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龙传

关于日本人的性格，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写过一部名为《菊与刀》的论著，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自二战以来，这部著作就一直是世人了解日本民族的一部经典。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则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例如崇文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和善而又残忍等等；确实非常准确、形象而生动。但他认为日本人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主要是由于日本的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而造成的，则不一定正确。

窃以为实际上，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是由于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只学了点皮毛而没有掌握精髓造成的。日本人的本性就是“刀”，而中国人的本性则是“菊”。可是当年日本人在照搬中国文化时，却仅拿渗透着中国人本性的中国文化去装饰了他们的外表，而并没有用中国文化去彻底改造他们的本性。这就使得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颇像是一些汉唐年间的中国人，而在骨子里，他们却几乎恰恰一切相反。总之，像中国人一样温良恭俭让的外表，加大和民族那种凶残刚强野蛮好斗的本性，就是日本人性格的总体面貌。

日本是一个小国，领土狭小，资源匮乏，缺乏战略纵深，也没有文化优势。任何一个处于类似国家的民族都会认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充当得了世界领袖的。可是，千百年来，日本人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统治亚洲、征服世界的妄念，这就充分表现了日本人坚守信念的顽强性。日本人的这种顽强性，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像万历年间这场妄图通过朝鲜吞并中国四百州的战争，不仅一开始发动就十分荒唐，而且在实践中已被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当时的侵朝日军却一直打到后一刻都没有慌乱，更没有认输投降。

万历二十六年十月下旬，日军已只剩濒临朝鲜南海岸的蔚山、泗川、顺天和南海岛四大据点，而且分别被明将麻贵、董一元和刘包围，海上还有陈璘、邓子龙和李舜臣的水师随时邀击。对于侵朝日军来说，这明明已是一种山穷水尽的绝境，然而他们却仍在顽强地进行困兽之斗。驻守蔚山的倭将加藤清正与前来救援的立花宗茂协同，先以千人夜袭，再以假营伏兵将围攻蔚山的麻贵击退。而驻守泗川已被明将董一元打出城堡的倭将岛津义弘则趁着明军发生火药库爆炸事故全军乱成一团的机会，奋力发起反攻，重新夺回了泗川城堡。只有驻守顺天的小西行长，在刘和陈璘、邓子龙、李舜臣的水陆两面扼制之下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于当年八月病死于京都的消息传到了朝鲜。也直到此时，侵朝日军才遵照日本新太阁德川家康的指令停止困兽之斗，开始准备撤退。而中国的三路陆军却没有趁机及时发起总攻，将全部倭寇彻底歼灭于他们的入侵之地。只有在邓子龙精神主导之下的明军水师，和李舜臣领导之下的朝鲜水师有意全歼侵朝日军。但由于援朝水师总共只有两万多兵力，除去几个月的战斗减员，实际已只剩一万九千左右，李舜臣重新恢复的朝鲜水师则只有七千多人。朝鲜大陆南海岸东西两端距离，直线也长达三百五十公里，在如此漫长的战线上靠着区区两万多水兵，根本不可能堵住日军撤退的每一个港口。因此，陈璘、邓子龙、李舜臣等只能集中兵力封锁驻守顺天的主要的一路日军。

到当年十一月十七日，驻守蔚山的加藤清正所部东路数万倭寇，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安然乘船撤出了蔚山。而驻守泗川的岛津义弘和驻守南海岛的立花宗茂等中路倭寇也都活动自如，随时可以开溜。惟有驻守顺天的小西行长西路倭寇被刘、陈璘、邓子龙、李舜臣等牢牢控制在顺天、光阳一线。

实际上，小西行长早在十月初就接到了新摄政德川家康的回撤命令，原拟于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由驻顺天之第二军先撤，接着驻泗川、南海、固城各军，依次撤至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十一日晨，小西行长亲率第二军登船待发，其先遣队驶至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海面时，遭到中朝水师的拦击，退路被截断。小西行长试图突破中朝水师围困，即时组建了一支敢死队，连日向中朝水师发起冲击，均被中朝水师的炮火轰回。

小西行长百般无奈，只好试图以阴谋行贿的办法来脱困。为了缓解陆上刘日趋紧张的压迫，他派使者到刘营中，说如果刘停止进攻，让他撤退回国，他愿意献上两千颗日军头颅给刘报功。又派使者到陈嶙营中，说希望用一千颗日军首级换取陈嶙网开一面；同时，分别送给刘、陈璘倭银、酒馔、刀剑等各种礼物。这种拙劣的小手腕，原本不值一哂。可是，贪功贪贿的刘和陈璘竟然还真的动了心。刘勒住三万大军于光阳十里地外，喝着小西行长的倭酒，等着小西行长送来两千颗倭寇脑袋。陈璘则与小西行长讨价还价，说必须享受“与刘同等待遇”，要求小西行长必须也献上两千颗贼头方可放行。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援朝的四路大帅，都只不过是抱着个赶跑日军完事的观念，根本就没有哪怕是仅仅歼灭一路日寇的打算。

邓子龙一眼就看穿了小西行长的拙劣伎俩，立即向陈璘进言说：“大帅，这是小西行长的缓兵之计；千万不可因此而放松警惕。否则，一不小心让倭寇成功突围，不仅造成失败的罪责难逃，而且将传为千古笑谈啊！”

