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北京

    《九门之缘》、《太平湖寻梦录》、《前门外》、《护城河与二环路》、《一溜河沿》、《蓟门烟树·土城·海棠花溪》、《四合院“入门儿”》、《大杂院》、《砖塔胡同》、《九曲回肠》、《宝钞胡同》、《礼士胡同的槐花飘香》、《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抚摸北京(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作者邹仲之)精选收录34位当代作家、学人言说北京的散文、随笔42题。

小引
北京乎！
抚摸北京
都市的表情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
第十二座雕像
半城宫墙半城树
九门之缘
太平湖寻梦录
前门外
护城河与二环路
一溜河沿
蓟门烟树·土城·海棠花溪
四合院“入门儿”
大杂院
砖塔胡同
九曲回肠
宝钞胡同
礼士胡同的槐花飘香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从干面胡同逃往北师大的小红楼
王府大街64号
东单三条33号
胡同生涯
群佛
饥饿的记忆像根金属线
广化寺
有关庙的回忆
天国
我从没爬上过香炉峰
闲话北大
大楼与书桌
淘书最忆是荒唐
京门忆旧
跨过那厚厚的大红门
东中街四十二号
锡庆门行走
住在恭王府
颤抖的城市
残月斜照荒寒
麦子店流水账
风吹白纸坊
在北京橡胶四厂
附录拓展阅读书目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三岁后住在重庆，八岁那年，跟随父母从重庆迁到北京。由那以后，便一直定居北京，经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时期，直到如今渐入老年，已达半个世纪之久，所以，我虽不是“土生”于北京，却可称得上是“土长”在北京了。关于我自称“定居北京半个世纪”这一点，曾引出过质疑，比如一位海外的汉学家就问过我：你“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上山下乡”吗？没有“下放锻炼”过吗？没有去过“五七”干校吗？他知道我出生于1942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该是二十四岁，按十九岁上大学算，如果是五年的学制，我那时应该大学快毕业而尚未能分配工作，在卷入“红卫兵”运动之后，应该是有一段离开北京的“上山下乡”或“下放锻炼”的经历，至少得一两年；如果我在1966年以前已然分配了工作，则又难免有下放到外地“五七”干校的遭遇；因此，我的“定居北京”，怎么说也该是断续的。可是，我的实际情况是，户口自1950年后从未迁离过北京，1966年以前既没有到外地上大学，也没有被派往外地参加“四清”，1966年后也没有上山下乡或下部队或到“五七”干校锻炼，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虽年年都有国内或海外之游，但最长也都不足三个月。在我八岁后的生命史上，迄今为止，没有连续三个月双脚不踩北京地皮的情况出现过。这就使得我，对北京从此刻前溯，差一点点就满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具有最充分的“现场感”，我的观察体验，身历憬悟，一旦用文字“侃”出，也许，其“一手”的资料价值，总还不可抹杀吧。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重庆海关的职员，我家住在长江南岸，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海关划子”(一种小的机动船)摆渡，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嫌我在家淘气，而那时附近并没有托儿所，只有一座海关子弟小学，于是她将那所小学权当托儿所，把我送去上了一年级，那是1947年，我只有五岁。父亲在国民党的海关里，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过从甚密，对他们很起了些掩护作用。1949年lO月1日，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重庆还没有解放。父亲跟地下党一起，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保存海关物资的工作——我曾以此为素材，拓展想象，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嘉陵江流进血管》——1949年年底解放军来到后，重庆海关成立接收小组，成员除了军代表和公开了身份的地下党员以外，还特别吸收了我父亲参加。那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立即调用重庆海关的原地下党员到任，而他们又特别推荐了我父亲，去担任新海关统计处的副处长。于是，1950年初，父亲以兴奋的心情，携母亲和我的小哥、阿姐和我，先乘江轮到武汉，再乘火车抵达北京。到了北京，暂时把我们家安顿在东交民巷的海关机关的一座洋房的地下室里。我因为上学早，因此也许比同龄的孩子在感知身外世事上较为敏锐。刚到北京时，正值寒冷的冬日，待在屋子里，也仍然冻得够戗，偶然跟着大人外出走走，只觉得街道上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对比于重庆南岸四季有绿的风光，真是不喜欢。那时小哥、阿姐和我一时都未能解决转学续读的问题，窝在家中，一起嬉闹时，常常故意学着父亲的腔调说“北京好着呢”以为讽刺。父亲和母亲在重庆带着我们奔赴北京时，的确频频地向我们宣谕北京的佳妙。他们虽祖籍四川，很小便随我爷爷到了北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婚后才离开北京。他们壮年时得以回来，大有重归故里之感。我们一时却难以共鸣。记得母亲曾带我去前门某胡同，一座大四合院里，探视某昔年的故旧，那破败的门牖，纸制的窗帘，烧煤球用以取暖的，比我身体还胖大的“花盆炉子”，以及一节套一节弯出窗户去的黑铁皮烟筒，还有大砖炕上半身不遂的、戴着旧式黑绒帽、喉咙里呼噜呼噜总涌着黏痰的胖老太太，炕头放着的齐我大腿跟高的、长脖细腰的黄铜痰盂，连带着弥散在他们屋子里的羊肉茴香馅饺子的气味，都铭心刻骨地让我感到与之格格不入。那该是旧北京的残存景象之一。没过多久，海关总署为我家安排了正式宿舍，在钱粮胡同三十五号。现在那条胡同的外观变化并不很大。但我们住过的那个院子，经重新编排门牌号码，已不是三十五号了。那是一个不仅有外院，有垂花门通进去的，院心栽有四株西府海棠的漂亮内院，而且还有后院、侧院和花园的，很大的一座宅院。据说汉奸当权的敌伪时期，那座院子一度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关，我家所入住的那套住房里，便留下了明显的“和式”格局。我随父母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十年，从八岁到十八岁。这个院子不仅是我从童年、少年向青年时代过渡的生命空间，也是我心性发育的重要载体。那院子使我逐渐喜欢上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市民生活，我家门外那高大的合欢树(即马缨花树)，我家后窗外仲春时几乎要把花枝伸到我床头的西府海棠，后院那需要三四个孩子才能合抱的古槐，还有分布在好几处，每到秋初全院孩子都会为收获、分配其上果实而激动的枣树、核桃树，都扎根在了我的心灵中，永不会枯萎……住到钱粮胡同以后，我先在胡同南端的私立耀华小学插班。至少到1953年左右，那时还有很多的私营机构，从私人工厂、商店、电影院到私立学校。我家附近当时的蟾宫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就是私营的，记得家里大人曾带我去那里看过费穆导演的、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和美国好莱坞的彩色歌舞片。虽说我上学早有早慧的可能性，但那时这样的电影只能让我没看完第一本便在座位上呼呼大睡。抗美援朝以后，美国电影被驱赶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戏照唱，家里大人全是戏迷，带我看了不少京剧以及评剧(那时叫“绷绷戏”)，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从大鼓书等曲艺形式攒合而成的曲剧，我由此不仅知道了“四大名旦”，也知道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以及新凤霞、魏喜奎……”P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