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2948
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否不可通约？倘若如此，人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维持虚拟的等值关系？在人们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刘禾
著名学者刘禾的成名作，曾获得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学术大奖。
本书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形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对此逐一考察，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序
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Ⅰ 国族与个人之问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翻泽国民性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Ⅱ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解读《骆驼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实界的幻影
第六章 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忏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说
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别与批评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请：重读《生死场》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关于《国粹学报》
关于《学衡》
附录
A.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C.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D.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文献目录
再版后记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重读《生死场》
萧红，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并身受其苦。她写下了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丰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回应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危机，而在1942年过早离世。[1]作为小说家，萧红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叔华、张爱玲、庐隐等幸运得多，因为这些女作家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直到近张爱玲的命运才有所改观。此种现象部分是由于鲁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因为他曾经指导过萧红，并高度评价她在30年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还因为在大多数男性批评家的眼里，萧红并未将自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琐屑细节”之中，而是触及了民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宽广主题。这种不无裨益的解读保证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虽然萧红的经典地位与其他大家相比还是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我们在这里讨论萧红，并不是为了抬高这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检讨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权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因为它们对挪用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典化并非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有关权利与“天赋人权”的话语在使批判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同时，亦同样会使之无能为力。譬如，女性主义批评毫无疑问地要关注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但这种批评的切入方式恐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修辞其本身并不能生发出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必须正视如下事实:有些人比如女性是被历史地逼到边缘地位，而有些男性却有能力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进攻。[2]文学史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进入经典，会使文学经典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做法究竟是向经典规范化本身进行挑战，还是通过更为自由,也更为多元的表象，反而强化了经典规范?当斯皮瓦克说，“我们正在尝试的，不仅仅是以另类经典来扩大经典规范，而是废黜经典规范化的方法”的时候，她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在她的陈述背后隐含的批判性洞识，是值得深铭于心的。[3]