“邓兄何以见得？”陈璘还有点不信说。

“大帅，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世上古往今来，谁见过斩自己数千士兵首级以献敌求饶之将领？小西帐下兵不过一万多，自杀四千岂能不引发兵变？小西何以能因此而求得活命？再说，倭奴历来性情倔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焉有自残求饶之理？故此事绝不可信！”邓子龙清醒地辨析说。

“反正小西已成我瓮中之鳖，他不献上两千颗贼头来，我不会给他放行。他使这手腕有何意义？”陈璘疑惑地说。

“大帅，小西虽已成为瓮中之鳖，但还有数万倭寇在我瓮外。若倭寇东路、中路两军一齐赶来救援，则兵力倍于我中朝水师。这就是小西求生的希望。小西行此缓兵之计，目的正在于此。”邓子龙进一步分析说。

“倭寇只有铳而没有炮，故我军炮火优于倭寇百倍。何以见得东、中两路倭军会甘愿冒险来救小西？”陈璘仍然有点怀疑说。

“大帅，倭贼虽则对外残忍无道，但其内部却历来比我国人相互之间还更团结。除非他们不知情，否则，起码近在咫尺的南海、泗川乃至固城之敌，是*不会见死不救，各自逃跑的。”邓子龙铁定地说。

“李将军，你为何一言不发？此事你看如何？”陈璘转头对站在另一边的朝鲜水军统制使李舜臣问。

“陈帅，裨将想说的，邓老将军全都说完了。因此，我意必须尽快做好应对中、东两路敌军来援的准备。敬请陈帅决断。”李舜臣附和邓子龙说。

就在这时，小西行长的使者又到，送来一封信说，小西行长的女婿正在南海岛外洋面邀其请示家事，请求中朝水师放行其信使船一只。李舜臣待小西使者被带出后立即揭穿说：“陈帅，您看到没有，这正是小西试图派人联络其友军救援的证据啊！”

陈璘这才有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终于肯定说：“二位言之有理。那么，下一步如何打法？”

“陈帅，我意莫如着其来使带回促降书一封，迫令小西行长率全军缴械投降。同时紧急联络陆上刘帅，与我同时立刻对小西所部发起总攻。若其投降则已，否则，在三两日之内，敌中路、东路援兵到达之前将其一举歼灭。再回头邀击其援军。如此则小西再无计可施了！”李舜臣成竹在胸地说。

“邓老将军以为如何？”陈璘再问邓子龙说。

“大帅，李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但若如此，则顶多不过歼灭小西一军而已，而前来救援小西之倭寇见我已将小西吃定，必然不待我军邀击而掉头逃去。我军以往因兵力不足，除围困小西之外，不能再分兵围堵截击其他倭军，致使中、东两路倭寇逍遥法外。而此番若中、东路倭寇来接应小西，则必得驱船经露梁海峡进入光阳湾。而光阳湾犹如一只口袋，露梁海峡就是一个袋口，其窄处不过六七里。我军可事先在峡口东西两侧设伏，先放敌援兵船队全部进入光阳湾，而后露梁津两边伏兵齐出，封死峡口，则可叫倭寇全军覆没。故我意可将计就计，放过其信使船一只，任其出洋通风报信，吸引中、东路倭寇前来救援小西。此乃天赐我全歼倭寇之良机也！”邓子龙兴奋得两眼熠熠放光地说。

“邓将军此意甚好。就不知我军兵力是否足以制敌啊？”李舜臣略带忧虑说。

“呵呵，邓老将军的胃口向来大得很啦！李将军不必多虑，敌军即使三路齐集，此刻也只剩四万六千人，我中朝水师共有兵力两万六千多，陆上刘有兵三万，虽兵员数量优势不显，但我八百艘战船普遍大于倭船，其中还有五艘福船；而李将军发明之龟船也足以撞翻倭船。倭寇虽铳的射程略长于我铳，然其无有炮火，我军总体火力强于倭寇不啻十倍。故封锁露梁海峡，全歼三路倭寇绝无问题。”陈璘后也兴奋地总结说。

于是，十一月十四日，中朝水师特意放走一只小倭船，任其赶往露梁津外求援而去。陈璘随即安排老将邓子龙为先锋，率军千人驾三艘大福船在露梁海峡北口西侧埋伏；李舜臣则伏兵于峡口东侧的南海岛观音浦；陈嶙亲率水师主力部署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专候敌军入“瓮”。

不出邓子龙和李舜臣所料，那只小船果然急急赶到泗川向岛津义弘求援。岛津义弘本已率部登船，只等涨潮就扬帆回撤。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后，即改变航线，于十八日夜率军趁夜色向露梁海峡开进，试图解救小西行长。航行途中，岛津船队遇上了驻守固城的另一倭将宗义智回撤的船队。宗义智有船六十艘，两军加起来共有兵力约一万六千人，舰船五百艘。此刻东路加藤清正所部数万倭寇已经撤回日本联络不上，因此，后实际驶入光阳湾“口袋”的倭寇援军就只有岛津义弘和宗义智的五百艘战船和一万六千人马，大大少于陈璘、邓子龙和李舜臣的预计。这给中朝联军的决胜带来了更大的把握。

十九日丑时，岛津义弘船队驶入露梁海峡，向光阳湾深处进发。据史料记载，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

邓子龙——中韩两国首脑共同赞颂的英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