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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077156
编辑推荐
世界的中心正在向东亚偏移。不了解中国就不理解东亚；不理解东亚就看不清世界的未来。
内容简介
百年沧桑，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大后起国家，120年来经历了2次此消彼长的日出日落。120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不归路，当时的日本如旭日东升，中国则一步步夕阳日下。120年后的今天，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从2002年起GDP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经济却步履阑珊、踏步不前。那么，12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消长，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天地翻覆呢？作者从资本投资角度，深入探究百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此起彼落之谜，认为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战前中国与日本在工业化投资规模上6.6倍的巨大落差；而支撑中国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是高投资、高积累下的“重投资主义”。这对中国现今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目 录
上篇 应激突变：甲午惨败的深层逻辑 第一章 甲午：不对称的战争 军队素质差异 贵族的没落和职业军人的缺失 混杂的武器装备 《征兵令》和常备军 军人体格差异 第二章 天壤之别的军备 日本：在“瓜分世界”中分最后一杯羹 灰飞烟灭的坚船利炮 买得起马，配不起鞍 政府先吃螃蟹 军国主义的来龙去脉 第三章 惨败：投资规模11倍的宿命 工业投资：人均110倍的巨差 清廷：无奈的“超穷政府” 清末“税制”死结何在？ “绝对贫穷”的佃农&“绝对富有”的地主 租税悖论：表面平等中的不平等 偷税漏税的无底洞 “诸子均分”的磨盘 “税改”有这么难？ 为“科举”鸣冤 杯水车薪：晚清工业化投资中的地主资本 两头穷，中间富：被榨干的超穷政府投资 第四章 清末：财富“失血”总量 7500万人丧生的“人祸”——太平天国暴动 赔不完的“赔款” 天灾&人祸 三大黑洞吞噬的财富总量 第五章 大国魔劫 大国烹小鲜，需用大器 “制度”并不万能 丈量“制度” 制度差影响度 躲不开的中央强权 后发国家经济崛起的“三套马车” 第六章 “应激突变”：掩盖在历史背后的巨大潜能 屠杀逼出来的“英国工业革命” 重利之下必有勇夫 资本主义：并不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助产士 行会：工业革命的刽子手 科学与技术进步的角色 “应激突变”催生的奇迹 近代史上的4大“应激突变” 第七章 明治维新背后的“开港压强” 日本：海啸般的开港 “生存危机”在发酵 中国：平静如水的开埠 下篇 “中国奇迹”&“日本冬眠”的背后 第一章 苦涩的辉煌：中国式“重投资主义” 悲凉的起点：崛起前的中国 “中国奇迹”价值几何？ 第二章 中国式“重投资主义”素描 中国式积累之一：牙缝中的“中国首富” “崩溃边缘的挣扎” “北漂”和进城潮 “光彩”的成就 中国式积累之二：国企改造“三级跳” 起步：扩大自主权 突破：“利改税” “国企股份化”的不归路 “肉烂在锅里” 中国式积累之三：单相封闭中的“野蛮生长” 中国式“原始积累” 手机、网络、电单车 挡不住的外资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角色 “资本自由化”&“投资保护主义” 第三章 中国的经济泡沫 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失业” 中国经济是否会急刹车？ 大逃港：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应激压强” 第四章 日本经济是怎么进入“冬眠”的？ 真金白银的泡沫 投机的疯狂 赌风日盛 不动产投机的随波逐流 泡沫崩溃：曲终人散时 泡沫崩溃未必导致经济危机 盛极而衰 第五章 日本政府错在哪？ 昨天的精彩 步入歧途 民主的陷阱：赤字国债消费 拖垮日本经济的“三大出血口” 投资流失量&投资流失率 日本净投资：悲剧从这里开始 第六章 泡沫崩溃让日本失去了什么？ 设备陈旧、技术停滞 市场萎缩、物价缓降 奢华愈少、节俭日多 失业增加、人才外流 财政拮据、国力衰退 无米之炊的“安倍经济学” 财富的拖累 昔人已乘黄鹤去 要点回顾
媒体评论
不能破解这个“谜”，也许会让我们一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长期在懵懵懂懂中诧异。
在线试读
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是从1885年以后的10年中迅速拉大的。
由于财政吃紧，清廷从1888年以后开始消减对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全国军费亦有减无增，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正如户部在甲午战后承认：“查光绪十七年（甲午战前3年的1891年）四月间，臣等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借资弥补。”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份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仅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
这并不是说，晚清政府舍不得拿出钱来扩军备战，甲午战前清廷军费开支长期保持在50%左右，应当说已经竭尽全力了。这就是所谓“越穷越吃亏”，政府穷到这份上，白手起家把“洋务”办成这样，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甲午黄海战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械”，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当即“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炸。
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仅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
这就造成： 1.清军没有钱建立状态完好的常备军； 2.北洋水师的舰船和装备年久失修，长期得不到维护；长年没钱进行实弹演习，舰队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甚至连远洋航行都很少；3.陆军的武器装备混杂，几乎没有大的“拉练”和演习。清军单兵平均射出的子弹数量很高，但命中率却极低，仅为日军的1/9；4.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设立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具专业经验和知识的职业军人很少，“洋教官”多是摆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说法并不准确。军国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军人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前600年的将军幕府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军国主义，天皇也是一直被排挤为附庸。故，仅以“军国主义份子”的存在，还不能判断一个国家就是“军国主义国家”。
