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310250
托尼·本尼特在后现代语境下，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盲从任何时髦的理论，通过与各种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建立了一套注重社会历史实效、强调实践批判意识的文化理论。他继承并发展了由现代批评发展起来的组织文本、读者和批评家之间关系的主体型构技术。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周密规划的文化政治观，要求政治行动者关注所选定的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并促成生产一种相应的文化技术。为此，他还倡导一种实践型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具体工作，策略性地介入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者进入政府体制和文化机构中，影响、改善文化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从而发展出可行的塑造主体和改造现实的政治形式。
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丛书·总序 / 001
中译序 / 001
绪论 / 001
部分 审美——塑造主体的技术 / 029
章 形式主义与超越 / 031
第二章 与美学决裂 / 055
第三章 审美与文学教育 / 085
第二部分 社会历史与文本 / 113
第四章 文本、读者与阅读型构 / 115
第五章 图绘听众与读者 / 136
第六章 文学/历史 / 157
第三部分 文化与治理 / 201
第七章 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 / 203
第八章 文化：改革者的科学 / 226
第九章 文化与治理性 / 254
第四部分 博物馆与治理 / 277
第十章 博物馆的政治理性 / 279
第十一章 文化功用的倍增 / 303
第十二章 考古学剖析——使时间与文化治理具体化 / 340
第五部分 知识分子的职能 / 367
第十三章 批评的幻象 / 369
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文化、政策：技术的、实践的、批评的 / 401
第十五章 历史普遍性——文化价值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历史
社会学中的作用 / 433
第六部分 文化规训、治理与人格 / 465
第十六章 影响社会：艺术、文化与治理 / 467
第十七章 审美、治理与自由 / 489
第十八章 文化、历史与习性 / 512
附录：中外文人名对照表 /
532
《文化、治理与社会》中译序
托尼·本尼特［1］是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现任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社会研究所主任。此前他的身份是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CRESC）［2］主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交流学院兼职教授。在20世纪 70年代，托尼·本尼特即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1983年至1998年他受聘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担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托尼·本尼特的工作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很大影响，使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内对文化研究的植入和展开，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据我所知，托尼的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之外》都已翻译出版。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等的社会作用，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索，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理念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地方。
从现象上看，托尼·本尼特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他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和艺术现象的。托尼·本尼特1947年出生于英国，大学阶段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此后在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博士论文主要研究乔治·卢卡奇的思想，特别是卢卡奇关于现实主义的思想和阶级意识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初期，托尼·本尼特开始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并在那里结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1975年转入开放大学工作，任讲师并于1978年开始负责开设开放大学的“大众文化”课程，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托尼的成名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79年，是继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之后在英国学术界出版的受路易·阿尔都塞影响的学术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和回应了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著名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托尼·本尼特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实质上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的思想和理论。两者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要求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文学、艺术等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形式主义美学为了强调文学性的重要性而主张割断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丰富联系，仅仅从形式层面分析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形式主义和各种后康德式美学不可能真正说明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仅仅看到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是受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规律制约的，拒绝从形式的角度进入对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学”。托尼·本尼特与皮埃尔·马歇雷、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等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社会学家的他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统计学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美学问题，注重从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多元决定”关系、当代文学艺术与现代政府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研究文学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发展了不同于前者的另外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
1981年，托尼·本尼特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一文，提出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和分析通俗小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显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去分析和说明文学现象并从中提出社会问题的理论特点。该文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批判理论传统，指出这种理论把通俗文学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因而事实上拒绝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内部（或它在处理这个范畴时所使用的语言）对通俗文学的忽视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遗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遗憾，而且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工程的错误理解，结果损害了构想和进行经典化文本（这种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纵横驰骋的领地）研究的方式。”［3］现在看来托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而有必要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大众文学的理论特质及其现实意义。1987年出版的托尼·本尼特与珍妮特·伍拉克特合作的专著《邦德及其超越》可以看作托尼·本尼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通俗小说和大众文化的一个成功例证。该书有力地证明了在英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冷战英雄”007（邦德）形象是怎样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托尼·本尼特指出，邦德不是在一部小说或电影中构建出来的，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与邦德有关的文本（如人物访谈、作家和不同邦德演员的传记、传闻逸事等）和各种文本之间的关系中构建起来的，所以阅读邦德不是只阅读被视为自律的文学文本，还应该通过小说、电影以及其他邦德文本来感受和体验这些文本所构成的复杂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关系被变化着的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影响着，在现实中发挥着复杂多样的社会作用。