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880308
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一、前言 / 1
二、敦品：从修身到齐家 / 3
三、治学：游刃于义理与经世之间 / 7
四、定乱：从忠君到保教爱民 / 11
五、洋务：开中体西用的宏规 / 16
六、结论 / 20
袁世凯的仕宦阶梯（1881—1911）
一、前言 / 22
二、家世与气志 / 23
三、从庆军前敌营务处到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 26
四、从督练新军到出任山东巡抚 / 31
五、从直隶总督到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 / 39
六、从仕宦高梯上跌落：归隐林园，伺机再起 / 46
七、结论 / 49
晚清的民族主义（1895—1911）：以章炳麟为中心的观察
一、前言 / 51
二、晚清民族主义的流派 / 52
三、章炳麟的种族之辨及光复理念 / 56
四、章炳麟的反帝国主义思想 / 62
五、结论 / 65
民国初年章炳麟的人际关系（1912—1916）
一、前言 / 66
二、官界 / 67
三、政界 / 72
四、学界 / 76
五、益友 / 80
六、结论 / 83
章炳麟与中国东北边疆（1903—1913）
一、引言 / 86
二、晚清视东北为满洲人唯一之领土 / 87
三、推翻清朝使满人和满人的东北故土属于中国 / 88
四、民初出任东三省筹边使谋为中国开发东北 / 91
五、结论 / 94
苏曼殊的生平及其译著
一、前言 / 95
二、生平 / 95
三、译著 / 106
四、余论 / 113
知识青年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反应
一、前言 / 115
二、革命的社会基础 / 115
三、孙中山的领导风格 / 119
四、争取知识青年之道 / 123
五、知识青年对革命的反应 / 128
六、余论 / 131
黄兴与孙中山之关系
一、前言 / 134
二、孙黄出身 / 135
三、英雄并起（1895—1905） / 139
四、革命伙伴（1905—1908） / 141
五、分途奔走（1908—1911） / 146
六、合力建国（1911—1913） / 152
七、殊途同归（1913—1916） / 156
八、余论 / 167
杨度的政治行为及其转折
一、家庭、师友与早年志气 / 171
二、留日时期的救国主张及活动 / 172
三、在君宪运动中别树一帜 / 174
四、仕途与理想的困境 / 177
五、民国成立前后的政治抉择 / 180
六、再张君宪的旗鼓 / 183
七、韬光养晦与思想转向 / 188
八、由台前走入台后的一生 / 191
梁启超在政治运动中对国民态度的转变
一、前言 / 194
二、改造国民是改造国家的基础 / 194
三、动员国民达到国家改造的目的 / 200
四、结论 / 208
民国建立前后的谭延闿（1909—1913）
一、前言 / 209
二、谭延闿的出身背景 / 209
三、从学堂督办到谘议局局长：徘徊于改革与革命之间 / 211
四、卷入革命的洪流：从谘议局议长到都督 / 214
五、稳定湖南政局：做一个稳健的省级首长 / 216
六、参与国家事务：地方官关怀国事的局限性 / 219
七、结论 / 221
胡适的学术生涯
一、前言 / 224
二、精研中国哲学 / 225
三、提倡治学方法 / 228
四、推动科学发展 / 232
五、结论 / 235
1919 年的胡适：实验主义的宣扬与力行
一、前言 / 237
二、宣扬实验主义 / 241
三、论辩“问题与主义” / 245
四、提倡“社会不朽论” / 248
五、鼓吹女子解放 / 251
六、余论 / 255
蒋介石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之反应（1927—1928）
一、前言 / 256
二、一厢情愿：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 / 257
三、力避冲突：一九二八年对日本出兵山东的初步反应 / 259
四、坚此百忍：五三惨案发生后就地交涉期间蒋的忍让与措置 / 261
五、 转变方向：五月十二日以后蒋介石力图摆脱就地交涉并突破困局 / 265
六、结论 / 268
傅斯年的政治理念
一、前言 / 271
二、关怀政治的缘起 / 271
三、忠爱国家民族 / 275
四、落实政治改革 / 280
五、向往民主自由 / 285
六、结论 / 289
曾国藩是一个儒者，非常重视修身、齐家。他修身的标准，见于他在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所撰的《五箴》并序。五箴第一为立志，以先哲为典范，荷道以躬；第二为居敬，做到对人不怠慢、治事要勤快；第三为主静，能够专心一志、处变不惊；第四为有恒，在进德修业时，不为物牵，不喜新厌旧；第五为养身，要不藏怒、不宿怨、泰而不骄、威而不猛、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容止有定、心安理顺。
上述五箴为修身的一般原则，立于一八四四年，是年曾国藩充翰林院庶吉士，又转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就写于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至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的部分家书及写于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到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的部分日记分析，曾国藩的修身，可以分为养身、养心、养性三部分。关于养身，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记有云：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致四弟函有云：
养身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其他养身之法尚多，如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致四弟、九弟函中谓：“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又如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致九弟、季弟函，谓无病可偶服补药，有病则以不药为宜。
关于养心，从曾的日记看，多不成功，亦可见曾对自己督责很严：（1）一八四三年记：“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饭后静坐，即已成寐。”又记：“余今闷损至此，盖身被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2）一八五三年记：“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3）一八六〇年记：“寸衷微有郁结，总由中无所得。”（4）一八六二年记：“近来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郁塞殊甚，亦足见气量之不闳、养气之不深也。”
