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4791
“法治应当包含两层意思：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如何一方面让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另一方面又让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就需要在法治的形而上、形而下层面都有所把握和设计，这样才能*终形成良法之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写道：“法治应当包含两层意思：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如何一方面让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另一方面又让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就需要在法治的形而上、形而下层面都有所把握和设计，这样才能*终形成良法之治、裨益法治完善。
围绕良法善治两个层面的诸多相关因素，本书从逻辑诠释、理论探讨、教育思索、制度辨析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个部分从逻辑思维的视角观察良法善治的现实运作，第二个部分则从滥觞处对良法之治中的思想观念进行正本清源，第三个部分力求在法学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让良法善治更接地气，第四个部分则从良法善治里新旧事物的碰撞中反思既有制度、设计未来制度。贯穿始终的，既有部门法的案例，又有法制史中的传统；既有古代和现代的中国问题，也有外国的困扰。对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民众、社会对于良法善治之理解和运用的观察、思考，也许能为人们寻找良法善治抛砖引玉。
目录
章逻辑诠释
§1滥觞之异：中国与西方
§2三段论之用：呼格案
§3逻辑思维之用：聂树斌案
§4辩证逻辑：谁依赖谁
§5理性与感性：逻辑与灵感
§6科技不能承受之轻：人文关怀
§7逻辑不能释怀之重：原始创新041
第二章理论探讨
§1魔幻历史：西方的统一抑或分裂
§2法治精神：制度塑造诚信
§3正义原则：公平与相对公平
§4无思之罪：平庸之恶
§5传统文化：翡冷翠之于世界
§6战争与和平：中东难民
§7现实中国：江山多娇与“一带一路”
§8国家强盛：广武城今非昔比
§9家族超越：传承之道
§10香江之选：立场还是情感
§11非遗保护：前世、今生与传承
§12精神与物质：以何永恒？
§13女博士、母亲和女性主义法学
第三章教育思索
§1晚清中国人：先驱启蒙
§2教育之本：爱的教育
§3教育者：教学苦与乐
§4受教育者：读书何为
§5以学术为志业
§6热爱：超过野心之动力
§7坚韧：褚橙与中国法学
§8难与易：箭镇的中国人
第四章制度辨析
§1传统与现代：对立或是融合
§2著作权制度：中国古代有与无
§3法之理在法外：从赵娥到施剑翘
§4中华崛起：甘肃三关戍边不再
§5人类精神：莫高窟与数字化保护
§6法律与孝道：古今辱母案
§7法律至上：好人老张与法治社会
§8神兽：獬豸与谛听
§9神探：所罗门与包公
§10文化：东西合璧与楚河汉界
§11环境保护：入关、牛奶蓝等
§12人权：民权运动与有色人种
§6 法律与孝道：古今辱母案
２０１６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世人瞩目的聂树斌案终于在这年落下了帷幕。兴许是年末的聂案影响太大，吸引了大部分人视线，之前发生在山东的“刺死辱母案”进入公众视野，是在２０１７年《南方周末》进行报道之后。血案发生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因暴力催债而引发。女企业家苏银霞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１３５万元，月息１０％。在支付本息１８４万元和一套价７０万元的房产后，仍有１７万元欠款无法还清。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１１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催债人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企业员工闻之报警。警察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几个催债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致４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山东聊城法院的一审判决在经过媒体发酵后瞬间受到社会舆论诟病。姑且不讨论１０％的月息是否超过国家法律的规定，于欢是正当防卫还是激情杀人，民间指责的焦点集中在催债人辱母在前，伤人者被迫伤人。当着自己的面，羞辱生养自己的母亲———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面对这样的场景都不会无动于衷、置身事外。于是，当伤人者被迫伤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之时，法律却对前续发生的催债人辱母情节置若罔闻———这就点燃了民间舆论的导火索。在有着悠久孝道传统的中国，虽然今天对孝道的倡导已经不再像《二十四孝》所推崇的种种行为，但孝道仍然是中华民族重视和珍惜的品质。否则，国家刑法也不会对遗弃罪、虐待罪等内容加以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在今日的社会中足够了吗？今天对孝道的要求和古代的差别又在哪里？
东汉董黯为董仲舒六世孙，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却事母至孝。董黯母亲生病，想喝家乡的水，他竟然每次来回几十里山路到大隐溪挑水回来给母亲喝。据传在途中他绝不变换扁担的位置，为的是把担在肩前的那桶更干净的水供母饮用。于是，心情愉悦的董母常常向邻居王母夸赞孩儿的孝顺。王家虽然家道殷实，但是孩儿王寄却秉性顽劣、事亲不孝。王母与董母拉家常之后，董黯就成了王母回家拿自己孩儿进行比较的“别人家孩子”。比得越多，王母之子王寄心中的不满也日益增加。他不敢对董黯动手，趁董黯离家外出时，对董母进行了辱骂殴打。董母由此卧病不起，很快离世。悲愤至极的董黯守孝三年，日日以泪洗面。乡人不闻其语，只见寝苫枕干。三年守丧期满，意欲报仇的董黯考虑到王母年老，杀了王寄便无人侍奉她。又等了几年，王母因病过世，丧事办完之后，董黯这才斩下王寄首级，然后向官府自首。官府认为“大其复仇，义其锡类，而杀人者死，国有常宪，持两不能
决”，于是上报朝廷。汉和帝刘肇为其孝心感动，宽宥他擅杀之罪，并诏为郎中。董黯辞而不就，隐居终老。三国时东吴的虞翻写过《孝子董公赞》，如今只余８句３２个字：“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愤亲之辱，白日报仇。海内闻名，昭然光著。”到了后世唐、宋、元时期，不同方志上对于董黯的事迹均有过记载。