托尼·本尼特认为，大众文化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消极的和否定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和否定大众文化，而在于真正理解它的复杂性及变化的规律，并通过阐释大众文化从而达到认识当代社会的目的。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和《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积极推动下，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被介绍到英国，在英国左翼学术界引起了影响广泛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转向的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放到与文化领导权转型有关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上来。1990年，托尼·本尼特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文学之外》，全面分析和评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建设文学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托尼·本尼特与特里·伊格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托尼·本尼特认为，虽然不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并不能排除其他种类文学理论存在的可能性。托尼·本尼特指出，文学指称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组织的表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所产生的审美经验，事实上受一系列历史的特定的制度和话语的调节，这样定义文学，文学就会被看作一系列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就有可能建设一门崭新的文学理论，它既能把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由社会历史组织和维持的、文本在其中使用和发挥作用的场域来进行分析，又可以坚持文学的特殊性，不至于抛弃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关于文学性的丰硕理论。基于在特定的历史性的制度和话语的场域中研究和阐释文学文本的学术立场，在微观的层面，托尼·本尼特发展了关于阅读的“阅读型构”理论，在宏观的和历史的层面，托尼·本尼特发展了不同于布尔迪厄关于艺术制度的理论，这就是他关于文化的治理性，即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机制复杂性的重要研究。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这些研究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研究，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借此得以具体化、实证化并且具有了学科发展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传统中，从雷蒙德·威廉斯和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开始，就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色彩更为鲜明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而选择了理论上较为中性的“文化”作为核心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路易·阿尔都塞、特里·伊格尔顿还是托尼·本尼特都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视野中，文化等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漫长的研究历史中，除了特里·伊格尔顿1990年出版的以德国美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使用了美学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外，对英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一直使用“文化研究”这样一个较为宽泛和模糊的概念，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托尼·本尼特看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的“问题”和依据的传统都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美学，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更倾向于从经验性的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中去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问题，在这种经验性研究中，理论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于德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优点也许还在于它的跨学科性和实证性。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和媒体技术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吸取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方法，在学理的层面上比“美学意识形态”更具有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理由并不逻辑地证明“美学意识形态”概念是错误的，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自己的传统中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一种研究。简单地说，也可以说它是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一种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式。在对康德式美学和自律性美学的批判、对大众文化和被压迫者文化的重视，在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坚持和发展。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模式的分析，无疑可以为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模式，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很多启示。
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其是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制度下争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在近的一次访谈中托尼·本尼特谈到，大量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论概括来自浪漫主义时期的社会经验，而不是来自当代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看作站在与权力对抗的立场上，“向权力说真话”的人（萨义德语）。托尼·本尼特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国家权力的对立模式无法解释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角色类型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政府、社会的复杂关系。在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律整体，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应当只是政府的奴仆，知识分子当然需要独立的研究空间。但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与批判舞台并非与政府完全无关。知识分子既应该促成政府提高对文化的投入和支持，因为政府是有能力代表普遍利益而行动的行为者，同时又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权利和立场，这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义务，因为当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学会使用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时候，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1998年出版的《文化：改革者的科学》，2001年出版的《区分多样性：文化政策与文化多样性》， 2002年出版的《福柯、文化研究与治理性》等专著中，托尼·本尼特都坚持了这种观点。在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本尼特关于文化的复杂机制、治理性与知识分子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和阐释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注重从实践的层面，结合具体的文化政策和研究个案的剖析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托尼·本尼特关于治理性的复杂性研究得益于米歇尔·福柯的研究。福柯跳出了阿尔都塞理论主义的框框，从经验的角度研究和发展了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使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历史化和学科化。托尼·本尼特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关于治理性的复杂性的研究运用于文学、艺术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来，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也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当代文化论争和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托尼·本尼特注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批判型知识分子和实践型知识分子。强调对立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立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基本武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不合理性，以此来激发和唤起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启蒙意识。正如托尼·本尼特在《批评的幻象》等论文中指出的，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由于丧失了在现实中找到建设性文化动因的能力，其激进的批判姿态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福柯关于治理性的研究以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多元决定”的理论为基础，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关系中分析和论证了“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的空间和可能性，福柯认为学会并且善于利用这种自由的知识分子才是在当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实践型知识分子”，他们用现实所提供的条件，根据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新条件来推动文化领导权的转型和社会变迁发展。