关于养性，据前述家书中所言，约有数方面：（1）一八四四年家书：戒骄傲，不自满。（2）一八六一年家书：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3）一八六四年家书：万事看空，毋恼毋怒。（4）一八六七年家书：不褊急，息心忍耐。
养身、养心、养性皆为修身。修身，在曾国藩看来，像齐家、治国一样，可从格物、诚意做起。格物即致知，诚意即力行。他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一八四二年家书）其他修身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痛改从前过失，曾国藩在日记中，经常自我检讨，冀图改过。一八六四年记云：“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职分所在，虽日读古书，其旷官废弛，与废于酒色游戏者一也。”一八六九年记云：“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一八七〇年记云：“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曾国藩的修身，是一生的过程。在刻苦自励的过程中，曾国藩于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二十七岁时中进士、点翰林，其后迄于一八五二年离京返湘前，先后任过四川乡试正考官、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等职，使其默默无闻的家庭，声望陡升，特别在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既注重齐家，在曾家成为仕宦家族（国藩弟国荃，因从征太平军有功，一八六三年被任命为浙江巡抚）之后，曾国藩对齐家特别注意。
曾国藩中举人（一八三四）、进士（一八三八），使曾家由下层士绅的地位（一八三三年曾国藩与父曾毓济同中秀才）进入上层士绅。其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戡平太平天国，造中兴之业，二人同获封爵（国藩封一等侯，国荃封一等伯），更使曾家成为仕宦之家。一个家族兴起，正如一个国家建立，主其事者必须兢兢业业，以保持家国于不坠。从各种文献看来，曾国藩对曾家的经营，确是非常用心的。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世以耕读传家，父亲出身秀才。曾国藩兄弟五人，己居长，次为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国潢在乡主持家务，其余三个弟弟随他读书、作战在外，其间国华战死，国葆在战场病死，独国荃立有战功，官拜巡抚。国藩的子女，有曾纪泽、曾纪鸿、曾纪芬等。曾国藩对自己的家族，有三方面的期望：一是家中出现名学者，为世所仰望；二是家风廉谨敬慎，彬彬有礼；三是以稼穑为本，不废农圃。曾国藩治家的八字诀是：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者起早，扫者扫屋，考者祭祖，宝者对亲族乡里贺喜吊丧、问病济急，书者读书，蔬者种菜，鱼者养鱼，猪者养猪。除八字诀外，另亦要求不信地师、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一八六〇年致四弟、一八六一年致四弟）。曾国藩教子弟又有八本、二诗、四课之说，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一八六一年致四弟）。二诗指不忮、不求，所谓不忮是消除嫉妒，礼让外人，与人为善；所谓不求是能知足、戒贪得。四课指慎独（为善去恶）、主敬（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求仁（仁民爱物）、习劳（不好逸恶劳）（一八六七年谕纪泽、纪鸿）。又为诸弟立课程表，列举十二项：（1）主敬，（2）静坐，（3）早起，（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5）读史，（6）写日记，（7）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8）谨言，（9）养气，（10）保身，（11）作字，（12）夜不出门（一八四二年致诸弟）。更以八德教诸子：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并以“浑”“勤”二德分别教二子，谓“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直从‘浑’字上用工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工夫”（一八六六年谕纪泽、纪鸿）。
除前述较为有系统的齐家原则外，曾国藩在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六七年的家书中，经常使家人引以为戒的，主要有以下两项：（1）骄、傲（一八四四、一八五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2）懒、惰、佚（一八五四、一八五五、一八六〇、一八六一、一八六二）。经常对家人要求的，约有以下九项：（1）谦恭、谦敬、谦谨（一八四九、一八六一、一八六四）；（2）勤、勤敬、勤苦（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一八六〇、一八六二、一八六四）；（3）俭（一八五六、一八六〇、一八六一、一八六三、一八六四、一八六五、一八六六）；（4）劳苦（一八五六、一八六一、一八六七）；（5）孝悌、孝友（一八四三、一八四九）；（6）逆来顺受（一八六七）；（7）持盈保泰（一八六三）；（8）重农事（一八五八、一八六六）；（9）救济亲戚、族人（一八四一、一八四四）。
曾国藩的家风，可以曾死后何璟的奏中略见一二：“安庆克复，则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金陵克复，又推功诸将，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僧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诸人，皆自谓十不及一。清俭如寒素，廉俸尽充官中用，未尝置屋一廛、田一区；食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
曾国藩由于剿太平天国有功，一八六〇年七月授两江总督，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更受命节度江、皖、赣、浙四省军务。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自认“兵权过重，利权过大”，因此个人小心翼翼。到一八六四年曾国荃克南京后，由于军纪不良，大肆抢掠，颇为舆情所不容，曾国藩乃将曾国荃所部的湘军五万余人裁撤万余人，另并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一八六五年八月，清廷授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荃托病辞谢。直到一八六六年三月调其任湖北巡抚，始赴任。曾国藩深悟“持盈保泰”的道理，故为曾家建立了谦逊自处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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