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古典名著释读丛书

内容提要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方言、传播、影响等基本问题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评述；二是对《金瓶梅》的时代特征、创作主旨、文化意蕴、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三是对《金瓶梅》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情节构成、讽刺手法、语言艺术等成就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评论。力图使读者对《金瓶梅》有一个较为全面、同时又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

王平（1949–），男，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著作主要有：《聊斋创作心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古典小说与古代文化讲演录》《金瓶梅研究精选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播研究》《明清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章 《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时间与版本

一 、《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及其成书与作者问题

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三、关于《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几点思考

四、关于《金瓶梅》的版本

第二章 《金瓶梅》的时代特征

一、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

二、饮食文化描写的时代特征

三、性描写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因素

第三章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

一、劝善戒淫

二、暴露黑暗

三、苦孝与泄愤

四、色空观念

第四章《金瓶梅》的人物形象

一、西门庆

二、潘金莲

三、其他女性形象

四、其他男性形象

第五章《金瓶梅》与民俗文化

一、《金瓶梅》与运河文化

二、《金瓶梅》与巫卜文化

三、《金瓶梅》与婚俗文化

第六章 《金瓶梅》的叙事艺术

一、辐射式的叙事结构

二、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

三、回宗教描写的叙事功能

四、张竹坡的叙事理论

第七章《金瓶梅》的艺术成就

一、人物塑造

二、情节构成

三、讽刺手法

四、语言艺术

第八章《金瓶梅》的方言之争

一、《金瓶梅》方言的复杂性

二、《金瓶梅》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系统

三、《金瓶梅》中的各地方言

第九章《金瓶梅》的传播

一、《金瓶梅》传播与接受中的价值取向

二、《金瓶梅》的传播者与传播内容

三、20世纪《金瓶梅》的传播媒介及海外传播

四、《金瓶梅》的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

后记

    其次是其伦理教化价值，从《金瓶梅》的情节结构来看，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男女主人公皆因放纵欲望，终于败亡，这就是作者“独罪财色”二字的创作本意。《金瓶梅》以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形象作为反面人物告诫世人，而并非让世人以其为效法榜样。西门庆的由盛转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财色”诱人亦害人。正如张竹坡评语所说：“此回总结‘财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诗，放于西门泄精之时，而积财积善之言，放于西门一死之时。西门临死嘱敬济之言，写尽痴人，而许多账本，总示人以财不中用，死了带不去也。”[5]早在上世纪初，就有人指出了《金瓶梅》的劝惩价值，梦生1914年《雅言》卷第七期《小说丛话》中说：

《金瓶梅》乃一美之小说，以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故。若以《金瓶梅》为不正经，则大误。《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若以《金瓶梅》为导淫，则大误。……《金瓶梅》开卷以酒色财气作起，下却分四段以冷热分疏财色二字，而以酒气穿插其中，文字又工整，又疏宕，提纲挈领，为一书之发脉处，真是绝奇绝妙章法。写“财”之势力处，足令读者伤心；写“色”之利害处，足令读者猛省；写看破财色一段，痛极快极，真乃作者一片婆心婆口。读《金瓶梅》者，宜先书万遍，读万遍，方足以尽惩劝，方不走入迷途。[6]

再次，《金瓶梅》的审美艺术价值亦不容忽视，《金瓶梅》的出场人物大大小小有四百余人，其中不乏有血有肉、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宋蕙莲、陈敬济、应伯爵、韩道国等等。明代谢肇淛《金瓶梅跋》指出：“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7]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金瓶梅》从复杂的现实生活出发，情节纵横交错，形成了一种辐射式结构。从全书来看，总的是写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其中以西门庆为中心，形成一条主线，由此辐射到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他们在一个家庭内矛盾纠葛、联成一体。这个家庭又与市井、商场、官府等相关联。《金瓶梅》的讽刺手法运用得更为巧妙成熟，既有比较直白的讽刺，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也有深藏不露的讽刺，让人感到含蓄幽默；还有似褒实贬的反讽，令人玩味深思。《金瓶梅》运用纯属的白话口语，无论是叙述、描写，还是议论、对话，都十分细致生动传神。早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便称赞《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8]。这些特点具体表现在细腻周密的白话叙述、鲜活传神的口语对话、活泼俏皮的俗语运用等几个方面。