明治维新不过是一群中下级武士掌控的地方强藩，因为不满武士“半失业”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揭竿而起的政变。
最初的明治政府，不过是一个新的武士政权，取代了腐朽的将军幕府。所谓民主宪政不过是一件外套，军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什么主义呢？是“文国主义”。即，庞大的文官系统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军人不过是附庸，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人造反的担心从来没有放下过。中国“文国主义”的根基，是4亿超级人口大国基因。
清军一直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维持生计，因此将士逐渐失去实战能力。大多数士卒、兵、勇来自贫困人家，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还可以父子相传，故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自光绪三十年（1905年），清军才吸取清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实际上仍然沿袭饷银佣兵制。
日本的情况相反，1882年（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8月，山县有朋提出以“烟草增税”扩充军备，9月岩仓具视以大清国为假想敌、增税扩充海军，12月提出了总额5952万日元的扩军八年计划。其中：陆军1200万日元；军舰4200万日元；炮台552万日元。三年内陆军兵力扩增1倍，海军建造四十八艘军舰。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预算岁出只有7348万日元。翌年1883年（明治16年）军费预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扩军八年计划》完成后的1892年度（明治25年）该比例提高到高峰期的31%。
1892年8月，俄国开始在远东的海参崴建设军港，11月俄国太平洋舰队访问日本炫耀武力，给新成立的伊藤内阁极大刺激。伊藤接受了海军的扩张计划，追加建造10万吨规模的军舰，议会支持伊藤顺利通过了年度预算。
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支援国家海防建设，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明治二十年（1887年）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几乎全部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大炮（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大炮尾部刻 “献纳”标识以示敬意，并授予献金者 “黄绶褒奖章”予以表彰。清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收到“捐献金”和“寄赠物”、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估价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了879圆62钱5厘。
明治政府卧薪尝胆、勒紧裤带创立的海上运输业，也在战争中派上了用场。在海运方面，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大阪商船会社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到海参崴；南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 ～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1894年7月12日至次年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给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计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计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和军需的扩展，民间航运公司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竞争局面。在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10月），民间被征用船63艘计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撤及台湾作战，增加民间征用船38艘，使民间船只征用合计达到101艘计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
甲午战前1875—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万两（其中83.7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88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亿两的5.倍！
很多人总是喜欢拿慈禧太后动用200万两北洋水师军费说事，似乎如果北洋水师有了这200万两军费，中国就有可能打赢甲午战争似的。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暂且不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200万两白银，是中国向德意志银行500万两贷款中的200万两，并非北洋水师用款，就是比这200万两多一倍的钱都用于备战甲午，也只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
200万两白银对北洋水师来说，更换舱门密封圈也许够了，但“定远”一开炮就会震塌自己“飞桥”，说明北洋水师军备状态已经差到了极致，绝非200万两白银可以敷衍和改观。
甲午战争中所谓中方在某些枝节或战术上的失误，只不过加快了战争结束的速度而已，对战局整体胜负并无决定性影响。
由于财政吃紧，清廷从1888年以后开始消减对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全国军费亦有减无增，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正如户部在甲午战后承认：“查光绪十七年（甲午战前3年的1891年）四月间，臣等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借资弥补。”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份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仅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
这并不是说，晚清政府舍不得拿出钱来扩军备战，甲午战前清廷军费开支长期保持在50%左右，应当说已经竭尽全力了。这就是所谓“越穷越吃亏”，政府穷到这份上，白手起家把“洋务”办成这样，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甲午黄海战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械”，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当即“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炸。
