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读本

中华文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新的一代中国人需要从中国悠久的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起文化自信。本书对古往今来的中华文明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本书共分信仰与哲学，社会与阶层，都市与建筑，水利与交通，文学与艺术，学术与教育，科技与工艺，医学与颐养，烹调与饮食，器物与玩好，兵法与武备，疆域与物产等十二个部分。 

既然一般读者在没有可能倾毕生精力去涵泳其间的情况下又总要表明对传统的态度，而专家们又往往囿于现代学术的分工而不得不偏守可以“安身立命”的一隅，那么，为两方面计，都有必要系统地拟出涉及到所有重要关节点的题目，约请各方面的专家，在一个不太难卒读的篇幅内通力描绘出中华文明的全景。在目前尚未对传统进行大规模“年鉴学派”式研究的情况下，这起码是暂时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因为尽管这仍嫌不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文明系统的内在构成关系，毕竟已经足以使读者们只要一册在手，便不至于再对传统文化的各个环节顾此失彼，只能借题发挥出自己的主观取向了。

刘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和指导方向为“比较美学”与“国际汉学”。著有《西方的丑学》（1986）、《浮世绘》（1996）、《刘东自选集》（1997）、《理论与心智》（2001）等，译有《马克斯·韦伯》（1987）、《维持根斯坦哲学导论》（198

一 信仰与哲学
原始巫术·萧兵
数的崇尚·庞朴
儒家道统·牟钟鉴
释氏空门·赖永海
道教修炼·葛兆光
人格神崇拜·王毅
民间俗神·刘东
死后世界·葛兆光
命相之学·谢松龄
二 社会与阶层
宗法制度·阎步克
礼乐文明·吴予敏
政治制度·阎步克
伦理教化·沈善洪何隽
法律体系·梁治平
士绅阶层·张仲礼
秘密会社·周育民
三 都市与建筑
城池与长城·王鲁湘
集市与都市·张勇进
宫殿与陵寝·王语哉
寺庙与古塔·王鲁湘
古代桥梁·刘西陵
造园艺术·曹汛
民居庭院·赵国文
家具与摆设·张勇进王毅
四 水利与交通
水利工程·张启人
古代道路·王子今
内河漕运·张启人
丝绸之路·杨泓
四海扬帆·李力
五 文学与艺术
诗歌王国·张伯伟
古乐袅袅·秦序
书法艺术·高名路
文人绘画·高名潞
古代雎塑·高名路
舞姿翩翩·王克芬等
梨园戏曲·路海波
中国小说·陈平原
杂技与魔术·李金山
六 学术与教育
经学沿革·刘放第
修史传统·阎步克
官学与私学·刘放第
科举制度·阎步克
古籍与版本·李穆
七 科技与工艺
天文与历法·谢松龄
算学的发展·沈彬
造纸与印刷·曹晓晨
火药的应用·姚大力
罗盘的发明·刘西陵
采矿与冶金·戴裕民
丝绸染织·戴裕民
农作技术·张仲葛
八 医学与颐养
望闻问切·吴安尔
针灸与中药·吴安尔
食疗与药膳·吴安尔
古代体育·刘东
房事与养生·周一谋
九 烹调与饮食
宫廷御膳·王学太
菜肴菜系·王学太
风味小吃·王学太
饮酒、文化·刘东
品茗之道·宗群
十 器物与玩好
青铜器具·周永珍
玉器文化·杨伯达
瓷器之国·张小舟
文厉四宝·张懋镕
古代钱币·李学勤
衣冠演幻·易夫
民间玩具·李寸松
十一 兵法与武备
兵书与阵法·蓝、水蔚
兵器的演进·蓝永蔚
战车与车战·蓝永蔚
十八般武艺·周之华
尚武精神·刘东
十二 疆域与物产
疆域的变迁·林荣贵
汉字文化圈·聂鸿音
名山与大川·徐梓
珍异与土产·何本方
十三 礼节与民俗
嫁丧礼俗·刘志雄
节庆与禁忌·刘志雄
说唱艺术·赵珩
民间美术·陈绶祥

刘东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读本》一书，邀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全书视野广阔，论述精辟，允宜认为是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参考书之一。谨此推荐给广大读众。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本