至于《金瓶梅》的淫秽描写，应当从传统文化观念与时代思潮的冲突裂变中去寻找。明代中叶的社会时尚和社会思潮对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尤其是节欲适度、纵欲恶报、万恶淫为首等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顾一切地去寻欢作乐，聚敛财富，直至放纵性欲。但是，内心深处又认为这些行为不可取。《金瓶梅》的作者把握住了人欲横流的时代特点是其敏感之处；但是他又试图用传统的伦理观念批判否定这一社会现象。正是这种两难的处境，使小说的性描写呈现出了畸形的特征。

《金瓶梅》既然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理应扩大其受众群体，并使读者对其有一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本书对《金瓶梅》的基本情况做了分析评述。全书分为九章，章介绍《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时间及版本问题，这虽然是文本之外的情形，但能够帮助读者对《金瓶梅》的基本问题有所了解。第二章分析《金瓶梅》的时代特征，只有把握住了《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才能够对《金瓶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三章讨论《金瓶梅》的创作主旨，《金瓶梅》的立意在于“独罪财色”二字，这是理解《金瓶梅》的关键。第四章阐述了《金瓶梅》与民俗文化的关系，《金瓶梅》是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巧妙地将民俗事像融入小说之中，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画卷。第五章评论《金瓶梅》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金瓶梅》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个性鲜明，贴近生活，特别真实。第六章集中分析《金瓶梅》的叙事艺术，《金瓶梅》以家庭生活为素材，不仅头绪繁多，而且非常琐细。作者运用高超的叙事技巧，使全书结构完整，情节紧凑，细节逼真。第七章评价《金瓶梅》的艺术成就，除了叙事艺术之外，《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情节构成、讽刺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也均令人称道，值得后人借鉴。第八章对《金瓶梅》的方言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了《金瓶梅》方言十分复杂，其原因在于故事发生地是多种方言的汇集之地。第九章论述了《金瓶梅》的传播问题，尤其是通过传播中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接受群体对《金瓶梅》的基本判断，相信这部经典小说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衰竭。

与其它长篇章回小说相比，《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有限，许多读者或许无法读到原著。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在涉及到《金瓶梅》的有关人物情节时，尽可能多地引用原文，以加强感性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金瓶梅》的版本有万历词话本、崇祯绣像本、张竹坡评点本三个系统，在引用《金瓶梅》原文时，为理想的当然是以原刊本为依据。但条件所限，无法做到，只好退而求其次。故本书所引用词话本原文均据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影印本；所引用张竹坡评点本原文均据齐鲁书社1991年王汝梅等校点本。个别明显错误，则参考其它版本加以订正。特此说明。

铺就阅读和研究的路径

——评王平先生的力作《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

马 达  张弦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王平在《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一书中，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方言、传播等基本专题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评述；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创作主旨、文化意蕴、人物形象等思想内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对《金瓶梅》的叙事布局、人物塑造、情节构成、讽刺手法、语言特色等艺术成就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评论，力图使读者对《金瓶梅》有较为全面又客观公正的认识。

关键词：书评；王平；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自从草创时期出版了要与《金瓶梅》“反其道而行之”的清代小说《歧路灯》后，古代小说及其研究著作便成为我社图书出版的重要领域，近四十年来，这类图书不绝如缕，至今蔚为大观；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和我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5年我社出版了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研究专家和学者们好评如潮。于是我们又策划了一套《古典名著释读丛书》——这个丛书名是王平先生提议的，收《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卫绍生著）、《施耐庵与〈水浒传〉》（石麟著，已出版）、《吴承恩与〈西游记〉》（蔡铁鹰著）、《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王平著，即出）、《曹雪芹与〈红楼梦〉》（郑铁生著，已出）等五种书。作者均是在其所撰述的领域有多种相关研究著作出版的权威专家。作为《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一书的编审者，我们荣幸成为此书的批读者，让我们在此向《金瓶梅》研究的专家和爱好者共享我们的感想和愉悦吧。

作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山东省《金瓶梅》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平先生从事《金瓶梅》文化研究和领导工作，已有三十年之久。除了发表许多相关论文外，十几年前，作为“齐鲁历史文化丛书”之一，他就撰写出版了专著《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2015年，他的《王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被纳入《金学丛书》（第二辑），也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他的金学研究果实累累，其成就勿庸我们赘言。

