一个非法司法体制的受害者。1949年联邦德国选举出第一任总理后，这一问题扩大成了一个主要争端，此时的美国对苏联在欧洲的计划感到不安，正欲将这位战败的敌人拉拢过来，变为重新武装起来的忠诚盟友。
冷战爆发后，现实的国际局势很快毁掉了检察官们起诉战争罪的成果。
1951年，经过一轮重审之后，美国对德事务高级专员下令释放了1/3的纽伦堡罪犯，并对除5名死刑犯以外的人进行了减刑。年末，被肯普纳在第11号案件中送进监狱的所有纳粹高官都得以赦免。虽然美国人宣称这样的减刑是为了表示宽厚，德国人的解读却有所不同：美国人终于承认审判是不公正的。肯普纳猛烈抨击了这一决定：“今天我要对你们公开发出警告，兰茨贝格监狱的大门提前打开，将会释放出反社会的集权主义颠覆分子，将会给自由世界带来威胁。”
他的警告无人理睬。美国的领导者们屈服于政治实用主义，到1958年，几乎所有的战犯都被释放。
* * *
肯普纳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他花了4年时间研究纳粹罪行的书面证据，他知道即使审判是在国际新闻媒体的镁光灯下进行的，可世界仍然不知道故事的全貌。
第三帝国的余孽试图重掌话语权，从修正主义的角度去改写纳粹时代的德国历史，这让肯普纳非常愤怒，他开始在媒体上进行反击。“这种怀旧多少有点儿过于坦率了，”肯普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写道，“德国许多政治作家告诉世人，要不是元首有点儿失控的话，德国会好的。”肯普纳根本就不买账。对于右翼宣传物里希特勒如天使般的照片，对于如果希特勒没有干涉战事，将军们完全可以使德国免于战败的军国主义言论，对于纳粹外交官的洗白努力，肯普纳深感悲哀。
他呼吁应该在德国公开纽伦堡审判的真相。“在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德意志共和国里，他们正明目张胆地对德国国民的心智进行系统的荼毒，而这是唯一一种抗争的方式。”
然而，在写下这些话后不久，肯普纳就做了一件有悖于公开原则的事情。纽伦堡审判之后，他将一些重要的原始德国文件带回了家——即使有副本留存，也没人知道这些原始文档如今流落何方了。
肯普纳作为检察官，为准备案件的诉讼，有权查阅任何文件。一些人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对他处理文件的方式提出过质疑。1946年9月11日，档案馆馆长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肯普纳的办公室借阅了5份文件，并未归还。“我可能还要补充说明一下，档案馆在催促肯普纳归还藏书和文件时遇到麻烦，这不是第一次了。”
1947年，肯普纳因为对一份最有名的有关大屠杀的孤本文件处理不当，在美国检察官队伍里一时声名狼藉。当时，第二轮审判刚刚开始，肯普纳重返纽伦堡不久，就派他的手下认真阅读了德国外交部的记录，这些文档是从哈尔茨山的秘窑搜得并运到柏林来的。一天，一名助手读到一篇15页的文档。“以下这些人，”文档开头这样写道，“参与讨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路56/58号举行。”这就是《万湖会议纪要》（The Wannsee Protocol），记述了希姆莱的下属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主持的万湖会议，会上讨论了“疏散”欧洲犹太人的问题。
在这份档案被发现几个月后，一位名叫本杰明•费伦茨（Ben Jamin Ferencz）的美国检察官坐在桌前，抬头看到查尔斯•拉弗莱特（Charles LaFollette）气冲冲地闯进来。“我要杀了那个混蛋！”拉弗莱特吼叫着。他正在处理纽伦堡审判后续案件中一件针对纳粹法官和律师的案件，他听说了《万湖会议纪要》，但肯普纳拒绝交出来。负责纽伦堡案件的检察官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肯普纳大概打算在他自己的案子开庭时，才把这份文件公之于世。
费伦茨来到肯普纳的办公室试图调停。肯普纳否认自己扣留了任何文件，在费伦茨一再追问和激将法的作用下，肯普纳最终打开了他桌子最下方的抽屉，一脸无辜地问道：“是这个吗？”
拉弗莱特当时就意识到这份文件对他的案件有多重要：第三帝国司法部曾派了一名代表来参加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拉弗莱特立刻怒气冲冲地将此事报告给了主诉检察官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并要求他“开除那个王八蛋”。费伦茨跟在后面，为肯普纳辩护。他告诉泰勒，如果肯普纳被驱逐出纽伦堡，“部长审判”将陷入瘫痪，而且，肯普纳私藏文件也是无心之失。
“我的话没人相信。”费伦茨在几年后给肯普纳的信中写道。但无论如何，泰勒都站在了负责“部长审判”的检察官这边。