萧红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斗争，可以从多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批评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化状况。自打《生死场》作为鲁迅发起的“奴隶社丛书”之一种(其他两本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发表后，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与评价，一直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宰制试图抹平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以及她对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隐喻的否定。[4]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其结果是，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一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权中心的批评传统，去解读萧红，因为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其小说意义的理解。不过，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这种性别政治，迄今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中的评论者与文学史家的注意。[5]
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初始于鲁迅和胡风。 众所周知，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版写了序言和后记。作为“奴隶丛书”的编者，胡风在后记中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6]相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眼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7]，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鲁迅本人的民族兴亡的眼镜，清晰体现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闸北的火线，以及北国的哈尔滨，或是英法的租界，这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除去鲁迅和胡风奠立的主流的民族主义的解读外，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阅读?我对《生死场》的分析，关注的是作为意义争夺( contestatory meanings) 之重要场所的农妇的身体。 围绕萧红本人为这部小说1935年版设计的封面图案( 黑色的块面包含小说的标题，并叠印到深红色的背景上，见图五)展开的一场争论，似乎暗示了不同读法的可能性。毋庸赘言，批评家对这幅画的确切含义一直观点不一。有人说画中的黑色块喻示着一座旧碉堡， 而背景上的深红色代表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东北人民的鲜血。另一些观点认为那片黑色块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地图。[8]只有刘福臣在一篇讨论萧红的绘画及其他艺术创作的文章中指出，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他认为，向上仰起的农村妇女的脸庞和划过她嘴角及脖颈的笔直线条表现了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力量。[9]虽然刘福臣没有解释萧红何以用女性的而非男性的头像来代表东北人民，他的文章还是暗示了从性别角度解释萧红封面创作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可能性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遏制而未能展开。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解读是，如若那片黑色勾勒的是女性头像，又与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图中斜穿而过的线条不仅象喻中国领土的分裂,而且也象喻着民族主体的分裂。同理，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块可以联想为 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身体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变形与死亡密切关联的一不论是由于生育、被殴、疾病，还是自尽。女性身体的无所不在，在民族国家话语上投射了一道全范围的阴影，并坚持在东北农村的生死搏斗中强调女性身体的异质性意义。虽然人们不一定接受以上的读法，但围绕《生死场》的封面设计所引发的争论，对以往的萧红研究中盛行不衰的单一的民族主义诠释提出了质疑，因而至少开辟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空间。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批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的细节，何以直到后:几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孟悦和戴锦华在她们出色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曾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作过评价。虽然她们没有直接与民族国家话语交锋，但已开始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体验去看待生与死的意义。[10]在此我想将她们对《生死场》的分析再向前推进-步，探讨一下为什么女性的身体能够为观察民族国家的兴亡提供批评的视角，而不是反之亦然。