这部全方位论述《金瓶梅》及其作者的“经典名著释读”著作，以其平实、明白、简洁、优美的文笔，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方言、传播等基本专题做出了深入浅出的评述；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创作主旨、文化意蕴、人物形象等思想内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对《金瓶梅》的叙事布局、人物塑造、情节构成、讽刺手法、语言特色等艺术成就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评论。作者力图使读者对《金瓶梅》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又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不仅使研究者受益，对初读《金瓶梅》的读者，也能通过阅读他的阐释，粗通或者读懂《金瓶梅》这部“奇书”，得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金瓶梅》从其问世，就是一部争议不休的小说。争议的焦点在其淫秽情色描写。那么是否就因此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呢？显然不能。《金瓶梅》具有许多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其社会认识价值。鲁迅先生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1]《金瓶梅》作者“独罪财色”的意图，使这部书的伦理教化价值，也同样不容使人忽略。尤其应当看到的是《金瓶梅》所具有的审美艺术价值。这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世情小说，列为“明代四大奇书”，被誉为“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2]。《金瓶梅》以其细腻又辛辣的笔触描绘出明代社会的风俗长卷，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请王平先生来释读《金瓶梅》的用意所在。

《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三十余万字，共分为九章。

王平先生在章从厘清《金瓶梅》的早期传播过程和成书时间入手研究，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应是明代万历年间较长时期生活在运河临清一带的普通文人。关于“兰陵笑笑生”究竟何许人也，几百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已有六七十种说法，王平先生列举吴敢先生在《金瓶梅研究史》中的六种广有影响的说法，但又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论据做了较充分的辩证并且论及丁惟宁之子丁耀亢创作《续金瓶梅》之事，可见他对此说的兴趣。在版本流传方面，作者着重介绍了《金瓶梅》的三种主要版本，并将《金瓶梅》的词话本和崇祯本加以比较，认为“崇祯本版刻上保留的词话本的遗迹很多，足以说明崇祯本与词话本的亲缘关系，平行无直接关系说似不能成立”。

在第二章论及《金瓶梅》的时代特征时，王平先生认为，根据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给董其昌的信，可知此时《金瓶梅》已在社会上开始流传，这就可以认定其创作时间不晚于万历中期，而这时也正是王学左派思潮盛行的时期。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别号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心学亦称王学，流布天下，在嘉靖、万历期间形成了多种派别。其中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从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的重要契机是王学的兴起。《金瓶梅》中“欲与理”的矛盾是以往文学作品中“情与理”矛盾的延续，但它赤裸裸地将人的本性中的原始欲望挖掘出来，故又是一种突破。没有王学左派思潮的影响，这一突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一突破又由于王学左派的局限性，使《金瓶梅》又回到传统伦理道德的樊篱之中，造成了《金瓶梅》在思想上、人物形象上、描写手法上，以及社会环境表现上的畸形特征。《金瓶梅》是中国16世纪在文化裂变时代所孕育出的畸形儿。

接着，王平先生分别论述，西门庆身上所看出的中国商贾阶层的先天不足，面对封建政治只会委曲求全，极尽讨好之能，造成了他这个畸形儿的结果，显示了16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分化与裂变的不平衡。从潘金莲等女性身上以及她们所处的畸形家庭环境，可以看出“个性解放的异端思潮、尊重妇女的先进思想并未动摇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

在论《金瓶梅》的饮食描写中，王平先生指出，在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像《金瓶梅》这样如实地描绘出毫无节制的食欲狂求，小说广泛地揭示出了饮食与权力、财色的密切关系，真实地反映出饮食礼仪规范的牢固约束力。如此频繁、如此细致、如此广泛地来描写这种种饮食活动，绝非是偶然，而是独特的时代氛围使然。从中不难发现书中这种描写对于当今社会的警示意义。

王平先生在此章的“性描写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因素”一节中，对《金瓶梅》中的畸形性描写的原因也是从传统文化观念与时代思潮的冲突裂变入手来分析，并指出：性描写在全书只是很少一部分文字，但这一描写却有着鲜明的时代意识，冲破了程朱理学的禁区，“肯定世俗男女自然情欲的不可遏制，其人性启蒙意义仍然不应低估”。性享乐、性满足成为书中人物位的追求，从而强调了人的自然天性是不可抗拒的这一新的价值观念，因此，《金瓶梅》的性描写在价值取向上便有了审美意义。

