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39763
以人称视角呈现珍贵且罕见的二战史料，观十年变局间伦敦城内激烈变幻的大国多边外交博弈。首度披露有关中国外交官在伦敦外交场合积极奔走、力抗法西斯的史料；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转变；揭示英国绥靖政策对苏联集体安全的毁灭性打击和对迈斯基等苏联驻外大使的个人命运的影响；在英国议会大厦见证英国从和平走向战争；描述不列颠之战等战争对伦敦人民生存和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在气氛凝重的外交生活中交织描述对英国社会、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艺术家的深刻观察及其轶事；披露世界各国政要在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制约的复杂形势中为国家利益纵横捭阖的历史现场……
角度新颖，包括高级别外交官的角度、苏联政治家的角度，以及亲历者的私人角度等，直击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为二战起源提供新叙事和新思考，让本书与大部分的西方政治家二战回忆录和日记区别开来。
编注者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教授专业功力深厚，考证扎实、严谨，他为伊万·迈斯基日记冲出厚重的历史尘埃而面世作出巨大贡献：他将日记与多国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书信、回忆录等）相对照，修订和增补日记中受主观影响而出现的记录错误与记录空白，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解密苏联驻英大使及其背后变幻莫测的二战风云，使本书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趣味性；他以日记为依托，辅以翔实的史料，完整“外交天才”伊万·迈斯基的一生，凸显其极具魅力的人格、优秀的外交能力和跌宕起伏的人生。
可读性强。行文流畅，编排有序，语言风格生动、鲜活、接地气，以视角呈现的历史细节富有戏剧性，又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务中交织记录私密对话与社会轶事，所以给人很强的代入感、画面感和历史现场感，增强了可读性的同时也可实现轻松阅读。此外，日记载体一可比较准确地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真实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情况，二因记录者的重要身份而留下了他所掌握但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三因即时性和关于未知命运的猜测增加了变局中的戏剧感，由此增强了可读性。
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于1932—1943年在伦敦写下一批珍贵日记，经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谨严选编、作注而成书。日记中记述苏联在英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众多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窥见苏联外交政策之制定、英国对参战态度之转变、战时诸人之心态等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日记里讲述了迈斯基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韦伯夫妇等多位英国政要的交往，更以生动笔法，带人们重临议事厅的演讲现场、海军部深夜密谈的房间、空袭阴云下的伦敦街道……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揭示了苏联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获奖情况：
·入选2016年普希金之家俄罗斯图书奖（the Pushkin House Russian Book Prize）。
·《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zui佳阅读”榜单。
·“2015年zui佳历史书”榜单：《泰晤士报》（The 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独立报》（Independent）、《卫报》（The Guardian）
· “2015年度zui佳图书”榜单：《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每日邮报》（Daily Mail）、《星期日邮报》（苏格兰小报，Sunday Mail）、《苏格兰先驱报》（Herald Scotland）、《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books that made our year”榜单：《观察者报》（the Observer）
·《书商》周刊（The Bookseller）“zui佳图书”（Best of the Best）榜单全种类图书排名第八位
导言／i
致谢／xxi
苏联外交官的诞生／001
引子／029
1934年／035
1935年／063
1936年／099
1937年／123
1938年／161
1939年／241
1940年／359
1941年／463
1942年／581
1943年／655
一个时代的终结：迈斯基被召回／747
名声的代价：迟来的压制／771
图片来源／795
