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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15287
《危机与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探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福利制度、中产阶级等诸多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危机与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探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探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当今世界政治学讨论的热点之一。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资本主义未被这种濒死体验所毁灭，但却也被永久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市场”无可替代改变为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国家干预”无可替代。自由民主制还能够维护公平正义吗？福利国家制度是保护还是损害了公平？中产阶级是民主的中坚力量还是动荡的推手？如何应对日趋扩大的不平等？本书通过解读与评析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上述问题一一给予回应，以资借鉴与思考。
绪论
章 资本主义历史及其阶段性危机概论
节 商业资本主义
第二节 工业资本主义
第三节 金融资本主义
第二章 制度危机：全球视野下的西式民主
节 西式民主的危机表现
一、 西式民主在发达国家的危机
二、 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危机
第二节 西式民主的危机根源
一、 大众民主导致民粹盛行和民主精神衰退
二、 治理能力低下导致发展受限和国家解体
三、 利益集团影响导致民主运转失灵和金钱政治泛滥
四、 过于注重民主形式导致社会失序和民主崩溃
第三节 西式民主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及其在当下的衰减
一、 成熟的公民社会
二、 妥协的精神文化与刚性的零和博弈
三、 权威高效的政府及其功能的缺失
第四节 在危机中思考西式民主的未来走向
一、 提升现有民主国家治理能力
二、 平衡上层全球化和下层微观权力
三、 重在品质的民主体系的更新升级
第三章 社会危机：十字路口的中产阶级
节 中产阶级的界定及其特征
一、 何为中产阶级
二、 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西方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用的论争
一、 衰落与瓦解之不同判别
二、 从稳定基石到动荡推手?
三、 民主堡垒抑或“专制强权”拥护者?
第三节 新兴市场中产阶级阐论
第四节 新旧两种中产阶级的风云际会
一、 纵横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二、 在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抉择
三、 全球化立场之相左
第四章 价值考量:资本主义“自由”观批判
节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缘起与内涵
一、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缘起
二、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内涵
第二节 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批判性反思
一、 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反思
二、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批判与反思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比较
一、 自由观念内涵之区分
二、 生产劳动者自由命题之诠释
三、 自由与人的发展关系之阐释
四、 社会发展阶段视野中自由之本质
第五章 价值危机：资本主义的“公平”悖论
节 不平等已受到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二节 倾斜的天平——当代资本主义的公平缺失及其因果关系辨析
一、 “占领运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
二、 资本主义公平缺失的原因
三、 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些看法
第三节 应对资本主义公平“陷阱”的措施
一、 如何看待日趋扩大的不平等
二、 如何应对日趋严重的不平等
第六章 崩溃、改造与替代：前瞻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节 资本主义“崩溃论”
一、 经济停滞常态下各种刺激因素的式微
二、 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与民主主义价值理性之背离
三、 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回旋空间
四、 逐渐衰减的资本主义体制之公信力
第二节 资本主义“改造论”
一、 “纠偏”与“激活”
二、 “改良”与“更新”
三、 重塑全新资本主义
第三节 资本主义“替代论”
一、 北欧的混合模式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方向
二、 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将主导全球
三、 社会主义暂时还不能取代资本主义
第七章 多元化实践评析：拉美社会主义个案解读
节拉美左翼政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评述
一、 拉美“社会主义热”的缘起
二、 拉美左翼政府之“社会主义”特征：个性与共性
三、 如何看待拉美“社会主义”
四、 小结
第二节 莫拉莱斯“社群社会主义”评析
一、 何谓“社群社会主义”
二、 如何建设“社群社会主义”
三、 “社群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
四、 “社群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H.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解读
一、 查韦斯的探索与实践
二、 国内各阶层反应强烈
三、 国际社会褒贬不一
第八章尾声：全球资本主义各种变体及其相关思考
后记
前 言
当今世界形势云谲波诡，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两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20世纪末的苏联东欧剧变，另一个便是本世纪初发生，至今仍在继续发酵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面对前者，西方学者尤其右翼学者趾高气扬、弹冠相庆，毫不掩饰地断言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终结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但是，庆功宴席还没有散去，他们的论断尚且言犹在耳，不料就发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始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美国的次贷危机，然后蔓延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当前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媒体又该如何解读？
从形式上看，这场危机只是一场金融危机，因为它发端于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关系着市场运转所需的货币供应，危机导致国际银行体系波动，进而引发国际股市崩盘，经济大衰退。然而从深层次观察，这场危机却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可以说，危机已经使全球资本主义从制度到社会、再到价值层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曾经令很多人向往、崇拜并视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在危机后大打折扣。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早已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曲折波动尤其是拉美陷阱所证伪、被人们所遗弃，那么以三权分立为标志的西式民主无论是在其发端的西方发达社会，还是在后来对其进行直接拷贝移植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这次危机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甚至遭遇危机。
曾经一直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经济增长重大引擎的中产阶级，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一系列“异常”。的表现在于，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级——昔日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如今却开始走向街头，成为抗议浪潮的主流，其行为表现日趋“”。
曾经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价值支撑和前进动力源泉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也在危机后大大褪色甚至走向反面。西方社会尤其是其中的中产阶级不再对此津津乐道、引以为傲，自由民主似乎并不必然带来公平正义，即使是福利国家制度也保护不了公平。
资本主义在这次大危机后产生的种种“基因突变”，就如同牛津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专家蒂莫西·阿什教授所说：“已无法证明资本主义是一个能够自动进行自我修复或自我完善的制度……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制造欲望的专家，正是物欲横流导致了全球规模的不可持续发展。”（Timothy Garton Ash, Will