在纽伦堡，肯普纳并非唯一一个将纳粹档案原件挪为己用的人。自战争结束以后，被缴获的文件在各军事档案中心间辗转调用，后被飞机运到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供情报单位研究，最后又被运到纽伦堡供战争罪审判之用。当这些档案在欧洲各地频繁流动时，纪念品偷猎者们发现有大量机会可以下手偷窃。这些纳粹档案的信头上，印有纳粹党的常见标语“希特勒万岁”，下方有纳粹要人的签字。那些负责保管这些档案的人尤其担心纽伦堡审判的检方人员，担心那些请求调阅档案的人更多是出于“记者般的好奇心，而非真的想要伸张正义”，一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里这样写道。另一名观察者总结说，服务于纽伦堡诉讼的档案馆在记录文件的流向方面，未能尽责。
还有一份关键文件消失了，那是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所做的一份记录，透露了“元首”在1937年已经在策划征服欧洲。在纽伦堡审判中，检察官不得不使用一份经公证后的副本。战后一名负责监督出版这些缴获的德国文档的历史学家，向肯普纳问起这份记录，肯普纳回忆说确实见到过，并暗示说：“也许是一些纪念品偷猎者盗走了原件。”到1946年9月，一家军事档案中心的管理员们已经停止向纽伦堡的检察官出借文档原件了，因为他们担心有可能永远都要不回已经出借的上千份文档证据。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纽伦堡正义宫充斥着各种文档。161948年4月完成的一份调查表明，“行政文档、新闻底片和稿件、一个影片资料库、法庭录音带、审讯报告录音带、资料库藏书和其他出版物、档案原件、复印照片、档案复印件、文卷、审讯简报、犯人档案、审讯文档、审讯总结文档、所有法庭记录和证据分析”累计超过6.4万立方英尺。
这些文档浩如烟海，官员们担心这些原件会被不经意地当成垃圾丢掉。正如肯普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那是“一种可怕的混乱”——他正是趁着这种混乱顺手牵羊的。
他说他担心那些将成为爆炸性消息的文档无法得到妥善归档，于是将其收归私有，以确保物尽其用。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承认如果一些“聪明的、感兴趣的”研究者找他来要这些审判中的重要文档，他可能会把它们直接丢在对方办公室的沙发上，然后在出门时加上一句：“就当我没看到过。”
他认为，比起落入政府官僚之手，遭受被毁灭的风险，这些文档更好的归宿是由一位值得信任的同行来曝光其内容，使其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产”。
在审判结束以后，所有被缴获的德国文档原件本来都应归还军事文档中心，但肯普纳想继续用他所收集的文件撰写关于纳粹时代的文章和书籍。1949年4月8日，就在“部长审判”案裁决下达的前几天，肯普纳收到了为诉讼团队服务的档案馆馆长弗雷德•尼贝加尔（Fred Niebergall）的一封信，这封信只有一段文字：“本函署名者授权副总顾问、政治部长案件的主诉检察官罗伯特•M. W.肯普纳博士挪用和保留与德国纽伦堡战争罪审判相关的非涉密文件，以供其研究、写作、演讲和学习之用。”18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备忘录。后来，一名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律师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身处这个位置的尼贝加尔会写这样的信吗？
就在同一天，肯普纳写了一封信给纽约的达顿（Dutton）出版社，附上了一本新书的大纲，是根据其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的审讯工作和德国外交部的文书写成的，暂时拟名为《希特勒和他的外交官们》（Hitler and His Diplomats）。19他在1月就已经完成了本书，达顿的一名编辑表示感兴趣，并询问了更多细节。
后来才得知，这本书只是肯普纳在1949年表达过的出版意向之一。
数十年后，肯普纳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他挪用文件的行为做出了解释：“我清楚一件事情，当我想写点什么而必须要联系档案馆时，他们可能会礼貌地回复我，却表示材料找不到了，所以我才会拿走的。”
这样的自我辩护自然远远不够。肯普纳真正想要的只是独家消息，这是其他记录纳粹时代的作者都没有的重要优势。