我认为，托尼·本尼特本人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许多理论家，例如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以及伊格尔顿等就是这种“实践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英国的文化研究起源于大学精英教育体制之外的成人教育，一直与英国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的阶层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托尼·本尼特本人初的工作也是成人教育。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来说明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及其复杂功能，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努力阐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当代文学、艺术、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中去，是托尼·本尼特始终坚持不变的理论目标。他所领导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中心”是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助的大型国际性研究中心，也是英国个对文化变迁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进行广泛而集中研究的大型研究中心。该中心目前主要在“文化经济学”、“传媒、文化与经济变化”、“文化、治理与公民”、“文化价值与政治”、“定性研究与文化统计学”等几个方向上展开研究。托尼·本尼特自己的研究兴趣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博物馆的历史与理论，历史的记忆与表征的不同系统对建构特定的存在与行为方式所起的作用；
2. 文化管理的现代形式的发展史及理论，以及它们对在不同的政权和群体语境中社会行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3. 对日常文化实践以及它们与当代阶级理论和文化政策所关注的内容之间的联系进行管理学（统治学）和民族志研究；
4. 文化分析形式上的发展，注重吸收科学研究和“治理性理论”（governmentality theory）的观点；
5. 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
托尼·本尼特在绪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文学批评中的伦理和社会良知的传统的结合，是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坚持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立场，在当代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深入研究了大众文化与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关系，在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不墨守成规和理论教条，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来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二是积极而又有所选择地吸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找到自己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理念、途径和方法；第三，高度重视学理的要求，虽然面对的是现实问题和现实经验，但始终从学理要求和内在逻辑层面去解决问题和推动学术上的发展。我想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对托尼·本尼特的译介也许是有所助益的。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教授邀请我翻译托尼·本尼特的自选集《文化、治理与社会》，那时我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在强东红、许娇娜、李永新和尹庆红等博士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完成了该书的翻译，这是托尼·本尼特自己从他的大量著作和论文中选出的文集，代表了他的思想和研究的不同方面。2008年春我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在 CRESC设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中心里，我与托尼·本尼特见面讨论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策划了“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9年5月，托尼·本尼特次来中国，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了短期的访问研究，“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学术研讨会”如期举行。在南京大学访问期间，他除了在“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主旨演讲之外，还做了两场学术报告。这三篇演讲报告后来先后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我们这次修订也将这几篇论文收录进来。
非常感谢强东红副教授翻译整理了书稿，也十分感谢托尼·本尼特教授为中国读者写了专门的导论，使他们对本书的理解有了一个向导。
很高兴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将托尼·本尼特的这本文集收入“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丛书”。我认为，托尼·本尼特的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的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是为序。
注释：
［1］关于托尼·本尼特的个人情况，可登陆如下网址：
http: //www.westernsydney.edu. au/ics/people/researchers/tony_bennett。
［2］ CRESC主页：http: //www.cresc.ac.uk。
［3］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向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王
杰
2016年 7月 23日大暑
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本尼特不仅是一位美学研究者，他还是一位深度介入政府管理的文化官员，他以他的专业学识，为当地文化政策提供咨询，甚至参于政策的制定。他在自选集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探讨“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的问题”，这是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沿革出发，加之他自己实践所得所作出的理论性的结论。
《钱江晚报》全民阅读栏目，2016-09-25（B4）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教授托尼·本尼特利用福柯研究真理与权力关系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作为一种真理的实践，哲学美学是如何通过构建的权威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他对康德、阿多诺、雅克·朗西埃等人的美学观念进行探讨，提出与后康德美学紧密联系的、无用性的观念正成为西方美学史中多重功用的文化政治实践。作为一种真理的实践，当代哲学美学需要努力构建权威，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思考如何利用这种权威来重构当代的文化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9-28.
西悉尼大学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教授在关于“自由的权威：美学的悖论”（Authorities of freedom: the paradoxes of aesthetics）的报告中探讨了美学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与力量。在他看来，美学给我们提供了主体性的意识，通过人类意识的转变可以改变我们的现实。他特别强调，人类学与美学相互关联，诸如在阶层、社区自主管理、政治公共事务等方面，人类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艺术之美与政治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转换品味从而实践区隔的重新融合需要一定漫长的历程，但人类学正是以其经验性研究在与美学的结合中为该问题以及关于审美和艺术与政治性的治理以及大众日常实践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诸多可实践的方案与措施。
《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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