小说中女性身体的界限，主要是通过农村妇女对于生育、疾病、性、衰老与死亡的体验来界定的。尽管这部小说暗示着生死轮回的佛教观念，但小说本身却不拥戴它的某些人物的佛教信仰;恰恰相反，小说强调的是女性肉体的困境，将其受伤害的意义落实在此生此世当下的社会经济语境中，而不是放置在因果报应的世界里。死，是肉体可怕的分解，而不是对生活之苦难的终规避。贫穷、无知、阶级剥削、帝国主义以及父权制皆达成共谋关系，是这一切使农村人民，特别是妇女，降低到动物的生存层次上。
虽然小说中的妇女无止无休地生育着，但旺盛的生育力被投以一束令人震惊的否定的目光。生育的过度，使这个村庄的贫困更加恶化; 更为糟糕的是，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惩罚。当叙事人描述这个独特的女性世界时，她的语言交替浸满着同情与嘲讽——同情产妇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嘲讽在本能驱使下的传宗接代无异于自我毁灭式的灾难。她的同情闪现在对妇女分娩场景的描写:“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后的一刻。”[11]除了五妹的大姐之外，另有三名村妇也在同一章中生下孩子。金枝的分娩因其丈夫在分娩之日的前一个晚上仍欲行房事，而变得更为艰难。 在王婆的帮助下，她生下一个女婴，但这个女婴却在一个月后，被她自己的亲生父亲摔到地上，一命呜呼。李二婶错结姻缘，几乎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二里半的傻媳妇，也在分娩的世界里挣扎。正值婴儿出世的一刻，“窗外墙角下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叙事者频繁地将人的性和生育与动物的交配繁衍并列在一起， 时时几近讽刺。“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从牛棚里撞出来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74 页)
生活与生育是女性面对的可怖现实，死亡亦如是。小说短短的篇幅内充斥了无数的死亡——有杀婴，有绝症，有战争以及瘟疫。虽然男人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但女性似乎更为经常地屈从于死神的威胁。在大多数情形下，叙事人将女性受难者一个一个地呈现给我们。在这些牺牲品当中，包括王婆摔死的自己三岁的女儿小钟，以及她长大成人后死去的女儿冯丫头;金枝的那个被亲生父亲杀害的小女儿;一同上吊而死的北村的老婆婆和她的孙女;美丽的月英因瘫痪而又无人照看，终致身死;后，二里半的媳妇和孩子都在战争期间死去。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的死亡被提及仅仅是因为它们波及到了女人的生活。当金枝成为寡妇，并被迫自谋生路时，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何时、何地、为什么以及怎样死去的，而妇女死亡的方式，如王婆的自杀事件，却获得了远为细腻的处理。整部小说有两名试图自尽的女人，一个是日军占领前的王婆，另一个是日军占领后北村的老妇。 她们有一个而且是共同的原因:即，她们失去了爱子。叙事人没有详尽描述王婆听到自己儿子被政府处决的噩耗后内心的悲痛，却转而将笔触径直落实在自杀行为的生理外观及其带来的身体残损上。她所呈现的是王婆嘴角堆起的泡沫，肿胀的胃和两腮，她可怕的号哭，眼中鬼一般的凝视等等身体细节。王婆的自杀既未表现成英雄行为，又不是反抗社会，在这里，触目惊心的是可怖的身体的毁形。
由于农村妇女的生活与她们的身体极为密切，所以小说中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体的变形与死亡的毁形比比皆是，而且不分轩轾。月英曾是村里美丽的女人。她瘫痪之后，她丈夫开始失去耐心，后来全然抛弃了她。他拒绝给她水喝，而且为了进一步折磨她，在她的床上放了一堆砖头，作为她病弱身体的支撑物。村里的女伴前来探望她时，发现她因为长久得不到照看，身体的下半部已浸泡在粪便里。而从前的美人就这样被折磨成形状可怕的怪物:
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她的腿像两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51—52页)
月英的下体腐烂成蛆虫的巢穴。王婆试着帮月英擦洗时，小小的白色蛆虫甚至掉在她胳臂上。月英终于死了，不过那是在她亲眼从镜子中目睹了自已身体的毁形之后。
女性之躯任人摆布的无望还体现在乡村妇女的性经历中，而这份经历总是与怀孕相关。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这种无法自主倒不是因为性欲望是一种动物本能,而是由于欲望连同贞节的意义都由父权制决定着，且只服务于男性的利益。金枝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陷入了莫大的恐惧和绝望，这种处境使她转而开始害怕和憎恨自己的身体:
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着在她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玉米田上的稻草人。(30页)
女性在自己的身体防线被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打破时，常常会感受到自我遭到侵害，然而怀孕的意味却十分暧昧。怀孕的意义必定是由某种通过将女性身体规范化来控制妇女行为的社会符码所决定。因此金枝将她的婚前孕理解为身体的畸变(邪异)，将她腹中的非法胎儿视为外来的侵犯物。那一对自由交配的蝴蝶反衬的是她作为女人在人类社会中走投无路的绝境;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要控制她的身体，苛求她的贞节，惩罚她的越轨行为。她的身体如同稻草人一样，被抽空了内容，简约成一个被父权制预定了功能的能指。这一性别化的知识往往由母亲传输给女儿，是母亲禁止金枝走近河畔，因为河畔的男人勾引过金枝:“福发的媳妇，不就是在河沿坏的事吗?全村就连孩子们也是传说。唉!……是怎样的人呀?以后婆家也找不出去。她有了孩子，没法做了福发的老婆，她娘为这事羞死了似的，在村子里见人，都不能抬起头来。”(25页)实际上不仅仅是金枝重蹈福发媳妇的道路，而且勾引她的人不是别人，恰恰是福发的外甥成业。同他之前的福发一样，成业对他所勾引的女人从来不曾放在心上。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候遭遇，他只是推倒她，以全身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体上。他从不曾亲吻她，亦没有温柔的话;成业之所作所为完全受基本欲望的驱策。由金枝的母亲安排、欲掩盖女儿耻辱的二人之间的婚事，终也不过重复的是父权制家庭中的夫妻故事。丈夫时常斥责妻子:“懒老婆，白天呢做什么来?”而出嫁没几个月，妻子就渐渐学会了如何诅咒丈夫，并“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73页)。
