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理因文丛)

全书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逻辑加以概括。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测量和基本理论问题，并试图从和谐世界主义和全球共治的政治哲学视域来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逻辑加以理论概括。第二部分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讨论全球治理，并力图用社群世界主义的理论来连接二者。第三部分则将全球治理放到新科技革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之中，尝试以智能革命带来的重大变化为案例来概括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会和新挑战，并分析中国在构建智能共同体的过程中可能给世界作出的新贡献。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兼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八位委员之一）、中国通信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学会副会长等。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民族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完成1项）。策划和推动全球治理指数（SPIGG）和国家治理指数（NGI）。

目录
前言1
第一部分全球治理：从测量到理论
第一章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3
全球治理的三种逻辑3
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7
全球治理转型与共和主义的国家参与观10
通过指数来推动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12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指标体系15
评估对象以及指数的操作化19
本章小结21
第二章和谐世界主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23
作为全球治理理论基础的世界主义23
世界主义的学术简史26
世界主义的类型学31
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价值及其限度35
“世界”的中文词源学分析38
和谐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具备普遍性的中国观念40
本章小结44
第三章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47
世界秩序的历史演进47
当前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观及其冲突倾向49
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基本逻辑53
世界新趋势对冲突秩序观的挑战60
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基本逻辑65
中国逻辑与西方前沿进展的契合之处70
全球共治：可能图景与现实方案74
本章小结77
第二部分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家治理
第四章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81
全球治理的几种机制81
重新认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84
国家自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功能87
中国文化中的国家自理特征90
国家自理机制的内容组成92
本章小结94
第五章新结构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95
作为成功案例的中国与西方理论解释的困境95
为什么结构对于政治学如此重要？102
新结构政治学：一种新的解释框架106
从新结构政治学来看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发生114
从中国经验到治理阶梯：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117
本章小结124
第六章社群世界主义：从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126
自由世界主义与社群世界主义126
互助：社群世界主义的基本逻辑129
动态向心体系：社群世界主义的内部结构132
友爱的世界：社群世界主义的结果状态135
社群世界主义：连接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138
本章小结141
第三部分新科技革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七章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145
结构失衡与文明冲突：全球治理未来的两大挑战145
人的流动：解开全球治理挑战的钥匙146
未来的国家与城市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150
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54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与G20机制化158
本章小结161
第八章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世界动荡变革期的特点、影响及对策
162
为何需要从新科技革命视角来看待世界动荡变革期？162
作为世界动荡变革期主要影响的大国科技竞争167
世界动荡变革期中国面临的三类主要风险176
世界动荡变革期的中国应对战略180
本章小结184
第九章智能革命背景下的世界之问与智能发展倡议186
智能革命带来的全球性发展机会186
零和逻辑导致的全球智能发展困境189
为何需要构建一个合作开放的未来智能世界？192
智能共同体和全球智能发展倡议194
本章小结197
后记199