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仅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
这就造成： 1.清军没有钱建立状态完好的常备军； 2.北洋水师的舰船和装备年久失修，长期得不到维护；长年没钱进行实弹演习，舰队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甚至连远洋航行都很少；3.陆军的武器装备混杂，几乎没有大的“拉练”和演习。清军单兵平均射出的子弹数量很高，但命中率却极低，仅为日军的1/9；4.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设立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具专业经验和知识的职业军人很少，“洋教官”多是摆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说法并不准确。军国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军人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前600年的将军幕府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军国主义，天皇也是一直被排挤为附庸。故，仅以“军国主义份子”的存在，还不能判断一个国家就是“军国主义国家”。
明治维新不过是一群中下级武士掌控的地方强藩，因为不满武士“半失业”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揭竿而起的政变。
最初的明治政府，不过是一个新的武士政权，取代了腐朽的将军幕府。所谓民主宪政不过是一件外套，军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什么主义呢？是“文国主义”。即，庞大的文官系统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军人不过是附庸，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人造反的担心从来没有放下过。中国“文国主义”的根基，是4亿超级人口大国基因。
清军一直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维持生计，因此将士逐渐失去实战能力。大多数士卒、兵、勇来自贫困人家，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还可以父子相传，故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自光绪三十年（1905年），清军才吸取清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实际上仍然沿袭饷银佣兵制。
日本的情况相反，1882年（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8月，山县有朋提出以“烟草增税”扩充军备，9月岩仓具视以大清国为假想敌、增税扩充海军，12月提出了总额5952万日元的扩军八年计划。其中：陆军1200万日元；军舰4200万日元；炮台552万日元。三年内陆军兵力扩增1倍，海军建造四十八艘军舰。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预算岁出只有7348万日元。翌年1883年（明治16年）军费预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扩军八年计划》完成后的1892年度（明治25年）该比例提高到高峰期的31%。
1892年8月，俄国开始在远东的海参崴建设军港，11月俄国太平洋舰队访问日本炫耀武力，给新成立的伊藤内阁极大刺激。伊藤接受了海军的扩张计划，追加建造10万吨规模的军舰，议会支持伊藤顺利通过了年度预算。
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支援国家海防建设，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明治二十年（1887年）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全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几乎全部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大炮（除两门大炮从外国购入外），大炮尾部刻 “献纳”标识以示敬意，并授予献金者 “黄绶褒奖章”予以表彰。清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收到“捐献金”和“寄赠物”、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估价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了879圆62钱5厘。
明治政府卧薪尝胆、勒紧裤带创立的海上运输业，也在战争中派上了用场。在海运方面，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大阪商船会社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到海参崴；南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 ～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1894年7月12日至次年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给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计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计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和军需的扩展，民间航运公司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竞争局面。在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10月），民间被征用船63艘计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撤及台湾作战，增加民间征用船38艘，使民间船只征用合计达到101艘计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
甲午战前1875—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万两（其中83.7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88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亿两的5.倍！
很多人总是喜欢拿慈禧太后动用200万两北洋水师军费说事，似乎如果北洋水师有了这200万两军费，中国就有可能打赢甲午战争似的。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暂且不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200万两白银，是中国向德意志银行500万两贷款中的200万两，并非北洋水师用款，就是比这200万两多一倍的钱都用于备战甲午，也只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
200万两白银对北洋水师来说，更换舱门密封圈也许够了，但“定远”一开炮就会震塌自己“飞桥”，说明北洋水师军备状态已经差到了极致，绝非200万两白银可以敷衍和改观。
甲午战争中所谓中方在某些枝节或战术上的失误，只不过加快了战争结束的速度而已，对战局整体胜负并无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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