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区变形记

洋经验还是土特产：福田中心区“从何而来”？

早对莲花山下这片土地产生浓厚兴趣的其实是港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引入外资统一开发，算是特区建设为有效的“捷径”。香港合和实业董事长胡应湘是早看好内地改革开放发展机会的港商之一，他不仅向中央建议修建当时国内条高速公路广深高速，联合五大港商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对于当时还是一片农田景象的福田，他更是一举签下 30 平方千米的土地开发合同——当时这份合同对这片地区的定位是，深圳的新市区。

所谓新市区的含义，是和当时的深圳镇，也就是后来的罗湖区对比得来的，但这
“新”到底是新在何处，无人知晓。30 平方千米的开发面积，更是一举超过了另外两块试验田——蛇口片区与华侨城片区的总和。胡应湘给这块“超级试验田”设想了一个奇怪的方案，时任深圳市基建办副主任回忆：“胡应湘从世界各国请人规划，搞了个大圆圈，一个圈套一个圈。”

这个“怪圈”引起了包括市委书记梁湘在内的反对，但出身于西方教育背景的胡应
湘坚持认为，这些反对只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的干部的固执与保守。他在两三年间一共修改了 8 版方案，并对深圳的官员们使用了强大的“专家攻势”——他高薪聘请了一个西方智囊团担任自己的说客，试图从专业角度压过深圳官员的气场。

参与过福田中心区早期规划工作的当事人都对这场论战记忆深刻。在大历史的维度上，深圳发展史中被人铭记的几次争议包括了“姓资姓社”以及后来的“特区不特”，但若缩小到具体的历史片段当中，这样一场围绕福田中心区未来定位的论战同样有不容低估的爆炸当量：如果胡应湘当时的设想成真，那将不仅彻底改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深圳城市肌理，而且深圳也无法变成后来那个“规划至上”又或者说“规划先行”的城市。可以说，这是一次关乎城市内在品格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