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854118
★杨绛先生读之哀叹，感动推荐！朱正、陈漱渝、陈丹青、杨光祖等盛赞推荐之作。
★披露鲁迅婚姻与生活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
★ 呕心沥血，历时11载，平实、客观，钩沉朱安不为人知的69个春秋。
★寥寥数语，多少云烟往事，多少喜乐悲欢，令人体味不尽。
★生前孤独，身后寂寥。风云激荡的历史交汇处，一代知识分子背后传统女性的命运写真。
★书中多幅作者实地拍摄的照片和手绘布局图，给读者更直观的体验和更强的代入感。
★本书刊用的朱安的书信及照片，绝大部分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
★一部不仅需要知识、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担当之作。
★附“朱安家世简表”“1923-1926年鲁迅家用账”“《世界日报》等媒体对救助鲁迅遗族与藏书的报道”等珍贵史料。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文／陈漱渝
再版前言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约——1899年前后
洞房——母亲的礼物
独守——婚后的处境
惜别——举家迁居北京
落地的蜗牛
死寂——名存实亡的家
深渊——落地的蜗牛
家用账——真实的重担
书信——与上海的距离
悲伤——鲁迅去世
苦境——西三条的女主人
尾声——祥林嫂的梦
附录一 朱安家世简表
附录二 鲁迅家用账（自公历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录三 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有关朱安的报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陈漱渝
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为中国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闹的，这里官盖如云，騠骑遍地；但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却是喧闹世界的寂寞一角。这里位处运煤车往返的阜成门墙根，是车夫、工匠、贫民的杂居地。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小，脸色狭长，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她跟名义上的丈夫各处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一、叫早。回答是：“哼。”二、临睡，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回答是：“关”，或“不关”。三、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然后照付。为了尽可能少费口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叠放在柳条箱内，上面盖一层白布，放在她卧室的门旁。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即“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心得开明第三十四》）。还听说有一种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丽质，又被缠足，无文化，这些因素自然会减损她作为女人的魅力。28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跟精神生活贫乏一样，她的物质生活同样困顿。北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两腿长期处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结果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朱安临终前还希望死后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至“五七”请和尚给她念一点经。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旧习俗，并不过分。但朱安无子嗣，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认真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他方面的杂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从跟乃兄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以“重婚罪”，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修订的《民法》想判鲁迅以“通奸罪”；比较温和的责难，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如果违背历史进步的逻辑来判定是非，那岂不是还要依据蒋介石政权制定的“勘乱条例”将革命前辈都判以“叛乱罪”吗？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现代的爱情观以两情相悦、自由择偶、心灵沟通为主要特征，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仪式化婚姻的特征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离间许广平跟朱安之间的关系，说什么许广平每星期都给鲁迅写信，破坏了鲁迅跟朱安的关系。又说，许广平跟朱安争夺《鲁迅全集》的版权，似乎许广平是为了金钱而跟鲁迅结合。在极端气愤的情况下，许广平写了一首白话诗《为了爱》，刊登于1937年《中流》第1卷第11期，道明了新式和旧式婚姻的本质区别：
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
恋爱结合神圣；
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
恋爱，再——
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语不通，
志向不同，
本来并不同在的，
硬说：“佳偶”，
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随感录·
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历来被视为凛然不可冒犯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许广平也表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一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在当下，美女几乎成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统称，但用“美女”二字称呼《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博士显然不够庄重。但是，将乔博士迳称为“才女”，却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我跟乔丽华在研究鲁迅手稿和整理许寿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深知她知识面广，文笔优美，兼修中外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她的才华不仅来自于刻苦钻研，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先天的禀赋。禀赋相对差的人固然也能够做学问，但禀赋加上刻苦，那就如虎添翼。乔丽华说，她撰写《朱安传》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经过实地考察，走访调研，把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进行综合提炼，读者就会发现乔丽华烹制的不是一盆清汤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说写作过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女性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但这位女性作者在这部史传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并没有表现出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偏执。乔丽华是懂理论的，但她在这部传记中表现出来的考证功力也相当了得。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对鲁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得妇来书”这件事的考证。因为当年11月22日朱安从绍兴寄给北京鲁迅的这封信荡然无存，所以鲁迅为什么会斥责信的内容“颇谬”就成为了千古之谜。有老专家说，这是因为朱安在信中劝鲁迅纳妾。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出自推测，朱安即使有这种念头，也未必就是写在这封信里面。乔丽华则根据周作人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记中关于朱安的两则记载，得知当时朱安房中窜进了一条白花蛇，而民间常把蛇视为淫物，所以，朱安特请周作人买了一枚“秘戏泉”（即铸有春宫图的钱币），想以春宫辟邪，并写信向鲁迅表白自己内心的贞洁。乔丽华自谦地说她的这种解释也是一种“推测”，但因为有周作人日记及绍兴民间习俗为依据，所以这种“推测”就比此前一些专家的推测更贴近于事实。仅此一例，也就能说明乔丽华涉猎之广博，考证之缜密。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一门体系完备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学科。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颈；特别是在网络世界，有时甚至出现了邪不压正的畸形现象。所以，这部《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的再版，在鲁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它标志着鲁迅研究后继有人，也证明了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定然会有悠长的生命力，不会像那种学术泡沫，也许会借某种光源炫耀于一时，但顷刻间就会破灭，化为乌有。
是为序。
朱安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这本书定能成为常销的畅销书。书此为券。
—— 杨绛 （2010年4月13日）
鲁迅研究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却一直冷落了朱安，真是不应该的。回避了她，对鲁迅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了。
—— 朱正
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陈丹青
