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19170
作家蒋蓝的“天府广记笔记”三部曲为一种新方志书写，其承袭古方志类书，即文人以敏察之心，统摄、记录与地方相关的天象地理、民俗风物、奇闻轶事的独特书写传统，又吸纳西人现代性的碎片化写作之启迪，以现代人的诗心重返历史和地理现场，感知、清理、重构被重重象征、符号所包裹的人和事、物，让不可抑制的生命之音再次激荡于“地方”，这一不断生发和敞开的有机共同体中。
《锦官城笔记》因三国时期，蜀锦驰誉全国，设置锦官管理蜀锦生产并筑城保护锦蜀生产，被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是成都的别称，有“花重锦官城”“锦官城外柏森森”的经典诗作传咏至今。作家蒋蓝以“蜀人外传”“风物猎记”“天府新录”三部分，描述了锦官城的历史文化、人物典故等，如“李调元咏成都灯会”、“布衣状元骆成骧”、“林语堂在成都”、“鱼凫与鱼鹰”、“历史文化中的大熊猫”、“成都凤凰山的演变史”、“龙池书肆的记忆”等文章，就像给读者呈献一幅幅锦官城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
序：让历史鲜活地走到今天 / 001
蜀人外传 / 001
早进入国际视野的成都 / 003
蜀汉三国吹剑录 / 013
前蜀徐太妃的宴游史 / 024
琴鹤相随天地间 / 037
苏东坡的桤木情怀 / 049
李顺身后事 / 059
真情大义话何? / 065
彭端淑：跨越一带、独有千古 / 076
蜀僖王的头骨 / 088
杨升庵：雄视西南五百年 / 094
张献忠的“义子”隐喻学 / 128
李调元咏成都灯会 / 135
布衣状元骆成骧 / 139
“清漪楼”地望 / 159
“状元菜”的缘起 / 162
林语堂在成都 / 169
《丧钟为谁而鸣》写作与成都有关吗？ / 175
书灯冷月照沉渊 / 181
水润天府?清流万里 / 191
风物猎记 / 199
木芙蓉简史 / 201
从“苴”到“茶”的源流史 / 213
岷山夔牛考 / 226
蜀地马头娘的荒史 / 235
鱼凫与鱼鹰 / 243
历史文化中的大熊猫 / 255
摩诃池的前世今生 / 264
成都凤凰山的演变史 / 271
成都是“西楼”意象的发祥地 / 278
想象迷楼 / 290
饮酒与滑稽 / 303
从白乌到白鸦 / 305
成都的乌鸦 / 311
护门草 / 316
大慈寺的“风送” / 318
击溃围墙的杏花 / 321
端午纪念屈原风俗入川的演变 / 327
从“摸玉”到“磨鋊” / 332
扇盒盒儿 / 334
新都清流镇的木厂会 / 337
从黄葛树到黄葛树 / 344
从宽窄到中道 / 351
龙池书肆的记忆 / 357
成都民俗中的陕西会馆 / 363
天府新录 / 375
月季花与陈于化的变迁史 / 377
蜀地艺人录 / 388
陈东林：以刀说话 / 399
杨锦文：命运如绳 / 406
怀远镇的藤编 / 413
陈金蓉：“四川草”情结 / 421
骆耕野：木性精神与黑色意识 / 426
在龙泉山的丛林中 / 433
沱江流域景致的发现与乡土空间
??——文学地理学视角重读周克芹小说 / 439
王火：以健雄之笔记录时代 / 450
进入城市大历史的独门秘籍
——《锦官城笔记》代跋 / 459
序：让历史鲜活地走到今天
王小红
蒋蓝的《锦官城笔记》即将付梓，接到他的电话，嘱我写书序，我甚是诧异。从记事起，每每得一新书，我总是喜欢先看序和后记。似乎知晓一本书得以撰成和出版的来龙去脉后，我就能与作者感同身受，以至于废寝忘食，想一口气把书读完。后记多为作者本人撰写，而序言，执笔者基本上都是作者的熟人，且往往是颇有声望和成就的长辈。我自认为自己年轻，才疏学浅，不适合为他写序，所以不敢贸然应允他。不敢应允，还在于我严重地自我怀疑：一个从事历史研究写“学术味”文辞的人，能为“文学味”作品写好序吗？对于我的顾虑，蒋蓝半开玩笑道：“我的前两部类似的书，《成都笔记》和《蜀地笔记》，是付海鸿和梁昭写的序，他们比你还年轻呢！至于这本书的内容与风格，也与前两本书一样，应该是你的菜。”他的这一句令人宽慰的话，突然让我反省是否看“（年）轻”了自己；也突然想起，付海鸿在《成都笔记》序言中不是说过吗？蒋蓝有让后辈为自己的大作写序的一贯风格。于是，微笑，释然，我应允作序。
说起写序，我的脑海中立刻跳出一篇我喜欢的序。其实，那是我初入学术的引路人、我的硕士生导师郭声波先生为其学术专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所作的前言。次读此书，是我读研究生刚入学时，那是1996年的秋天。初到成都的我，没有领略到川西平原的秋高气爽，迎接我的是连续数日的阴雨绵绵。然而，读到此前言，一幅春意盎然的川西平原画卷一下跃入我的眼帘：