前言
当人们讲到全球治理时，往往会将其描述为一个与国家治理相反的运动过程。然而，近些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国家塑造全球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对这种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进行一种政治哲学层面的分析，并以中国为主要案例试图将其中的一些内容作进一步的理论化阐释。
最近的一次全球治理浪潮出现在20世纪末期。或者说，这次全球治理浪潮的出现跟冷战结束有很大关系。在长达几十年的美苏对抗的冷战氛围结束之后，整个全球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时期，那么全球治理及其理论便应运而生。最初全球治理理论在推广时往往强调全球性机制，国家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受到忽视。对这一问题的纠正出现在21世纪初期，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力量加入进来。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并且以更加深度的方式参与世界经济的运转当中；另一方面，中国也试图通过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从半边缘区域进一步接近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长期以来作为全球治理重要旗手的美国却出现了一种反体系运动。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这种反体系运动似乎达到了一种高峰。美国退出了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并且，这种反体系运动似乎在西方世界逐渐蔓延。英国脱欧也可以被看成是国家主义回归的一个重要例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案例，就会显得非常特别。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也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知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试图向世界贡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努力。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讨论全球治理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测量问题。第二部分则试图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统一起来。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引入了新科技革命这样一个重要变量，讨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具体来看，第一部分的“全球治理：从测量到理论”中又分为三章内容。在第一章中，笔者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和指数化问题。笔者在对全球治理发展史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要推动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以及全球治理转型，就需要一种共和主义的国家观。在政治哲学中，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在国家中的参与。在这里，笔者将国家看成是类公民身份的。要参与到全球共同体中，就需要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了强调这种深度参与，笔者提出全球治理指数的指标体系来测量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程度。
在第二章中，笔者试图深入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那么，什么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在笔者看来，需要对世界主义进行一种深入探索。世界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其强调一种跨越国家边界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治理理论的内核相一致。正是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世界主义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即考察了从古希腊到近代再到当代关于世界主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将世界主义分为法律世界主义、道德世界主义、文化世界主义、政治世界主义和社会世界主义。在笔者看来，西方主流的世界主义表现出浓重的西方知识特征，较为强调空间主义、内外两分、外在导向和个体本位。因此，笔者从中文的“世界”语义出发，力图重新理解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了和谐世界主义的观念，并试图对和谐世界主义的特征进行概括，以及发现这些观念的普遍性和世界意义。
在第三章中，笔者进一步在理论问题上探索，试图对世界秩序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笔者首先梳理了世界秩序的历史演进，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梳理了目前在西方较为有影响的五种世界秩序的观念，即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这五种世界秩序理论都有很强的冲突倾向，而这种冲突秩序观可以进一步追溯到西方的近代政治哲学。笔者顺着霍布斯、施密特等人的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并对冲突逻辑进行了一些理论概括。在笔者看来，这种冲突逻辑无疑会对世界产生一种崇尚武力的暴力文化，也为西方对非西方的征服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这种冲突秩序观也导致今天世界秩序中仍然存在大量冲突。要解开这一问题，笔者同样回到中国知识中寻找答案。笔者首先对中文“秩序”的语义进行了词源学的讨论，并力图在性善论假设的基础之上，对以中国知识为底色的和谐秩序观进行概括。在和谐秩序观的基础之上，笔者尝试着进一步对全球共治的理念特征进行讨论。
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家治理”。在第四章中，笔者从全球层面落到国家层面，并提出国家自理机制这一概念。笔者首先梳理了目前全球治理的几种机制，包括联合国机制、俱乐部机制、地区性机制等。在强调了国家的制度通道功能之后，笔者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自理的概念。笔者希望论证的是，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家的自主性并没有被完全瓦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塑。进而，笔者对国家自理机制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将其描述为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
在第五章中，笔者进一步深入国家治理的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方式。这一问题讨论的起点是，作为成功案例的中国与西方理论之间出现了解释困境。中国国家治理的难度极大，同时中国在国家治理上取得了着实不易的进展，这在西方已有的主流的政治学知识框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出了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还是结构功能主义，抑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极为重视结构。笔者将不同方向上的知识进行整合，并提出了新结构政治学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并将其概括为系统、动力、行动者、过程四大要素。然后，笔者再用新结构政治学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将中国的经验概括为治理阶梯理论，即一种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治理阶梯理论与新结构政治学的框架是相互融通的。
在第六章中，笔者尝试用社群世界主义来统合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在笔者看来，目前西方的世界主义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由世界主义。自由世界主义割裂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辩证关系。正因为如此，笔者尝试用社群主义来调和世界主义，并基于此提出一种社群世界主义的观念。笔者从基本逻辑、内部结构和结果状态来定义社群世界主义。笔者的理论尝试将社群世界主义的基本逻辑定义为互助，将社群世界主义的内部结构定义为动态向心体系，将社群世界主义的结果状态定义为友爱的世界。社群世界主义是一种连接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观念。为了使社群世界主义这一观念不仅停留在规划讨论层面，笔者还尝试为其设计了可操作和可推进的方案。
第三部分则聚焦于“新科技革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七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治理中人的流动问题。在笔者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所有的要素流动都需要围绕着人来展开，全球性流动的本质是人的流动。目前全球治理未来的两大挑战是结构失衡和文明冲突，而要解开全球治理的症结，根本是要推动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人的流动有助于文明冲突问题的消解，最终可以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相对均等化。未来的国家和城市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人的流动，而不是简单地采取关闭策略。笔者在这部分讨论了国家和城市在应对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中应该做好的三大平衡，以及需要为最终走向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的准备。在本章的最后，笔者还进一步讨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一带一路”倡议和G20机制化等问题。
人的自由流动表现为一种理想图景，而第八章则转向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问题，即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之下，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动荡变革期”这一表述与之前的“历史机遇期”明显不同。世界动荡变革期表现出了超级不确定性、剧烈冲突性以及斗争形势和手段的复杂性等特点。无疑，新科技革命会成为动荡变革的根本性力量，会推动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催生新一轮的全球化。大国的科技竞争会成为世界动荡变革期的重要影响力量，这一点主要以智能革命和零碳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笔者将在第八章中全面讨论这两大革命中的中美力量对比，并进一步提出在世界动荡变革期里中国面临的三类主要风险，如军事冲突风险、科技冷战风险、价值观科技联盟风险等。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应对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应对战略。
第九章将进一步聚焦智能革命，讨论在智能革命背景之下的世界之问和智能发展倡议问题。智能革命无疑会带来全球性的发展机会。生产力革命可以改善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关系革命可以改善各国社会状况，知识革命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沟通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总之，智能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然而，冷战传统的零和逻辑却影响了智能革命的推动。霸权论、对抗论、脱钩论等观念成为影响智能技术为全球提供机会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合作开放的未来智能世界，即通过合作来做大智能革命的整体增益，通过文化交流来推动合作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通过全球性协调来规划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思路。正是基于此，笔者进一步提出了智能共同体和全球智能发展倡议的概念。智能共同体的观念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产业发展的合作性、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和人类前途的整体性等特征之上。
本书的出版与两个因素有密切关系。一是在2012年笔者有幸受学校的推荐，参加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上海市中青年理论骨干班。这个班的任务之一是完成这一课题。因此，本书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青年理论骨干班专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2012FZZ002）的资助。感谢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哲社办给予我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本书的撰写。二是我在中央编译局读博士后期间，在俞可平老师和陈家刚老师指导下，博士后研究课题是“全球治理的政治哲学：一种中西方的比较”，也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
本书记载了我十二年来关于全球治理的一些粗浅理解。尽管我一直努力地进行写作，但是对于本书来讲，我似乎还是犯了拖延症。不过，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似乎可以记录我对全球治理的一些动态理解。这本书体现了我理解全球治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更多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一些给养，试图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寻找某种理论支撑，这大概是在2017年之前。在第二个阶段，我从全球治理研究领域进入国家治理研究领域，最集中的思考就是新结构政治学和社群世界主义，这主要是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在2019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我更多的是将精力放在新科技革命的研究上。因此，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更加聚焦新科技革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