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34094
郑孝胥在近代历史上，对政治、文学、艺术（书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参与伪满洲国而沦为汉奸，长期以来，论者多以政治标准评判其人，反使学界对他的研究不能深入，整体评价显得简单和概念化。这部书稿从实际出发，通过考辨史料，把郑孝胥1931年以前的生平与经历，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分析，在客观评价前人研究和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理性思考，提出己见，形成了对郑氏比较全面的、清晰客观的认识，切实推进了郑氏研究。书稿在述论郑孝胥生平经历的同时，特别注意考察郑氏“这一个”人物形成的原因、契机，在清末民国的作为、交往，以及其对于历史的影响及意义，不仅呈现了郑氏的个体状貌，并且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近代中国的认知。
相较目前已有的郑孝胥研究，这部书稿对郑氏的论述更充分、深入。
一是细致、完整地完成了郑氏生平经历的考证。把清末郑氏定位为追随改革潮流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他前半生的活动特点。郑氏在辛亥革命中、从1912年到1931年的遗老生活，也都得到详细的展现和仔细的分析。在撰写过程中，注意凸显出了郑氏经历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作者对材料的占有完全beyond以往研究，郑氏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反映出来的人际关系网，以及这张网背后的师承、利益、恩怨，都被深入细致剖析出来。作者还常常比较各种记载的异同，对一些轶闻进行分析，努力使描述接近史实，令人信服。书稿基本还原了郑氏从晚清能员到民国遗老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活样态，非常鲜活。这与作者详尽占有材料有直接关系。
二是这部书稿立基于史、文史结合的特点十分明显。仍是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作者对郑氏名士而兼政客的人生状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行藏观念，“借君行道”、高度标榜的所谓“节义”，作了颇为新颖的总体阐述，表现出对郑氏心态的深入把握。以往对郑氏的研究缺少贯通性，有欠细致和深入，特别是在“政治”与“人文”两方面的融通上省察不够，这部书稿则着意于此，有的放矢，致力弥补，十分注意体察郑氏的人生样貌以及变迁，变与不变的微妙样态，得到了由表及里的深入发掘。另外，在史料的运用上，较好地处理了“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问题，在论述中，往往利用诗文起特别的说明和点染作用。书稿语言流畅、简洁，富有表现力，尤其增加了“文”的色彩。总而言之，这部书稿，在立意上，在史料的运用上，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文史结合”的特征。
序言 董丛林
前言
第一章 家世与科第
一 家世
二 科第
第二章 清末仕宦（上）
一 辇下微官
二 东渡日本
俸钱虚愧对流亡
对日本新政的认识
甲午战争前夕
居敬存养
三 在张之洞幕
主战与反割台
吁请修备储才折
进京
四 从刘坤一幕到盛宣怀幕
在刘幕
到盛幕
北上入都
第三章 清末仕宦（下）
一 总办汉局
再入张之洞幕
新政
郑、张交谊与诗缘
二 龙州三年
军务
交涉
边策
边饷问题
三 寓居上海
与早期中国公学
预备立宪
在“丁未政潮”中
办日辉呢厂
筹议锦瑷铁路
第四章 在辛亥风潮中
一 革命前夕
革命缘起
铁路政策的推动者
在风潮中
二 “实缺官”郑孝胥
涉政追求
政治品质
长期游幕之影响
社会形象
三 现实应对
对革命的认识
对“共和”的认识
“以遗老终耳”
四 与张謇的关系考述
第五章 独立缥缈之飞楼
一 遗老身份的认同
何谓“清遗”
理论处境
现实存在
“遗老”标榜
二 “遗老”的日常生活
三 交游
第六章 复辟的努力
一 时代背景
二 复辟中的角色
第一阶段（1912年10月—1924年2月）
第二阶段（1924年2月—1925年2月）
第三阶段（1925年2月—1931年11月）
三 政治主张
“列国共管”
结“外援”
第七章 名士抑或政客
一 人生状貌
名士
“功名士”
投老名场
二 “行藏”观
早有来自的“海藏”
对“时”的理解
三 “节义”观
“节义”之表达
是否“愚忠”
余论
一 “满洲国”实质及郑孝胥的帝制努力
“满洲国”实质
郑孝胥的努力
郑孝胥之死
二 郑孝胥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附录 郑孝胥1931年前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言
董丛林