五 文学与艺术
　 书法艺术·高名路
　　将书写文字发展为一门艺术——书法，乃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书法之所以能成为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当然有赖于中国文字自身的形象特征。早期人类不同区域的文字都具有象形因素，如古代埃及的图形文字。但埃及的图形文字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字母化了，而中国文字至今仍保留着抽象化了的象形因素。这种形象性的结构为书法艺术提供了结构依据，再加上毛笔的运用，于是有了笔法和章法等等规则，有了篆、隶、楷、行、草等书体，进而又有品第书法优劣、评论书法的特点，甚至研究他人论述书法的著作等书学。
　　所以，中国书法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文字的诞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人说，书之出现，乃一人为之，或日史皇，或日黄帝，或日沮诵，而以言仓颉者为多。自然，书（字）不可能是一人所造，但后来总得有一些人将远古的各种记事符号等加以归纳整理。《说文序》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或许他就是这样的专家。古人又说仓颉时代的文字是“书画异名而同体”，即“书画同源”。如颜光禄说：“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日图形，绘画是也。”因此在古人的眼中，巫卜性质的卦象符号，作为标记性质的契（字），和象形因素的符号（画），都是混一的、不可分离的图形符号。
　　传世的文字实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约1万一4000年前）。西安半坡、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些类似文字符号的图像。但真正成熟了的文字应数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甲骨文和金文。就风格而言，前期武丁、祖甲时的甲骨文字大而雄伟；中期廪辛、康丁、武乙时的字小而谨饬；晚期文丁、帝乙、帝辛（纣）时的字小而严整，有金文的特点。金文差不多与甲骨文同时产生。商代（约公元前16一前11世纪）早、中期青铜器上有图腾族徽、图像文字。至殷商时期，青铜器上方有铭文，初为二三字，至商末少数青铜器铭文已长达四十多字。金文有时也称钟鼎文、大篆。在传世的甲骨、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书法（或者说文字）中象形、书契、卜筮各种符号相混杂的特点。盖此时的文字尚主要作为实用的记事交流和卜筮、礼仪的工具而出现，纯粹审美的书法观念尚未形成。除甲骨、金文外，石鼓文也是传世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为小篆鼻祖，约为公元前375年之物。
　　秦汉时代，是中国书法告别古文而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时代。传说李斯省改大篆，造小篆；程邈创造了隶书。不论此说确否，发展出更为简便的实用文字和更为纯粹的书法艺术形式乃是时代使然。在汉代，隶书的流行衍生了章草和今草这些新的更为自由的书体，专门的书法家开始出现。一些文人士大夫如蔡邕开始撰写书论。故东汉至魏这段时间亦可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代表书法家有杜度、崔瑗和崔寰父子、张芝等人，他们是章草和今草的名家。
　　似乎与东汉（公元25-220年）画像石、画像砖大兴相伴，东汉刻碑之风亦大盛。门生故吏、孝子贤孙纷纷为其主其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故汉碑著录不下二百余品。其著名者，若《华山庙》、《史晨》、《乙瑛》、《礼器》、《曹全》、《张迁》、《石门》、《鲜于璜》等碑，风格或秀逸典雅，或朴拙雄浑，或平正刚直，或石峭奇谲，可谓众体皆备，群星灿烂。
　　这“碑碣云起”的现象当始于“秦六石”。秦始皇灭六国后巡视国内，在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碣石、会稽六处刻石封禅，由丞相李斯书文。从此，书法第一次离开了竹帛、金属和甲骨，与天然巨石和峰峦摩崖相结合，完成历史纪念的任务。这与西方文化中由建筑（如罗马凯旋门）和雕刻（希腊胜利女神）承担纪念碑的形式迥然相异。或许这正是由中国人的自然意识或谓天人合一观念所决定的。秦六石脱离甲骨铜器的原因也许正如龚自珍所说：“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也难，则寿年于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欤？”
