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36114
本书创刊于1979 年，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
本书主要包括“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70周年”“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鲁迅作品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史料·辨证”“馆藏一斑”“读书杂谈”“鲁海漫谈”“ 馆藏一斑”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近30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外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70周年
不忘初心——从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看新中国人物类博物馆要义 郑亚
上海鲁迅纪念馆的70年 王锡荣
纪念馆的典范——贺上海鲁迅纪念馆70华诞并赞研究成果 叶淑穗
文物征集工作的三种精神——谈新世纪以来新征集的三件鲁迅手迹 乐融
努力开拓鲁迅学术宣传的新领域 李浩
七十年“藏宝图”——上海鲁迅纪念馆特藏素描 仇志琴
筚路蓝缕话征程：简谈上海鲁迅纪念馆展览陈列的变化——以2011年至2020年10年为例 王晓东
聚焦品牌打造深化教育内涵——上海鲁迅纪念馆宣教活动管窥 邢魁
在传承中前行——近十年鲁迅故居工作掠影 瞿斌
先有萌芽，茂林嘉卉——浅谈上海鲁迅纪念馆人才培养机制 邹晏清
浅谈上海鲁迅纪念馆安全保卫工作 曹浩杰
浅谈上海鲁迅纪念馆设施设备管理维护与更新改造 陈有祥
上海鲁迅纪念馆展览衍生品的回顾与展望 张健
上海鲁迅纪念馆学术项目概要 施晓燕
上海鲁迅纪念馆历年宣传品概览 俞天然
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讲演的记录与修改——兼论鲁迅提出“帮闲文学”的因由 乔丽华
生而死，死而生——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与珂勒惠支《牺牲》之比较 孙仪
“幻灯片事件”的多重叙述——以《惜别》《上海的月亮》为例 赵菁
社会性别视域中的差异平等——论鲁迅的性别平等观 房存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陈西滢日记、家信的文献史料价值 傅光明
爱罗先珂的上海朋友圈（下）——从读解日本官方档案谈起 吴念圣
史料·辨证
中华艺术大学校门照片来历新探 何瑛
解读上海鲁迅纪念馆70年前筹设工程之票据 王煜
读书杂谈
童谣民歌：越学和鲁迅学的一条纽带——《中国童谣价值谱系研究》序 黄乔生
作家萧红的“个”的自觉——论平石淑子《萧红传》对葛浩文《萧红评传》的反叛 李璐
文化寻根——谈《义乌文人与鲁迅先生》 杨晔城
鲁海漫谈
浅谈陶元庆绘画艺术特色 贾川琳
鲁迅身影——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电影院 北海
馆藏一斑
读早的《鲁迅纪念馆》画册 顾音海
磨墨情怀——鲁迅使用的墨与砚 高方英
鲁迅藏广州地图的几点考证 吴仲凯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鲁迅墓照片浅谈 童煜
编后
编后
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四十纪程》（1991）中《上海鲁迅大事记》记载，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与建设，1951年1月7日上海鲁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鲁迅友人及文化界人士陈望道、冯雪峰、黄源、巴金、叶以群、郭绍虞、冯定、舒同、陈烟桥、孔另境、吴朗西、王士菁、周而复，以及苏联友人罗果夫等70余人前往参观、指导，唐弢等招待、解说。为纪念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70周年，本辑特设专栏回顾展望。郑亚馆长之《不忘初心——从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看新中国人物类博物馆要义》回顾了鲁迅逝世后社会各界呼吁建鲁迅纪念馆的历史，着重回顾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筹备和初期建设，并全面而扼要地回顾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发展历史，总结了近年来的重要工作，文章后阐述道：“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鲁迅诞辰140周年，也恰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70周年。