没有死刑判决与长期苦役，无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父亲的专横狂暴，无以成就卡夫卡，鲁迅对朱安的*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止庵（作家）
有些食物，本来就不太爱吃，放在那里，渐渐有点变质，但因为是看重的人的馈赠，又舍不得扔掉，干脆等坏到不可收拾，心安理得地抛弃，这期间，总还会看到它们，看见它们平静地等待被自己抛弃。有点像鲁迅待朱安。
——-闫红
如果说朱安的悲剧表现为依附性人格，中国的男人们就不依附吗？我们有几个男人真的摆脱了形形色色或主动、或被动的人身依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需要女权运动，也需要男权运动。女人的敌人不是男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敌人是枷锁——各式各样的枷锁。
——萧三匝
在近现代史上，胡适和鲁迅互为镜像，因为相同的经历因为不同的过程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而鲁迅和朱安，也互为镜像，从鲁迅的人生可以映照朱安，从朱安的人生，也可以映照鲁迅。读完《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忍不住感叹：这一双可怜人。
——陈远
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陈漱渝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wei yi的朱安传记，作者尽她所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朱安，一个让人无法再漠视的朱安。文笔旖旎、摇曳，文字美丽到让人不忍释卷，而情感的细腻、婉约，达到了一般女性都罕见的深度。感激她写出了这么好的传记，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有关鲁迅的一些隐秘的故事，了解了为人的不易，了解了人生的艰难。同时感受到了鲁迅的伟大，他的隐忍，他的绝望，他的坚持，他的为他人着想的伟大精神，和他的精神的传承。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青年文学评论家）
洞房——母亲的礼物
“养女不过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
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
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
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
周冠五《我的杂忆》，《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45页。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假装大脚的新娘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
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鲁迅对鹿地亘私下的谈话，见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
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神堂下。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看去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一对新夫妇拜堂过后，被老嫚
旧时越中陋俗，堕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得与四民通婚。女性堕民俗称“老嫚”，从事逢年过节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庆吊诸事去帮帮忙之类的营生，从中得到若干赏钱、赏物。等人拥挤的送进楼上的新房。”
周光义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长孙、周仲翔长子。周椒生是鲁迅的堂叔祖，曾把鲁迅、周作人等介绍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鲁迅结婚的场面显然是周光义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或者是按照旧式婚礼的通常情况推想出来的。鲁迅装一条假辫子的事，给参加婚礼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记得很清楚。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辫子，然而在婚礼上却须一切照旧，要装上一条假辫子，戴上红缨大帽。这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装大脚。据鲁老太太回忆，鲁迅曾从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家姑娘放脚：“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也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从鲁迅这方面来说，最初似乎也试图和未婚妻有所沟通，缩短彼此的距离，可是朱家并没有理会他提出的条件。朱安的态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鲁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学的洗礼，不仅自己剪了辫，也很反对女人缠足。这一点朱家也明白，于是这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子，假装大脚。多年以后鲁老太太回忆婚礼的情景，说了这样一件事：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这些话，但愿这门亲事顺利。婚后没几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
朱家族人对当年婚礼上一些小小的闪失也始终耿耿于怀：“鲁迅结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亲上加亲（周玉田是朱先生朱先生指朱鹿琴。的亲姑夫），我不仅去做了送亲的舅爷，还接连的吃了好几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过了堂，双双被人送入洞房，当新郎走上楼梯的时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向我说他在昨夜遇鬼。你想，这人冒失不冒失！”
这是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忆述。在朱家人看来，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贺客说话欠检点，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来，新娘鞋子掉下来，是很不吉利的。据周光义说，身为新郎的鲁迅，那时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别的外表的缺点似乎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在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相责怪。
新婚之夜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据他的回忆：“这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著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却还记得。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了。”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两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接下来是“头箸饭”，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嫚、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嫚、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等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辞别上轿……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陈文焕谈朱安家母等情况》。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前清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礼物”，《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为了表示尊敬或庆贺而赠送的物品，泛指赠送的物品。”朱安是一个人，怎么能说她是一件赠送给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实又的确如此。按照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是野蛮社会中，“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组成婚姻的交换总关系不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间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两群男人之间。女人仅仅是扮演了交换中的一件物品的角色，而不是作为一个伙伴……”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女性向来只是一件附属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礼物”，她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被赠送到一个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爱或善待。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纓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婚后没几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此次赴日同行者共四人，另两人为邵明之和张午楼。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其时的考虑是这样的：“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的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么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运动。”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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