　　然而这强劲的“北碑”书风至晋代（公元265-420年）则为新起的“南贴”书风压倒。像这一时期绘画从壁画转向卷轴画一样，书法亦从碑版走向刻帖。这都是因为文人士大夫竞尚墨迹，且内容也不都是经传铭文，很多只是随意性很强的信札简牍。加之魏晋以来，文人以清简为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笔散藻，於不期然而然之中获自由潇洒、飘逸空灵之神采。现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南帖的兴起以东晋二王的崛起为标志。而产生了二王的晋代在书法史上也算是黄金时代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王羲之在书史上的地位可与孔子相埒，乃千古莫二的书圣。明人项穆说：“宣尼（孔子）逸少（王羲之），道统书源，匪不相通也。”而此前唐人张怀瑾即已说：“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言外之意是，王羲之的书法表现了中和之美。宋黄山谷所谓：“右军笔法如孟子道性善，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元赵孟頫也说王书“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而后世各种类型的书家，无论是重法度的、抒情浪漫的、唯美的、讲禅家空灵的、重自然平淡的，都要上溯王羲之。然而，王羲之的真迹今日已一纸无存。存世墨迹均为摹本、临本。如《快雪时睛》、《平安·何如·奉橘》、《丧乱》、《上虞》、《十七帖》诸帖，而尤以《兰亭序》最为后人崇仰。
　　但是，接踵而来的书法盛期唐代，却并非迎合二王的时代。尽管有李世民的提倡，又有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书家承二王衣钵，但唐代书法一方面是理性极强、法度森严的楷书，像唐初四家，各辟蹊径，开唐代楷书中兴之先河，同时又有极奔放纵肆的一路浪漫主义书风，这就是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从汉代的章草、今草到唐代的狂草，中国书法这一脉相延的艺术在发扬蹈厉、与生命同体方面已达于极致。而这种高度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又只能出现在唐代，醉卧沙场、水中揽月都不是诗意或梦境，乃是现实。玄宗时以李白诗、斐曼剑、张旭书为三绝。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李白斗酒诗百篇”，还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由尚武、胡风、诗、书、画的专职化以及崇神敬佛的入世宗教精神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在这种特定时代中出现的张旭的狂草亦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唱。
　　中唐又出了颜真卿，其楷法力挽狂澜。颜书一反初唐四家险劲秀逸之风，而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改紧劲为宽博舒朗。显示了大唐气度和他本人刚正的人格。实际上，颜书代表了中国书法史上伦理至上的儒家书风。而颜书之于二王，则有如杜甫之于陶、谢。颜书对晚唐、五代、北宋影响至深，为影响仅次于王羲之的大书家。但颜书之影响力至元、明、清渐退，甚至有人认其书如“村夫”，言外之意是不够秀雅和飘逸。
　　北宋（公元960-1127年）的书法充分地反映了文人的意气。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意气就是个性的张扬。宋人既丢弃了唐人的森严法度，也没继承张旭的浪漫情致，倒是受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抒情性的行书影响较大。北宋四大家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除蔡仍谨守唐法外，其余都将书法与人格和性情相统一，主张随心所欲地表现，不受古人书风束缚。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而像他这样自由、恣意地创作的书家确实很少，因为他不讲求形式，握笔不合规矩，甚至到处“乱写”。与之齐名的黄庭坚主张在抒发性情之外，还要加入禅宗功夫，特别是写草书要潜心冥会。其行楷雄劲而奇崛，草书则隽逸瑰丽，其代表作为《李白忆旧游诗》、储上座帖》等。大抵宋人讲平和冲淡，尚只是追求，而社会情感、时代心理都使宋代文人的心理难于安和平淡，仍少不得要发书生意气，故其书法也不免流露芒角倜傥风流，还入不得禅家宁静致远的境界。米芾的书法即是一例。他说：“书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浑然天成，如莼丝是也。”他的鉴赏力很高，对前人多有贬意，视颜、柳（公权）为“后世恶札之祖”；他虽赞赏二王的潇洒飘逸的平淡，却又力求突破，而上溯上古之人的朴野之趣。米芾的书法在宋人中最为剑拔弩张，其字跳跃跌宕，劲健爽利，行笔中侧并施，结体错落俊丽，堪称宋书中第一风流。但当时黄庭坚就已批评米书太外露，“如子路未见孔子时”；严羽亦以平淡标准评道：“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类似的评价至元人更是盛行。而后人康有为在评价宋代革新书风时，则激烈地说：“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迹遂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