Capitalism Fall Victim to Its Own Succes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2, 2007）就连曾以“历史终结论”而扬名的美国著名右翼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衰退使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变得不合法。”（Nancy Birdsal,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Forgien，Mar/April，2011）
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次危机，仅仅是一次金融危机，还是一场涵盖制度、社会乃至价值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这场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又将走向何方？围绕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本书在系统梳理西方学者各种解读观点的基础上，将这场危机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考察，发现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其呈现的所有特征、背后原因及未来走向都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因此，这场危机无疑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能力“终结”什么，纵使依靠自身的组织、结构与品质也无法消化其与生俱来的弊病。而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其理论的洞见，至今仍有其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无可取代的价值。更何况还有覆盖世界各地的且多元的社会主义的强劲实践。
当前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遭遇危机，追根究源，其背后原因主要在于大众民主时代到来、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利益集团影响和过于注重民主形式而忽略实质四个方面。
一、 大众民主导致民粹盛行和民主精神衰退
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的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从平民社会出发，在理论上建立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郑永年认为，民粹主义与大众民主必然相伴而生。西方社会从精英民主过渡到大众民主（即所谓的“自由民主”）阶段，精英与平民互动的平台亦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出现了问题。在精英民主时代，参与互动的精英是少数，选票作用不太大，精英之间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然而，在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选票成了大众民主的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新加坡］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2014年5月6日《联合早报》。从根本上讲，过度民主就是民粹，民主与民粹之间的矛盾内含于西式普选民主制度，其实质是，精英既要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甚至特权，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此两方面致使“民主”被扭曲成了“民粹”。这就是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的原因。在大众民主时代，“传统的民主制度运作的一些假设已经不灵了，如假设民主社会人人都是理性的，都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政治人物，从而作出理性选择。在民粹主义氛围下，‘理性的政治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多的社会成员，只是被动员才成为被动的政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人民的力量’，经常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新加坡］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2014年3月18日《联合早报》。的确如此，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难分清“共和”与“民主”的区别。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阿亨和拉里·巴特尔斯在《现实主义者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美国历史逐步偏离了宪法中精妙的平衡理念，不可阻挡地走向过分简单化的平民论中更广泛的直接民众控制。”直接民主一点都没有赋权于人民，反而往往服务于有社会资源的人。阿亨和巴特尔斯发现，在通过选举选择房产估税员的县里，昂贵住房的房产税要比非选举产生估税员的县里增长得更慢。而在大选方面，选民往往以宪政无法掌控的事件来评判它们，比如自然灾害。还有法官的选举——这是一种明显的利益冲突，如果你必须为未来可能成为公诉人的人筹款，有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吗？［英］爱德华·卢斯：《美国是否正在受累于过多的民主？》，2016年4月18日《参考消息》。
除了滋生民粹外，大众民主还会导致中产阶级民主精神衰退。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民主的质量。经典民主理论认为，中产阶级通常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且热心公共事务，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往往能够实现自主且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而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然而，在当前，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正在急剧衰退。原因在于，全球化及其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当其遭受过度挤压时，“传统民主的理性包括法治便消失了”。［新加坡］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2014年3月18日《联合早报》。泰国的政治僵局表明，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因为泰国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因而他们提出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杨光斌：《三大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2014年5月12日《参考消息》。
西方民主制度日益陷入困境，与普选制后民粹主义的高涨有着必然关联。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缺陷导致它必然要借助于民粹主义来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平民化的不彻底性、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民粹，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与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获得财富、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价值观表面上能使精英和大众共同接受，但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这一矛盾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精英多了，大众就少了。过去，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向外掠夺来缓和这一矛盾，如今，依靠外部做大蛋糕的方法成效日益降低，由此，国内民主中，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民主的含金量由此而大打折扣。
另外，西方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使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终抽空了其所标榜的民主精神的真正义涵，使之成为一个虚妄的民主乌托邦。
二、 治理能力低下导致发展受限和国家解体
日裔美籍著名政治学者F.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相较于法治或现代国家，民主更容易建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发展与民主制度发展常常出现不同步、不平衡情况。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一旦其治理能力建设未能达到公民对民主建设的期望，就有可能直接导致其民主合法性的丧失。福山进一步援引其老师亨廷顿的观点指出，创建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权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建立竞争性政党；其二，具备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性政党组建完毕后，一旦民主政权当选，就必须利用合法权威，竭尽全力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如果当选政权不具备出色的国家管理能力，期望破灭的追随者就会否定甚至会推翻其合法性。Francis Fukuyama， 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Iss.1， 2015.
