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917742
1.可读性强的人类学专著：本书为近现代文化研究名著，被译成30多种语言，行销100多个国家，是每一个对二战或日本历史有兴趣的人的经典。
2.日本国民性格解读经典：深入浅出剖析日本的传统与现在，引发世界关于矛盾民族性格的讨论
3.晏榕译作，公认的经典译本：本书译者为著名翻译家、诗人晏榕，该译本为学界公认的经典译本，语言质朴流畅，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译者作为翻译家和诗人都具有大量的拥护者，号召力巨大。
4.装帧时尚典藏精装：适合现代读者品味的时尚精装书封设计，全新包装，内外兼修，让读者爱不释手的版本。
《菊与刀》为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研究专著，*初是作者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开山之作”。
本书问世至今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3000万册销量。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无法绕过的经典之作。
1 译 者 序
1 第 一 章 课题：日本
15 第 二 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32 第 三 章 各就其位
58 第 四 章 明治维新
75 第 五 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88 第 六 章 报恩于万一
102 第 七 章 报答难承受
111 第 八 章 让名声清白
137 第 九 章 人情圈
151 第 十 章 德行的窘境
178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197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232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译者序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开始制定对德的战后政策。而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还在疯狂地运转。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族，美国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日本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读于美国瓦萨尔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老师是被称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博亚斯。本尼迪克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种学和民族人格理论方面有过丰硕成果，并在1934年写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于美国政府之后，她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写出一份关于日本的长篇研究报告，报告里预测了日本会投降，并指出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统治体制。战后，美国制定的对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这份报告的意见惊人的一致。1946年，作者将报告加以整理，并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后情况的概述（即本书章和第十三章），以《菊与刀》为名正式出版。由于作者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有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见地，此书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连日本学者也认为此书是了解日本文化的好读本，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日本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民族的学者广为论及，奉为圭臬。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写这部书时没有机会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这也是为什么仍有些人对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么，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么独特方法来解决这一看起来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大忌的呢？其实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中，提出了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动和思维方式，而人类文化学则应侧重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结构对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响。在本书的章，作者也清楚地讲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并不惜笔墨描绘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双重的人格。她以“菊”与“刀”来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的二元性，因为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显然这样一种具象概括是颇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观或等级观，从政治法度到社会风俗，从价值体系到生活小节，从道德伦理到人格修养，从上层统治到日常经验，无不贯穿了细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论层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欧美“罪感文化”及东方的中国儒家“仁道”文化相对比，把日本文化总结为一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成果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贡献。“罪”是要靠内心来主动反省的，而“耻”则是因外力而被动感受到的，前者隶属于个人，而后者依附于群体。和“罪”相联系的是“赎罪”，是良心的自责和忏悔；和“耻”相联系的是“雪耻”，是人前的报复和炫耀，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耻感”却是高于一切的，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义务认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秩序观念、天皇和神道观念、战争观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战俘营中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了众多详尽的材料，正是依据这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画了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应该说本尼迪克特在写作此书时确实是做到了扬长避短，在不利条件下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所允诺的“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来进行她的研究，从而使《菊与刀》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应用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和日本隔海而邻，在文化渊源上也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无疑，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真的了解它身边的这位邻居吗？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比以往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让它自足、尊大、偏执和佞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岛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这又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种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这两方面使日本这个民族显得极其特别。但不管怎样，当今世界的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文化中心主义都已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对于中日这两个都有着民族优越感习惯的民族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书据美国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公司版本译出，部分涉及日本历史文化的内容参考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版）。全书由甄远宁、小森校订，时值酷暑，在此向他们致以深谢。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晏 榕
一个岛上的小国，竟然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洲、亚洲、美洲，甚至非洲，真是令人深思，我了解这个民族就是从《菊与刀》开始的。
——美国总统 乔治•布什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她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并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特征。
——日本著名评论家 川岛武宜
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
章 课题：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难捉摸的敌人。在与其他任何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正如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却有着充分的武装且受过严格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认为，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问题，了解敌人的本性成了首要问题。为了对付他们，我们必须要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辞来描述，这在对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从未有过。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大会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当他说到某民族的举止行为无比强硬时，也不会加上“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当他说到某民族性格温顺时，也不会去解释说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管控；当说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量时，他就不会再去宣称“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当说他们勇敢成性时，就不会细说他们的怯懦；当说到他们的行动完全不顾他人评判时，就不会接着讲他们有着一颗真诚的良心；当描述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描绘这支军队的士兵怎么样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文化，就不会再去强调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描述一个民族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时，通常该书就不会再由作者做出补充，去讲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组成了关于日本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剑和菊花两者都成了这幅图画中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驯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他人对其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为负疚感所困囿。他们的士兵极为守纪，却不屈强力。
