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5275336
1932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研习。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留学英国、法国，1938年回国。先后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由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她睿智百年，从容一生，优雅一世。
她是永远的精神贵族，女子的典范。
我们深深沉醉于她的才情
羡慕她的爱情
世人常说的天作之合，大概就是杨绛与钱锺书的样子吧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回顾杨绛先生漫长的人生，总有许多感悟
她的文字与经历，于我们，是启示，是力量，是光芒，是爱
她是永远的精神贵族，女子的典范。
生命如此脆弱，竟来不及好好道别。
一切本就早有定数，2016年5月25日凌晨，她永远地睡着了，享年105岁。不慌不忙地走向下一个出口，奔赴有丈夫和女儿在的新家，继续他们的快乐。
杨绛先生生前留有遗言，火化后再发讣告，她不希望自己成为新闻，不愿被喧嚣叨扰，她一生如此，死后亦然。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她如是说。
杨绛先生，走好。爱她的人如是说。
章望断经世流年
有父如此
缱绻幸福
趣事二三
步履不停
幸而无恙
恰是少年
第二章岁月静默沉淀
至亲至爱
力求心安
无畏无惧
青涩光阴
第三章梦从这里出发
梦有起点
但求无悔
一梦清华
人生几何
第四章爱在今生不变
邂逅斯人
浓情蜜意
小吵怡情
心意笃定
终成眷属
第五章携手闯荡天涯
英伦印象
天定姻缘
爱有结晶
为梦辗转
第六章那个动荡的年代
丧母之痛
山河飘零
染指世俗
爱有不同
战火流离
第七章解不开的离愁
以假论真
断肠辞别
痴缠溺爱
生死由天
第八章为爱隐忍挺拔
寡言以对
遭遇坎坷
各自天涯
慌张岁月
静默无声
第九章终是苦尽甘来
重新来过
爱是无我
光辉岁月
第十章生命之火取暖
命中暖意
悲欢离合
有枝可依
温柔目送
静心等待
杨绛先生说：“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杨绛”与“钱锺书”，五个字，两个人，拼凑成一个“我们”。后来，女儿钱瑗出生，又添了两个字，又添了一个人，变成“我们仨”。
今生相聚是今生的缘，如果还能有来生，但愿他们仨还能成为一家人。
按照杨绛先生自己的说法，她与钱锺书是“门不当，户不对”，钱锺书出生在旧式人家，讲究重男轻女，女儿固然是块宝，但与男儿相比，还是差了那么一截，对女儿的要求也只限于“知书达理”。但杨绛先生自己却出生在新式人家，“男女并重”，无论男儿还是女儿，都一样对待，婚姻也好，职业也罢，皆是自己做主，旁人绝不会肆意干涉。
钱锺书先生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儿子有个大毛病，即“孩子气，没正经”，按照杨绛先生推断，他的父亲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在她的管制下，他必然会成为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虽在他父亲眼中，他的淘气、天真属于毛病，但在她看来，这是他可贵之处，正是因他淘气、天真，又有过人的智慧，才成就了如今的钱锺书，博学且风趣，读者喜爱的也恰恰是他的这股痴气。
幸运的是，钱锺书先生讨了杨绛先生做老婆，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天真、淘气和痴气。但也不得不承认，想要保全他的天性免遭压迫，是极其不易的，而这个不易，说的并非是他，而是她。
自从结为夫妻以来，杨绛先生便是他的守护者，或许这样说有损钱锺书先生高大的形象，但事实确是如此。婚后，他们结伴游学，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多半是她在照顾着他，生活琐碎他不在行，笨手笨脚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她便索性一并承担下来。
后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相继沦陷，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决心回国，与祖国、亲人共存亡。杨家和钱家纷纷前往上海这座孤岛避难，夫妻二人回国后便与家人相守在一起，她做过各种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还为阔家小姐补习功课，此外还创作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但不论哪一项工作，都只是暂时的，而她一项终身不改的工作是——“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杨绛先生坦言：“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甘愿为其奉献一生，只有一个理由，她爱他，无怨无悔。
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的婚姻，是一个证明彼此比想象中更爱彼此的过程，他/她是世上无双。
——著名学者、作家 钱锺书
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著名学者、作家 周国平
望断经世流年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有父如此
人生素来受纷纷扰扰裹挟前行，从初的一点向外延展，横向无限，纵向却有限。人们渴求生命抵达极致的长度，往往忽视了它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敬畏伟人，崇拜英雄，自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平凡人没有的姿态。