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合法性降低或无存，轻则会导致发展受限，重则会导致国家解体。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S.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清楚地指出，过去20年，美国之所以在亚非国家推行自由民主制没有取得成功，没有在亚非国家“建立一个稳定、强有力、理想的民主治理结构”，就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无法完成的目标，即带领这些国家走出现代化之路，……我们错误地设想美国不仅是‘山巅之城’，还是人类政治管理体制的自然模范。我们认为许多国家向往自由民主制，如果没有障碍，民主之花必将遍地开放。这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实际上，我们无法做到使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机构转型”。Stephen Krasner， Our Mistake: Thinking That All Countries Should be Structured like US， Los Angeles Times， Jan. 8， 2015.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在查尔斯·库普钱看来，“公众反感欧洲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混乱。因此，欧盟各成员国正在忙着追回各种主权，从而威胁到二战后启动的欧洲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大业。……过去20年，欧洲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而不平等程度则一直在不断上升。西班牙的失业率徘徊在20％以上，甚至在德国这一欧盟首要经济体，也能看到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2008年期间收缩了13%。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发现自己脚底下是一个正在遭磨损的安全网；面对全球竞争，欧洲安逸的福利制度已变得无法持续了，正在遭受大幅度的缩减。欧元区债务危机导致的这种紧缩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希腊人对欧盟强行紧缩开支的愤怒程度并不亚于德国人对不得不解救欧洲经济落伍者的愤怒程度”。至于日本，它自从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2006年辞去首相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建树。“民主党和自民党内部分裂的程度并不亚于两党相争的程度，即使在紧迫的问题上，决策过程也已经陷于停顿；国会通过向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受害者提供救济的立法，就花了100多天的时间”。Charles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很明显，这种治理危机会导致西方国家发展遇阻，并带来民众对政府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抵触，使阶级矛盾激化，从而爆发行为，引发群体撕裂。
三、 利益集团影响导致民主运转失灵和金钱政治泛滥
在西式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能够以合法的方式阻碍迫切需要的变革，致使整个体制趋于腐朽，而此种腐朽则又使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既扭曲了税收和支出等政策，又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增大自身利益的法案，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在福山看来，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更侵蚀了政府有效运转的能力。他指出，在政治制衡的制度框架中，有太多的行为方可以否决其他方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决策，“久而久之，由于传统的制衡制度不断根深蒂固且越来越僵化，美国政治制度就走向了衰败”。更为关键的是，没有政治人物和组织致力于消除利益集团对民主制的操纵。“美国政界的许多行为方都已认识到，政治制度当前运作得并不好，但是他们维持现状的意愿根深蒂固，两大政党都鼓不起勇气割舍掉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利益集团也怕出现一种金钱买不到影响力的制度”。Francis Fukuyama，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Feb.， 2014.正如N.A.罗德汉（Nayef Al Rodhan）所说：“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使得在缺少透明度和监管机制的时候严重扭曲了民主。”Nayef Al Rodhan， Reforming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Globalist， Jun.14， 2014.
更为糟糕的是，福山还认为，在美国，“权钱交易以完全合法的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他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创办人L.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话说，“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张友谊：《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政治学三巨擘圆桌纪实》，2014年12月2日共识网。按照英国牛津大学教授S.林根（Stein Ringen）的说法，美国宪政体系的权力正在“不断地被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库、媒体和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篡夺”。Stein Ringen， 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28， 2014. 美国的情况如此，其他采用西式民主的国家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所刊文章已有明确概括：“各国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恶习所破坏。印度甚至连资本家都不愿意支持民主。”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1， 2014.