译名对照表／797
导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于1932—1943年任苏联驻伦敦大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二战期间苏联少数记录日记的政要，其日记独特而迷人。斯大林不鼓励随员提笔写作。写日记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实际上，1953年2月（斯大林去世前两周），迈斯基因涉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他的日记及大量个人档案也被国家安全总局查获。
迈斯基于1955年被赦免，之后为了取回这些文档，发起了旷日持久的行动，虽然终一无所获。外交部以日记中载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数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查阅这些日记。
机缘巧合往往是学术发现的核心。1993年，在以色列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支持下，我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以官方联合出版有关以苏关系的出版物结项。当我查找有关迈斯基参与1947年苏联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信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管理员拿着记录了动荡的1941年的迈斯基大部头日记从书库走出来时，我的兴奋之情难以形容。在苏联档案中，不曾有一份为二战及其起源提供新见解的私人文献，具有如此的广度、价值和体量。翻阅过程中，我惊叹于日记的直观和坦率，还有迈斯基敏锐、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行文。这份日记有五十多万字，细致而直率地描绘了苏联驻伦敦大使无处不在的观察、活动和谈话。
完整的三卷本日记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有我的大量评论和学术引证。然而，他们鼓励我制作这份精简版，以使更多读者可以读到。我的选择标准是保留叙述的特征和流畅性。因此，该版大量删减了引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完整三卷本的注解。在准备中文版时，我收录了三卷本中有关中国和东南亚的所有文献，并增加了相应的按语，使中文版成为一个独特的版本。……
我还有幸查阅了迈斯基的个人相册，本书复制了其中一些图片（有许多反映了日记中描述的事件）。它们常常能反映文字所无法传达的信息。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D．沃斯克列先斯基博士，他是迈斯基的侄孙和继承人，允许我与读者分享迈斯基非常个人的、有时是私密的视角。
迈斯基的日记是一份私人日记，不像各地必须提交给外交部的那种大使官方“日志”，这证明了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在早期苏联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超越了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它说明，若不求助于能揭露未知私人关系纽带的人为因素，就无法恰当描述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实际上，无论文化差异多么明显，这本日记就像佩皮斯日记那样，敏锐地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景象，添加了一些轶事与八卦。与丘吉尔一样，迈斯基也出人意料地赞扬“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进一步承认事件的独特性。他不否认“‘个人’对伟大事业的贡献”；他在致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吉·契切林的信中公开辩称，人们“几乎不能否认‘个人’在历史中可能或能够扮演某种角色。有时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提醒契切林，“只要记住伊里奇在我们的革命中意味着什么就够了”。……
这本日记跨越了一个戏剧性且至关重要的时代，涵盖了广泛的主题，显然是写给后人看的。迈斯基发现自己处在事件前沿，他相信（比其他人早得多）这些事件可能把欧洲卷入世界大战。他详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加入国际联盟和坚持“集体安全”的动机。正是迈斯基先警告莫斯科注意绥靖的危险。他热切地试图协调英苏利益。然而，当张伯伦于1937年出任首相时，在莫斯科大清洗的背景下，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1938年的大量日记记录让我们深入了解慕尼黑会议之前发生的事件及其对集体安全的毁灭性影响，以及迈斯基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个人与政治命运。1939年的日记反映出迈斯基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孤注一掷，加速促成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三方协议，有意阻止苏联走向孤立。日记显示他发现自己经常与本国政府意见不合，这种分歧于4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激烈会议中达到顶点，他和李维诺夫都遭到严厉批评，并导致后者于两周后被解职。