如同杨绛，血肉之躯却有着超乎凡尘的洒脱，简单却不随意，成熟却不世故。百余年的生命历程中，未曾有片刻轻浮狂躁，她这一生，才真正称得上是岁月静好。
杨绛的祖辈择无锡终老，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无锡乃江南名城，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地，风景秀丽，如诗如画。她在这里出生，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可人，安静从容中又不失灵动。
想要追寻她的人生轨迹，不妨从生命初开始，跟随她的脚步，走一遍她走过的路，看一遍她曾看过的风景——或许“女神”这个称号，唯有她当之无愧。
杨绛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己称作“寒素人家”，父母皆是饱读诗书之人。父亲名叫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以律师为业，在当地颇有名望。作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在为国家寻求富强和近代化的良方而努力，他不畏强权的包公形象，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1895年，他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也称为天津中西学堂，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他刻苦勤勉，从不落于人后，却未能顺利毕业，直接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入南洋公学。说来奇怪，但了解前因后，只剩下敬佩。
当时，激动的部分学生为了伙食大闹学潮，掌有大权的洋人赶紧出来镇压，为防事态扩大，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的广东学生就这样被开除了。洋人说，谁跟着闹风潮也一起开除。剩下的人全都安静下来，不发一言。
杨荫杭其实并未参与，但他眼见参与者因畏惧而缩着脑袋，一时气恼，便挺身而出，大声说道：“还有我！”结果可想而知，原本不关他的事，却同那个广东同学一样被开除了，整件事就这样收尾了。结局虽说对他不利，但刚正不阿的性格却一览无余，有父如此，杨绛的率直坦荡便可知根在何处。
上海南洋公学，由巨贾盛宣怀创办，同样是公费学校。转入南洋公学两年后，学校选拔六名优秀学子赴日留学，杨荫杭亦位列其中。初到日本，亟待解决语言障碍，他们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随后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1900年春，杨荫杭同其他留日学生一道组建励志会，并于下半年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一份杂志，以清丽流畅的译笔传播进步思想与言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01年夏，正值暑假期间，杨荫杭借回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志同道合的同志，创办励志学会，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励志学会堪称当时江苏省的革命小团体，新思想、新理念由此慢慢传播开来。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与雷奋、杨廷栋一同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03年，因经费不足，译书馆停办，杨荫杭返回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
杨荫杭的种种行为，皆非一般书生文人所能及，他有思想，有魄力，凡事敢于尝试。回乡之后，他意气风发，工作忙碌繁重，却似乎不知疲倦，不但要打理理化研究会的大小事务，还担任上海《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执教于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身兼数职，一人分饰多重角色，他精力充沛，对每一项工作倾尽心血。
封建势力尚未垮台，杨荫杭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了促成反清革命的胜利。站在保守派的对立面，况且保守派握有实权，怎会任由他拆台？于是清廷全力对他实施追捕。
杨绛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据她回忆：“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留学。”
闹革命是需要本钱的，重要的就是得好好活着，杨荫杭选择留学以保存实力。他再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于1907年7月顺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奔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对于父亲的学位和论文，杨绛从未听他说起过一言半语，直到偶然间她发现了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1909年至1910年的注册证，这才知晓父亲的这段往事。后来，丈夫钱锺书告诉她，父亲的硕士论文收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辑，题目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对于父亲有几份印好的论文，杨绛倒是有些印象，父亲归国途中曾前往欧洲其他各国游历，论文便是那时带回来的。