笔者是四川人，却负笈他乡，在西安住了6年。每当在市场上见到四川的物产，就令人怀念起阻隔在巍峨磅礴的秦、巴大山南方的故乡。尽管抬首只能见到飘浮在秦岭上边的叆叇白云，但闭上眼睛也能想得起在云幕的后边，有铺满黄灿灿油菜花、飞翔着千军万马般小蜜蜂的春天的原野；有如茵麦苗层层裹拥、间或嘎然鹅鸣划破寂静的丘陇寒塘：有川西南高原上舒展在蓝天白日温暖怀抱之中的蚁附着牛、羊、马、猪的如浴青山；有霜后红橘在岸边山坳中纷纷点点，与欸乃渔桨遥相唱和的川江画廊……悠悠的情思，使笔者十分留意四川的风俗物产及今古变迁。（《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一段学术著作的前言，文辞优美，犹如沁人心田的琼浆，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刚从理科转入文科的学生。我突然发﹁序：让历史鲜活地走到今天﹂现，原来做学术也可以这么美！当然，后来的我才知道，并非所有学术著作都可以写得这么美，有的作者兼具学术修养和文学修养，或能将学术著作的文字写得很美，很吸引读者；或能将文学作品写得更有学术性，很有营养。很显然，《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就是这样一部完美地集学术性、文学性于一体的学术著作，所以不仅是学术领域的许多学人研读这本书，而且文学领域的不少人也爱好这本书。就像诗人、散文家蒋蓝，他在2019年与我初次相见时，就直言他很喜欢郭声波先生的这本书。在我体会出他说这番话并非恭维之语后，很是欣喜，从此我们成了朋友，有了很多次交流，交流话题的中心，当然是巴蜀历史文化。我开始读蒋蓝的书，《蜀地笔记》《成都笔记》《黄虎张献忠》……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喜欢郭先生的书，因为他的非虚构散文系列作品，正与郭先生的学术专著有异曲同工之妙，兼重文学与历史，可谓用文学的笔调，书写巴蜀历史。
这部《锦官城笔记》，是蒋蓝书写巴蜀人物、风物的笔记系列《成都笔记》《蜀地笔记》的续篇，三书可以合称为“巴蜀笔记”三部曲。《成都笔记》《蜀地笔记》分别于2017年出版，2018年初重印，在此之前，他还于2014、2015、2016、2017年出版了《植物笔记》《动物笔记》《人物笔记》《至情笔记》等，当然还有思想录《寸铁笔记》，以“笔记”命名的这一系列作品是他十几年来非虚构文史结合书写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为笔记？宋人洪迈自序《容斋随笔》云：“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笔记錦官城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即是说，笔记为作者读书所得，见闻所及，随笔杂录，不分先后，文笔自由，不拘形式。至于笔记的内容，唐李肇《国史补》的短序中有简单的概括：“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北宋宋祁《宋景文笔记》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笔记”命名的书，全书分三卷，上卷称“释俗”，中卷曰“考古”，下卷为“杂说”，全书大多为考订名物音训，评论古人言行，杂采文章史事。这些笔记的内涵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锦官城笔记》正是这样的笔记，全书分为“蜀人外传”“风物猎记”“天府新录”三编，前两编与《成都笔记》《蜀地笔记》的内容和风格一致，主要是对巴蜀历史人物、风物进行考证和评论，杂采历史故实；“天府新录”则是由古入今，写今天的蜀人蜀事及其对巴蜀历史文化的传承。
读《锦官城笔记》，我既有一种熟悉感，又有一种新鲜感。这种感觉在读“蜀人外传”“风物猎记”两编时尤为强烈。“蜀人外传”写与巴蜀尤其是成都历史文化有关的人物，如三国时的刘备、张飞、刘禅等，唐代的善无思禅师，前蜀的王建、徐太妃，后蜀的孟昶、花蕊夫人，宋代的张咏、赵抃、苏轼、何栗、陆游，元代的马可·波罗，明代的蜀王、杨慎，
明末清初的张献忠，清代的丁宝桢、彭端淑、李调元、骆成骧，以及近现代的林语堂、贺昌群等，这些人物，几乎都在我参与编著的《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中有收录，所以阅读这
一部分，我有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熟悉感。然而，我们《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的人物传记，注重写人物的全貌，内容包含人物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身份或头衔、生平经历、成就著述、故址墓葬、纪念地（物）等，突出历史人物对巴蜀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强调真实性、史料性。而蒋蓝在《锦官城笔记》中写蜀人，不仅仅撰写人物的传记，而且将历史考证与其十几年来进行田野考察所获得的访谈文字、图片资料结合在一起，似乎让历史人物从古代走到了今天，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让我倍感新鲜。兹举两例：
《琴鹤相随天地间》一章写赵抃，不但运用《宋史·赵抃传》、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及地方志史料写赵抃治蜀及其历史影响，还重点写赵抃与西蜀名园罨画池的渊源关系，以及罨画池的前世今生，与罨画池有关的人物如沈括、陆游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这些文人的诗文与自己眼前看到的园林美景完美融合在一起描写，将历史考证与文学散文结合了起来。
