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47461
本书卖点
- 1.“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6号图书，丛书主编“超级教授”黄宗智本人的专著。
- 2.“小农”是黄宗智教授的看家领域，本书在展现作者深厚的农业研究功底的同时，也涉及经济和法律方面，深入讨论了历史传统影响深远的农村治理中的现代问题。
3.黄宗智教授是将“involution”引入中国并翻译为“内卷”的人，他倡导的“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是对非黑即白的对立思想的驳斥，致力于呈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正规与非正规、传统与现代二元合一的中国。
- 在差异化对立日渐显著的今天，中国道路何去何从？西方理论究竟是砒霜还是蜜糖？在根植儒家传统的土地上如何开出现代之花？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 封面别具匠心，选用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耕织图》与现代机械化农业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历史与现代、中式与西式、回顾与展望的共生共存。
黄宗智教授在中国农村史、经济和法律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面；他本人生长于美国，师从萧公权，却曾跟随爱新觉罗氏后裔刘毓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父亲是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一，哥大经济学博士，母亲则是传统乡绅耕读世家的闺秀。他本人一直在中西的分裂中成长并做学问，对“二元对立”有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在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后，他开始倡导“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这也正是本书题目中所体现的。
本书回顾了在儒家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的古代农村治理中，由“乡约”和里长甲长等非正式人员来治理细事的历史传统，正是在这种国家中央集权与地方（县乡）实际治理的二元互动中形成了“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制度，这与很多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运用的韦伯“科层制”是对应不上的。可以说，这种“皇权不下县”而依托于民间调解的治理传统才是真实，西方的依托既定理论和带有感情色彩的研究都带有幻想的偏差。
黄宗智老师所强调的“二元合一”除了上述的研究对象的二元合一，还包括研究方法的二元合一。如他本人所说：“我们要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既有深刻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他的“二元合一”研究理念也可以理解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全盘接受西方也不全盘吹捧中方，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自由穿梭，选取的是真正适合于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
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结合，它的表现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皇权不下县”的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治理体系等。在本书中，黄宗智教授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出发，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机制和绵延到今天的现代化路径，揭示了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的儒法合一的政治体制、正式与半正式共存的形态才是中国的真实，反思了西方理论的局限和幻想的偏差，其研究展现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逻辑。
导 论
章 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第二章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第三章 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第四章 国有企业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五章 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第六章 国家·社会·市场:关于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不同的思考
第七章 新综合性视野与远瞻性愿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
第八章 探寻没有金融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乡村问题
第九章 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第十章 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的人民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代后记 再论内卷化与去内卷化
人名索引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为中国青年学者们写的书。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从反思美国的中国研究谈起呢？
回顾1960年代至今三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学术演变，影响的理论和问题意识一般都和深层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每一代的共识如此，每一代的主要分歧也如此。美国的中国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多来自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或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那样的学术大多从一个主导概念出发，堆积一些“经验证据”，甚至滥用或干脆杜撰虚伪的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前提概念。对一名立志求真的青年学术研究者来说，的挑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其所设定为出发点的前提概念，也是其所包含的深层的思维习惯。对其真正的认识和理解，需要掌握各大理论流派的异同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那样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和反思，才有可能认识到其与历史实际之间的契合与背离，才有可能作出求真的思考和学术探索。
在笔者自身的经历中，大致走过了以下的几个主要认识阶段。首先是认识到，不可盲目接纳影响或时髦的理论或问题意识。做研究需要扎根于真实的经验证据和实际的运作，才能绕开意识形态的屏障而逐步认识到实际。研究中国尤其如此，因为相对西方理论而言，中国的实际是充满与理论建构不相符的悖论的。