郑孝胥是在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上都留下印记的人物，并且是在文化与政治两方面皆有显眼之处的“双料”人物。文化方面，他尤以诗作和书法扬名于世；政治方面，在晚清他曾为大员幕僚，自身也做到布政使级的官员，民国年间则以前清遗老自居，晚年还做过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李君的这部著作，就是专门研究郑孝胥其人的。而在时段的侧重上有着精心的斟酌、选择，即将1931年前的郑孝胥作为审视的着重点。当然，对他以后与伪满洲国牵系的生涯阶段，也并未完全摒弃，而是与其前边大半生有机地联系起来，主要从他这一归宿的因由上予以概要地把握和阐释，并以此作为全书收束，可谓“点到为止”，未再详细展开。据了解，这倒不是因为对此“敏感阶段”的故意回避，而是鉴于其人在伪满洲国的角色负面性昭然若揭，也“盖棺论定”（当然并不是说他那段历史就没有具体研究的余地），故而对他的学术关注主要是置于前此若干年间。
作者此著的原初形态，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后申请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做了较大修改，有了进一步提高。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我知道此题的选取先是缘于作者对前清遗老群体的关注。随着对这一群体相关情况了解的逐渐增多和深入，遂产生选取一个“标本”性人物作具体研究对象的想法，而经过反复筛选，最终落定在郑孝胥。郑氏的“遗老”角色自然是进入民国后才可能“自选”和亮相的，那么，他何以有这种选择或者说归宿？显然不仅仅是他当时的表现本身所能解释得了的，必须追寻“前缘”，于是便有了对他在晚清的历史做细致审视和思考的必要。而当一系列“工序”完成之后，做总体归拢，作者便觉得内容不再是单一的“遗老”选点所及范畴所能够容纳的，于是，在仍把“遗老”作为重点问题之一的同时，进一步扩及其他诸多问题，对其人1931年前的大半生，从特定角度和方面予以较为具体的剖析和解读。这就是其选题运思和落定的大致过程及逻辑步骤。而就成果的体裁形式而言，原学位论文自不同于通常的人物传记，而因出版所置丛书体裁上的需要，经改稿后的此最终成书，显然可归之于学术性传记之列了。
郑孝胥的“文业”本身，书中虽不无相关交代，但并非着重点所在，而是更注重于对其“人文”方面（这自和“文业”本身不同）的发掘，譬如关于他的文人情怀、他的文化品格、他的相关思想观点等。而这些，又是与其人的政治方面密切联系的，书中注意并较好地把握了此点，避免将其机械、生硬地割裂开来。而就通篇最主要和凸显的线索而言，还是在其人的政治生涯方面。对郑孝胥在晚清为幕、为官的状况予以节点性揭示，对其人面对革命风潮的微妙表现以及清朝灭亡后的“遗老”情态，予以较细地观照和分析。总之，是将“政治”与“人文”内容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探寻郑氏人生历程中诸多现象的“存在之由”及“变迁之故”，实现由表及里的深入发掘。在这中间，又能将郑氏置于其与他人、与相关群体、与社会联系的网络中审视，防止了孤立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的偏弊。
就研究方法而言，立基于史、“文史结合”可谓该书的突出特色。该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复杂多面且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要对其作出尽量符合历史真实的揭示，当然须于“实证”立基，以对相关多方面、多类别材料的广泛搜集、正确鉴别、妥适选择、合理运用为保障。而所涉资料，“政治”品类之外，“文化”品类者亦多，特别是郑氏本人诗文体裁的篇什。这除了反映“文事”本身之外，也成为体现主人公心志、品格、诉求的重要载体。书中对此类资料注意充分利用，较好地处理了“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问题。作者本科、硕士是中文专业，博士转读历史，操作技能上自有“文史结合”的优长。而将诗文与其他多类文献资料的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收到相得益彰之效。作者除了多方搜求各类文献资料之外，还曾到郑孝胥故乡及其寓居之地实地考察探访，寻踪觅迹，体察感知，这对提升写作意境自有助益。从“意境”的高层面观之，该书也能体现出“文史结合”的操作优势，这在对史料的解读、对史实的阐释、对人物神韵的把握上都能得到印证，并自觉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透出“新文化史”的韵味，起码在“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上较为明显（不管是“有意”还是“暗合”）。语言表述方面，也有其特点，除学术之作要求的准确之外，也显出简洁洗练、不拖泥带水的文风。