日记进一步揭露了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外交官陷入的困境，也见证了英国从和平向战争的过渡。同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担任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参赞后，迈斯基高度关注远东地区日本扩张主义对苏联和中国构成的威胁，并呼吁中苏两国建立紧密联系。他显然没有以欧洲中心论看待国际社会，这本日记也见证了他在塑造俄罗斯远东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消息灵通的局外人，迈斯基对伦敦大轰炸时期的伦敦，以及他与丘吉尔和艾登频繁密会的描述同样引人入胜。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意义无比重大。记录与大使的会晤是外交大臣的惯例，但这不适用于首相。因此，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迈斯基和丘吉尔之间的许多重要对话记录在英国档案中都找不到。所以，保存下来的记录是迈斯基及时、详尽的日记记录和他发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更为简明的电报。这本日记因此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取代了史学家们迄今所使用的具有倾向性的、不完整的回溯记录。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日记改写了一些我们自认为了解的历史。
对英国社会、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艺术家的深刻观察及其轶事用这些相互交织的故事（有时是有趣地）突显出来，使历史叙事更加生动。迈斯基对散文和诗歌创作的强烈爱好暴露了他难以控制的自我表达冲动，其结果是文学与历史的融合。……
迈斯基更有天赐的非凡记忆力，加上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强大的观察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这让他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戏剧性事件和人物敏锐的见证人之一。他说道：
长期的外交实践，使我的记忆力训练得像感光片一样，可以毫不费力地翻印所遇之人的全部特征。他们的外表、言语、手势和语调被迅速记录在感光片上，形成清晰、详细的图像。初见他人，我经常会立刻在心里对其得出结论——积极还是消极，有无资历。
作家、外交官、日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给迈斯基的一封信中回忆说：“您过去常常在议会的走廊上和蔼地俯视我们，如同生物学家研究水箱中的蝾螈的习性那样。”
一战期间，迈斯基流亡伦敦两年，随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担任大使馆临时代办两年，之后担任苏联大使十一年，他的交际圈很广泛。与英国高级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以及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亲昵关系是他的完美优势。他的对话记录除了五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和温斯顿·丘吉尔，还包括英王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以及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著名人物，例如安东尼·艾登、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弗布鲁克勋爵、西蒙勋爵、南希·阿斯特夫人、塞缪尔·约翰·霍尔、赫伯特·莫里森、克莱门特·艾德礼、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休·道尔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斯特雷奇、罗伯特·范西塔特、约瑟夫·肯尼迪、哈里·霍普金斯、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扬·马萨里克、萧伯纳和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等。
比弗布鲁克、劳合·乔治、艾登和范西塔特等英国政治家和官员与苏联大使公开、坦率的交谈令人震惊，有时他们对苏联事业的同情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多。比阿特丽斯·韦伯曾说，“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还剩下二三十年的生存时间”，而丘吉尔的知己布伦丹·布拉肯则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把握……世界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不完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他们一次私人的非正式谈话中，艾登这样回应迈斯基关于资本主义是“一股已经衰竭的力量”的粗略评论：