在第三章谈到《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时，王平先生指出，劝善戒淫是作者对人生层面问题的思考，暴露黑暗是作者对社会层面问题的思考，苦孝与泄愤是作者对自身层面的思考，色空观念则是作者对哲理层面问题的思考。他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色空观念做了比较，他认为这两部作品中均贯穿盛极必衰、人生如梦的色空观念，但二者盛衰的原因、过程，以及“色”的实质内涵和“空”的结局均截然不同、大相径庭。《金瓶梅》可以说是“独罪财色”的檄文，《红楼梦》则是美好情感遭到毁灭的哀歌；《金瓶梅》以轮回转世预告了下一个色空过程，《红楼梦》则以涅槃圆寂宣告了身心俱灭的彻底死亡。《金瓶梅》将财色视为罪恶渊源的同时，也否定男女之情有纯洁与美好的一面。而《红楼梦》不仅讴歌了真情，其伟大之处乃在于宣告了真情的毁灭、美好理想的毁灭；不仅与《金瓶梅》一样，将财色利禄归于“空”，甚至于美好的情感也同归于“空”，这就使《红楼梦》色空之空，无论从程度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远远超过了《金瓶梅》。这种人生的大彻大悟使《红楼梦》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西门庆的那点仅有的真情，几乎全被淫邪吞噬了，而贾宝玉则以个性的“情痴”，屹立于文学之碑廊中。

在第四章“《金瓶梅》的人物形象”中，王平先生指出，《金瓶梅》刻画了上至朝廷下迄市井的各色人物，他们均源自现实生活，性格鲜明，栩栩如生。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生动具体地展示了明代中叶的社会情形，表现了人生的种种幸与不幸，揭示了人性的丑陋与悲哀。

《金瓶梅》“独罪财色”二字，贪财好色正是西门庆的主要特征。王平先生从商人、市侩、恶霸、色鬼等种种方面对西门庆加以解剖，指出西门庆是商人，但又不是循规蹈矩、合法经营的商人；西门庆是流氓，但又不是寻衅斗殴、赤裸上阵的流氓。他是特殊时代造成的典型人物，是传统文化与时代意识碰撞孕育而成的畸形儿。王平先生摘取小说中的典型描写事例，分析潘金莲这一人物，认为她是由其卑微的身世与不幸的婚姻，而成为一个受侮辱、被玩弄的女性，但她又为维护自己的私欲而阴险歹毒，为放纵私欲而心理扭曲。潘金莲这一人物的描写，显露了《金瓶梅》的作者对人欲如何认识和处理的矛盾和摇摆。王平先生还分析了西门庆家中潘金莲之外的妻妾人物形象，使读者对这一官商加流氓家庭中女性描写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认识更深化更理性。他还对书中除西门庆之外的上起朝廷命臣下至市井无赖等大大小小的男性形象分为三层作了分析，指斥他们或贪腐成性，或寡廉鲜耻，或见钱眼开，或忘恩负义，“皆是枉为人也”（张竹坡语），都是16世纪那种伦理迷乱、道德丧失的无序社会环境的产儿和写照。

本书的第五章是论述《金瓶梅》中的民俗文化。《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与临清有着密切关系。明代临清受到发达的运河经济熏陶，商业气息浓厚，商品经济繁荣，这里的运河文化能得风气之先，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很深，一方面能使这里的民间文化从僵化的程朱理学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金瓶梅》中的占卜、方术、祭祀、婚丧等描写中的巫卜文化，主要作为一种叙事功能，展示了明代中期民间信仰的方方面面，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部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世情小说中，婚俗描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描写对描摹人物心理、表达创作主旨、构思故事情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通过比较《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这三部世情小说在婚俗描写上的异同，论述了后代世情小说所受《金瓶梅》的影响和在《金瓶梅》之后的不断进步。

《金瓶梅》所开创的辐射式的叙事结构，也给其后的许多世情小说以很大影响。《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莫不如是。在本书第六章中，王平先生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为例，解说了什么是以人物为中心、什么是以情节为中心、什么是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的辐射式结构，以及《金瓶梅》的“时间倒错”叙事方式及其意义。