《彭端淑：跨越一带、独有千古》总题之下，分《苦学六载不下山》《断案三千件》《锦江栖迟二十年》三节来写彭端淑年轻求学、地方为官、归乡执教的主要事迹。在《苦学六载不下山》一文中，作者写到彭端淑与丹棱名胜白塔的渊源，引彭端淑《白塔钟声》云：“塔势壮城西，迢迢入霄汉。钟声出上方，清越随风远。唤醒梦中人，回头思彼岸。”表现出彭端淑卓尔不群的气象及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锦江栖迟二十年》一文，讲述彭端淑在锦江书院执教的诸多小故事及其对双流彭家场的文化提升。我惊奇地发现，《锦官城笔记》写“彭端淑”，反复咏叹他对巴蜀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与我们《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中“彭端淑”传记反映的思想内容一致，笔记錦官城因此，虽然两书是两种不同的写法，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蒋蓝在《锦官城笔记》中关于蜀地杰出人才辈出的原因分析，也很精到。他在写杨慎时，写有《百科全书式的大才》一文，对唐朝人魏颢序李白《李翰林集》所言“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和明朝李贽在《续焚书》中说“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之说深以为然，并分析原因道：“这源于地缘、季候、物产的不同，更源于通达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异域文化的不绝输送，以及自秦朝就开始的移民入川，这些因素与本土文化‘对撞生成’而出的巴蜀文明。” 对于这样的分析，我与他又可谓不谋而合，我在《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的前言和《从历史地理看巴蜀文化的包容性》一文中也有相似的看法。正因为巴蜀有独特的盆地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加之还处于难得的文化地理十字路口，所以历史上常常出奇才，一个又一个“伟力无俦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渐次崛起，他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在三五百年的节奏里，接力完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突破式贡献，成了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枢纽式人物。如果说司马相如是蜀地位进入华夏格局而实现了一己才华的奇人，那么，扬雄、李白、苏轼、杨慎、李调元、刘咸炘、郭沫若、李劼人等大匠，联袂而起，激扬文字，他们像峨眉金顶一样，一峰突起，没有旁系，成就了蜀地百科全书式人物的辉煌谱系”，作者一气呵成，呈现出一幅巴蜀历史长河中的领军人物图谱，蔚为壮观！
《锦官城笔记》不但兼重文学与历史，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注意考辨不同的史料，颇具学术性。例如，关于赵抃的琴鹤逸闻，他引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赵抃为成都转运使时，“唯携一琴一鹤一龟”，认为“沈括随父亲在四川生活过，他对蜀地这样的逸闻非常留意，因此其笔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他同时又引宋朝在四川做官的彭乘所撰《墨客挥犀》以及《宋史·赵抃传》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出《梦溪笔谈》与《墨客挥犀》的记载相同，而《宋史·赵抃传》记载与前两书稍有不同，“只言入蜀带琴鹤，没有说龟”。作者对于两说莫衷一是，于是两存，可见其严谨性。
《锦官城笔记》写巴蜀人物、风物，还常常体现出作者对巴蜀哲学的思考。例如写成都的宽、窄巷子，蒋蓝反复阐说，揭示出巴蜀文化中的宽窄哲学、中道精神。他说：“宽窄巷子体现出来的建筑格局与生活方式，恰好体现出了伟大的中道精神。”“《中庸》通篇所讲都是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在实际中使用‘中’。由此而观，民国初年宽窄巷子的居民开始改造住房，同样深刻体现出了中道精神对建筑造型的潜移默化。”他还用扬雄的中和、中道思想继续阐释：“汉朝成都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扬雄，仿《论语》而成《法言》一书，其理论基础便是中和、中道思想。他在《法言》中表达了中和、中道乃是自然万物发展之道，也是人类社会致治之道，这就是他提出的‘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的思想观点。”他总结说：“建筑蕴含历史与文化，建筑就是文化的雕塑。宽、窄巷子的变迁不仅是蜀文化的结晶，更是三千年成都‘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建筑文化缩影。所以，宽巷子并不‘宽’，笔记錦官城窄巷子也并不‘窄’，它们在中和、中道的哲学深处，在大地上予以了赋形与赋性。”他从宽窄哲学、中道精神中领悟出成都城市发展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这是步入成都深处的秘道，由此我们领略一座因水而生的大城，一座诗意叠兴的古城，一座秀美温润的丽城，一座现代时尚的宜居之城”。作者的这种体悟，在书中可谓俯拾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体悟源源不断地生发，或许正如知名学者、作家止庵所说，作者是蜀人，“对蜀地自有一份特别的熟稔和热爱”。这种熟稔和热爱，让他陶醉。他浸润其中，一字一句，皆是初心。他的这一份初心，我很幸运先睹为快！