是的，你是对的。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用什么来取代它？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来，但它肯定会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国家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也许这将是一种特别纯粹的英国式“保守社会主义”。
西方政治家围绕二战的回忆录和日记多如牛毛，而苏联方面的却异常匮乏。在俄罗斯出现的重要回忆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军方撰写的。由于私人回忆匮乏，迈斯基的一系列回忆录（有选择地引用了他的日记）成为历史学家再现苏联政策所不可或缺的资料。虽然这些回忆录引人入胜，但它们是在冷战高峰期的后见之明中完成的，存在很大的争议和误导性。这就是他毫无准备的自发的日记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原因。回忆录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在道义和政治上是正当的，但掩盖了有争议的问题，而日记则传达了直观的、远没有那么偏颇的印象。
迈斯基在日记中坦率地描述了长驻伦敦担任大使的经历，确实扣人心弦。十九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曾预言，舆论可能会变成“较之人类历史上所有付诸实践的行动更为巨大的力量”。他的法国同僚朱尔·康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建议大使在充分了解一个国家的过程中，不应局限于与部长级官员的接触，有时他可能会发现“即使是与社会地位很高的妇女的友谊也有大价值”。但实际上是迈斯基开启了一种革命性外交风格，这在当时激怒了他的许多对话者，后来却风靡一时。在“公共关系”这一概念几乎不存在时，迈斯基就是一位技巧高超的公关人，他从不回避与反对派团体、下议院后座议员、报社编辑、工会会员、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结盟。
迈斯基以高超的技巧结交了英国新闻界一部分重要人物。他几乎读遍了全英国的日报和周报。他曾经夸下海口，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在《泰晤士报》上发文。一位美国记者评论说，“他对思想和情感的每日变化的实际把握，以及对整个战争的所有细节温和而不失冷静的思考”，使他成为“伦敦能干的观察员之一”。迈斯基告诉他的朋友比阿特丽斯·韦伯，一个大使的目标“是与他被派往的国家（无论王室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精力充沛之人关系亲密，进入所有有影响力意见的党派或圈子，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其他外交家与核心领导的圈子中”。当然，他首先是自己政府的代理人，但当他以平静的、有时幽默的方式说话时，他给人的印象总是“以个人身份说话，而不是仅仅记录其领导人的声音”。
讨好新闻界大亨比弗布鲁克勋爵当然有好处。他的《每日快报》称赞斯大林是作为苏联国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理念的捍卫者崛起。1936年秋，比弗布鲁克提醒迈斯基，他的报纸对斯大林持“友好态度”，并承诺“我控制的所有报纸都不会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可能干扰到你任期内的事情”。1939年，比弗布鲁克通过迈斯基安排了他的一个年轻记者去俄罗斯。这位记者给大使写信说，“他在所有的政治观点上都追随领导人的脚步。当然，人们也常说领导人是跟着迈斯基走的”。终，比弗布鲁克在1942年成为第二战场的热烈拥护者。
劝说经常能得到回报。迈斯基写信对比弗布鲁克说：“我冒险履行对你的承诺，希望我寄来的俄国伏特加样品能满足你的口味。我相信我的妻子跟你说过俄罗斯有一种叫‘扎彭坎卡’的利口酒，她随信附上一个样品，希望你会喜欢。”
外交人民委员部非常沮丧，因为“没有对[迈斯基]施加任何限制，阻止他漂亮地完成任何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已经且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由访问所有内阁大臣和其他人的权利”。然而，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很不情愿地承认，“至今还不可能发现迈斯基先生的任何个人嗜好，虽然他收到大臣或首相的礼物会感到高兴”。事实证明，官方的抗议也同样无效。
意识形态偏向驱使迈斯基寻求与伦敦金融城特别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这里控制着英国的政治。他一到伦敦，就请他的老朋友H. G. 韦尔斯组织一次“与‘几个聪明的银行家’的非正式会议……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好好谈谈”。韦尔斯照办了。他敦促布伦丹·布拉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迈斯基的病态渴望：打银行家板子，以教名称呼他们”。《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回忆说，他对大使馆里那次私密的美味午宴上，关于伦敦戏剧和文学“非常愉快而文明的对话”感到猝不及防。然而，当这位“看起来英式的管家”停止讨论，让大家喝咖啡和白兰地时，迈斯基就说起了他对威廉姆斯《都市》专栏的敬意。威廉姆斯承认，当迈斯基发现德国人在伦敦金融城的贸易范围后，继续向他打听伦敦金融城整体前景及其对英国政府的影响时，他“有些不舒服”。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他意识到，“俄罗斯人正以微妙的方式探察我有多‘可靠’”。