我们要对西方理论有充分的认识和反思，不仅要认识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还要认识到其背后的强烈依赖演绎逻辑而趋向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将真实单一面化和理想化的思维习惯。这样，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自身的两面实际。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恶的帝国主义实际，既有洞见也有虚伪的建构。看不到这种两面性，便很容易陷入理想化的自我建构和辩护之中，忽视其真实的另一面。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丑恶面洞察力的一个理论传统。新近(近几十年流行的)的后现代主义也有一定的洞见，尤其在关于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及其唯我独尊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方面。
面对这样的实际，笔者所逐步形成和采用的研究进路是从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出发，将所有理论问题化，区别其洞见与偏差，为的是要符合实际地概括、洞察历史真实。因此，笔者提出了“实践社会科学”的设想，强调依据实际运作，而后借助与各大流派的不同理论的对话，来建构新颖的“中层”(即可以论证的)理论概括。
再后来，笔者还认识到，如此对中国的悖论性和西方的两面化的真实认识，虽然更贴近历史实际，但还不足以超越仅是对过去的回顾的局限。学术研究还需要带有一定的前瞻思想，不是借其来歪曲真实，而是借其来对善与恶的实践作出辨别，并避免将一些理论所选定的前提价值错误地认作“科学”或真理而将之强加于他人。明确表达道德理念的目的在于真实地告诉读者自己的选择，并借其来替代假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前提设定，据此来真正超越西方理论，达到能够探寻综合与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那样，才能再迈出一步，做出既真实又带有前瞻性的学术，既能更精准地认识过去，也能够提出超越性的前瞻愿想的学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笔者以为这一切仅是笔者一己的挣扎和探索，不一定对其他人有帮助，而且，由于上述研究进路的相当部分是在美国学术环境中形成的，对中国读者来说会有一定的隔阂。但是，经过近15年来全力投入中国的学术环境，并为(来自全国的)中国青年研究生们开办一年一届关于上述问题的课程之后，笔者方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至为关心的问题——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间的关联——其实也是中国改革期间的新一代的学者们所面对的至为关键的问题。多年来，笔者接触到众多优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通过他们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正是西方的“主流”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差距和背离。在当前高校的各院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和影响力的乃是西方(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而研究生们所受到的教育其实常常要比笔者在美国所接触到的更主流化和单一化，几乎完全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术理论当作典范和科学、当作学科的权威、当作真实。但是，在备真实感和求真理念的优秀的研究生们之中，不少人会感到其所学的理论并不符合，或不足以认识自己所知道或感觉到的中国实际。但这些学生，在目前的西式学科化的强大潮流之下，绝大多数只能无奈地跟着潮流走。其中，有的“识时务”的学生更是学会了怎样凭借时髦和漂亮的“理论”或方法在这股潮流中获得认可，满足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要求，顺利毕业和就职。但其中，好的、真实感的学生们，内心中仍然会充满怀疑，甚至痛苦。越有自知之明的学生、越具有真正的学术理念和真实感的学生们越如此。
这是笔者这些年来撰写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反思性文章的主要原因，并先后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书，也是这本新书以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性反思文章作为切入点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青年学者会看到此文和本书所提的问题与他们至为关心的问题的相关性。笔者之所以要将自身经历的波折和探索在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具体、清晰地表达出来，正是希望能够对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学者有一定的帮助。读者可以从本书看到，面对上述的问题，笔者在自己60年的学术生涯中是怎样走过来的，经历的认识步骤是怎样从怀疑到探索求真，到对不同理论传统的认识和反思，到区别真伪见解，再到追求综合与超越，以及有意识地采纳崇高的、明确的道德理念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探索的。
笔者深信，自己60年来所面对的各种困惑和追求，不仅与中国新一代的学者们一致，其实还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根本问题的一种个人化缩影。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毋庸说既是可恶的帝国主义敌人，也是被仰慕的发展典范。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中国长期以来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比较强烈的从过度的全面拒绝到全面接纳的摆动，先是一层层地尽可能将西方的影响限定于中国的核心传统之外，“五四”以来则是完全接纳西方(“全盘西化”)，而后在革命和建国时期拒绝西方，改革以来则又再返回到大规模引进、模仿西方的道路，直到近的一二十年，方才逐步形成创造性、综合性和超越性的视野及趋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个别学者的演变动向其实也是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是笔者会构思这样一本书的基本原因和目的。当然，也等于是对笔者学术生涯的演变历程和动力的一个总结。
本书和笔者过去的两本理论与方法著作有一定的不同。过去出版的本聚焦于“经验与理论”的关联问题，突出中国经验相对一般理论的“悖论性”，强调理论需要扎根于经验实际，借助与多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对话来构建一些新颖的“中层”(即可以论证的，区别于不可论证的宏大的)概括(理论)，但它们主要是回顾性的历史概括。第二本则将“经验”进一步更为精准地落实到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上，同样强调凭借实践和实际运作来建构适用于中国的、不同于一般西方理论的概括，更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社会科学”的学术大方向和设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关注维度，“实践”的概括之所以优于“经验”，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和有意识地超越“主观”与“客观”、“意志”与“结构”、“唯心”与“唯物”、“特殊”与“普适”等大部分西方理论所惯常使用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一如布迪厄，也包括启蒙大师康德，更包括的论析，实践几乎必然是由上述诸多二元间的互动所决定和产生的，不可简化为单一元来认识和思考。此书还初步作了一些关于超越性的前瞻道德理念的探讨。
——选自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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