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5547527
《张伯驹年谱》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像资料， 重要的是一位后学寻梦的心影。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代人的对白， 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交流。有默契，有呼应，也有嗟叹……我在此读出我们文明里黯淡也性灵的一页。——孙郁 张伯驹先生我国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也是近代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人”。……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看来，我们至今怀念张伯驹先生，视其为楷模，不仅仅是对其在书画鉴藏方面成就的赞誉。“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新华社北京2018年4月2日电
张伯驹作为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此前对他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其书画收藏鉴赏、书画集、诗词集和艺术论著等方面，少有从学术角度对其生平和成就进行详细梳理。在《张伯驹年谱》中，作者以丰富的专业学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张伯驹的一生做了细致深入的框架式梳理，材料全部建立在丰富确凿的史料文献基础上，参考书目近300种，以年谱的方式为张伯驹这一文化奇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史资料，对张伯驹的生平与成就进行了全面、深入、详细、生动的记录和梳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张伯驹的遗产（孙郁）……1
自序……9
张伯驹年谱卷一（1898年—1917年）……1
张伯驹年谱卷二（1918年—1926年）……37
张伯驹年谱卷三（1927年—1940年）……60
张伯驹年谱卷四（1941年—1948年）……151
张伯驹年谱卷五（1949年—1957年）……219
张伯驹年谱卷六（1958年—1971年）……346
张伯驹年谱卷七（1972年—1982年）……404
参考文献……448
编后记（张详）……465
再校后记（汪润）……470
自序
靳 飞
一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刚结识梨园界的老前辈叶盛长先生不久，他就对我讲起张伯驹的故事，说，“我这个右派，就是跟着张伯驹给党提意见才惹出来的。我觉得张老那么有学问，说出话来能错吗？结果我们就都成了右派。”我那时只有二十岁年纪，哪里懂得什么，这却是我次听到张伯驹的大名。既然知道了，也就注意了，其后遂在《燕都》杂志上，不断看到有人提到这个名字。
《燕都》杂志是一本了不起的杂志。“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政治日益清明，北京燕山出版社迅速办起这本杂志，组织了一批历经浩劫而残存下来的老学者，动手写些老北京掌故，翁偶虹、景孤血、朱家溍、邓云乡、黄宗江、吴小如，都是其主力作者。仿佛是一件贵重的瓷器骤然被打个粉碎，要再复原已经是不可能的；老先生们赶紧捡拾起些碎片，一一作出标记。人的身体里有遗传基因，文化里也有遗传基因。文化的遗传基因就存在于这些碎片里，虽未必再值钱了，文化却可因此而生生不息。
张伯驹即如瓷器碎片一般地散落在《燕都》杂志里。但凡涉及他的故事，都是传奇。为脍炙人口的，便是在他四十岁生日的堂会上，他自己票演《失空斩》，亲饰诸葛武侯，而配演则是杨小楼、余叔岩等多位京剧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相对于这一举世无双的记录而言，所谓“民国四大公子”的说法，都显得平常了。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移居东京以后，家里有套香港《大成》杂志，原本是汉学大家波多野太郎心爱之物，太郎先生晚年转让给内子。内子是太郎看重的弟子，太郎又曾问学于内子祖父波多野乾一。《大成》杂志的气质，与《燕都》如出一辙——这话其实是说反了，《大成》在先，是一群更老的老先生遭逢鼎革，离开大陆以后，寄托故国之思的所在。
张伯驹又是《大成》频频出现的人物，不过，与《燕都》有所不同的是，张伯驹在《大成》里的形象，可说是毁誉参半。《燕都》的作者，不说很刻薄的话，讲究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而《大成》的某些作者，则是不说上几句刻薄话，就好像是白作了文章。我更为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人是人非，是在《大成》杂志里，读到了张伯驹的《我从余叔岩先生研究戏剧的回忆》《盐业银行与我家》《沧桑几度平复帖》等多篇文章。
在《燕都》与《大成》两杂志的启蒙之下，我开始收集整理张伯驹的相关资料，这项工作，断断续续，不想竟做了二十余年。
二
张伯驹的著述并不多，可是内容庞杂，涉猎尤广，众所周知的是其戏剧、书画、收藏、诗词等四大项；事实上则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更为复杂的是，在伯驹充满个性的、坚守自由的人生中，他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保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是一位隐士，但他决不消极，决不冷漠。他是一位文士，但他没有理性的设计，自然也不会持有什么主义。他是一位志士，在他三十岁之后，他一直顽固地追求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而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有过无数次失败，“十有九输天下事”；然而他仍不轻易苟同，“百无一可眼中人”。他所深深拜服的，只是我先民之文化传统。他珍爱这些传统，并且不断地超越现世的种种利益，将自己的这种“珍爱”的情感加以提纯，直至使其彻底融入自己的“天性”中，中华文化传统乃与其血脉相连。