和现在一样，当时对俄罗斯及其人民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十八世纪以来英俄关系致命的一点，使迈斯基在伦敦的地位岌岌可危。俄罗斯传统的排外主义观点帮不上忙，而苏联革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妖魔化倾向又加强了这一观点。迈斯基虽然被普遍赞誉为可能是圣詹姆斯宫杰出和有见识的大使，但却遭到了近乎敌视的怀疑。长期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对他成功完成使命构成巨大障碍。此外，他在人民中享有的广泛声望也成为高层“恼怒和蔑视”的根源；在高层，他经常被称为“那个鞑靼犹太小个子”。
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参加迈斯基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午宴，他的印象是对这一英式看法和根深蒂固的反东方种族观点的生动描绘：
开门的是一位戴软领、留浓密短硬黄胡髭的绅士。他把我带进了一个无比恐怖的房间；在那里，迈斯基先生热烈欢迎我……我们站在阴森的前厅，有人给我们提供软木塞雪莉酒。其间，一个留黄胡髭的男人和一个倒胃口的农家女把餐具和香蕉搬进了后面的房间。
然后，我们在冬季花园里进行午宴，那里比起花园更像冬天。我们从鱼子酱开始吃，一扫而光。然后我们吃了一些浸渍鳟鱼。我们又吃了私人养老院里称为“果冻”的东西……在整个用餐过程中，我觉得这一切极为熟悉。这当然不是我记忆中的俄罗斯。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东方。他们假装是欧洲人……他们已经变成了东方人。
与后来“斯大林外交学派”所特有的拘谨和严厉方式不同，迈斯基和阿格尼娅齐心协力，尽全力表现出的友好来影响英国公共舆论。在他们的午宴上，保守派和工党一样受欢迎。当迈斯基到达伦敦时，他请布鲁斯·洛克哈特把他介绍给伦敦社会。洛克哈特对此表示惊讶，提出迈斯基肯定比他更了解英国社会主义者。迈斯基回答：“是的，但我想多认识一些管理这个国家的人。”据观察，迈斯基初的招待会上“挤满了奇装异服的左派成员……渐渐地，客人们从穿戴红领带发展到身着挺括的衬衫和晚礼服，直到一天晚上，穿着普通西装来参加大型聚会的H. G. 韦尔斯发现自己是一个如此打扮的人”。
事实上，即使在困难的时期，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和苏芬战争期间，迈斯基也没失去几个英国朋友。消息灵通的国际记者路易斯·菲舍尔评论说，迈斯基是如何“勤奋而又无比小心地……结识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要人物”，而“他那迷人的妻子则提高了他在上流社会的名声”。阿格尼娅在生活中与他形影不离，当她难得放任自己沉溺购物之旅，结束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后在巴黎逗留较长时间时，他似乎迷失了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她写信：
我亲爱的图尔契克，我无聊得要命。不仅是孤单，我完全是独自一人待在这间公寓的四壁之内，直到昨天我都没有上过街……我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广播和唱片。玛鲁西娅把我喂得很好，家里的事总体上也“还行”……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你。我用力地吻了一下我亲爱的宝贝图尔契克，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米哈伊利奇。
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气质：她是快乐、自信和坚定的革命者，而他是温和的，偶尔有些忧虑，尽管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使，但其观点相当开明”。
和她的丈夫一样，阿格尼娅似乎也被伦敦生活的舒适和光鲜亮丽所吸引。赫伯特·莫里森观察到，她“很享受在伦敦的生活，因为她欣赏伦敦人，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记得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当她请我教她兰贝斯慢步舞时，我尽我所能教会她。她一直记得这件事”。
从迈斯基日记中收集到的令人惊奇的信息是，即使在斯大林残忍的威权主义下，大使们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的许多倡议被作为政策采纳，有时甚至与克里姆林宫的主流观点相悖——显著的例子是他在1939年初不遗余力地支持与西方举行三国同盟会谈，以及1941—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运动。为了达成目的，迈斯基常常不得不把他的想法归功于他的对话者，尽管档案显示是他发起的。我在评论中提请读者注意这些例子。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经历令人恼火的《慕尼黑协议》后，迈斯基试图阻止斯大林向孤立和纳粹德国走去。