科克兄弟是美国第二大私人公司，其手中集中了一些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生产线”的智库、大学研究所、研究基金会，以及可以免税的各类“社会福利”组织，利用它们来影响选举。2010年起，科克兄弟公司支持茶党控制的国会，成功阻碍奥巴马的改革计划，同时其对竞选资金的赞助也打破了所有的记录。茶党掌控国会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其中包括促使停止向环境监管部门提供经费，使一项碳交易法案告吹，阻止对附带权益（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公司赚取的利润）正常征税，以及两次让联邦政府停摆。已故的一名相对“激进”的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其手下一名雇员曾简练地总结了科克兄弟一伙的黄金原则：“有钱人统治一切。”［英］爱德华·卢斯：《美国是否正在受累于过多的民主？》，2016年4月18日《参考消息》。这并非个别事例。人们普遍意识到政治中的金钱问题，普遍到就连终极资本家唐纳德·特朗普以及自我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也都赞同这一观点。桑德斯的整个竞选过程都在抱怨富人捐款者造成的腐败影响，而特朗普则揭露整个游戏，他承认曾向政治人士送钱，巴结他们。［美］拉塞尔·伯曼：《美国如何缩小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2016年3月22日《参考消息》。
四、 过于注重民主形式导致社会失序和民主崩溃
J.波伊克（John Boik）、L.费尔拉蒙蒂（Lorenzo Fioramonti）和G.米兰特（Gary Milante）三人在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失败，不是“文明冲突”的结果。民主制度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使其同阿拉伯或其他文化难以兼容。失败事实上源于“注重形式多过实质——复制了一个民主的形象，而不是引入一个适应当地需要的运作良好、有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决策体系”。John Boik， Lorenzo Fioramonti， Gary Milante, Reboot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Mar.16， 2015. 英国《经济学人》亦认为，“那么多失败的民主实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看重选举，轻视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国家的力量必须得到制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Economist， Mar.1， 2014.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形式亦即多党竞争、一人一票，在选民民主素养较高、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虽也会引发政治纷争，但却不至于形成激烈的政治对抗，特别是暴力相向。然而，若将此种政治模式移植到一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发展中国家，则极有可能放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撕裂社会群体，从而引发重大的社会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物和多数民众将西式民主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倾向于将转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结为不民主，并进而要求更多的民主形式以解决问题。简单化的票决民主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巩固，反而，社会分裂、内战可能成为常态。英国前首相T.布莱尔（Tony Blair）明确指出，“民主体制光给民众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Tony Blair, Is Democracy Dead? New York Times， Dec.4， 2014.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长D.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更是失望之至，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特有的民主模式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其他国家。就我看来，在伊拉克打造民主制度似乎是不现实的。”Melanie Phillips, Bush was Wrong on Iraq， The Times， Jun.6， 2015.
同民主一样，公平同样被资本主义视为自己的核心价值。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就是社会不公。这在美国和欧洲都是现实存在。在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的3年间，那些引发金融危机的各大财团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在超级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近百年来的点。这几乎是“经济达尔文主义”的赤裸裸表现。反观美国贫困的群体，其平均收入在1947—197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从7600美元增加到15500美元，但到2007年才增长到16500美元，并且从此几乎不再增长。同期富有的5%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1947年的17.5%逐渐下降到1974年的14.8%。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则开始持续上升，到2006年就达到了21.5%，并且一直保持这个趋势。这也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间，因为凯恩斯主义、中左翼在西方的普遍优势，各国政府采用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调整分配，曾经一度兼顾效率与公平，取得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然而，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尤其是全球化、金融化进程加快后，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美国1968年为34.8， 2001年达到43.5， 2006年为44.4，并且还在持续上升，［美］爱德华·N.沃尔夫：《美国资本利润率上升与中产阶级挤压》，周思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所以不平等加剧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
一、 “占领运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
“成千上万的民众一直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进行着示威游行或罢工。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至整个美国，然后是整个欧洲”。［美］杰瑞·哈瑞斯：《资本主义转型与民主的局限》，陈珊，欧阳英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期。波及整个西方社会的“占领”运动就是对西方社会不公现象反抗的集中爆发。这是毫无约束的竞争带来的社会危害——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消极的外部效应。
此次因为分配不平等所致的蔓延西方的“占领运动”其实已经酝酿良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兼顾效率与公平并带来西方世界30年稳定高增长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势衰，资本积累效应递减，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逐渐躁动不安，西方国家急于寻找一种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模式，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但新自由主义更多地强调效率，极大地忽视公平。德国学者埃克哈德·海因在《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和收入再分配》一文中指出：“一些国家则在重新分配方面以（低）劳动收入、停滞的消费需求和薄弱的直接投资为代价，侧重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其作为创造需求的另一种选择，从而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和经常账户的顺差积累越来越高。”④［德］埃克哈德·海因：《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和收入再分配》，李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2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的开启，金融化加深，国内不平等加剧，甚至蔓延到整个国际社会。“富有的0.001%人口（650人）这是德国的国内数据。的收入份额显著增长，这使其市场总收入份额——不包括资本收益——从1992年的0.55%增长到2003年的0.82%。”④在某些年份，美国和西班牙的高层管理人员薪资占了顶层0.1%收入份额的50%，在荷兰则超过了60%，而在总收入的份额中，同样从1992年的15%增加到2003年的22.4%。
2008年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全球，这是金融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剥夺，即99%的多数人的财富遭到恶意洗劫，仅有1%的少数人财富不降反升。中产阶级快速滑落到无产者的行列，民粹主义复兴，对资本的愤怒弥漫整个社会。另外，长久的分配不均导致了西方社会的阶层固化。美国学者L.肯沃斯（Lane Kenworthy）在仔细考察美国社会后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期间出生、家庭收入处于20%收入底端的一个美国人，他在成年时进入20%收入中端或者以上的机会大约为30％，而出生在家庭收入处在20%收入高端的一位美国人，他在成年时进入收入中端或者以上的机会则为80％。……这种差异意味着在家庭背景不同的美国人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机会不平等。”Lane Kenworthy， How the United States Stopped Being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2.