她好奇丈夫怎会这般清楚，钱锺书答道：“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得知此事后，杨绛自然不会错过拜读父亲文章的机会，她特意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朋友李又安教授写信，拜托她帮忙找一下父亲的论文。不久后，李又安教授回信，肯定了论文的存在，并表示，此文在法学图书馆，并不难找。她复制了书的封面几页以及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一并寄给杨绛。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共319页，于1911年出版问世，这一年他早已离校。这本书大概内容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
卢易士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由他执笔的序文中，对这本书称赞有加。他写道：“（他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虽并非激励赞扬之词，杨绛读罢颇却感亲切，或许父亲将某些中国元素注入其中了吧，才会如此与众不同。
父亲曾向杨绛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利弊得失。对于当时的高中生杨绛，“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罢，皆是晦涩难懂的词语，那似乎是大人的世界，不是她一个高中生所能领悟的。
尽管父亲一词一句讲得十分仔细，杨绛听完仍是一头雾水，随即也就忘了，留下印象的便是二者之间，父亲对“立宪派”更为支持，他认为“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与其彻底革命，倒不如温和改良来得有效果。终，父亲的立宪梦也没能如愿。
对于腐败之风盛行，杨绛的父亲在文章《说俭》中疾呼：“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如今读来，他大义凛然之姿犹在眼前。
当众人还停留在如何才能养家糊口，如何才能延续香火的层面时，杨绛的父亲已经开始思索国家民族的新出路。有如此先进开明的父亲，杨绛的一生注定不是凡夫俗子的模式。
缱绻幸福
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但美满的家庭却大多雷同。我生自普通家庭，父母并未有卓越的学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也同众多父母一样，常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优秀”挂在嘴边。他们有着中国式父母惯有的优缺点，大抵是千年传承，我的父亲母亲也并不能免俗。
只是，在平凡的父亲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却足以撑得起“伟大”两个字。如若说，父母给予我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反复思量，大概是温柔待世的心。
幼年时，年轻的父亲与母亲总是吵架，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但君子动口不动手，而且绝不谩骂对方。当我愈发靠近成熟的年纪时，他们似乎也在成长，不再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个面红耳赤。大事商量，小事包容，这是他们俩的原则。
在他们那个年代，旧式的包办婚姻早已销声匿迹，流行自由恋爱，但依旧以介绍为主。我的父母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恋爱，浓情蜜意不逊色于如今的年轻人，到如今我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作为老夫老妻的他们，除了亲情，仍旧留有爱情。他们的美满，极大影响着我情感世界的构建，可以说，我在和和美美的氛围中长大，享有丰沛的爱，所以懂得如何去爱人。
当我了解过杨绛的家庭背景后，她父母的相处模式，与我的父母如此相似，满满的都是爱，脉脉温情分外亲切。
杨绛的母亲名叫唐须荌，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年。她有着南方女子的妩媚多姿，性格温婉，讲起话来柔声细语，做事不急不缓，叫人非常安心。她曾就读于务本女中，这是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正是在这里，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太太汤国梨结识。
1898年，唐须荌与杨荫杭完婚，为人妻后，她便不愿再抛头露面，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中，一心一意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愉快地做着贤妻良母。今生今世，能于茫茫人海中寻得一人，甘为他洗手做羹汤，也是莫大的福分。
闲暇之时，她会捧起一本书，细细读着，她对《缀白裘》情有独钟，她的情绪会随着书中的情节而起伏，或悲或喜，或哭或笑。此外，《石头记》《聊斋志异》等经典小说，也是她的心头好，加上时兴的新体小说，她的阅读范围很广，并不会拘泥于一处。
让杨绛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母亲读过绿漪女士写的《绿天》后，对她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实际上，作者当时用的是笔名，母亲却能透过文字读出其中的韵味，着实令人佩服。