经过70年的积累，上海鲁迅纪念馆必将继续坚守人物类纪念馆的职责与担当，将自身发展与党的百年历程主动对照，不忘初心，秉持与‘为民族谋复兴’呼应的鲁迅‘民族魂’精神、与‘为人民谋幸福’呼应的鲁迅‘孺子牛’精神，不断前行。”王锡荣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70年》中从“初创风光”“国家名片”“跌宕起伏”“文物情结”“核心动力”“扬帆远行”几个方面，点面结合，回顾了历史，他总结道：“在鲁迅纪念馆迎来70周年之际，我想说，上海鲁迅纪念馆从70年前草创之初的简陋单薄，到今天的宏富雄厚，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是因国家对鲁迅纪念研究事业和国家博物馆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投入，二是基于几代前人的深厚积淀，三是全馆同仁的辛苦努力，当然更因为鲁迅先生的强大感召力与其思想精神穿透力，使全社会认识到鲁迅作为‘民族之魂’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和作为‘人类之子’对于全人类的伟大意义。这种意义正在越来越被深刻地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北京鲁迅博物馆老专家叶淑穗在《纪念馆的典范——贺上海鲁迅纪念馆70华诞并赞研究成果》中特别梳理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文物收藏、展览、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对上海鲁迅纪念馆近期出版的两种丛书进行了评点。乐融在《文物征集工作的三种精神——谈新世纪以来新征集的三件鲁迅手迹》中着重回顾了近几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征集鲁迅手稿的成就。《努力开拓鲁迅学术宣传的新领域》等数篇文章的作者则从各自所在的部门，对近十余年来的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上海鲁迅纪念馆历年宣传品概览》结合上海鲁迅纪念馆宣传品进行回顾和梳理，尽管不能做到资料完备，却具有创新性。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讲演的记录与修改——兼论鲁迅提出“帮闲文学”的因由》是近期鲁迅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文章重新辨别了鲁迅“帮闲文学”缘起与意义，有助于今天正确解读鲁迅文本。《生而死，死而生——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与珂勒惠支〈牺牲〉之比较》以文字与绘画作跨纬度比较，谈前人所未谈者，具有探索意义。《“幻灯片事件”的多重叙述——以〈惜别〉〈上海的月亮〉为例》比较了两部日本作家创作鲁迅生平作品，有利于了解日本鲁迅的一个侧面。《社会性别视域中的差异平等——论鲁迅的性别平等观》所涉及的是一个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问题，如何突破时代造就的迷障去触摸因时代而生却超越时代的文化的本质，是一个长久的学术课题。
文学研究是文本的研究，更是历史文化的研究，其过程中少不了文献史料的支持。《陈西滢日记、家信的文献史料价值》一文再现了史料对鲁迅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在这篇文章中，傅光明以日记、家信为本再现了当年的陈西滢，有助于我们去除对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当然，这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是同理的。《中华艺术大学校门照片来历新探》回顾了中华艺术大学校址的重新确定过程，再次证明了文献史料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解读上海鲁迅纪念馆70年前筹设工程之票据》应该是利用文献史料别开研究方向之作，文章所利用的不为常人所关注的历史票据，通过这些票据还原历史的一幕，揭示了在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不充裕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动员各种力量对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筹建给予支持，保证了1951年1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顺利开馆以及之后的正常运营。