得到许可的肯普纳将他手中的纽伦堡文件整理打包——以及他在担任检察官期间积累的所有文件——通过船运，将它们从大西洋彼岸，运送到了位于费城郊外的家中。这批文件于1949年11月4日抵达宾夕法尼亚铁路上的兰斯当：一共29个箱子，重达8000多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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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外交官们》一书并未面世。肯普纳似乎改变了策略。对于第三帝国犯下的恶行，他找到了其他伸张正义的途径。他在法兰克福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除了其他法律事务，他开始受理纳粹受害者请求赔偿的案件。他曾担任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和埃米尔•贡贝尔（Emil Gumbel）的代理律师，雷马克的一战题材畅销书《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曾被纳粹查禁和销毁，贡贝尔是海德堡大学一名杰出的数学教授，因为其反战思想而被驱逐出校。他还为犹太人、天主教徒以及抵抗组织成员打过官司。代理纳粹受害者的事务逐渐发展成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
在纽伦堡审判结束10年后，对纳粹战犯的起诉重新开始了。1958年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审判让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德国人以为早已被人遗忘的过往诸恶。10名纳粹分子因在战争中杀害了5000多名立陶宛犹太人而被判有罪，这起案件促使德国的司法部长们——惊觉很多作恶者在战后逃过了惩罚——在路德维希堡成立了纳粹犯罪调查中央办公室。
同时，在德国以外的检察官们也审理了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1961年，肯普纳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他飞往耶路撒冷，为负责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运输至集中营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案出庭作证。10年间肯普纳在一些广受关注的案件中，担任被害人家属的律师。在一起起诉3名党卫军军官屠杀数千名荷兰犹太人的案件中，他担任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父亲及加尔默罗修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修女的妹妹的委托代理人。他还代理过一名反战记者遗孀的案件，这位记者在1933年被一名纳粹冲锋队队员杀害。在一场控诉盖世太保指挥官奥托•博文斯皮恩（Otto Bovensiepen）的审讯中，他为3万名柏林犹太人发声，在奥托的安排下，这些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东部。
肯普纳趁着人们对纳粹罪行的重新关注，快速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上述以及其他有名案件的书籍，以飨德国读者。他还出版了一些摘录，有的出自纽伦堡审讯，还有的出自其1983年的回忆录《一个时代的检察官》（Ankläger einer Epoche或Prosecutor of an Era）。虽然肯普纳已经在1945年加入美国国籍，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用英文出版，在他的故国，他更受关注。
纽伦堡审判结束40年后，他仍然在战斗。当德意志银行收购弗利克工业集团时，肯普纳成功游说弗利克向1300名犹太人支付了200多万美元的赔偿，因为他们曾在战争中为弗利克公司一家生产火药的子公司工厂做奴工。
反纳粹的战斗为肯普纳作了个人定义。他执着于不让世界遗忘作恶者所犯下的罪行。如果有人告诉他一名前纳粹党员似乎并没有那么坏，他会立刻打开他手头的文书档案以证明对方是错的。
“成千上万的凶手仍然行走在德国和全世界的街道上，”他曾对记者这样说，“有多少纳粹罪犯仍然是自由的？你心里有数。”甚至在战后的所有审判中，也只有几千人被判谋杀罪。“你能否告诉我，这2000人是如何做到杀死600万到800万人的？这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