在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之际，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纷乱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机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日本人将会干什么？有没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望？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至后一人的决心？在了解日本的人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当和平来临，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维持其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同日本的山脉要塞中那些走投无路而又死命坚守之徒进行战斗吗？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也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才能迎来世界和平吗？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这使我们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许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术来讲清楚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夏初正是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显示真实威力的时候。美国人仍在讲着对日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本岛还有几千公里。日本的官方报纸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败，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是胜利者。
然而，在6月形势开始改变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事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终失败的一个大行动。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便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强悍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1944年6月，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大量问题做出解答就成为重要的事。无论问题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政策还是事关散发在日本前线的传单，每种见解都很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我们必须试着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行动和看法后面的制约情况。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据以行动的前提暂时搁置一旁，尽量不草率地得出简单结论，认为在给出的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我的课题颇有难度。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手是容易的，但要试图搞明白你的敌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难得多了，而这个课题又必须得完成。问题是日本人会怎样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我们如何行动。我必须把战争中日本人的行为作为资料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包袱。我必须观察他们操纵战争的方法，而且暂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非军事问题来看待。同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也是按他们的品性行事的。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特征呢？他们领导人的鞭策战争精神，打消迷惑、战场用兵的方法……所有这些显示了他们自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循迹于战争的种种细节，来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成为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生活在他们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与压力，并亲眼看明白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而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怎样抚养成人。约翰·艾姆伯瑞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著作，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所面临的关于日本的大量问题在写那部著作时尚未被提及。
尽管有这些巨大的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尚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没有放弃人类学家可信赖的做法，即同他正研究的人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在我们国家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向他们打听些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对这些事实是如何做出判断的，根据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们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研究日本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和统计资料、追踪日本书面或口头宣传的字眼儿上的变化。我相信他们要寻求的许多答案根植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之中，如能同真正生存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一起探究，答案会更加圆满。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没有受惠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大量研究日本的文献和许多在日本生活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给我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是前往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所得不到的。由于没有可以书写的语言，那些部落无法把自我展现落于纸面。西方人的评论也是一鳞半爪流于表面，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的工作人员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帮助下去探知他们经济生活的方式、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对日本的研究中，我却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在研究文物的文献中处处是对生活中微小细节的描写。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记下了他们生动的经验，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真正特别的自我展露的文字。与许多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对书写自我有着强烈的冲动。他们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令人惊异，当然他们不会呈现出全部的图景，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写日本时会忽略掉真正重要的事物，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如此，但日本人还是喜欢自我展露的。
我阅读这类文献时，就像达尔文说他在搞物种起源理论时所用的那种阅读方法，很注意那些没办法理解的事情。我需要了解些什么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些鳞次栉比的观念？他们对本可宽恕的行动强烈谴责，而对不能容忍的恶行又坦然接受，这种态度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在阅读时我不断提问：“这幅图的毛病是什么呢？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才能理解它？”
我也去看了些在日本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偏远农村的当代生活片。然后，我和在日本看过某些同样电影的日本人一起重温这些电影，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的，和我看待这些人物的眼光不一样。当我迷茫不解时，他们却明显不是这样。当我对情节和动机不甚明了时，而他们则可根据电影结构来加以理解。这有如看小说，对于所看到的，我的体会同生长于日本的人的体会是大不相同的。这些日本人中一些人会马上为日本的习俗辩护，一些人又憎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从哪些人中我学得多。在这幅亲切的图景中，他们一致描绘出一个人在日本是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不论是欣然接受还是痛苦地排斥。
如果人类学家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那里获取材料并加以洞察，那么他所做的也只是在日本生活过的所有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如果这就是一个人类学家所能贡献的全部，那便不能指望他对外国居住者所做的日本研究再增加新的价值了。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所受训练而具有的某种资历，使他在富有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花些时间增添自己的贡献显得很值得。