当然，存在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斟酌之处也是难免的。因所研究的人物本身颇为复杂，社会联系面又广，且动态变化颇大，全面、恰当地把握和揭示实属不易，书中对其人从细节的钩沉到面貌的整合摹画上，都有着进一步致力的空间。在显示“文史结合”优长的同时，也有进一步强化历史学科意识的需要。作者有着对学术的真诚热爱和追求，有着不蹈虚浮、踏实认真的态度，相信她会努力进取，不断有新的学术创获。
前 言
郑孝胥是近代历史上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弱冠魁于乡，早年就有文名，尤工诗，特擅七律，入民国，更屹为一宗，尚宋诗者，莫不趋鹜，有“同光体”领袖之称。他又能书，书法家沙孟海评价他的字，“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世震其名，而争宝之。在晚清时期，他历游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岑春煊、端方、锡良等疆臣大吏幕，参与变法，鼓吹宪政，是朝廷的能员干吏，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已位至湖南布政使。时人陈灨一称，“郑孝胥之得名也，不以书，复不以诗，世独以善书工诗称之，斯固然矣。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数数预谋，实一政客也”，诚然是言。民国以后，郑孝胥隐居沪上，以遗老自处，累却弓招，颇以高节见重于世，时人李详诗云“一世风流魏晋人，诛茅穿径自藏身”，但实际上，却于时事极其关切，预闻复辟，绝不类希心隐逸之魏晋人。1924年，他入职废帝溥仪的小朝廷，先后任总理内务府大臣、懋勤殿行走、清室驻津办事处顾问兼总务处任事，为溥仪整顿内务，处理外事。1932年，在他的唆使、斡旋下，溥仪与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傀儡政权中，他出任国务总理，第二年，伪满洲国行帝制，他改任为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日记》的整理者劳祖德先生评价他：“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桀为暴，身败名裂。”
郑孝胥的复杂性，表现在他的生平经历、社会形象上，也表现在他的性格气质和精神思想上。他这一生，既自标高格，矫矫不群，又干谒竞进，宦游俯仰，趋就功名。他是诗人，是书家，有文人本色，清高萧散，连他的诗，也都有清苍峭秀的风格，不流时俗。他又怀抱绝大，胸有建功立名、安世济民的志向，自负盛气，愈老弥坚。在1911年前，他是负时望者；民国后1931年前，他高调标榜，贞风凌俗，为硕学，为耆旧；1931年后，则附逆而成大奸、败类。时人对他，基本有两种态度：一种以他为愚忠，或尚可恕；一种以他为“急功名而昧于去就”，“自托殷顽，而不知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殷顽犹可恕，托命外族不可恕”，绝无恕辞。
他的思想旨趣，毋庸置疑，未出儒家范围。他幼承家学，接受的是系统的经学教育。他的叔祖经学深湛，他的父亲“抚接后进，必诱之轨范于儒”，他少年时背诵十三经，即已“如泻瓶水”。他一生推崇孟子，1895年，在日记中，他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有不慕膏粱、不愿文绣之识，而后有万钟弗顾、千驷弗视之概。虽负雄才豪气而常以礼自克，不傲慢于臧获，不堕行于冥漠。处事以勤，御心以简，行己以敬，接人以诚。见义必为，则修名自立。知过必改，则盛德日新。笃于孝弟，则离于不祥。精于义利，则远于流俗。使吾遵蓬蒿而处，何异揭日月而行也。”全可见孟子气概。他对汉宋诸儒别有体会，并力践行之，在广西督办边防时，就试图提倡“信义”之学，实行“保民”措施，虽未了了，却也反映出他的思想渊源。但到伪满时期，他提倡“王道”，宣传内圣外王，在“王道”已成为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理论武器后，他的“王道”讲义，还能有什么学理的发挥？他宣讲“王道”之施行，“惟有专求保民之策，以避当世之竞争。国内则提倡勤俭，务使贫富相安；国外则不分种类，务使常居平等”。1934年，他接受美国人采访，称青年人“今居满洲，度必思各守本分、安居乐业而已”，维护殖民秩序的宗旨及目的，不言自明。他壮年的伉爽豪健，生平对孟子“以德行仁”与“养吾浩然之气”的尊崇与信奉，在侵略者的威逼、监视下，都痛苦地丧失了，他以圣人王道自任，实藉“王道”自保、自存。在这样的情势下，所谓“亡国”与“亡天下”的辨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海藏楼诗集》，2014年又出增订本。该著《前言》道：郑孝胥是一位“具有两面性”并“表现得尤其突出”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郑孝胥是一个享有盛誉的诗人，是晚清同光体闽派的领军人物；而在中国现代史上，他却沦为汉奸，充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因玷污民族气节而为世人所不齿。”作者提到郑孝胥作为政治人物所表现出的“两截现象”：“辛亥革命前，他尚能关注现实，参与革新活动，所言所行，不乏可观之处；辛亥革命后，则顽固不化，至死不悟，从前清遗老沦为民族罪人。”即使是在他的政治生涯前期，“也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外不一的现象”，认为，“这种种两面性，在郑孝胥的诗中充分反映出来，便呈现出一种杂乱的条理、矛盾的真实——作品所写前后很不一致，但和其一生的行事相合，和其当时的心态相符”。
