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10177670
内容简介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些年的思考。鲁迅逝世后,围绕其传统形成的风风雨雨,系统梳理起来存有许多障碍。在作者看来,关于鲁迅自身以及遗产的叙述,有许多出人意料之笔。他以异样的眼光审视那段离奇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正误交错、晦明相间的文化之谜。
目 录
绪论 当代“鲁迅现象”的发生
一、不死的青春:鲁迅笑了
二、当代“鲁迅现象”的发生
一、不死的青春:鲁迅笑了
二、当代“鲁迅现象”的发生
章 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初步形成
一、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
二、鲁迅杂文传统的不断弱化与转换
三、政治性:的鲁迅观
四、诠释与转换:新的鲁迅传统的形成
第二章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鲁迅”
一、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的宿命
二、民粹主义思想烛照下的鲁迅——以《一件小事》的接受与诠释为中心
三、鲁迅: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模范
四、忠诚和服从:鲁迅是一名“小兵”
第三章 胡风批判运动中的“鲁迅”
一、批判胡风就是批判早期的鲁迅
二、《狂人日记》的意识形态性——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争焦点之一
三、《阿Q正传》的革命性——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争焦点之二
四、《野草》的主体性和革命性——批判者和胡风派的论争焦点之三
五、文化创造的主体性——批判者和胡风派论争的根本分歧
第四章 被压抑的生与死——鲁迅思想及鲁迅现象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鲁迅的死和他的老脾气
二、鲁迅的“沉沦”——“我要骗人”和鲁迅言与思与行的背离
三、鲁迅思想的遗憾——从他与周扬的根本分歧谈起
四、经典性和历史性之间的鲁迅研究——以李何林《鲁迅注解》为中心
结语 “鲁迅现象”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一、作为傀儡之鲁迅现象的终结
二、作为问题和幽灵存在的鲁迅
三、回到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去
四、致力于承续并超越鲁迅的文化建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在线试读
《当代鲁迅现象研究》:
社会主义中国的根在延安,这已成了学界共识。因为正是在延安时期,的思想及其话语在共产党内获得了一种完整确立与认同。没有经历延安时期艰辛而复杂的磨砺,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如期出现,那是很难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开始探究共和国前27年鲁迅接受与传播及其“鲁迅现象”的产生和形成时,就不得不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延安。概括说来,正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由于思想及其话语的直接介入,现代革命与文化史上一种新的“鲁迅传统”才得以初步形成。
“鲁迅传统”在延安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鲁迅”介入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化形成的过程。延安文化空间与文学样态的营塑和终完成,延安文人自我形象的重塑与改造,除了文化人进行自身的政治文化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之外,也依赖于一系列富有革命意识形态意味的纪念性活动的开展。在延安,人们真诚地纪念过古代诗人屈原,苏俄带有现代激进色彩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众所周知的鲁迅与高尔基,等等。但是,在延安极为有限的文化空间里,在延安政治一文化所高度许可的范围内,不是屈原与马雅可夫斯基,而是鲁迅与高尔基得到了人们空前而持续的青睐。人们在纪念他们的时候,无疑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厚期待,希望他们能够进行合乎政党需求的思想改造;而后者也当然愿意成为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在纪念鲁迅与高尔基的时候,一方面是想从这两位文学家身上感受创造的激情和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安放他们各自对献身革命之前途的想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像这两位作家一样,既能得到人们的颂扬,也能得到政党的赞许与肯定。高尔基和鲁迅就是如此热切地进入延安并被革命者所深深地爱戴着。
高尔基和鲁迅在同一年去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各自国度的左翼文化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他们确乎具有广泛的可比性与关联性。或许正因如此,鲁迅在生前才会被人誉为“东方的高尔基”或“中国的高尔基”。在延安,高尔基和鲁迅的形象也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尤其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以东方的高尔基等来称颂他。说:“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甚至一位老先生在其所写一篇诗前小序中也向等人表示:“吾人咏歌,愿宗高鲁”。诗末有注,云“高是指高尔基,鲁是指鲁迅”。可见高尔基和鲁迅在延安政治文化中影响之深远。但是,以后随着延安政治文化情势的变化,鲁迅作为一个人格符号与文化符号的价值日益被人看重,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形而上的象征意味,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亦渐在高尔基之上。
……
社会主义中国的根在延安,这已成了学界共识。因为正是在延安时期,的思想及其话语在共产党内获得了一种完整确立与认同。没有经历延安时期艰辛而复杂的磨砺,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如期出现,那是很难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开始探究共和国前27年鲁迅接受与传播及其“鲁迅现象”的产生和形成时,就不得不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延安。概括说来,正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由于思想及其话语的直接介入,现代革命与文化史上一种新的“鲁迅传统”才得以初步形成。
“鲁迅传统”在延安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鲁迅”介入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化形成的过程。延安文化空间与文学样态的营塑和终完成,延安文人自我形象的重塑与改造,除了文化人进行自身的政治文化理论学习与革命实践之外,也依赖于一系列富有革命意识形态意味的纪念性活动的开展。在延安,人们真诚地纪念过古代诗人屈原,苏俄带有现代激进色彩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众所周知的鲁迅与高尔基,等等。但是,在延安极为有限的文化空间里,在延安政治一文化所高度许可的范围内,不是屈原与马雅可夫斯基,而是鲁迅与高尔基得到了人们空前而持续的青睐。人们在纪念他们的时候,无疑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厚期待,希望他们能够进行合乎政党需求的思想改造;而后者也当然愿意成为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在纪念鲁迅与高尔基的时候,一方面是想从这两位文学家身上感受创造的激情和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安放他们各自对献身革命之前途的想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像这两位作家一样,既能得到人们的颂扬,也能得到政党的赞许与肯定。高尔基和鲁迅就是如此热切地进入延安并被革命者所深深地爱戴着。
高尔基和鲁迅在同一年去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各自国度的左翼文化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他们确乎具有广泛的可比性与关联性。或许正因如此,鲁迅在生前才会被人誉为“东方的高尔基”或“中国的高尔基”。在延安,高尔基和鲁迅的形象也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尤其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以东方的高尔基等来称颂他。说:“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甚至一位老先生在其所写一篇诗前小序中也向等人表示:“吾人咏歌,愿宗高鲁”。诗末有注,云“高是指高尔基,鲁是指鲁迅”。可见高尔基和鲁迅在延安政治文化中影响之深远。但是,以后随着延安政治文化情势的变化,鲁迅作为一个人格符号与文化符号的价值日益被人看重,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形而上的象征意味,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亦渐在高尔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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