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的想象：周作人对新文化的回应

浙江师范大学徐从辉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研究专著，从学术角度探讨周作人后五四时期的文艺理论专著，评价周作人在“后五四”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重读周作人，再临新文化。

《复兴的想象：周作人对新文化的回应》以1924-1937年之间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从学术角度探讨周作人后五四时期的文艺理论专著，评价周作人在“后五四”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史料宏富，视野开阔，亦不乏灼见。侧重从三个方面展开，分别是人学的内涵、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与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之间的关系。
周作人是新文化阵营的领袖人物，本书稿是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一大收获。对后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有较为独特的认识和梳理。

二十世纪中国是个交织着变革与革命，血与火，希望与悲凉的大时代，而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二十世纪独特的文化坐标。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是文艺复兴？是现代性的纵横开阖？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作者通过对新文化语境下周作人的思想道路、文学思想、艺术创作、生活态度等方面的考察，以此来观察“故事”中的新文化。作者依照自己的研究和对文学史的体会，强化了周作人在五四后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徐从辉，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剑桥大学、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周氏兄弟，五四新文化，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海外汉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汉语国际传播与教育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艺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有论文。

绪论 “伟大的捕风” 1
一、作为方法的“周作人”与“后五四” 7
二、分化与重组 10
三、从“思想革命”到“自己的园地” 18
第一章 “后五四”时期“小品文”的审美政治与文化逻辑 24
一、“信口信手，皆成律度”：“小品文”的发生与实践 25
二、“言志”与“载道”：“小品文”的审美政治 29
三、“重知”与“实行”：“事功”思想的重构与弥散 34
第二章 有情的文学：周作人与“抒情”传统 39
一、周作人的“抒情”文学观的建构 40
二、 周作人的“美典”：以《雅歌》《 国风》与“萨福”为中心 50
三、周作人与抒情传统及对新文学观的回应 63
第三章 “生活之艺术”与“礼乐”方案 73
一、“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 80
二、“ 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而已” 96
三、“科学精神”与“美” 107
第四章 “左联”与“右翼”之间：“自由意识”及其张力 121
一、周作人与鲁迅的“左转” 122
二、周作人与“北方左联” 129
三、周作人与国民党“右翼” 138
第五章 “复兴”的起点：“人”的发现与危机 151
一、周作人的人学思想 152
二、周作人的人学思想渊源 158
三、“人”的危机：“兽”“人”“鬼”与“神” 172
结语：回望“五四”：未竟的“复兴” 184
一、重返“五四” 185
二、对话“现代性” 193
三、未竟的“复兴”：“梦想者的悲哀” 198
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35

徐从辉博士的专著《复兴的想象：周作人对新文化的回应》即将出版，多年的学术努力，有了一个小小的成果，这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从专业角度讲，周作人研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刚进入研究领域不久的青年人。曾有学者论及周氏兄弟，认为“他们在明清掌故、小说、笔记、野史等方面，都涉猎得很广。他们也同受教于章太炎，虽未传章氏的专门绝业，但国故学的常识都十分丰富，而且品位很高”。周作人读书很多，而且很杂。研究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很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对周作人影响较大的一些笔记小说、明清掌故，乃至他翻译的一些外国作品要有所掌握，这样才能够对周作人的思想来源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譬如1930 年代周作人的有些杂论，都是与读书有关，他对社会时事的感受，常常不是直接发表议论，而是借读书体会，隐晦曲折加以表达。如果对一些杂著和笔记不了解，就无法体会到周作人在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除了这一知识门槛之外，具体到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评价，也是需要研究者用心辨别的。有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的意见是：周作人五四时期倡导思想解放、人的文学。但“五四”之后，“周作人渐渐与时代的步伐脱节，心态日见颓唐，他的名字在青年心目中日益暗淡。到抗日战争起来，北平沦陷，周作人留在北平没有走，不久，就由于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抵不住敌伪的迫诱，坠入叛国附敌的深渊”。上述意见，在周作人研究中，表现为对他1920 年代之后的思想走向基本持否定态度。但这样的评价，与文学史进程有时不完全吻合。如1920 年代初，茅盾改革《小说月报》时，频繁与周作人联系，希望获得他的支持。至于沈从文、废名、俞平伯等京派作家，更是终身受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影响。1935 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分卷主编集一时之人选，胡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都在其中，周作人和郁达夫是散文卷的主编。这说明周作人的影响并没有减弱。甚至在1938 年2 月，周作人因参加有日本军部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引发国内舆论一片谴责时，茅盾领衔的18 位作家联名签署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还是“忠告先生，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到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而郭沫若则发表了《国难声中怀知堂》的文章。从这些文学史材料看，周作人在整个1920 年代，乃至1930 年代前半部分，还是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所以，对一个文学史研究者而言，面对文学史的复杂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这种具体性的分寸拿捏，恰恰是对一个文学研究者研究水平的考验。好在徐从辉博士研究周作人已经有一些前期积累。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花费两年时间大量搜集、整理和阅读周作人研究资料，并编选了一百多万字的《周作人研究资料》。该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出版。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东洋人的悲哀”：周作人与浮世绘》，论文发表在2012 年第6 期的《文学评论》上。这些研究积累，给他以一定的学术自信，也影响到他最终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也是研究周作 人。
徐从辉的博士论文是以1924—1937 年之间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从三方面来展开：一是人学的内涵，二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与古希腊、希伯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其中还贯穿着他对中日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他的这篇学位论文秉承研究者的客观研究的态度，对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有较为独到的认识和梳理。周作人是新文化阵营中的领袖人物，但五四之后，他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不同，基本上是维持着一种不党不派的文学职业生涯。他在大学教书，注意力和兴趣几乎都在文学、文化方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不关注不关心，对文学、文化问题缺乏敏感和思考，其实周作人有他自己的方式。他的《闭户读书论》等文章，鲁迅认为含有对当权者的一种批评和暗嘲。所以，在“五四”之后，周作人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从建构角度讲，是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社会影响，形成了一些学者所称谓的“周作人的道路和传统”。这道路和传统，在整个1920年代至1930 年代前期，处于蓬勃发展的旺盛期，不仅有新的内容和文学文化实践，而且在社会上形成独特的影响，真正构成了不同于鲁迅、也不同于胡适的周作人的文学影响力量。徐从辉的博士论文依照自己的研究和对文学史的体会，强化了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他的这些努力，获得了答辩老师的好评。几年过去了，徐从辉在高校任教之余，依然不放弃周作人研究。他不仅发表了《周作人与抒情传统》等研究文章，还进一步修改学位论文，最终完成书稿，得以正式出版。
人文学术研究，需要洞见和坚持己见，也需要长久的积累与思考。徐从辉的周作人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年轻学者中较为扎实的学术成果。书稿的出版，想必会使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会让徐从辉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获得新的成绩。
是为 序。
杨 扬
2016 年2 月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