空闲的时间有限，母亲总有忙不完的家务，但还是会尽量腾出时间，陪孩子们玩耍一阵。她会教孩子们轻快的歌谣，细声慢语，即便几十载光阴过后，仍停留在杨绛的记忆深处，每每哼起熟悉的旋律，心头都会涌出暖意。
杨绛曾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母亲有每晚记账的习惯，但时常会遗忘一些支出，苦思冥想之际，父亲便会夺过笔，直接写上“糊涂账”，让她少费些心思。虽会有记不起来的情况发生，但母亲每月都会按时给无锡大家庭寄去家用，从未遗漏。
在杨绛的记忆中，父母宛如老朋友一般，从未有拌嘴吵架的时候，在她想来，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那是因为夫妻间的共同语言不多，女方将委屈落寞埋在心里，所以才换来风平浪静。
她的父母却与此不同，不吵架不代表母亲一味忍让。父母结婚时，父亲还在读书，从他们的谈话中，往往能够捕捉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有意思的是，他们鲜有提名道姓的时候，往往是使用诨名，而且常引用当时的趣事做典故。夫妻俩聊得不亦乐乎，孩子们听得热闹，却不准发问，父母常说“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只好乖乖在一旁，默默听着。
虽说是童年旧事，却在杨绛心中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她回忆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父与母是天与地，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们习惯于“专制”教育。父亲与母亲的地位并不对等，男人永远是发号施令的那一个，女人则言听计从，但凡吵架经常是母亲处于下风，如此家庭氛围远不及杨绛家和谐美满，也不及她的父母开明大度。良好的家庭环境，让杨绛受益无穷，对她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北京，原名杨季康，阿季是家人对她的昵称，为人们所熟知的杨绛，实则她的笔名，也是如今广为人知的名字。
家里的院子是租来的，却充满欢声笑语，皆是稳稳的幸福。杨家有八个孩子，杨绛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母皆是有学识涵养的人，教育方式自然与众不同，他们不会刻意限制孩子们的发展，而是随其个性，稍加引导。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此言不假，也绝无半点夸大，从杨绛与钱锺书的婚姻中，足见杨绛继承了母亲的贤良淑德。
作为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个孩子，杨绛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比其他兄弟姐妹更多的爱。父亲喜欢吃冰激凌，在杨绛出生那年，买回一个可以自制冰激凌的桶，杨绛出生那天，父亲便做了一桶，往她小嘴唇上稍微点了一点，她爱吃极了，小嘴都冻紫了，还不停地吧嗒吧嗒品尝着。
杨绛刚从娘胎出来时，小小一团，父亲便用两只手并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长大后，她也是姐妹中身材矮小的一个，父亲常笑称她：“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矮小又如何，比不上姐姐们高挑，却有父亲的偏爱。或许有失必有得吧，人生岂会那样圆满？
父亲与母亲是成长过程中的守护者，是心灵世界不可缺失的两部分，杨绛生于如此美满的家庭，不知修了几生几世的福分。
趣事二三
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或是成长，或是衰老，无可抗拒，也无可逃避。与其说被动接受，不如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有趣的是，当我们分别在而立之年和耳顺之年回望过去时，感慨有诸多不同，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然而，不论是而立还是耳顺，忆及童年，以不同视角去审视它时，内心所涌动的情感却格外一致。
年纪小，懂得少，还未经历世道艰辛，所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记忆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童年的点点滴滴，大多早就模糊不清了，只剩下零碎的片段，加上从父母亲朋口中得到的些许线索，拼凑成一幅并不完整的童年画卷。
我十分好奇，杨绛先生以百岁之心，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空间遥望童年时，是怎样的心情。
她的童年，正处在中国历经百年巨变时期，仁人志士于混沌之中寻求救国革新之道，辛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波澜壮阔隐于平静之下。父亲杨荫杭便是求变的其中一人，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但凡有益于国家进步，他当仁不让。
杨绛出生不久后，迎来了辛亥革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就此崩塌，奴役了百姓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就此瓦解，中国人身上的枷锁终于被打开了。历史的车轮，从旧王朝身上碾压过去，为民主与科学的救国理念铺平了道路，进步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迎难而上，探索民族的解放与发展。