危机的影响迅速反映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方面。以美国2012年大选为例，虽然民主党的奥巴马与共和党的罗姆尼在许多政策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在所谓机会均等方面则出奇一致。奥巴马在芝加哥呼吁“无论你是谁，有何模样，来自何处，姓什么，爱的是谁，只要尝试就能在这里取得成功的美国。”随后，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保罗·莱恩回应奥巴马：“我们承诺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平等的结果。”2011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说：“在那些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向成功的人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能从成功中获益。站在峰顶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大多数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此次讲话被舆论认为是2012年美国总统向“民粹主义”转向的标志。它表明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削减联邦赤字和债务转到了经济不平等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或者说变成了关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这一新问题。David Brooks， Fin del ‘capitalismo’， Rebelión， 2012.01.05.不过这并非从根本上扭转不公平的承诺，只是双方在危机时刻为了胜选都选择强调机会均等。
因此，实际上西方社会的不公平是由当前资本主义的机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不公平，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走向真正公平。一个社会要真正实施公平，即非形式上的公平，而是事实上的公平，那就不能使公平仅仅停留在“机会的公平”上，而应把人们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者综合统一起来。陈学明：《把公平问题和生产关系联系起来》，2012年10月11日《社会科学报》。
二、 资本主义公平缺失的原因
西方社会一直认为其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公平正义的有力保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其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制为荣，并不遗余力向世界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但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倒退，福利政策亦顾此失彼，这已直接影响到公平正义的落实。
（一） 倒退的自由民主已不能维护公平正义
首先，民主制已被垄断集团和富人操纵，难以代表普通民众的意志。资本主义的重要构架就是它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它的核心理念又都离不开“公平”两字；民主的基本意义是与独裁或集权相对立，所以包括推选领导人在内的一切重大决定在原则上应该反映社会大众的声音及利益，而不能是某个人或某些没有代表性的团体（极少数人）说了算。因此，公平一定是民主政治所要坚持的一个原则。但目前的西方民主制正如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J.柯兰齐克( Kurlantzick)所说，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未能阻止自由社会的经济利益被占人口比重很小的一部分人所操纵”。
Carol J.Williams， Interview: Why the world is losing faith in democracy，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30， 2013.因为，西方的选举民主需要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能提供这一资金的只有财团。虽然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历史上美国法律曾有规定，为了防止富人操控总统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00美元，但2010年美国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造就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组织。这项判决认为，竞选捐款组织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其结果是，“富有的捐款者可以无止境地对政治进程施加更强有力的影响”。Von Uwe Schmitt， Und schon wieder die teuerste Wahl der Geschichte， Die Welt， Nov.6， 2012.
2012年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迄今为止美国历为昂贵的一次，各级选举包括州议员选举、参众两院选举、总统大选，总花费超过了60亿美元，其中13亿美元是外界资助，外部集团的影响与日俱增。2013年5月，耶鲁大学举办题为“购买力：金钱、政治及不公”的专题研讨会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伦理学中心主任L.莱西格（Lawrence Lessig）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政治制度的特点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国会游说者们代表了那些资金充裕集团的利益，他们深刻影响了政治进程，并间接影响了决策者们的喜好，政治机构往往与中上阶层联盟。”Purchasing Power: Money，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Yale University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 Spring conference， http://isps.yale.edu/.， May 6， 2013.2014年1月31日的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公开指责一对亿万富翁兄弟通过给慈善组织大笔投资来力挺共和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他指责这对兄弟“实际上正在收买整个国家”。他说：“他们所做的是在州长竞选、全国选举中砸钱……试图击败参院和众院的民主党人。”报道还说：“据估计，在2012年大选期间（两兄弟所在的）科克工业公司共斥资4亿美元支持约17家不同的团体，它们名义上都是慈善组织，以此影响总统选举和全国范围其他选举的结果。”2014年2月3日《参考消息》。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还有这样的说法，即“没有工人的合作，什么事也办不成”。但以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工会就变得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从2000年开始的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开支与工人组织的开支比例约为14∶1。美国工会的资金根本无法与企业利益集团的资金相抗衡。正如哈佛大学教授B.韦斯特恩和华盛顿大学教授J.罗森菲尔德指出，在参与民主政治过程中，“工会和工人组织陷入恶性循环：收入不平等加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参与度下降”。
Bruce Western & Jake Rosenfeld， Workers of the World Divide， Foreign Affairs， May/Jun.2012， Vol. 91， Issue 3.
其次，民主制已沦为权钱交易的工具。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金钱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之为参、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而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之以“出售的民主”。欧洲同样如此，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之为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游说者之地”——在欧盟总部方圆4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密布着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宋鲁郑：《为人类开拓更优秀的制度文明》，2013年9月19日《社会科学报》。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J.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文明的代价》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竞选融资、公司游说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职务旋转门，公司财富转化成政治权利；通过减税、放宽管制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互惠合同，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化成财富收获。财富产生权力，权力又产生财富。”Kevin Rafferty， Cost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Japan Times， April 26， 2013.