小说笔墨所及的农村妇女当中，王婆得到了特殊的关注，因为她获得了村里妇人的尊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也获得了自己丈夫的尊重，因为她本人拥有不同寻常的智慧、言说的能利、勇气，以及独立的心智。她年轻的时候，曾离家出走，为反抗自己个丈夫的纵欲行为而永远离开了他。而她现在的丈夫赵三，是第三个。村里的女人常常聚集在王婆的家里，倾听并吸取着她的故事。王婆关于生与死的深奥知识，来自她本人关于爱、丧亲、贫困与忧愁的亲身体验。当她讲故事的时候，便一如在以权威的身份宣讲着妇女的“历史”，而她的听众，所有的女人，完全被她的语气和音调所震撼。自打中国妇女在男性中心的历史编纂学中被否认了主体位置以来，讲故事或是长舌妇般的唠叨，成为女性之间传达她们关于生与死之独特知识的工具。《生死场》中王婆讲述的故事之一，是有关她三岁的女儿的致命的一摔。当她说话的时候，一道闪电陡然划破天空，而讲述者突然失去常音，仿佛魂不附体:
……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轧死一样。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
我的孩子小名叫小钟呀!……我接连着煞苦了几夜没能睡，什么麦粒?从那时起，我连麦粒也不怎样看重了!就是如今，我也不把什么看重。那时我才二十几岁。(11-12页)
如此鲜明地充溢着流血的鼻子、嘴、喉咙、小手与肚子的悲惨印象，从她对死的深切体验里，王婆领会了人类生命的无常。也正是这种知识，赋子她一种强有力的性格，以及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所以她四处奔走，帮助村里的女人生育，照看病中的村妇，甚至骑上一头老驴去屠宰场。然而父权制社会里女人的困境，也是造成王婆终弃绝女性身份的直接缘由。她自杀未成之后，为替自己的儿子报仇雪恨，她开始教导自己的女儿成为一名女战士。当日军入侵东北时，王婆加入了男人们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的行列。不足为怪的是，从这时起直到小说的结尾，她的权威不断削减，而成为民族战士的男人们的威望则不断上升。
萧红本人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胡风在其后记当中有意强调过的。我们只要把萧红对日军占领前的农村生活图景的描写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稍作比较，那么，萧红态度的暧昧性就马上进入我们的视野。不难看出，萧军小说中的乡村世界与萧红笔下的悲惨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例如《八月的乡村》里有一段游击队员小红脸思念家乡的描述,就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他(小红脸)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由自在地咬着小烟袋去耕地?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底人们，和硬占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12]这种太平的景象是萧红小说中所没有的。两萧眼中的社会图景如此不同，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的作品里蕴含着不同的性别因素。萧军的作品重在描绘男人的自足和戎马情状，而萧红却侧重于乡村女性的状况和命运。在《生死场》中，不论是占领前还是日据时期，女人的故事使作者无法将现存的父权一男权社会理想化。国家的劫难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种种苦难。
萧红在小说的后七章中清楚表明，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这种归属与认同赋予乡村男性农人以民族主体意识，使他们得以克服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去向他们的女人传播新的福音。比如，王婆的丈夫老赵三，就对民族主义的说教有着极高的热情，并热衷于向寡妇宣传:
那夜老赵三回来得很晚，那是因为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一些出奇的字眼，……他把儿子从梦中唤醒，他告诉他得意的宣传工作;东村那个寡妇怎样把孩子送回娘家预备去投义勇军。小伙子们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式，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114-115 页)
在老赵三心中，他的宣传工作提高了自身的价值。由于获得了新的自我定义，穷苦的男性农人得以借助民族主义超越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个得到认可的新定义在新的权力话语中仍将男性置于主体地位，因此，它与一个“衙门里的官员”并无根本区别，不过是旧有父权体系的翻版。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参军的农妇无一例外都是寡妇, 她们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国家的一员并为民族国家而战。男性的情形则全然不同。民族主义不仅给予男性以新的自我定义，同时还重振了他们的“男子汉”之气。在村人出发远征前立誓忠于祖国的庄严场合中，李青山的演讲明确无疑地传达出民族国家话语的性别含义:“弟兄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弟兄们?”(120页)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喊声先从寡妇群里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同上)寡妇在响应这一号召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的性别，加入了弟兄们的行列。人们几乎可以在她们的誓言中，识别出类似悲剧性人物秋瑾的声音。[13]