综观郑孝胥的一生行事，确存在着上述“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外不一”的现象，但这种种的“不一”，却并非杂乱、矛盾。在这种种的“不一”当中，存在着他一以贯之的气质秉性、思想学问、人生追求，他的复杂，他的“具有两面性”，不过是他丰富人生在诸多方面的反映。在龙州，他曾对知交孟森说道，“出处之故，情随境变，未可执也，独负气不自疗耳”，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一点，则确实是“亦不乏警示与教育作用”，“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习惯在那些被主流价值肯定的人物上，而对那些保守的、没落的、反动的人物，较少细致、深入的研究。在《辞海》中，“郑孝胥”词条释文：“汉奸。”这一高度概括的定论，使得郑孝胥失去了大半生的荣光，成为反动的、落后的历史人物。罗志田教授在讨论近代中国可能存在着多个世界时，曾经指出，“既存研究中的失语群体”，“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或传统延续）的一面”，对他们的“更深入的了解”，“必能强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整体认识”。郑孝胥无疑是既存研究中的失语者，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面貌、变化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不同于主流的政治“活动愿望”和实践，实需我们深入认知。清室复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复辟力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从1912年清朝覆亡，到1945年伪满覆灭，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考虑到余英时先生提到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建制分手以后，则尚未找到现代的传播方式”，郑孝胥在他的时代语境下所表现出的“秉道赴义，兴不可遏”，与他“枕戈待旦”、“日夜某之祷”的姿态，就尤其引发我们深思。
另外，即使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从“人”的角度观照，郑孝胥也充满了探究的意味。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郑孝胥才识俱佳，胸次过人，济时用世，高挹群言，在1931年前，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时人眼中，他“平生极抱奋发有为之志，而遭际不偶，郁郁不得志”。一生多次提携他的陈宝琛，固然指他“英气能为病”，但也承认，“世之待君者或犹无穷也”，“即予之夙心，亦岂望君老于诗人”？然他矜才使气，晚年行迹，脱逸寻常，一局棋枰，终未能定，沦落而不能道，多半生的清名，尽毁于一生所负之气。深入了解这样一个富有个性的人，剖析他的内心世界，并理解他一生的经验与教训，之于彼辈群体的普遍及特殊意义，感受“人”在历史条件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惟学术的获得，亦别有一番人生的体味。
在诗、书两界，向来有关于人品与诗品、书品的关系的讨论。郑孝胥附逆后，片楮寸简都以为宝的书法作品遭到鄙弃。1932年，上海的《生活周刊》登出一则编者按，称专栏所用郑孝胥手笔，“自郑助逆后，屡有读者建议更换，我们最初以为郑的助逆行为固可恨，但他的书法似可无须并为一谈”，“近来责备的信愈多”，“决意更换一个手笔”，甚能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时人汪辟疆虽然就诗论诗，不以人废言，“兹仍旧录”，但也是首先将郑孝胥置于严厉的“不忠”、“不孝”的痛斥之下。不过，在这样的舆论情境里，亦有别一种表现，1932年，《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林语堂认为郑孝胥的字有古风，邵洵美便用了一个法子，集了郑的“论”、“语”二字做刊名，不署姓名，对外则称乃林语堂字，例虽少见，也可见社会心理的一斑。
