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86049
清代的重庆是长江上游日益崛起的商业城市，也是一个重建之中的移民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商业会以怎样的方式运行？来自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们又会通过怎样的互动来塑造一个独特的商业秩序？本书就是以清代《巴县档案》的商业诉讼案卷为主要素材，回答这两个问题。书中勾勒出清代重庆商业制度的三个演进阶段，并提炼出清代重庆市场中“以差（厘）驭商”的运行逻辑，即地方官府和商人都参与其中，而政治权力才是清代重庆商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绪论／001
一明清时期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学研究课题／001
二清代重庆历史研究的回顾／008
三对于概念的解说／023
四“活”的制度史，何以可能？／032
章清代重庆的行政、市场与社会／041
一清代重庆的行政治理／042
二清代重庆的商品贸易／051
三清代重庆的工商业移民／070
第二章“便商”抑或“害商”——从中介贸易纠纷看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的官立牙行／079
一清代重庆的官立牙行——数量变动与所涉纠纷类型／081
二商旅得便？——对“牙行拖欠或侵吞财物类纠纷”和“货不投行类纠纷”的考察／083
三差务何以浩繁——对“支应差务类纠纷”的考察／100
结论：“便商”与“抑商”的动态平衡／109
第三章征厘与垄断——咸丰至光绪时期重庆官立牙行／112
一厘金抽收与官立牙行的新角色／113
二变化之一——牙行的棘手任务／116
三变化之二——牙行新的利益空间／123
四无法舍弃的合作对象／127
结论：“亲历者”视角中的晚清重庆官立牙行／135
第四章“官牙制”的末路——重庆开埠前后中介贸易领域的竞争与分化／139
一代收厘金对牙行常规经营的意义／139
二厘金整饬与官牙关系的疏离／154
三新的竞争者与货源的分流／159
结论：官牙的边缘化与市场的分化／168
第五章出省任事——清代重庆的八省客长与八省组织／170
一八省组织的发展历程／171
二八省客长参与商业活动的渐进过程／179
结论：对八省组织性质的再思考／189
第六章秩序何以可能？——八省客长参与商业活动的经验／193
一八省客长制订与修改商业规程的活动／193
二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的活动／207
结论：八省客长在商业事务中的经验与障碍／221
第七章“行”与“帮”——小字眼背后的大差异／226
由“行”到“帮”——清代重庆行帮制发展的总体趋势／226
结论：“行”与“帮”的差异／243
第八章有生命的制度——对行帮规程的近距离观察／245
一制订与修改行帮规程的原因／246
二制订与修改行帮规程的途径／251
三行帮规程的效力／261
结论：人与制度的生命力／268
第九章产何以存——基于行帮公产纠纷的观察／272
一清代重庆行帮公产概况／274
二公堂之外的故事——对调解过程的考察／280
三法官如何判案？——对诉讼过程的考察／286
结论：专制统治与“理性市场”／298
第十章殴斗的逻辑——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的脚夫组织／301
一既有研究的检讨／303
二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十三年——松散、多头的初步整合阶段／304
三嘉庆十三年至道光元年——复杂化、帮派化、自主化的重组阶段／310
四道光元年至同治十三年——自发脚夫帮强势崛起并相互对抗／318
结论：作为生存策略的“暴力”／327
第十一章产权的嬗变——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的“脚力生意”／330
一“管行脚夫”与“脚力生意”的产权交易细节／332
二“行脚之争”中的依凭与陷阱／343
三“私产”抑或“族产”／348
四产权博弈中的帮派与个人／354
结论：商业化移民社会中的竞争性产权／358
结语／362
一清代重庆传统商业制度的阶段性特征／362
二贯穿本书的关键线索——以差（厘）驭商／364
三地方官府在城市商业中的角色——看得见的手／368
四怎样理解清代重庆的“市场”——一个暂时没有答案的反思／374
附录A《巴县档案》中与外来工商业者相关的部分案卷（乾隆至宣统时期）／379
附录B《巴县档案》中与中介贸易纠纷相关的部分案卷(乾隆至道光时期)／387
附录C《大清律例》中与商业中介制度相关的条文／391
附录D《巴县档案》关于官立牙行的部分案卷（道光至光绪）／397
附录E嘉庆至光绪时期重庆牙业行帮帮规辑录／400
附录F《巴县档案》中与八省客长相关的部分案卷／404
附录G《巴县档案》中与行帮组织结构和规程制订相关的部分案卷／409
附录H《巴县档案》中与行帮公产相关的部分案卷／416
附录I《巴县档案》中与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脚夫组织相关的案卷／421
附录J道光至同治年间“茶帮”与“川帮”殴斗的部分案情／425
参考文献／428
后记站在“平行世界”的出口／453
序一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中，处于主流地位的理论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个理论受到了美国年轻研究者的挑战。当时美国的侵越战争正日渐扩大和升级，在从事亚洲研究包括中国问题研究在内的年轻学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以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为代表的一批哈佛研究生，开始批评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他们对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而使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趋势。之后，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孔飞力（Philip Kuhn）、柏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Elisabeth P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罗威廉（William Rowe）、黄宗智（Philip Huang）、柯文（Paul Cohen）、白馥兰（Francisca Bray）等当时较为年轻的学者以及比他们更年长一些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牟复礼（Frederick Mote）等学者，分别在不同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冲击—回应”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提出必须摆脱这种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论，对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和实事求是的研究。这种新的中国史研究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就是魏斐德所总结的：“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外学者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大分流”理论，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到了国际史坛的中心位置，引起了国际史坛长达二十年的大争论。这个争论的中心议题，就是为什么清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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