在本章中，王平先生还专门论述了《金瓶梅》回宗教描写的叙事功能，指出其强化题旨、照应结构、刻画人物的作用，对读者品读《金瓶梅》细旨，深得其中之阃奥，有着示范作用。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使他成为与金圣叹、毛宗岗鼎足而三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他们对小说整体结构特征的见解十分相似，但张竹坡更看重《金瓶梅》的细密结构和深刻寓意，这是其叙事理论的独特的精华所在。王平先生从叙事逻辑、角色功能、修辞手法等三个方面对张竹坡的小说理论做出的论说，使读者深刻意识到研究、认识张竹坡的小说理论，也是研究、认识《金瓶梅》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的第七章中，王平先生详细论述了作为小说家基本独立完成的、部以家庭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在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他从人物塑造、情节构成、讽刺手法及语言艺术等四个方面，开展了对这一命题的议论和阐释。

他指出，在人物塑造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金瓶梅》更注重从其他人物眼中所见等间接手法（包括烘托手法）描写人物的外貌特征，并同时以此揭示了角色的内心活动。小说中那些独具个性化特色的对话，鲜明地表露了人物性格。他举出多个例证，说明《金瓶梅》是如何以细微具体典型的细节描写来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又如何以成功的心理描写——人物独白、言语行动、作者议论来刻画人物的心理，从而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

他又指出，《金瓶梅》从复杂的现实生活出发，以西门庆为中心，辐射到他的妻妾，与他的家庭联为一体；这个家庭又辐射到市井、商场、官府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纵横交错，千头万绪，浑然一体。《金瓶梅》的情节之间，交错穿插，波澜起伏。家庭琐细、妻妾争斗、狐朋狗友、青楼妓院、商业欺诈、官场应酬等构成了主要故事情节，在交错碰撞间，使故事在变化流动起伏之中向前推进，既不呆板，又主次分明。在西门庆家庭内部，众妻妾、仆妇、丫鬟之间以潘金莲为中心的或大或小接连不断的矛盾冲突，推动了情节发展，“后来许多世情小说都借鉴了这一艺术手法”。他还以第二十八回围绕着潘金莲的红绣鞋所构成的四个递进情节、第三十一回借一把酒壶构成潘金莲与李瓶儿渐生龃龉的情节、第四十九回以后以胡僧春药反复出现的情节为例，说明《金瓶梅》擅长借助某一具体事物结构情节，使故事进程接续荡起新的波浪，不断丰满人物的形象，描画出花团锦簇的内容。

他对《金瓶梅》的直白讽刺、含蓄讽刺、反讽等几种艺术手法加以分析，还指出，这些巧妙成熟、令人玩味沉思的讽刺手法更加深了人物的刻画程度，使读者更立体更贴近地感受到人物的本性，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后他全面论述了《金瓶梅》细腻周密的白话叙述、鲜活传神的口语对话、活泼俏皮的俗语运用的语言艺术。正是这些鲜活的语言使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从历史演义、神魔鬼妖和英雄传奇的题材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世间人情的新天地，开创了长篇小说发展的新篇章。

《金瓶梅》研究中的方言之争，和作者之争一样复杂、热烈。有山东方言说——其中又有峄城说、临清说、五莲说等不同，有冀鲁方言说，有吴语方言说等众说不一的结论。在本书第八章中，王平先生认为众多学者在方言研究结论方面的差异，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的复杂性。在《金瓶梅》的语音系统研究上，他比较推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张鸿魁先生的《金瓶梅语音研究》一书的结论，认同张先生所说《金瓶梅》中的语音更接近于冀鲁官话。他说到，《金瓶梅》的词汇系统非常庞杂。一般来讲，只有交通便利之处，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词汇交融现象，而运河山东临清一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明代临清一带的语言特点尤其是词汇特点正是南北方言、官话、俗话、行业语融会贯通的运河语言词汇特点。《金瓶梅》中的多样语法现象，对于探索《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的生活地域是颇有意义的，也正说明了《金瓶梅》语言的包容性和兼容性。