人类学家知道很多种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构架与生活习俗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类似，有些与马来西亚的类似，有些与新几内亚的类似，有些与波利尼西亚的类似。当然，从这些类似情况推测古代人类的迁移和交往是件有趣的事，但对我来说，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却并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在于能够凭借这些类似或者差异，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相反，我知道这些风俗习惯是如何对这些原始文化起作用的。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可以把日本与同作为伟大亚洲文化遗产一部分的其他民族作比较。人类学家在他们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会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与其邻近部落在其正式宗仪中会有90%的相同处，却又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周围任何人群并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排除一些基本的形式，它们在整体中所占比例不大，却能使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比在有着整体共性的民族中发现差异这样的研究更有益处的了。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习惯于他们自身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巨大差异，必须使其研究方法加以磨炼才能解决这一特殊的问题。凭经验他们知道不同文化中的人所遇到的情形以及不同部落和民族在理解这些情形时所采取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某些北极村庄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遇到的基于血族责任和财务交换的部落习俗是在为奔放想象的时刻也难以创造的。他必须调查的不仅有血族和交换的细节，还包括这些部落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后果是什么，以及每代人如何从孩提时就去习惯传承这些形式，正如他们祖先此前所为一样。
对差异及其制约，以及它们的后果的专业性关注也能很好地运用在对日本的研究中。没有人不知道美国和日本间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我们甚至有个关于日本人的民间说法，凡是我们干的，他们就对着干。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差异这样深信不疑，仅仅停留在满足于一个简单的说法，认为这些差异如此离奇以至于理解这种民族是不可能的，那就太危险了。人类学家以其经验可以充分证明，即使稀奇古怪的行为也不妨碍人们对它的理解。人类学家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更专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而不是负面条件。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强烈地关注制度和民族，既然它们在现象上这么奇怪。在他对部落的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这使他不能只着眼于少数选定的事实，而是一切事物。在对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一个在比较文化研究方面未经训练的人会忽略诸多行为的整个领域。他把这么多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不再去探究一系列日常生活的琐碎习惯和家常事务中既已接受的公论，而它们被投放到民族这屏幕上，对国家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所签署的条约大得多。
人类学家必须完善研究平凡事物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那些平凡的事物与他自己国家的相似物是极为不同的。当他试图对某个部落的恶意和另一部落的怯懦加以理解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和感觉的方式时，他发现必须大力吸收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并不常加注意的观察资料和细节。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也懂得发掘它们的方法。
就日本来说，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里人类的琐事，他才能正确评价人类学家这一前提的重要性，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处于文明前沿的民族，人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动和观点如何古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些关系的。我越是对某种行为感到困惑，就越是认定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有着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如果这种探索将我带入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那就更好了。日常细节正是人们的学习之地。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为孤立的行为彼此间也有着系统的联系。我极重视将数百个琐事归入一个综合性模式的方法，人类社会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某种设计。它认可某种处理事态的方式和某种评估事态的方式，那个社会的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看作世界的根本。不管困难多大，他们都把这些纳入一个整体。已经接受某个价值体系并赖以立身的人不可能把自己长期隔绝在自己的生活区，在那里他们的所思所做却遵循着一套相反的价值观。他们试图达成更多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种种共同的理论和共同的动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就会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结构、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一个接一个地齿合在一起。一个领域发生的变化可能比其他领域更快速些，这就给其他领域施加了极大压力，但这压力本身也是由一致性的需要引起的。在力图追求统驭他人的没有文字的社会，权力意志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其在经济交往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的表现。在存有古老文字经典的文明国家，教会必然保存了几百年来的格言成语，这与没有可写语言的部落做法不同，但是在与日益公认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相抵触的领域，教会放弃了其权力。词句得以保留，但其意义则已改变。宗教信条、经济实践和政治并不是滞拦在各自分开的清澈小池中，而是漫溢过他们假想的堤防，互相不可分解地交混在一起。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一个研究者越是将其调查研究从表面上扩散到经济、性、宗教和照管婴儿的实事上来，他就越能理解其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他能有益地从生活的任何领域得出假说和资料。他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提出的要求，无论它们是用政治、经济还是用道德术语来表达的，都看成学自其社会经验的习性和思维方式的表现。因此，本书不是一部专门涉及日本人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和家庭的著作，它考查日本人对生活行为的设想，它描述这些设想在任何当下活动中的自我表征。它是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的书。
20世纪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有着模糊以致偏颇的观念，不仅是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还有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人的国家、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人的国家以及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人的国家都是如此。缺乏这种知识，每个国家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误解。当二者间的麻烦是半斤对八两时，我们却担心那不可调和的差异；而当一个民族由于其全部经历和价值体系在其头脑中与我们所想的行动方针颇为不同时，我们却又大谈共同目标，不给自己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可能发现那样一种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邪恶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
完全依靠每个民族讲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对他们自己做一个描述，但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观照生活的镜头与其他民族所使用的都不一样，用何种眼光来观察是很难被意识到的。任何民族都把这视为当然，聚焦和透视法的技巧给了他们有着民族特点的生活观，对他们就好像是上帝安排的风景。不管是哪种物质的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它的人会了解镜片的结构，同样我们也不会指望各民族去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了解眼镜，我们会训练一位眼科专家，期望他帮我们分析所有镜片的结构。无疑，有朝一日我们会认识到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为当代世界的各民族分析镜片的结构。
这项工作要求有某种既坚韧不拔又宽宏大量之精神。它要求具有善意之人有时会谴责的坚韧精神。这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们极力支撑着使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们都信服的希望，即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表面现象，所有人类事实上都是情意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意味着一个人不能讲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而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生活行为方式。这有时仿佛全世界人民若非印自同一张底片，国际亲善主义就无从建立似的。但是去要求这种同一性作为尊重另一民族的条件，就像要求一个人的妻子、孩子同他完全一致一样神经。坚韧之人甘愿差异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差异却安全的世界，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同等条件下法国也可以就是法国，日本就是日本。通过外部干涉来阻止人生态度的成长成熟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荒唐的，他自己并不相信差异必定是一把悬在世界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他也无须担心采取这样一个立场会促使世界凝固。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认可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时代后又有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其英国风格。正因为英国人始终是他们自己，在不同的一代代人中才能以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气质来维持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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