美国无党派的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S.克鲁姆霍尔茨（Sheila Krumholz）指出：“为双方外围团体捐出大笔钱的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这当中有不少人都有一种期待，希望回报而不仅仅是感谢。”
Peter Overby， Any Way You Describe It， 2012 Campaign Spending Is Historic， Source: National Public Radio， http://www.npr.org/blogs/itsallpolitics/2012/11/05/164207894 Nov.5， 2012.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预算负责人D.斯托克曼（David A.Stockman）宣称：美联储政策带来的好处从未扩散到华尔街以外。“这个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破产了、瘫痪了，只是机械地念了关于刺激‘需求’的空洞咒语……它培育着一种变异的裙带资本主义，时不时将投机横财慷慨地施予顶层那1%的人。”David A.Stockman， StateWrecked: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3.可见，权钱交易的民主制，对普通民众来说没有公平可言。
由于西方的民主制无法保障普通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公民的政治热情骤减。虽然美国被许多人看成一个偶像性的民主国家，但每一次选举特别是近年更有许多美国人根本不去投票。据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学家M.麦克唐纳（Michael McDonald）统计，在2012年11月6日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大约只有60%有资格的选民去投票，这个比例远低于多数号称民主的国家。40%左右的美国人不去参加总统选举投票，表明这样的选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选举出来的总统并非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所以，对选民而言，投不投票又有多大关系呢？
公平正义在政治范畴内，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政府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公平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防止两者之间失去平衡。现代政治运行的轴心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有权力的管理者要为公众的权利服务，不能谋私利。显然，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的蜕变已经难以兼容公平正义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够调动社会和自然资源的主要力量是金钱（资本）的力量，而资本主义的公平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对于金钱调动社会和自然资源力量的尊重。因而金钱的力量也就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合法的形式介入民主政治的方方面面。正如美国法院大法官L.布兰代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几十年前就告诫过的那样：“我们可以拥有民主，也可以拥有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的财富，但不可能两者兼得。”Kevin Rafferty， Cost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Japan Times， April 26， 2013.
（二） 现实发展与福利国家的缺陷无法维护公平正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平表现为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福利制度，包括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并靠累进税制来补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多数国家建立了福利制度，通过该制度把富人拥有的部分资源转移到穷人身上，这个被称为“社会安全网”的制度在初运转时有一定的效果，它确实降低了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众所周知，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几十年的实行，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之际，工业经济的成功，使得以税收抽调利润和工资用于政府目的成了可能，并促成了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以及相对的社会经济平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制度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变得技能失调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自己胜利的牺牲品”。Andrew Stevens， Niall Ferguson: West less good at being West， in source: CNN， Nov.26， 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11/26/business/interviewniallferguson.即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使人们对其依赖越来越强而变得不堪重负，以致于如果不作出重大调整，它在财政上将难以支撑。
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围绕着谁该交什么税，谁该得什么福利，以及华盛顿该如何管理诸如健保和教育等主要领域而激烈争论。在西方世界，以美国保守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反对由政府主导或干预的福利体系。部分美国人认为，“旨在帮助穷人的很多计划反而让他们长期陷于依赖和贫穷”。保守主义者更是指出：“按照累进税与转移支付形式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无能力者针对聪敏能干者的偷窃行为。”Steven Pearlstein， Yes，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would be bad for the poor. No， that doesnt mean its unfair，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2013.但以自由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翼人士抨击社会分配不公，认为维护福利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因而要求政府约束市场，实行减肥补瘦的财税政策，即通过征税和捐赠等形式将富裕群体的部分利益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弱势群体。
我们以美国为例看其福利制度能不能维持公平?美国学者K.摩根（Kimberly J.Morgan）撰文指出，美国的福利制度按自身方式提供了与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的许多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住房资助和儿童保育。公私部门投向这些福利的资源总量是庞大的。就公民健康和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来说，美国要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美国式福利分配方法却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原因在于：
，相较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美国更注重对私人社会福利和服务的依赖。美国福利大多由企业提供给员工，而不是政府提供给所有人，这就使得一些人的保障较好而另一些人的保障较差。K.摩根认为，美国“高薪者通常得到好的福利，而低薪者或失业者则获得较差的福利。因此，在缓减贫困和不公上，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其他富裕国家做得更少”，
Morgan. Kimberly J.， Americas Misguided Approach to Social Welfare， Foreign Affairs， Jan/Feb.2013， Vol.92， Issue 1.而不是更多。
第二，美国没有将社会政策的重点放在帮助弱势群体上。2010年美国福利开支的10％给了收入的10％家庭，58％给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垫底的20％家庭只得到了32％的福利开支。很明显，美国的间接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流向了中高端收入人群。美国的某些主要税收减免（如房屋抵押贷的利息扣除以及慈善捐款的税收减免），尤其让那些富裕到足以获得大量抵押贷款或将大笔资金捐助给慈善事业的人受益。此外，美国的大多数税收优惠被设计为扣税项目（只会帮助那些大量举债之人），而不是有助于收入较低居民的实际退税渠道。美国的私人社会福利开支终也流向了中高端收入人群，因为收入较好的工作通常都附带着较广泛的福利计划。美国劳工统计局全国薪酬调查的数据显示，一家公司平均工资越高，就越有可能提供健康保险、退休账户和人寿保险。因此，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前的25%的私营企业中，有85%的公司为雇员准备了退休福利，但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后的25%的私营企业中，只有38%的公司为雇员准备了退休福利，而其他类型福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前25%的私营企业中，有84％的公司提供带薪病假，而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后的25%的私营企业中，只有29％的公司支付病假薪水。在对17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全球工作家庭项目的创始者J.海曼（Jody Heymann）等发现，美国是员工不享有带薪产假的仅有的4个国家之一。
由于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主要不是针对穷人的，因此几乎无助于降低本国的贫困率或不平等。在世界经合组织的30多个成员国中，美国的贫困率高居第四。可见，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总额虽然相对较大，但分配给低收入者的比例却，也就是说占人口较大比例的低收入者得到国家福利总额却较少。“不幸的是，一旦触及确保高质量的全民健保、维持退休者可观收入以及投资人口未来生产力时，华盛顿的记录未免让人纠结”。