他尝试阻止斯大林和李维诺夫从西班牙撤退，但不怎么成功。在1938年10月1日的记录中，他描述自己建议政府坚持集体安全时，引用了与劳合·乔治（被他操控得很好）的一次谈话，乔治显然在大声疾呼：“无论做什么，只要不离开西班牙就行！”乔治还进一步敦促说：“对苏联来说，孤立主义是一项糟糕的政策。”迈斯基很早就针对苏联大清洗运动对英国舆论的影响发出警告，提议应该通过公开审判实现正义。后来，他又警告莫斯科，军方清洗对缔结三国同盟的前景产生了严峻的影响。他还策划了破天荒的1935年艾登莫斯科之行以及与斯大林的会晤，他更倾向选择艾登而不是当时的外交大臣西蒙勋爵。早在1937年底，迈斯基就向斯大林建议如何对待绥靖者：“让‘西方民主国家’在侵略国问题上亮出底牌。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有什么意义呢？务必想方设法共同战斗，绝不给他们当炮灰！”斯大林确实在1939年3月的著名演说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大使的观点和表达。他在伦敦的全盛时期，在德国进攻俄罗斯后，在克里姆林宫遭受攻击陷入瘫痪时，正是迈斯基打造的同盟驱使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并为1941年7月罗斯福的得力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同年12月艾登的访问以及1943年8月丘吉尔首次访问莫斯科铺平了道路。
* * *
由于迈斯基写日记的环境特殊，必然需要对日记中的空白和缺失进行重构。而且，只有揭开日记的写作背景，日记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我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档案进行详尽的研究，还必须将这些记录与他的对话者所制作的私人和官方会议记录并列，将他的官方报告与日记记录作进一步核对。三卷本完整日记和评论包含了详细的参考资料，以及所查阅的档案来源的完整清单；主要收集的是外交部、首相办公室、参谋长和联合策划者、军事情报部门的档案，以及外交部放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各种私人收藏文件。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阅的文件来自国务院和陆军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成功获得了大量俄罗斯档案资料——大部分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有些在军事档案馆和总统档案馆——以及近收入国家档案馆的斯大林的文件。我查阅了大约八十份私人文件……此外，我还对广泛的文献印刷品材料、日记印刷品和二手资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三卷本将充分采纳这些资料。
日记中次出现的个人会以脚注形式作介绍。通常情况下，脚注介绍的是个人在日记涉及的时期内所担任的职务。为了帮助读者掌握大清洗运动对外交使团的影响，我们试图追溯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遭到大清洗的老干部在镇压期间的命运。
这也许是20世纪zui伟大的政治日记。
——保罗·肯尼迪（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作者）
希特勒的战争催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政治日记，这些日记现在成了历史学家的重要证据……如今我们要在这份名单上添加迈斯基的名字……（迈斯基的）日记几乎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但现在，感谢一位熟练和敏感的编辑，让迈斯基获得永生。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无论对专业历史学家还是大众读者来说，迈斯基的日记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它为那些对苏联外交政策，苏联领导层的思想，英国政策、社会、二战前夕的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提供独特的视角。
——《俄罗斯评论》
未来所有关于二战的新叙事都要征引这部日记中的史料。
——《伦敦标准晚报》
迈斯基给人的印象是出奇的人道、幽默，有自知之明。他和丘吉尔的谈话扣人心弦。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人，不会想错过他们。
——《星期日泰晤士报》
在苏联档案中，不曾有一份为二战及其起源提供新见解的私人文献，具有如此的广度、价值和体量。翻阅过程中，我惊叹于日记的直观和坦率，还有迈斯基敏锐、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行文。
——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历史学家，本书编注者）
1942年6月22日
战争！
早上八点，大使馆打来的一个电话把我从梦中惊醒。诺维科夫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希特勒已经向苏联宣战，并且德国军队已于凌晨四点越过边界。
我叫醒了阿格尼娅。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再睡得着了。我们赶紧穿好衣服，下楼去听英国电台的九点新闻。几分钟前，诺维科夫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艾登想在十一点半见我。
我们急匆匆地吃了早餐，收听了九点新闻，但新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消息，接着我们就出发前往伦敦。我们在大使馆遇到了一大群人，到处都是喧嚣和骚动，每个人都很激动。大使馆就像一个被捅过的蜂窝。
当我坐进车里准备前往艾登的办公室时，我被告知莫洛托夫同志将于十一点半发表广播讲话。我请求艾登把我们的会面推迟半小时，这样我就可以收听人民委员的讲话了。艾登欣然同意。我坐在收音机旁，手里拿着铅笔，听着莫洛托夫同志的讲话，还做了几条笔记。