小说中抗日情绪的高潮集中在第十三章。然而，这一章并没有单纯去肯定民族主义，而是叙述了民族主体的诞生过程。比如，老赵三在其过去的生命岁月里和其他人一样，不过是一个乡村家庭的家长，一个从不敢反抗东家的懦弱的农人。他“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119- 120页)，只有通过一种话语——民族国家话语，老赵三才发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存在，(重新)呼唤民族主体的复活。在向自告奋勇的战士们讲话时，他喷涌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头，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121页)
这段话有着一切民族国家话语的共同特征，如个体在一个共有空间(“中国”、“国家”)里采用主体立场发言(“我”、“我是”等等)， 并由此获得新的自我定义和发现新的生命意义(“拯救国家”)。就连那个离开自己的山羊就无法生活的二里半，后也成为这样的主体。
与其他人物不同的是，二里半是个跛脚，因此可以说他的男性特征被象征性地阉割了;不仅如此，他同动物之间那种不寻常的依附关系，也使他的身份更接近萧红笔下的女性。王婆时常关爱自己的毛驴并同它讲话，二里半正与她一样，也把自己的山羊视为家庭的一员。正是这种“女性”特征妨碍着二里半像别的男人一样爽快地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当村民说服他交出山羊作为献祭仪式上的牺牲时，他却设法找到了一只公鸡去代替，从刀下救出了老山羊:“只有他没曾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甚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别人的眼睛，尤其是老赵三的眼睛在骂他:‘ 你个老跛脚的东西，你，你不想活吗?’”(121-122 页)然而二里半后还是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男性”——小说结束在二里半出发寻找革命军的情节上——但那是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世之后。二里半从一名沉溺于自身的农民向民族国家主体的转型，再一次说明，成为民族国家主体的关键对男人和女人是有所差别的。毕竟父权——男权的体系是以财产来衡量和确立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而妻子儿女正是男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日本侵略者夺走他们时，二里半才起来抗日，从一个“自私”的农民转变为爱国者。民族主义话语通过赋予他新的主体位置，从而使这个男人发现自己的“阳刚之气”。这一转变同失去丈夫的女人金枝的下场相比，表明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成为“中国人”的过程是十分不同的。在小说中，成为寡妇的女人只可能有两种下场:或是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加入到“弟兄们”的行列，但无法分享那些男人所占有的自尊和地位，并终像王婆的女儿一样被敌人杀害;或是像金枝那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
金枝长期忍受丈夫的折磨，丈夫死后她去哈尔滨城里作缝穷妇。唯恐被日本人抓住，她以泥抹面，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又老又丑的乞婆，方才作罢。在进城的路上，她果然遇到一群日本兵，日本兵一开始拦住她，看过她的样子便把她安全放过。逃脱日军之手的金枝，却又落入省城一个中国男人的魔爪。作为缝穷妇，她必须到主顾的家里求活, 在一次找活的过程中，金枝被强奸。这一经验使她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深切的认识;因此，当王婆斥责日本兵切开中国孕妇的肚子，残杀女人和婴儿的暴行时，萧红的叙述人告诉我们:“金枝鼻子作出哼声: ‘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王婆的学识有点不如金枝了。”(140页)金枝所获得的知识，是以身体为代价的。为使自己的身体不再受各种男人所扰，她决定落发为尼。使她大失所望的是，村里的尼姑庵早已被荒废，于是她深感将来的路毫无希望可言。小说结尾处，无家可归的金枝与走向革命的二里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长期以来，男性批评家对《生死场》的理解，使得民族主义的解读在萧红研究中非但不是例外，而且是的解读规则。在40年代，当时很有声望的批评家茅盾评论萧红的另一作品《呼兰河传》时，虽然与胡风观点不同，却同样是依据投身民族主义阵营的程度来判断作者的写作成就的。例如茅盾在缅怀萧红在香港的后岁月时写道:
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14](黑体为笔者所加)
的确，萧红没有表现胡风曾在《生死场》里发现的那种民族主义热情。事实上在抗战后期，她甚至不再介人全国作家抗战协会的反战宣传活动。[15]但作为被茅盾贬为“情感富于理智”的女性，萧红所投身的是另一场斗争。那场斗争很难使她愉快地接受茅盾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观念以及他关于社会、民族、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而言，“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上，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因此毫无理由把她“缺乏”“民族主义”热情看作是一种败笔或缺陷。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是:萧红并非不想抗日或对民族命运不关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后者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重新发明自身，而民族革命亦不例外。