由此可以看到，同样是尽孝伤人，由于国家伦理价值要求、社会制度设计的不同，历史把不同承担责任的方式放在了两个当事人身上。于欢一审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董黯杀人虽然也为当时的国法不容，但终审受到宽宥甚至提拔。也许有人会提，董黯杀人是纯粹的为母报仇，于欢杀人却是有母亲欠债在先，所以两个案件的杀死辱母者不可同日而语。暂且把两个案件中杀死辱母者之前的不同情节搁置一旁，单就国家法律层面的规定而言。杀人者死，两个时代的法律规定并无出入。但董黯后受到的宽宥、提拔实则是种褒奖，既是综合考虑案件情况的结果，更是法条背后的伦理价值导向发挥了作用。在汉代，孝成为“天之经、地之义、德之本、民之行”。不仅统治者皇帝身体力行地侍亲尽孝，政府还以“举孝廉”的制度来选拔官吏。在用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来倡行孝道的同时，又用孝的内容来解释忠的意义，从而给孝的观念引申出新的范畴。到了东汉，孝的内容进而扩大到师生之间。当时提出了弟子对师长要行孝道，也即后人常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汉代的孝道不仅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教化的核心内容；《孝经》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教科书。虽然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之下孝道不乏负面效应，也有沽名钓誉之徒，但是孝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确为维系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难道不能够被称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
汉代以孝治天下受到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都是今时今日的社会、国家无法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的。礼治和法治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依据规范的性质等方面本来就有着天渊之别。不过，既然孝道的传统千百年流传，至今仍然有人交口称赞，就说明它具备民间基础、传统力量。山东聊城的“刺死辱母案”一审判决之所以引发了公众舆论和批评，就在于传统伦理在这场冲突中进行了反抗，占据了上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行之有效、流传久远，民间而非官方的认同、接纳极其重要。毕竟，国家制定法律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适用民众，终维护社会秩序。况且，执行法律的人群也是生活在与民众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即便可以把他们训练成为铁板一块、不进油盐，可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民众不会变成铁板一块、油盐不进。换句话说，法律获得民众的认同、接纳才是发挥其价值和作用的不二法门。唯有如此，国家层面制定出来的法律才不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根之木。进而言之，两者的契合程度越高，法律实效越好、司法权威越高；这一切只会让法律运作、社会运行进入良性循环的局面。反之，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的法律不是不可以推进，可是结局却不容乐观：束之高阁算是温和的局面，无形损害的是国家司法权威、削弱的是民众信任法律，终受到戕害的是国家和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伦理和国家法条完全可以在国家法律制定的过程中一改冲突、携手前行。或许这需要技术层面具体、细致的处理，但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传统优秀伦理在国家法律中的一席之地。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经谈到过这样的事例：有个人因为妻子偷汉子打伤了奸夫。这人在乡间这样做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妻子和奸夫合奸却没有罪，加上他又没有证据证明，反被奸夫告了殴伤之罪。接受诉讼的治安官员觉得为难：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这说明当时法律与传统伦理已然背道而驰。于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虽然今天的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治社会，但法治社会的建立断然不是单独依靠制定法律条文、建立若干法庭就可以实现的，更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认同、接纳。这样的认同、接纳固然可以通过改革来完成，可是为何不倚靠、挖掘已有的优良社会资源来做搭建法治大厦的铺垫呢？要知道，改革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否则可能未得法治的好处，却已先发生了破坏社会的弊病。而在这些倚靠、挖掘出来的优良社会资源之中，极有可能蕴涵了让法治秩序省时省力地建立起来的良方。况且，在法律中包含着传统风俗、优秀伦理的制度并非首创，而是早已见之于世界各国的国家制度之中。
当然，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并非全部都充斥着传统伦理和国家制度的冲突，也有国人、社会对西法的逐渐接纳、认同。这也许和中华文化的包容特性是密不可分的。姑且不论是否应该对传统伦理中优秀部分在法律制度中加以尊重、保留，在法治社会之中，首先要尊重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或者权威，也即服从法院判决是保证社会秩序的之策。那么，法院判决所遵循的法律实际才是焦点所在。所遵循的法律如果有违人伦、不近人情，那究竟是对法律尊严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损害？终对社会秩序有所保障还是有所破坏？也许，法院可以在民众、舆论有所反应之后再进行技术处理，将人伦、舆情等因素综合考虑之后再做出裁判。但是，这样几方讨巧的裁判是否真正符合了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呢？恐怕又得另当别论了。时至今日，法律已经成为人们寻求解决社会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与其让人数有限、精力有限的法官们在每个案件中都要左顾右盼、畏首畏尾，甚至皓首穷经地去定罪量刑，不如将诸如孝道之类的优良传统适当融入国家制度之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章立制。这样既减少了法院因斟酌此类因素而不得不耗费的时间、精力，又可以彰显国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在法条中广而告之的效果定然超过个案中的宣扬与肯定。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传统而延伸于生活的观念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而观念上的认同必然转化为行动上的步调一致。民众观念与国家法律的步调一致才是对社会秩序的好保障，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这时的法律，也才真正发挥了国家利器之功效。
聊城案件二审之后，国家会否考虑以孝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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