中午，我来到外交部。我被带到艾登的办公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的、严肃的历史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把眼睛闭上，一切都应该是不同寻常、庄严和宏大——这样想并不为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艾登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扶手椅上站起来，脸上表情和善，朝我走了几步。他身穿一套朴实的灰色正装，系一条普通的软领带，他的左手用白纱布简单包扎——他的手掌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割破了。纱布不断地往下滑，而艾登在我们对话时不停地把它放回原位。艾登的表情，他的衣服，他的领带，尤其是那块白纱布，完全消除了这次会面的“历史性”痕迹。当看到那块破白布的时候，我走进艾登办公室时心中那庄严的感觉也烟消云散。一切都变得相当简单、平凡和枯燥乏味。当与艾登开始谈话时，这种印象进一步加强——他用单调乏味的方式问我前线的情况以及莫洛托夫同志讲话的内容。整个会谈的语调都是这样的“单调乏味”。我不禁回想起1939年9月3日的议会会议上，张伯伦向下议院通告战争爆发的情景。当时，我也觉得那太简单、太普通了，缺少应有的“历史凝重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比小说和历史书要直截了当得多。
……晚上九点，我屏住呼吸收听了丘吉尔的广播讲话。一次十分有力的演讲！一次精彩的表演！当然了，在所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情上，首相都必须谨慎行事，不管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他的党派。但那些只是枝节问题。总体而言，丘吉尔的讲话充满战斗精神，态度十分坚决：绝不妥协，绝不媾和！英国将奋战到底！这正是当前我们需要的。
与此同时，莫斯科方面对克里普斯昨天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苏联政府准备与英国合作，它对英国派遣代表团到苏联没有异议。
我打电话给艾登，让他转告丘吉尔，我对丘吉尔的讲话十分满意。我还答应第二天早上去见艾登。
所以，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希特勒真的在自寻死路吗？
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根本就不想打仗。我们尽自己所能避免战争。但是现在德国法西斯将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绝不会退缩。我们将发扬布尔什维克精神，坚定不移地奋战到底。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德国法西斯，之后的事，等着瞧吧。
［直到6月22日上午，斯大林还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德国正在恐吓俄罗斯，目的是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屈从它。斯大林的误判是基于他相信希特勒只有在与英国达成和平协议后才会进攻苏联。据李维诺夫回忆，战争爆发时，“所有人都认为英国舰队正在全速驶向北海，以便与希特勒向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发起联合进攻”。这正解释了战争初期迈斯基不祥的沉默和困惑。能说明问题的是，迈斯基在德国入侵当天会见艾登时，对英国和德国即将媾和的可能性极度担忧：“苏联政府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保证，即我们的战争努力不会有所松懈？”迈斯基催促丘吉尔，在定于当晚向国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打破关于英德媾和的一切传言（自从赫斯飞抵英国后这些传言就一直甚嚣尘上）。
英国也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这一新现实。《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确立了一种难以动摇的政治宿命论——苏联是“潜在的敌人，而不是潜在的盟友”，外交部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一观点。就在战争爆发几乎已成定局之际（德军发动进攻的一个星期前），参谋长们评估，在三到六周内，德国军队将攻入俄罗斯，“轻而易举地”攻占莫斯科。英国政府对苏联抵抗前景的预测很悲观，即便在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给英国带来一些喘息空间，让它得以推进边缘战略，但不包括建立一个全面的同盟，而是，如艾登所说的，“我们无法避免的……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丘吉尔在6月22日发表的著名演讲满足了各方的要求，并奇妙地掩盖了他避免作出重大承诺的决定。丘吉尔很乐于接受参谋长们和外交部提出的要求：不要将俄罗斯人称为“盟友”。他坚决支持俄罗斯的言辞加强了他对国内局势的掌控力——在德国猛烈轰炸英国的背景下，在北非、希腊和克里特岛的一系列军事惨败削弱了他的掌控力。当前，英国否认纵容德国进攻，并公开承诺将战斗进行到底，这让苏联人很满意。
丘吉尔的真正目标在于避免修改他的总体战略，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中东战场。在起草讲话稿的同时，他抓紧发出指示，通过物资供应和军事行动援助俄罗斯，前提是这些援助不影响英国在其他战区的部署，或不危及英国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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