目下，一般研究都认为，郑孝胥晚年虽沦落，但不掩其诗、书成就。《海藏楼诗集》的校点者认为，“他的诗，是一个已被唾弃的政治诗人及其仍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诗歌创作”。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近现代部分的王澄亦坦言，“研究书史、书论、书家很少涉及郑孝胥，原因是显见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附逆于侵略者，其人品自然不齿于国人”，同时又说道，“而就其书法成就看，不作一介绍，总觉是个缺憾”。“苏堪为诗，一成则不改”，“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苏龛诗如人，志洁旨弥夐”，“然君诗，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可以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盖必如是始可以为诗人，夫亦有所受之也”。“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孝胥能书，气足骨露；晚年忽变瘦体，有时率意漫涂，惯作斜形，而笔划不整”，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的评价，或许提醒我们，关于海藏诗与郑书的评价、认识，对郑孝胥研究的帮助和启发，或有可能超出预期。
目前，对郑孝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临江的著作《郑孝胥前半生评传》，以及一些论文，如汤志钧的《戊戌时期的郑孝胥及其〈日记〉》，李侃的《郑孝胥与伪满洲国初期傀儡政权》，傅道彬、王秀臣的《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海藏楼内外的郑孝胥》，马陵合的《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王鸿志的《论郑孝胥与晚清商务局之创设》，邹金喜的《从“此邦俗亦偷”到“今日日光辉万国”：郑孝胥日本观的转变历程》，胡迎建的《郑孝胥与陈三立交游考》，等等。台湾学者林志宏的著作《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亦有一章，专门讨论郑孝胥。这些研究，给予本书诸多可以利用的写作基础。徐临江对郑孝胥1911年以前的事实勾沉，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经验。林志宏有关清遗民政治认同的探讨，对作者理解晚年郑孝胥，帮助尤大。林先生视清遗民建立伪满洲国，为“中国民众（特别系清遗民）在对民主政治抉择里，另一发展出来的面向”，“是在帝制到共和之途上，寻求理想国度的表现”，颇开研究一路。
就目前已有成果言，对郑孝胥的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已比较深入，但仍不够丰富，不足以形成全面、完整、成熟的认识体系，部分的观点和论断，也还需要继续探讨。他的生平，仍有有待考证处。他的人生面相，诸种盘桓、考量，亦需进一步拨开重重迷雾，作出合理解释和评判。他造成的历史结果及其影响，尤其需要我们认真考据，慎重分析。
本书试图呈现郑孝胥的复杂面貌，努力把握他在时代环境下的个人遭际，并考虑他的个性气质、心态情感、学问思想等，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郑孝胥才学深厚，际遇复杂，在近代历史上深具争议，对他“所以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的理解及把握，实不容易。在搜集资料和选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较比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对内中人物的面貌与发展，有着更浓烈的兴趣。我的视线常常穿越层层事实，落在那一个“他”的身上。“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曾试图校正这种倾向，直到有一天，读到赵园先生的一段话：“对于人事的敏感，不消说是在文学研究中养成的”，“对于‘人’的兴趣，始终是我做上述课题的动力：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他们的诸种精神体验，以至我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情，由这些极具体的人交织而成的那一时期复杂的关系网络。即使对事件的研究，吸引了我的往往也是‘心理’的方面，尽管我并非有意于‘心态史’”。深以为同！史实固然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实中的人物，尤属学术研究的基本范畴。发自内心的真实倾向，乃是本书完成的重要保障，由此出发，亦是寻找选题的最好办法。如果伴随本书的展开，读者能够对一个充满“人”之意义与生存经验的“郑孝胥”，有所了解，那么于我而言，这些文字，就算有了意义。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