我更幸运的是，读《锦官城笔记》，还带给我二十多年前读序的那份美好，书中也有描写川西平原田园景观：
置身眉山一线的西蜀平原上，秀美而细腻的田园风光一览无余：田野里大小沟渠纵横，农田中的农作物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桤木林中，莺学唱新词新调；稻花香里，蛙仍奏古曲古琴。蜻蜓回旋，麻雀、雨燕、乌鸦、苍鹭、野鸭穿梭游动。苍穹之上，不时有黑鹰以刀片的翅膀，切割蜀天厚云。
这是读《锦官城笔记》给我带来的美好。我不禁感叹，巴山蜀水，人物风情，从历史走到今天，依然美好！
2020年3月于锦江之滨
（王小红，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早进入国际视野的成都
马可·波罗眼中的成都
元朝铁骑劲扫亚欧、所向披靡。但其入川时却遭到了四川军民长达五十余年的抵抗，数十座崛起于大江要津的“宋城”，诉说着这一段悲壮的历史。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里指出，元军曾“五破成都，而嘉定、渝、泸各三四破”。另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军攻破成都城后，元朝官方公布的清点成都城中的尸体达120万具……元初成都人口户数，只及宋代的5%，四川上贡的粮食仅占当时全国的0.96%。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成都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吗？
马可·波罗是有史料记载的早到达成都、早记录成都的为著名的外国人。
关于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目前还只能就所见资料予以推测。据马可·波罗自述，他是经过成都，要去云南执行忽必烈的使命。马可·波罗从元大都（今北京）出发，经西安、成都、大理南下，远到达了缅国都城。马可·波罗在谈到西安时说：“现在这座城市是在大汗的儿子忙哥剌管辖之下。”忙哥剌为忽必烈第三子，于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西安）。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季，忙哥剌奉诏北伐平乱。到至元十五年 （1278年），忙哥剌凯旋返回长安，于当年十一月去世。据马可·波罗自述，他从西安到成都用了两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忙哥剌尚在世，那么他到达成都的时间，不能晚于至元十六年正月，即1279年年初。基本可以判定的是，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应大致在1279—1280年之间。
马可·波罗记载：“穿山越岭，走过二十个驿站之后，来到了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那里有一个名叫成都府的地区。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也使用同一名称。”
马可·波罗一行经过了几十天的艰难跋涉，连绵不尽的秦岭山脉使他感到疲倦和绝望。而就在此刻奇迹出现了。他闯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更重要的是，在这平原的深处，静卧着一座富丽繁华的都城——成都。徜徉街头巷尾，马可·波罗看见大小的河流在街旁交汇，河中是往返穿梭的木船，桥上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这座城市大小河川都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需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米。有些则宽二百米，而且都很深。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沿河两畔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这是《马可·波罗游记》（简称《游记》）中让我们熟悉的描述，这分明是对锦江的生动描述。《游记》里记录的一切：小桥、流水、人家。蜀地雾气弥散，让马可·波罗怀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威尼斯。“感谢上帝！”马可·波罗大发感叹：“在走过这么多险要的路程之后，让我见到一个水城，见到几丝与故乡相似的景象。”
