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含光盘）

本书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在选题上，重点突出了近一两年来*的学术前沿问题。本书选择近一两年来我国社会科学中*前沿性质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为主题。将这些主题的研究结果撰写成报告，从而使广大读者能够及时了解*的研究动向和基本的学术信息。
　　第二，在内容上，以*有“前沿”特征（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问题）来定位，准确把握那些具有巨大的潜在研究价值和重要学术生长点的选题。同时，严格奉行“宁缺勿滥”的原则，保证推出真正的学术佳作。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前沿报告
“后意识形态时代”精神世界的“中国问题”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与评论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公平正义问题
　　——关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问题的一种分析路径
空间生产：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理论生长点
语言和心灵：一种二维语义学的研究
认知研究的经验化及其超越
都市文化学的理论自觉与学术新语
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文学史范式的重构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状况
“底层写作”：一个有待深化的命题
近两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
　　——民族史族源研究的新发展
中国经验与政治学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基于中国经验的民主研究
　　——近年来我国民主问题研究述评
廉政文化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人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服务型政府研究：现状反思与理论前瞻
　　——2007～2008年公共管理学科前沿探旨
当前三大经济理论问题研究述评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
中国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与研究框架
贸易自由化下的中国农业产业安全
农村金融改革：回顾与前瞻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
争鸣中的探索——2008年劳动法学前沿问题报告
2008年：专利法修改的价值选择及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社会学前沿状况
大胆创新稳步前进——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报告
都市人类学研究述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前沿报告
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的关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体系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民主社会主义等等；（3）国外学者政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关系研究
十七大之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一研究既推动了思想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思想的当代意义；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内涵和逻辑必然。
通过“中国知网”（enki）检索发现，2008年，这一方面的论文有64篇。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1）石仲泉与朱佳木的研究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石仲泉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朱佳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两人都是党史、国史方面的著名专家。（2）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突出的成果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孙武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从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探源》（李捷：《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7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的关系》（李方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8期）。这些成果的突出特点是，不是用十七大文件去论证“十七大报告”所表述的理论观点，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入到历史深处，分析这一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3）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进行对比研究。突出的成果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和贡献》（李慎明：《人民论坛》2008年第9期），《继承、创新与挑战——沃马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思想关系的研究》（李佑新、陈龙：《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4）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与及时在《求是》上发表相关文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下面分别介绍这几个方面的成果。‘ 在介绍以上提到的学者的观点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辛子陵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辛子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辛子陵对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剥离告诉我们，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先研究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前提工作。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就会含混不清，研究就会误入歧途。
（一）石伸泉与朱佳木关于中国现代史分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问题的争鸣
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思想》（2007年11月13日《河南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概括》（《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文章提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始于毛，成于邓”的解释，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近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圊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历史成就时，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十七大对“当代中国”的时限已有认定。既然有这样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石仲泉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区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为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终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作为基础理论的思想就不包括在内。当然，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它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石仲泉认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提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流行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那么对“始于毛”的说法就要作具体分析。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始于毛”了。那个说法毕竟是20世纪的认识，根据历史的发展对一些认识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
朱佳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把当代所办成马克思主义国史编研的坚强阵地》（在当代所200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和《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给历史断限应当主要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把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和三中全会并列当做历史断限的标志，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地位，然而势必会导致否定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一致性，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
1840年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现代史或当代中国史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叫做“中国现代史”可以，叫做“中国当代史”也可以。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
朱佳木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出现“当代中国”一词，只是作为时间的修饰词来使用，并非把它当成历史学意义上的概念，更没有把它作为指称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的专有名词。报告有时用它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时期，例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有时则专指当前，例如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可见，报告没有给那种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观点提供任何根据。相反，其中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建立在以同志为核心的掌的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的论述，倒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组成部分，都内在地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扬弃、完善和发展。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在本质上区别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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