本书第九章全面又专门地论述了《金瓶梅》的传播和影响。在《金瓶梅》的传播与接受中，其价值取向多元并存，因人而异。大体说来，明清两代对《金瓶梅》的伦理教化价值较为看重，20世纪则更为重视其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艺术价值。至于对其负面价值的认识，历来都存在着歧义，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诠释者则表现得更为客观理智。在伦理教化价值方面，代表性的看法是词话本欣欣子的序中所强调的《金瓶梅》的价值在于以轮回报应达到劝惩的教化目的。王平先生在他自己的一篇论文中就《金瓶梅》的“讽世”价值指出：“西门庆家的由盛转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财色’诱人亦害人。……这也正是作者向世人进的箴言”[3]。词话本《金瓶梅》廿公所作跋语，虽不过寥寥数语，却以“曲尽人间丑态”六字概括了《金瓶梅》的社会认识价值。这一评价在传播中不断被加以肯定，进入20世纪，评论者更重视其这一价值。王平先生列举了诸家之说，他赞同并引用了章培恒先生的看法：《金瓶梅》“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绘”，“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小说通过对西门庆这个作恶多端却能步步高升的恶霸的描述，深刻揭示了“当时统治集团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的社会现实。[4]他认为这是20世纪对《金瓶梅》的主流价值取向的代表之说。

张竹坡早对《金瓶梅》的审美艺术价值做出全面论述。他认为《金瓶梅》与司马迁创作《史记》有相同之处：“《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5]在张竹坡的《金瓶梅读法》中，从叙事结构、人物刻画、反讽手法等多个方面充分挖掘和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清代刘廷玑以其敏锐的艺术鉴赏能力说道：“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露，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6]对《金瓶梅》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技巧等艺术价值格外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王平先生认为，20世纪中，研究者对《金瓶梅》的审美艺术价值众说纷纭，全面推介，是充分挖掘的时期。

关于《金瓶梅》的负面价值问题，王平先生论道，其主要集中在露骨的淫秽描写上。明清两代的论者多以“诲淫”斥之，而吴趼人则以一位小说家的自身体会认为《金瓶梅》的作者自有其“惩淫”之良苦用心。20世纪后期，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他介绍了刘辉先生的观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从大胆肯定人的性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觉醒。”《金瓶梅》绝然不是一部淫书。[7]他又介绍了张国星先生将性描写视为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观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笑笑生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构架人物命运、完成其艺术目的的重要之笔，反映着作家的文化——艺术观念，是小说不可阉割的有机成分。”“审美不是美，更不等于美感；人类的性爱‘并非不洁’，而小说形象却能让你看了反感，这恰恰说明了它审美功能的价值实现。”而且，“作家选择性甚至是淫乱作为审美观照的角度，并以此展示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世界，无疑是不能非议的”。[8]

王平先生的介绍，无疑是为了让读者了解，《金瓶梅》在传播中是如何逐步得到人们全面公允的评价的。这其中不也折射出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宽容吗！

在“《金瓶梅》的传播者与传播内容”一节中，王平先生运用传播学的专业理论对这一命题展开论证分析。《金瓶梅》传播者的个人层面有研究者和改编者。研究者以其理性和动态化的研究，改编者以其个性和复杂化的再创作，对《金瓶梅》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出版机构以其“守门人”的角色，研究机构以其集体效应，体现了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的宏观影响。1989年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有力推动和组织了《金瓶梅》研究的前行，其功不可没。进入20世纪后，政府对待《金瓶梅》的文化政策的变动，以其控制性、权威性和政治性，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在质的方面的提升；也对自由、分歧的公众舆论起到了引导作用。

20世纪以来《金瓶梅》的印刷出版、戏剧传播、影视改编、绘画表现、饮食实践、网络传送，等等，都以不同方式扩大了《金瓶梅》的影响，使其走出了研究者的书斋，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外向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而《金瓶梅》的海外传播，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从新的角度解读了这部文学巨著。王平先生认为，从《金瓶梅》的传播可以看出，《金瓶梅》依然散发着独具一格的文学魅力，凸现了与时俱进的社会价值，永远根植历史的坐标原点而成为一块古典文学中的无法磨灭的里程碑。

王平先生还以《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等小说为例，论到《金瓶梅》对清代世情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和它们对《金瓶梅》的继承。他还论述了《金瓶梅》对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等说部创作的影响。由此可再次见证《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崇高地位。

总之，王平先生从横向归纳并全面总结了“金学”研究的成果。在读了《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增订本）以后，读者会对《金瓶梅》的诸如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时代特征、创作主旨、文化内涵、人物形象、叙事特点、艺术成就、地域方言、传播影响等“金学”基本问题，都有一基本了解。他在本书中的娓娓论述和释读，体现了一位金学研究大家的智慧和包容。相信《金瓶梅》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在阅读后会比我们得到更多的启迪和体会，使金学研究在更明确的方向上展开、深入下去，取得更大进步；使我们的人文素质和文明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