Morgan. Kimberly J.， Americas Misguided Approach to Social Welfare， Foreign Affairs， Jan/Feb.2013， Vol.92， Issue 1.英国《经济学家》评论文章也指出，在西方富裕世界“不公平的则要数财富转移——误导性的福利开支，社会开支往往很少用来为穷人雪中送炭，而更多的却是给富人锦上添花”。True Progressivism， Economist， Oct.13， 2013.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摧残并终葬送了福利体系的公平性。在西方国家，的确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钻福利政策的空子，躺在福利体系上不劳而获。如金融危机后，美国甚至出现了越来越多四肢健全的人冒充“残疾人”的现象，截至2013年3月，美国适龄工作人口申请享有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金残疾人福利项目（SSDI）的人数增至890万人，约占劳动力大军的5.5%。
Mario Loyola & Richard A.Epstein， The Disabling of America， American Interest， July/Aug.， 2013.但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的“异化”则是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惹的祸。为了竞选，候选人都竞相向选民发出美好的许愿，推高了选民的期盼，从而大大超出了社会的实际能力。等到他们上台了，又不敢增税来得罪资方，只能以举债来兑现诺言。政府维持福利制度在财政上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支撑，结构性财政赤字就出现了。政客们对眼前利益的迷恋，以及民众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使得今天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又无法改革的局面。曾任《外交》杂志主编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F.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福利政策上的误区：既要低税率又要政府的大量服务。他认为，若要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只有变魔术，而现成的魔术就是廉价的信贷。从联邦政府到州、地方和市政府，以及普通民众都大量举债。美国家庭债务的数字从1974年的6650亿美元增至现在的1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从1980年占GDP的42%，上升到现在的107%。同期，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46%上升到现在的88%。欧洲大多数国家（包括以节俭出名的德国）现在的债务占GDP都在80%左右。1980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50%，如今则高达236%。F.扎卡里亚为美国的债务哀叹道：“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已从一个主宰全球经济的国家沦为增长疲软的国家，2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虽然仍有相当部分人继续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为后人留下了日益贫瘠的遗产。现在它的债务令人震惊，人均收入已降至世界第25位，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那么它们的未来是不难预料的。”Zakaria， Fareed， Can America Be Fixed?—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3， Vol.92， Issue 1.
目前，西方国家如要继续维持高福利体制，就要首先解决巨额债务问题，那就意味着减开支、增税收。可是一减支，民众就要上街游行；而一增税，富人就要放弃国籍并带走急需的工作岗位和投资。如果提高工资，立法约束资方解雇工人的权力，就会打击一部人创办企业的积极性，从而促使他们将钱转入金融投机，使经济更难以复苏。
作为经济关系范畴的公平正义，贯穿整个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等领域，但主要体现生产关系的一种分配原则，决定一定的主体应当享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的游戏一方面是基于公平的原则而且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限度地保证这种公平，而另一方面却在它自身所谓的公平竞争的逻辑的驱动下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虽然发达国家政府希望通过综合福利制度形式的再分配（这个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之外的因素）的有效制约来自我调节贫富差距，但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不公平的发生和扩大。福利制度这个社会安全阀没有使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减轻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愈加严重，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不得不承认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每逢选战，他就将消除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课题。2014年1月31日《参考消息》。虽然奥巴马信心满满，但彻底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这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说奥巴马没有触动私有制的任何意愿，就连受大资本（利益集团）支持的议员组成的国会（包括在野党国会成员的阻挠）他都难以摆平。在这种情状下，维护公平正义可谓难上加难。
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虽然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分散产权稍微缓解了这个矛盾，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但是这个矛盾并没有消除，甚至在某个时期还会加深。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不公还有以下因素：
其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大和加速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资本主义实体经济时代，即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部分人是通过生产制造、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取得剩余价值或获取报酬。财富因为物质生产、销售而获得，同时要取得或保持产品的竞争优势，就必然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例扩大生产规模，凭借科技投入、技术革新完成产品更新换代，通过完善企业管理结构、改进销售网络等方式和手段。但在金融游戏中，获利的模式就是钱生钱，短短的一笔交易可能带来巨大财富，而从事实体经济再怎么努力赚钱总是有限度的。金融活动主要包括股票、债券、抵押、金融衍生品、期货等，与商品的生产、存储和销售无关。活动的目的就是食利。另外，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金融部门从原来全力促进非金融部门进行资本积累，即作为非金融转变积累的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为通过金融活动追逐自身利润。在从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过程中，严格的金融监管过渡到过度自由的金融化。这个变化使资本主义从原来寻求投资和更大贸易的“冒险”行为，转变为现在对轻松赢利的不懈追求。这种金钱游戏早已抛弃早期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而是以“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赌场”思潮为主，由此大大加速了贫富分化。
其二，金融资本挟持了整个经济，直接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公平公正”体系。金融经济“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这就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73年的150亿美元，上涨至1980年的800亿美元和1995年的12600亿美元。在1960—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价值是GDP总额的1.5倍，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已经超过3倍。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与全美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之比，在20世纪60年代为13.9%， 70年代增至19.4%， 90年代则增至25.3%，在2000—2006年间更是猛增至36.8%。［美］大卫·柯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孙来斌，李轶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金融资本不仅制造了对产业资本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因为只有拥有剩余资本才可能参与金融资本设定的游戏，所以只有社会阶层才可能获益。因此，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德国央行行长，现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O.伊辛（Otmar Issing）指出：“当纳税人的巨额税款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时，这就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Otmar Issing， Too Big to Fail Undermines the Free Market Faith， Financial Times， 2012/01/19.
