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322827
1.本书以MI为框架，使用了CBT的模块化组织，用不同临床问题的干预实例，讲解和示范了怎样整合MI与CBT才可以双剑合璧，获得胜过其中任何一种的干预成效。
2.本书作为MI-CBT整合取向的训练手册，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对话逐字稿素材、从业者练习题以及方便复制和使用的会谈工作表，以帮助从业者深入理解和灵活实操。
3.本书也可以作为一部开端性的、基于MI及CBT双核来运行各类改变历程的、跨诊断的治疗方案来使用。
4.MI创始人威廉·R. 米勒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二级）王建平博士、美国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系谢东博士、（香港）中华动机式访谈法学会创会会长江嘉伟博士、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实务副教授林孟仪博士联袂推荐。
动机式访谈（MI）是一种合作性、引导式的谈话风格，旨在加强一个人自己（内部）的改变动机与决心。已被证明MI是促进当事人积极行为改变的一种一线的、循证且有效的干预方法，并愈发广泛地应用在物质使用、心理健康、初级保健及专科医疗等领域。
认知行为疗法（CBT）聚焦于改变适应不良的想法与行为，其一些方法不但是应用最广泛的循证治疗成分，而且这些成分的共性也体现在针对各种障碍的干预中，如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物质使用障碍等。
鉴于CBT需要在会谈中做练习，还要完成会谈以外的“家庭作业”，这些方方面面的改变，可能都是当事人在过往难以掌握、不堪胜任的。MI所启动的行为改变，如果能结合更偏行动取向的治疗干预后，可以获得增强。因为动机在落实改变以及维持改变期间，无论是强度的起伏还是方向上的摇摆，仍然都不稳定。所以，整合MI与CBT可以创造出一种更加有效的行为治疗，其效果优于二者中任何的单一运用。
本书将聚焦在CBT的共同成分上，即那些被广泛研究的CBT方法中都具有的成分，如在治疗开始时建立联盟、评估并制订治疗计划、自我监测、认知及行为技巧的训练、促进家庭作业的完成，以及维持改变。每一章会聚焦一个治疗成分，并基于MI的四个过程来对每个成分做展开。本书的重点在于MI技术与CBT的整合。书中所使用的案例涵盖多种类别的行为和诊断，广泛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目标行为与问题，如抑郁、肥胖、焦虑、物质滥用及遵医嘱服药等。不仅可以帮助从业者化繁为简，让大家不必再辗转于众多的治疗手册以及各种各样的培训学习之中，而且让大家可以通过MI-CBT的整合取向，把握其中的核心因素与成分，在面对各类问题以及不同的设置时都能更好地予以应用。
推荐序
威廉？R. 米勒（William R. Miller）博士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荣休教授
乍看起来，动机式访谈（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二者的基本理念好像是背道而驰的。CBT通常是由指导性的专家角色来提供，即治疗师这里有当事人所没有的、缺失的东西（如技巧、知识、理性的思维），而治疗师的工作是去“安装”这些内容：“我这里有你需要的，我会给你。”相反，MI不是去“安装”，而是要汲取和呼唤出那些本就存在的东西，即当事人自己的动机、洞察、智慧、见解及点子。所以，若有人说这二者背道而驰，好像也不算过分吧？
但我却心如明镜，清楚地知道：MI和CBT不但兼容而且互补。我曾在俄勒冈大学读博士，并在那里接受了临床心理学的训练。那时，我们这些“俄勒冈学派的拥趸们”都立志成为一名循证的行为治疗师。在受训的第二学年里，安排有为期一年的实习课程“如何与当事人工作”，碰巧，那一年又赶上了行为学院的人不愿意教这门课，于是就请来了咨询心理学院的人教了我们一年“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取向”以及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理念与观点。在这之后，我们才进入了对行为疗法的学习和实践（Gilmore，1973）。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都在费劲扒拉地学习怎么做行为取向的家庭治疗。我会跟家长们进行工作，同时接受着学院老师的指导。我们的老师受训于杰拉德？帕特森（Gerald Patterson）?D?D他是父母教养领域社会学习取向（Patterson，1975）的祖师爷。我们会教父母用“星星表”（gold star charts）来记录和监测孩子们的行为，也特别强调对于正强化的运用（Miller & Danaher，1976）。这套方法原理清楚，思路明确，而且还配备了非常结构化的家庭作业。但问题在于?D?D我们这些行为治疗师很快就发现了?D?D人们通常是不会去完成这类作业的。所以，这套方法真用起来也就曲曲折折，难言顺利了。
后来，我们组织了一次校外学习活动，前往俄勒冈研究中心去观摩帕特森怎么做家庭治疗。当我坐在单面镜后面观看时大受震撼：帕特森在和这些家庭工作时，所做的很多内容并没有写在他的研究论文或培训讲义中?D?D他温和，循循善诱，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们说的话，他都在认真地倾听?D?D你是可以和这个人倾吐一切的（他的人际技巧真的很棒）。于是我悟了：“啊，原来是这么做的呀！”我回到了心理诊所，并尝试运用所学之倾听技巧，然后我所做的行为疗法也开始通畅了。而杰拉德？帕特森本人后来也对行为疗法中的阻抗和人际影响特别感兴趣，并在这方面贡献了开创性的研究（Patterson & Forgatch，1985；Patterson & Chamberlain，1994）。
之后又历经了数年，我发展形成了一种基于“以人为中心的风格”来实施“行为治疗”的取向。这二者对我而言，恰如双剑合璧。当我在新墨西哥大学讲授博士生课程时，我对学生们的训练就兼顾了行为疗法与罗杰斯的风格。那么，咨询师在实施手册化的行为治疗时，其对当事人的倾听水平到底重不重要呢？在一项针对酗酒的临床实验中，我们将当事人随机分配给九位不同的治疗师，并通过单面镜观察和记录他们的工作。与高共情治疗师合作的当事人，在减少酒精使用上要比与低共情治疗师合作的当事人更为成功，且效果非常显著。在六个月之后，治疗师的共情水平仍可以解释当事人饮酒行为变化方差的三分之二比例。请注意，这些治疗师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套行为治疗方案（Miller，Taylor，&West，1980），而且在两年后的追踪随访中以上效应仍然存在（Miller & Baca，1983）。转年的1981年，史蒂夫？瓦莱（Steve Valle）也发表了相似的研究成果：在两年后的追踪随访中，那些与“以人为中心”低技巧水平咨询师合作的当事人，其复发率要比那些有幸与高人际水平咨询师合作的当事人高出二到四倍。
后来，挪威的心理学工作者邀请我示范怎样跟有饮酒问题的当事人工作，我做的自然就是罗杰斯和CBT取向的结合了。顺带一提，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构思了MI（Miller，1983）。我当时的考虑是将MI作为治疗的一种铺垫，也就是我们在开始做CBT之前可以先做一些事来“打开局面”（Miller，1983）。我们很快就发现并颇感惊讶的是，通过前期短程的MI干预，虽然后续的治疗还未进行，但当事人往往就开始了行为上的改变。随后，我们继续探索了怎样整合MI的风格来实施主流的、手册化的CBT干预（Longabaugh，Zweben，LoCastro，& Mill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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