这一困境十分生动地呈现在她写于1936年的一篇短文《失眠之夜》里。萧红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这样写道:“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萧红的怀疑主义直指她的情人萧军，她似乎很难与萧军那种热切悲壮的思乡之心发生共鸣，她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向“家”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而我呢?……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16]萧军的民族主义热情在她看来，恰恰是一种男性中心的情感。萧红对沦陷中的东北故乡的暧昧态度，使她与情人萧军之间的怀乡之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家是荒凉的”，这是萧红的叙事者在《呼兰河传》中一再重复的一句话。在叙事人家乡的村里有两座庙，老爷庙与娘娘庙——甚至连庙里的神仙也服从于性别的区分。老爷庙里的泥像个个“威风凛凛，气概盖世”的威猛相，而娘娘庙的泥像却慈眉善目，温顺而屈从。读者可以知晓，这些泥塑的神像几乎全是男人造的: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17]
诚然，作者本人年方二十便离家出走，原因在于她的父亲，那个在她心目中体现父权制之邪恶的形象，力图逼迫萧红屈从于一场指定的婚姻。[18]在1936年与作者其他类似的散文同时发表并收入《桥》这一文集的《初冬》这篇散文中，萧红的叙事人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永远不再踏入他父亲的房子一步:“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的父亲的豢养……”[19]这一父亲的形象，在萧红漂泊无定的青岛、上海、东京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短暂而充满风暴的生涯中，一直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直到她1942年病逝于香港。[20]
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萧红并不身处文学史上亟待重写的边缘化作家之列。恰恰相反，文学史本身必须反省被普遍接受的诠释,通过再解读萧红本人复杂的写作行为，来经受批判性审查。诚然，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女作家”这个次范畴( subcategory)本身就是以“民族”文学的名义发明出来并得以合法化的，但是，这一“民族”文学却不愿将其自身的性别化面目命名为男性的。“女作家”这一次范畴使得男性批评家可以把女性的写作纳人更大的国族范畴，正如同国家将“妇女”的范畴运用到政治动员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性别化的文学批评实践，一直是民族主义话语得以生产的主要场所。在这样的知识框架里，从国家取向和男性垄断的批评角度去解读文学文本(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一长期的实践，是无须讨论，而且无法遭受质疑的。[21]因此，除开将女性写作视为一种歧异之声外，我们还应该把女性主义者对作品的诠释，看作对现代文学批评霸权式实践的一种必要的挑战。也就是说，国族文学、民族国家取向的文学批评、学科与机构建制必须敞开、接受质问和彻底地反思。
[1]英语世界对萧红生平与著作的研究，见葛浩文。
[2]Suleiman在《颠覆的意图》(Subversive Intent,11-32页)–书中对于法国先锋派运动的性别化边缘政治所作的分析，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
[3] 斯皮瓦克，《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276页。
[4]参见《萧红研究》。
[5]葛浩文是一个著名的例外，他不十分赞成把《生死场》归入反帝抗日作品一类。另见 两位大陆女批评家孟悦和戴锦华，174- -199 页。
[6]胡风，《读后记》，3页(葛浩文英译，280页)，收人《生死场》。
[7] 鲁迅，《生死场》序言，1页。
[8]刘福臣，《萧红绘画琐谈》，收录于《萧红研究》，209- -210页。
[9]同上书， 210页。
[10]参见孟悦和戴锦华， 特别是174- 199 页。
[11]萧红，《生死场》，70页。
[12]萧军，4页。
[13]秋瑾(1875- 1907) 是为共和国革命而英年就义的女烈士。英语世界对其生平与著述的研究，见Rankin, Emergence of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Ch’ing; Spence, 83-93页; 以及0no, 59- 65页。秋瑾本人的著述，见《秋瑾集》。
[14]茅盾，萧红《呼兰河传》前言，10页。
[15] 葛浩文，78页。
[16]萧红，《失眠之夜》，收入萧红，《代表作》，59页。
[17] 萧红，《呼兰河传》，174页。这部作品1940年11月29日完成于香港，她去世后才出版。
[18]在其自传体作品《永远的追忆和憧憬》(见萧红，《代表作》，3-4页)中，作者将自己的父亲描摹成一个全然没有人类的同情心与宽容的男人。他是呼兰当地-一个有影响的文人以及有势力的豪绅，却鄙视并时常殴打自己的亲生女儿。萧红的母亲对女儿亦很严酷。全家之中爱她的人是她的祖父，但在家里却没有势力，而且实际上也是家里被抛弃的人。
[19]萧红，《初冬》，收入萧红，《代表作》, 7页。
[20]实际上，萧红本人的一生，便是由一组长系列的绝望的尝试组成的，她孜孜不倦地试图理解作为女人与作为中国人的意义。早在她与萧军逃离日军统治时期的东北之前，萧红已经开始规避开她暴戾专制的父亲。在她随后与萧军在上海等地漂流的岁月里，她又不幸遭受后者持续的虐待与身体的侵犯。当她无法忍受他的暴力时，她所能做的常常是离家出走。曾有一次她为了躲避萧军一段时日，出走之远竟离开中国，远渡日本。由于中日两国在1936年的恶劣关系，选择日本作为自己寓居的国度，是值得进行症候式解读的。无论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萧红的抉择说明她强烈希望保护她的身体与心智不受男 性的宰制，哪怕这意味着她背井离乡，子然一身流浪在敌方的国家里。
[21 ]正如我在 《发明与介入》( l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女性批评家近开始用“女性文学”和“ 女性传统”之类的词语，力图从男性统治的批评文字中开辟女性创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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