其三，社会再分配政策的失败，西方社会无力逆转社会不公。例如，为了矫正社会不公，英国工党曾实行了“税收与开支”政策，即向富人征税资助改善穷人状况。从20世纪中期一直到90年代，这种“社会再分配”的观念一直左右着英国工党的政策。但到新工党执政时却发生了荒谬的转变。布莱尔及其幕僚坚持认为，新工党应该既要安抚银行家又要帮助贫困人士。在他们看来，放宽监管使金融业繁荣并辅之以适当的税收，就可以从富人那里征收足够的税款来资助穷人。只要穷人能得到某些救助，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也无关紧要。Sam Pizzigati， Why Greater Equality Strengthens Society? The Nation， 2011/12/26. 与美国一样，英国新工党的新自由主义“再分配政策”惨遭失败，穷人的境遇反而更糟，而富人的状况经过短暂下降之后重新反弹，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再分配政策失败还有三重原因。一是传统的再分配原则也许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当代各国内部的收入分配趋势与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三大变化有关。首先，侧重于技能的技术进步正在继续，明显的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其次，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已经提高了对技能和资本的需求，超过了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Uri Dadush & Kemal Dervis， The Inequality Challenge， Current History， Jan. 2013.传统的再分配是按照产权、劳动付出以及资本，而现在的再分配更多依据技术、产权、资本（尤其与金融相关）。那么靠出卖劳动的非技术劳动力则显然被排挤。
二是全球化的发展。“扩大资本循环的需要属于这一体系的内在驱动力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资本家们都具有的一种必要素质。这种自然的推动力在全球化中完美地表现了出来。”［美］杰瑞·哈里斯：《全球垄断与跨国资本家阶级》，孙寿涛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这个过程的标志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衰落，而一个横跨全球的生产和金融资本体系已然形成，这必然需要新的利润、权力积累以及对劳动力的剥削方式和手段相配套。在这样一个去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中，无疑增加了社会再分配的难度。
三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加剧了社会再分配的不公。以西门子为例，2002—2008年，该公司的外籍工人所占比例从59%上升到69%，国外资产所占比例从62%上升到84%，海外销售额所占比例从66%上升到84%。西门子的附属外国子公司也遍布190个国家。［美］杰瑞·哈里斯：《全球垄断与跨国资本家阶级》，孙寿涛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通用电气也是如此。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并没有使相关各国普遍富裕，只是提高了资本流动性和离岸经营的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甚至连应有的税收都无法获得，更别提进行社会再分配了。
三、 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些看法
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强调“机会均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社会再分配”政策，但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公，社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公，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而且还会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正如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J.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Joseph Stiglitz， America is No Longer a Land of Opportunity， Financial Times， 2012/06/25.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是受制于一个假公济私的精英阶层的结果，使他们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扭曲辩论，通过关税措施惠及富人，调整货币政策惠及银行。现在的许多新富不是企业家，而是利用垄断权力牟取利润的“寻租者”。Joseph Stiglitz， An Ordinary Joe， The Economist， 2012/06/21.社会不公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同时也限制了穷人改变现状的渠道。由于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2011年夏秋英美爆发的“骚乱”与“占领”运动就标志着弱势群体对体制内的社会调节功能已经感到失望。美国共和党知名的战略家F.伦茨（Frank Luntz）坦言“占领”运动正在影响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曾给共和党政客提出建议，要避免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字眼而用“经济自由”“自由市场”来取代。他认为：“尽管比较‘社会主义’，公众可能更喜欢‘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相信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们仍自认为是华尔街的捍卫者，那肯定会遇到麻烦。”David Brooks， Fin del “capitalismo”， Rebelión， 20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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