即使已经过去了30年，40年，50年，他仍然不肯放手。这是一场他至死都不放弃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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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肯普纳常常穿梭于美国和欧洲之间，处理他的国际法律事务，但他还是能够经营好他复杂的家庭生活。他的律师事务所设在法兰克福，不过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所以主要居所仍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斯当。战争期间，他一直定居在那儿，他与身为社会工作者和作家的第二任妻子鲁特•肯普纳（Ruth Kempner）、年迈的岳母玛丽-路易丝•哈恩（Marie-Luise Hahn）、秘书玛戈特•李普顿（Margot Lipton）一起生活。20世纪50年代，他的儿子安德烈（Andre）出生了。
肯普纳夫妇有一个秘密：安德烈的母亲并非鲁特——这一点他们已对众人宣告——而是玛戈特•李普顿。罗伯特•肯普纳和他的秘书在1938年就开始了婚外情。
安德烈从小就相信他是肯普纳夫妇的养子。在学校的档案里，之所以在母亲那一栏填写鲁特•肯普纳，只是因为这样更加省事。李普顿说：“对于肯普纳博士来说，这样更省事。”安德烈和他的哥哥——肯普纳前妻留下的孩子卢西恩（Lucian）一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并非没有过怀疑。在安德烈于瑞典举行婚礼时，人人都惊讶于李普顿和新郎是如此相像。
肯普纳的儿子们过于谦谦有礼，从不质疑。“我接受我父亲所说的一切，”卢西恩解释说，“其他的就不关我的事了。”
无论安德烈是否知道真相，他一直很崇拜父亲。在29岁时，他搬到瑞典和妻子一起经营一家农场，定期向家里写信，字迹一丝不苟。“我只是想感谢您，您是我们最棒的爸爸，”有一年肯普纳和李普顿来探访他们后，安德烈这样写道，“当我和您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很难当面表达这些，但我希望您永远不要低估我对您的爱以及对您工作的理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肯普纳完全定居在欧洲。他一直往返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洛迦诺之间。1975年，他心脏病发作——就在一群新纳粹分子在他的律所外抗议后不久——他变得很虚弱，经不起出国旅行的辛苦。鲁特和李普顿仍然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每次探访，逗留数周，而其余时间，这位大律师往往依赖于另一位忠诚的女性。
简•莱斯特（Jane Lester）在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以东60英里的布罗克波特长大。1937年，她跟着一位同学来到德国，教那些想要移民的人学习英语。多年后，她承认自己太天真了，她不知道希特勒对待敌人的手段有多残忍。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当纳粹们在整个国家横冲直撞，捣毁犹太教堂、犹太人的商铺和房屋时，莱斯特正酣然熟睡。第二天，她不明白为什么语言学校的学生都没来上学。她离开了德国，来到布法罗的一家经纪公司工作，后来去了华盛顿，成了一名打字员——用她的话说，就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效力于战略情报局。
1945年的一天，莱斯特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读到：纽伦堡，需要对战争罪的审讯翻译。她去五角大楼申请了这份工作。很快，她回到了德国。
她对肯普纳早有耳闻。在纽伦堡的格兰德大酒店里，她见到了正在用餐的肯普纳，当时几乎所有参与审判的人晚上都会在此休息。1947年，她终于与他相识。那一年，肯普纳正在为后续的审讯招募新人。她成了他的助手，而且在审讯中紧紧跟在肯普纳的身后，这似乎起到了警告被告的作用。“他们觉得我很神秘，”她说，“谣传我是一名心理学家。”她也有幸能为美国的检察官们将《万湖会议纪要》翻译成英文。
战争结束后，她为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地点在法兰克福郊外上乌瑟尔的王营。同时她还在肯普纳那里兼职，帮他翻译信件和打理事务。两人之间渐渐发展成一种伙伴关系，一直持续了40年。
“在罗伯特•肯普纳人生的最后20年，我从未和他分开过，日夜陪伴左右，”她说，“我是他的护士、司机兼秘书。”虽然她没有说出口，但她也是他的情人。
肯普纳和他生命里的三个女人同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人生尽头。
用多年后卢西恩的话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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