《童谣民歌：越学和鲁迅学的一条纽带〈中国童谣价值谱系研究〉序》虽是书序，文中对鲁迅和周作人对儿童文学论述和建树进行了回顾和解析，有见地、有启示。《作家萧红的“个”的自觉——论平石淑子〈萧红传〉对葛浩文〈萧红评传〉的反叛》对两种萧红传记进行比较研究，应属于作家论范畴的学术成果，作者视野较为宽广，其立论值得关注。《浅谈陶元庆绘画艺术特色》虽是短文，却以美学视角专论，有前人所未及之处。《鲁迅身影——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电影院》以点概面，大致从中可了解鲁迅在上海的观影频率。
1950年顾廷康手绘的《鲁迅纪念馆》出版，是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早的宣传品，《读早的〈鲁迅纪念馆〉画册》概要地介绍了这本连环画的出版背景。这本《鲁迅纪念馆》出版已经有70年历史了，其所承载的当年编辑者对鲁迅的尊崇、对文化的追求犹鲜活感人。本辑特全书复印附于文后，以供同好。
编者2021年4月
《上海鲁迅研究》编辑部
鲁迅身影
——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电影院
北海
根据目前所见的《鲁迅日记》，鲁迅看电影的记录开始于1916年，由看电影的频次推断，鲁迅真正喜欢看电影应该是在1924年看了美国电影《莎乐美》（Salomé，1922）之后的事了。鲁迅在上海九年间，看电影是他和许广平日常休闲消遣的重要方式，当然，鲁迅有时也将之作为一种社交方式，与亲友一起看电影。鲁迅在上海期间共看了150余次电影，涉及电影院有20多家，这些电影院大部分集中在虹口北四川路沿线，其中5家位于乍浦路海宁路一带。
20世纪初至中期，乍浦路海宁路一带是上海电影院集中的地区，是当年上海影迷的圣地。其中科隆影戏园（Colon Cinematograph）是中国早的商业电影院之一，也是这个区域内早一家电影院。它由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投资开办，于1907年8月28日开幕。1926年之后，雷玛斯重建影院建筑，由匈牙利人邬达克设计。1933年《电声日报》上有一文《虹口大戏院》云：“今天我们要谈一间比融光更加小的戏院，虹口大戏院并不是近年新开的，据说在上海有了影戏院之后便有了虹口了。一向是开映第三轮片子……老板很会做生意，他把戏院的内部改装了一下，立刻改映有声片，并且座价只卖两角四角，和它附近的戏院比较，算是比较低廉了，所以一直能够引起许多观众，因为院址所处的地位在乍浦路口，所以顾客中颇多日人，这戏院的主人据说不是中国人呢。”
今天回顾上海电影院发展历史，无法回避虹口大戏院的开创性地位。不过在鲁迅眼里，虹口大戏院只是可以选择的电影院之一，他在这个电影院只看过两次电影。次是在1931年11月13日，这次光顾虹口大戏院颇有戏剧性：晚上，应该是鲁迅晚饭后，此时已经下起了小雨。鲁迅离开拉摩斯公寓（北川公寓）寓所前往景云里找三弟周建人，但未遇到。鲁迅返回寓所后不久，周建人偕夫人王蕴如一起登门拜访，于是鲁迅夫妇和周建人夫妇前往虹口大戏院看《银谷飞仙》，觉得“不佳”，于是中途退场，转往附近的威利大戏院（国民大戏院）看《人间天堂》，觉得“亦不佳”。不知道他们看完电影后雨是否变大了，看完《人间天堂》后，他们没有在附近宵夜便直接回家了。鲁迅回家后并没有休息，却开始工作起来——校对《嵇康集》。据1931年11月13日《申报》广告版，第19版：虹口大戏院分三时、五时一刻、七时一刻、九时一刻四场放映《银谷飞仙》（Silver Valley， 1927），这是美国福克斯公司摄制的关于酷爱飞行的农场主英勇救美故事的默片；第21版：威利大戏院也是三时、五时一刻、七时一刻、九时一刻四场放映“碧玉生香”的《人间天堂》（This Is Heaven， 1929），广告中有如此声明：“随时入座，均可看全。”④这是一部美国有声浪漫喜剧爱情片。也许当晚观影体验颇差，导致鲁迅在日记时将电影名和电影院记颠倒了。第二次在虹口大戏院看电影是在1934年2月22日，鲁迅日记：“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何太太携碧山往虹口大戏院观电影。”何太太就是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碧山是冯雪峰的女儿冯雪明。1933年底，冯雪峰前往苏区，何爱玉母女曾在鲁迅家暂住约三个月。这次看的电影是《非洲小人国》（Congorilla，1932），影片记述了一对夫妇在非洲刚果旅行的历程，以爵士乐为背景音乐，影片中这对美国夫妇试图教导刚果当地人爵士舞的情节。