由封建社会步入民国，中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因为有明文规定，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官职，杨荫杭便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为人刚正不阿，坚持司法独立，因此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怀恨在心，趁着晋见袁世凯时，告了他一状，说他“顽固不灵，难与共事”。
幸亏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与杨荫杭曾是同窗好友，在一旁美言几句，才化解了危机。袁世凯亲笔批示“此是好人”，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任职。这样，杨荫杭带着妻女迁往北京，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因为父亲的工作时常变动，大姐与二姐留在上海读书，三姐则在无锡老家，姐妹之中唯有杨绛跟随父母生活。
初到北京时，杨绛只有四岁，对她而言，北京陌生又有趣。
全家人住在北城，房东是满族人，这是杨绛次见到满族人，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些与众不同的朋友。她们身着旗袍，梳着“板板头”，穿着“花盆底”鞋，着实让小杨绛大开眼界，尤其是她们走起路来摇曳多姿，让她充满了向往。父亲发现了杨绛的好奇，便问她：“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她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认真思考了一番后，才大声答道：“要！”
年纪尚幼，自然可以每日疯跑玩耍，到五岁时，杨绛开始进入学堂，从此，生活中又多了一项内容——认字读书。
杨绛的启蒙学堂是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在这所学校任职。父亲杨荫杭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年龄长，出嫁后不久便因患肺病不幸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时，一次试炮失事，也就此殒命。三叔与大姑母同样因肺病去世，而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比父亲年纪小，出嫁之前便在哥哥家久住下来，所以彼此关系亲近。
三姑母曾远赴日本、美国留学，先后出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绛与三姑母经历了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曾无话不谈，却在随后的某一日开始，变得不再似从前。
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杨绛记录下一件与三姑母有关的趣事，如今想来，仍留有余温。她回忆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过往曾经动人，在彼此的记忆深处，不知想起同一件往事时，姑侄俩心情能否相同？或许相处许久后，关系有了难以弥合的裂口，不再亲密无间，可真切发生过的事不会变。
五岁的杨绛，活泼欢快，白白嫩嫩的可爱模样，也格外招人喜欢。那时，女高师的学生会经常带着杨绛去大学部玩耍。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杨绛如同出笼的小鸟，蹦蹦跳跳，有大姐姐们陪着荡秋千，自由自在，她觉得有趣极了。
一次，女高师的学生举办恳亲会，准备演三天戏，她们请杨绛出演戏中的花神，还特意为她打扮一番，将牛角辫盘在头顶，插满花朵，衣服也贴满金花，活脱脱一个百花仙子。试问谁不愿扮作花神呢？这可是美丽的象征，杨绛开心地配合着，稚嫩的小脸上堆满了笑。学校举行运动会，也少不了杨绛的参与，一个大学生跳绳时，让杨绛在她身后绕着圈地跳，像一颗小卫星，跑着跳着，笑着闹着。
童年时光，有着单纯的快乐，所求不多，极易满足。如今想来，成年人的世界之所以缺少快乐，大抵是欲望太多，却又得到太少。
那么多有趣的事，若是能够全部都记着，那该多好。在年过半百后，时不时拿出来品味一番，五岁时的自己，五十岁的自己，遥不可及，却又明明都是自己。
步履不停
作为小孩子，属于他们的世界是有限的，比如家门前的那条街，屋后的池塘，总之以家为圆心，向外扩展的区域并不算大。若是在童年恰逢搬家，长距离的迁移对孩子而言，其空间变化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印象为深刻的，往往是失去一众朋友，感伤肯定是有的。
随父亲母亲由上海迁来北京，认识了新的朋友，熟悉了新的路线，还没等杨绛长大，便面临再一次长途迁徙，她的家又要换地方了。
杨绛的父亲学而优则仕，在北京先后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缠身，恨不得有几个分身。
当民主共和的成果日益稳固时，却出了“张勋复辟”这场闹剧，作为革命者，杨绛的父亲处境危急，纵然如此，他仍旧留在北京，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避了几天风头。然而，“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一出，他不得不离开北京。
1917年5月，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被捕，国务会议却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倒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多年后，杨绛回忆起这桩陈年旧事，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她认为：“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官场的黑暗让杨荫杭有些心灰意冷，多年来，他一直在坚守法治，始终不忘“公正”二字，有罪之人被免罪，无罪之人却要受罚，岂有此理！