“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项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有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纳一种通行税。”
他对锦江河道宽窄的描述，也大体符合江水涨落的实情；成都顺江而下通达东海的路途，其描述大致准确；锦官驿就在廊桥正对的北岸上，纺织品税收在他眼里成了“通行税”。如今的安顺廊桥是三孔仿古石拱桥，虽没有大理石的柱子，但依稀可以想象，那座元朝的雄伟“大桥”，不但是贸易往来、税收的集散地，而且是出入成都的要津之一。
这些非虚构实录，有力见证了马可·波罗目睹的成都城生机勃勃的市容。
自马可·波罗之后有更多的欧洲人，出现在天府之国的地域：1328年，意大利传教士和德理来成都；1618年，葡萄牙人傅汛际途经成都；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到成都传教；1641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后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后来这两人出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天学国师”；1702年，意大利传教士毕天祥、穆天池等再次入川……
1378年，成都重新以青砖、长条石筑城，周围22里，城墙高3丈4尺，西至同仁路，北到北大街，南到复兴门，东到天仙桥北街、南街。城市东西距离九里三分，南北距离七里七分，所以旧时的成都流传一句话，就叫“穿城九里三”。
飞仙阁的胡人造像
南方丝绸之路在西汉时称为“蜀身（yuān）毒道”，它起于成都，止于天竺。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其中灵关道的线路为：成都—邛崃（古临邛）—雅安—荥经—汉源—西昌—云南大姚—大理。蒲江至今仍保存着一段完好的古道，这条古道恰与南方丝绸之路部分重合。
美国学者安吉娜·福可·霍华德在《蒲江飞仙阁造像》一文中指出：“蒲江的宝冠佛及其宝座源自波罗模式。印度造像到达四川，通过缅甸和云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来处理外国模式，以便适应本地的口味，四川艺术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从未成为被动的镜子。”
位于成都蒲江县的飞仙阁摩崖造像群之中，有几尊胡人雕塑十分突出，体现出胡人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对研究古代中外文化和艺术交流来说十分重要。
在9号龛的“西方三圣”造于武周时期。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平顶正方形，窟高、宽、深皆为2.7米，共造像38尊。石窟外，两力士侧就有两尊胡人造像。一尊高1.25米，肩宽0.3米，其深目高鼻，络腮胡鬈发，眼圆大而目光炯炯，穿西亚式短袍，右臂肩部衣服还有兽头装饰，右手好像还抓着一本书。另外一个胡人手托一长瓶作觐奉状，面带友善的微笑，赫然是典型的波斯人形象。
李商隐《杂纂集》里，有“不相称”条，“不相称：先生不甚识字。贫斥使人。穷波斯。不解饮弟子。瘦人相扑。社长乘凉轿。瘦杂职。病医人。老翁入娼家。屠家念经。肥大新妇。”《杂纂集》列举“先生不甚识字”“瘦人相扑”“屠家念经”等其人与其行事不相合的现象，“穷波斯”为其中一项，因波斯商人多富有，如果波斯人又穷，则实为不相称。从飞仙阁摩崖造像中胡人造像来看，完全佐证了波斯人的财大气粗。
据蒲江文史专家介绍，此像为唐代来华经商的波斯商人捐资塑造。美国纽约大学安吉拉·F.霍伍德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来飞仙阁考察后，在他所著《四川蒲江佛教塑像》中，他把这尊胡人塑像称作“西方来的波斯商人”，并解释道：“聪明的蒲江雕刻技师在仿造外国人模式时，融入了本地人的审美情趣，不顾雕刻肖像规则，而做出像外国商人模样的天神。”
石匠不可能如此想当然而为。我推测当时的情况应是：由西南丝路出入成都的波斯商人，经过飞仙阁时，见到石匠正在凿洞镌刻佛像，一时兴起，决定自己出资资助当地弘扬佛法，顺便也请石匠把自己作为“陪像”雕刻在门前，这也成为“富波斯”在西南丝路上的一个历史性造像。
大唐盛世政治、文化较为开明，对各派宗教的并存发展宽松包容，从而形成各种宗教、教派间相互交融、共同互补。如此设像布局，打破了清规，包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成为那个时代兼容并包文化的佐证。
同样，9号龛的释迦牟尼宝座为金翅鸟、童子骑兽像，壁上高浮雕印度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也充分表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文化、艺术的融汇，此龛全图载入了《中国美术全集》和美国《亚洲艺术档案》，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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