在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的电影院中，鲁迅早踏足的电影院是爱普庐影戏院。1929年1月，鲁迅与柔石、许广平等人共同组织朝花社，致力于引介外国文艺。由此，鲁迅与柔石等人往来频繁，不仅在一起工作，而且多次一起去看电影。1929年2月11日，鲁迅“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鲁迅日记未记所看电影名，据《申报》1929年2月13日广告等资料考察，他当时看的应该是美国默片《皇后私奔记》（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 1927），影片叙述了特洛伊战争及其主角海伦的故事。爱普庐即是爱普庐影戏院（Apollo Theatre），它由葡籍俄人郝思倍（S. G. Hertzberg）改建之前在此的美国影戏公司（American Cinematograph Hall）而成，于1911年12月21日开幕。该电影院口碑似集中在其音乐效果：“座位不多，观者大半中上等人。所映影片，虽非头等名角作品，然极新鲜，而演者亦多后起之秀。院内音乐冠各院。” 1928年，当年有介绍说：“爱普庐是个二等的影戏院，在北四川路52号，创设于西历1911年。计有座位五百余个，因为内部容积，未见十分广大，所以座位殊现拥挤。设备尚称周到，冬有火炉，夏天装电扇。电话是北三一八的号码。装饰还算是美观，音乐亦佳妙。从前开映的片子很好，现在也不过如此了。”30年代初爱普庐影戏院被出售，1932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原址建成中国银行虹口大楼。
1929年10月，鲁迅儿子周海婴出生，鲁迅很欣喜于儿子的出生，几乎把工作外所有时间都用在养育新生婴儿上了，约有一年多没有看过电影。待海婴稍长之后，鲁迅已经适应家有幼儿的新生活状态，看电影之念又起。1931年5月开始外出看电影，8月16日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在家午餐后，便一起到位于乍浦路的国民大戏院看电影《兽世界》。
国民大戏院初名好莱坞大戏院，由魔术师张慧冲之父张志标创建，位于乍浦路408号，1929年2月11日开幕。开幕仅两个月，便被报纸报道戏院欠费一万五千余两而遭债主起诉之事。1930年7月由德商孔雀公司接办，改名国民大戏院。1931年11月起改由贡高品洋行经营，改名威利大戏院。1933年有报纸介绍该电影院云：“威利所处的地位甚佳，在乍浦路海宁路之中点，离北四川路也很近。本来很可以做做生意，但是它四邻大小戏院太多了，所以不免要受影响。初这戏院本叫做好莱坞，不久即因营业不佳而闭门，其后改为国民，不久遂易为今日之威利，东家为外国人。所映片子多为第三次之雷电华、华纳等公司片子，售价楼下四角（小洋）楼上六角，日夜一律。为连续开映戏院之一，院内地位不十分大，装饰也简朴，影机尚佳。顾客多日本人，近因融光之影响，生意大为减色。”
从1931年5月开始到这年底鲁迅共看过23次电影（其中两部电影各看了两次），其中6次6部电影是在国民大戏院观看的。除了前文提到的《人间天堂》外，还有：《兽世界》（Ingagi， 1930），是美国人拍摄的讲述非洲大猩猩掠辱人类女性传说的剧情片；《破坏者》（The Spoilers， 1930），是美国派拉蒙拍摄的讲述企业主与地方官员纠纷的剧情片；《南极探险记》（With Byrd at the South Pole， 1930），是美国派拉蒙拍摄的关于南极探险的纪录片，它是部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美国环球公司拍摄的关于德国士兵参与次世界大战的剧情片，具有反战性质，该片获第三届奥斯卡影片、导演奖。影片在上海公映期间，舆论给予颇多的关注；《中国大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 Carries On， 1931年），美国福克斯公司拍摄的关于中国侦探陈查理探案的剧情片。1934年，鲁迅再次现身威利大戏院看了一部讲述美国人在马来西亚探险、打猎的纪录片《龙虎斗》（Beyond Bengal， 1934）。
1932年“一·二八事变”突然爆发，除了1月份事变发生前鲁迅看过两次电影外，整年没有看过电影。1933年12月18日，鲁迅前往海宁路330号融光大戏院观看了《罗宫春色》，也许是观影体验不差，从1934年开始就比较频繁地出入于融光大戏院。
融光大戏院由梁湘甫、梁海生等投资，向祥茂洋行租地建院。影院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前后各为5层，中间场内为1层，2000座位，备有冷暖气设备，1932年11月2日开幕。时有报道记述开幕情形：“大门与里面影场正并非相对稍有斜形，入门两旁系卖票，再进则为大厅，极富丽美观……影场完全在楼下，并无楼上，如国泰，但较长耳。内漆绿，尚属雅观，三角资者仅有前面之六排，五角资者则更后十排。十六排之座均极劣，完全木椅……极不舒服，岂该所谓‘平民化’者，即以硬板凳见赐与？……之后，则为八角资者，占全场‘四分之三’，若讲系‘平民化’，何以八角座占地如许之多？……八角座均系藤位，与南京北京相同，远不及光陆及国泰……昨日所映之影片，如新闻片及《魔鬼舞场》……昨晚开映前国泰所演《海阔天空》尚佳，观者极为拥挤，是可见上海人喜新厌旧之一般矣。”后又评价该影院者：“融光在上海，可算是小戏院中领袖。因为它的内容与设备和座位之多，在小戏院中可称，座价比南京等更便宜了一半。是三角（大洋）、五角、八角，日夜一律。并且继续开映：从下半二时半到晚上十一时连续开映，随时可入座，故此比较受人欢迎……第二次便轮到他们开映，现在有时也映第三轮了，位置虹口适中的地方，故生涯颇盛，也是联合公司属下应戏院之一。”