正当杨荫杭心有愁忧时，学校传来消息，二女儿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一家人坐立难安，焦急的当数母亲，听闻女儿得病后，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女儿具体情况如何，心急如焚。
母亲在北京，女儿在上海，原本可以乘坐火车尽快赶过去，但赶上天津发大水，火车中断，只好换乘轮船。一路颠簸后，母女终于团聚，然而杨绛的二姐此时已经无比虚弱，她的视线模糊，很难看清母亲的样子，可想而知，十五六岁的孩子遭此劫难，该有多害怕，她拉着母亲的手，哭声始终未停。痛在女儿身上，更痛在母亲心上。
如若疼痛可以转移或代替，那母亲会心甘情愿代她受罪，宁可饱受折磨的是自己，也不忍心看着女儿难受。世间的母亲，不同样貌，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但对待子女，却是同样无私。
疾病残酷无情，杨绛的二姐没能挺过这场灾难，在花季殒命，成为杨家疼痛的记忆。
仕途不顺，女儿去世，这让杨荫杭备受打击，他决心辞官，离开北京。1919年，辞职还未能获批，他便带着妻子和女儿启程返回南方，与这片伤心之地挥手作别。
离开北京并非杨荫杭久思之后的决定，而是十分突然的。杨绛印象中，有一天清早，她还在院里玩耍时，忽然听父母说要离开这里。
是去是留自然不是杨绛可以决定的，她只需听父母的安排即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杨绛与一个同学偶遇，实际上彼此并不熟识，但她却希望能拜托这位同学，给班里带句话，告诉他们，她“回南了”。此次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再见，不由得有些伤感。
前来为杨荫杭送行的人挤在月台，在杨绛看来，“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这分别的一幕让她记忆深刻，哪怕过去几十年，仍旧不会忘。
火车开动后，母亲晕车，肚子里翻江倒海一般，不停呕吐，父亲不但要照料一家大小，还要挑起全部的行李。抵达天津后，在客栈落脚，随后搭乘轮船前往上海，到达后还要换乘一种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回无锡。
一路颠簸，一家人筋疲力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无锡。早在之前，父亲已然在无锡沙巷提前租好了房子。此时，杨家已有八口人，除了大姐、三姐和杨绛外，还添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了自己的房子，便免去了回老家挤在一起的麻烦。
从北京回到无锡，杨绛的学业自然不能耽搁。在沙巷口有一座庙，名叫大王庙，不知何时由祭祀场所改为了学校，名字也随先前叫作大王庙小学。由于场地有限，学校四个班级全部在一间大教室上课，有八十人左右，杨绛和两个弟弟便在这里开始了学习。
学校只有校长和一位姓孙的老师，孙老师让杨绛记忆颇深。他剃了个光头，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时常打学生，而且专门爱打脑袋，放眼全校学生，几乎不存在没挨过打的人。直到杨绛和弟弟们出现，他们成了从未挨过打的学生，或许是因为他们父亲是做官的，所以老师有所顾忌。
时至今日，杨绛仍会不时回忆起在大王庙小学的时光，她说：“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她曾回忆道：“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得朗声唱诵，称为‘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
被他们称作“孙光头”的孙老师怕是早已作古，他断然不会想到，在他离开人世后，还会出现在杨绛的笔下，被众多人所知晓，也算当了一回名人。
对于同学们一起做游戏，杨绛也记忆犹新，如今化作文字，读来仍回味无穷。有一次，他们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的游戏，她拈阄拈得“贼”，随即拔腿就跑，一旁的玩伴还以为她疯了，拉住她问她干什么。她急得说：“我是贼呀！”玩伴听罢说道：“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接下来便是更有意思的对话，杨绛说：“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便耐心教她：“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她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她只觉得委屈，赶忙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喧’，‘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大庙东庑便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就在里面踢毽子。但对杨绛来说，这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她回忆说：“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虽然父亲因工作原因总是去留不定，但这烦恼只是大人的，与杨绛并无多大关系，她依旧在父母的呵护下，过着小孩子的生活。
童年虽已遥不可及，然而光阴走过后，总有回忆留下来。记忆中，那座大王庙小学并未有丝毫改变，不谙世事的她也一如往常。过去的一切被尘封在记忆中，时不时等她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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