张伯驹是近现代收藏大家，以收藏《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帖》《诸上座帖》等书画巨迹闻名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伯驹终将所藏捐献国家，其《丛碧书画录》序云：
自鼎革以还，内府失散，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之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张伯驹是戏剧家，他追随京剧宗师余叔岩学习十余载，躬行实践，亦步亦趋。
其《红毹纪梦诗注》云：
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成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说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
他可以容忍剧人的鸦片恶习，他并不认为剧人必须应该兼具道德典范。他所怒不可遏的是，艺术上的轻浮与草率。这就有了余叔岩与他的好朋友孙养农记述下的故事：
我带他去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他一听之下，马上离座就朝外走，口中还喃喃有辞，我急忙跟上，问他什么事，他不脱乡音地说：“前后门上锁，放火烧。”我被他说得一愣，就问他：“干什么呀？”“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他气鼓鼓地说。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
又有一次，我们一同在听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去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他就跑到台口，一面用手指着一面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弄得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愕然。这种举动，当然不足为法，但是足以证明他是如何地爱护戏剧，而痛恨破坏规矩的人了。
张伯驹是诗人，他不善言谈，甚至拙于文章；而他作诗填词，却信手拈来，尽展其五车之学、八斗之才。在他所有留下的文字里，多的是诗词，精的是诗词，真的也是诗词。其忘年之交周汝昌果然是伯驹知己，周在伯驹身后，为其词集作序时，特意说到北宋晏小山，说：
就中小晏（晏几道）一家，前人谓其虽为贵公子而有三痴焉，语绝可思。我以为如伯驹先生者，亦曾为公子，亦正有数痴，或不止三焉。
周汝昌语，典出黄庭坚之《小山词序》：
余尝论：叔原（晏几道）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
以此数“痴”，移评伯驹，亦无不当。伯驹之词，虽浅而挚且有致，虽淡而清而有情，不求与古人合而能与古人合，不求与古人异而能与古人异。近世之人，词之卓然一家者罕有，伯驹居其一也。伯驹更有临终之作《鹧鸪天》，竟纯以气象胜，一洗平生婉约纤弱，堪称绝唱。其词曰：
以将干支指斗寅，回头应自省自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沉着开阔，深挚自然，足证伯驹在其生命结束之际，不仅心安理得，且由“痴”而“悟”，升华到另一番境界，实非寻常词人所得企及。
以伯驹不世之才华、不世之际遇，驽钝如区区我者，研读伯驹生平成就，直似勉力攀登蜀道，纵不敢有丝毫懈怠，犹是兢兢战战，徒嗟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三
我自读伯驹《丛碧书画录序》而兴长叹，其所谓“世传有绪”，付出之代价即《史记》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牺牲，此亦中华文化之能动人处。
由此思及中国之著名悲剧故事，为营救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与程婴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舍命救孤与以命养孤孰难？公孙择其前者，程婴取其后者，皆竭其全力完其义，尽其责。
迄至近代，中国遭逢陈寅恪所云之“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历史的舞台，重新又上演了一回《赵氏孤儿》。
当此时也，梁巨川、王国维选择了饰演公孙杵臼，张伯驹选择的则是程婴。当然，在那个年代里，选择做公孙的、选择做程婴的，都各是一大批中国之一流人才，倾其所有，义无反顾。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位程婴。
此种精神感召之下，鉴于张伯驹研究之不足，我自2002年起，发愿欲为伯驹留下一部信史，亦为自己能在心灵深处建起一座庙宇，以伯驹为偶像，崇之奉之。奈何限于自身水平与条件，积十年之力，阅千万字，九易其稿，草成年谱初编。检视其缺漏之处，自知犹是数不胜数，仅得聊胜于无耳，幸诸方家视之勿以学术相衡也。有云昔日王国维先生灵前，陈寅恪先生系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值此张伯驹先生冥寿一百一十五周年，我即以此部年谱，作大礼参拜焉。
2013年5月30日于北通州新华西街新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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