鲁迅在融光大戏院观影14次13部电影（《珍珠岛》上下集算一部）。有《罗宫春色》（The Sign of the Cross， 1932），是美国派拉蒙拍摄关于罗马皇帝尼禄与基督徒往事的剧情片；《四十二号街》（42nd Street， 1933），是美国华纳拍摄的歌舞片；《爱斯基摩》（Eskimo， 1933），美国米高梅拍摄的爱斯基摩与美国文明冲突的剧情片，也是美国部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电影；《豹姑娘》（Island of Lost Souls， 1932），美国派拉蒙拍摄的有关疯狂科学家进行人兽杂交的科幻恐怖片；《奇异酒店》（Wonder Bar， 1934），美国华纳拍摄的歌舞片；《珍珠岛》（Pirate Treasure， 1934），美国环球拍摄的寻宝剧情片，上下集分别公映；《陈查礼在巴黎》（Charlie Chan in Paris， 1935），美国福克斯拍摄的以华裔侦探为主角的犯罪片；《漫游兽国记》（Baboona， 1935），美国探险家马丁夫妇非洲见闻录，鲁迅曾于1935年4月新光大戏院看过此片；《黑衣骑士》（Rocky Mounta in Mystery， 1935），美国派拉蒙拍摄的犯罪片；《一身是胆》（“G”man， 1935），是美国联邦探员制服罪犯的剧情片；《儿女英雄》（Clive of India， 1935），美国20世纪福克斯摄制的讲述英国强化对印度军事控制的剧情片；《土宫秘密》（Abdul the Damned， 1935），英国人拍摄的有关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故事的剧情片。
盘点鲁迅在乍浦路海宁路一带所到过的电影院，以1932年为界，在这之前，鲁迅主要光顾国民大戏院。从1933年开始，则几乎都在融光大戏院看电影了。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或者与电影院的位置有关，或者与电影院内部设施以及观影舒适度有关，或者与观众的主体有关，前文所引述的1933年《电声日报》关于威利（国民）大戏院因融光的开幕而生意受影响报道，对鲁迅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因素。鲁迅并非是真正的影迷，看电影比较随机，不仅看《西线无战事》《土宫秘密》这种史诗类型的巨片，也看《南极探险记》《非洲小人国》《龙虎斗》之类的探险纪录片，也看歌舞片《四十二号街》《人间天堂》等。大致说来，鲁迅对电影的选择大致遵循着轻松愉快，能获得见识为主。
1934年10月3日晚，鲁迅许广平特别邀请内山完造夫妇去之前从未去过的新中央大戏院看美国电影《金刚》（King Kong， 1933）。当时上海有报刊介绍新中央大戏院云：“新中央原名维多利亚，改组后始易今名。是由雷玛斯氏让给中央影戏公司的。地点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电话北二二三二号。是家二等的影戏院。规模并不十分伟大，内部空气不佳，座位拥挤，所奏音乐，令人生厌。苟在西式影戏院中视之，该院实为时代之落伍者。映演各片，都是中央映过的片子，观众泰半华人，生涯也还过得去呢。”又云“易主后改映国产片，以售价廉故生意尚不恶，然间亦映外片。国人趋之者甚众，盖北四川路一带常映国片者仅此一家耳。设备在中下之间，售价为大洋二角”。虽然说“国人趋之者甚众”，但是鲁迅仅此一次造访这家影院，显然鲁迅也不满“内部空气不佳，座位拥挤”等。许广平曾说为了减轻工作所带来的压力，生活节俭的鲁迅看电影的选择是“宁可多花费些，坐汽车，坐‘花楼’”。
1936年2月25日，鲁迅与许广平两人前往融光大戏院，看晚九点一刻场的《土宫秘密》，晚十一点三刻左右回家，便继续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此夜之后，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的电影院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鲁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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