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吕叔湘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把现代汉语归入近代汉语的范畴中，而近代汉语则指唐五代以来的书面汉语的连续体。他这一看法是在研究了公元9世纪以来大量汉语文献基础上得出的，其语言学同行多同意或认可这个结论。它促使我们在思考白话和文言之间的断裂时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对于白话文运动过程中一些长期以来视作当然或不证自明的看法产生了怀疑。本文是从对这一疑惑的追问开始的。

 

    反思现代汉语的由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自然要重新审视白话文运动。

 

狭义的白话文运动，指五四时期那一场以白话代替文言为目标的文体革新运动，实乃20世纪中国的激进思潮推动下的语言革命，其影响巨大，直到今天对于它的成功和成就，似乎没有人能够怀疑。

 

    因为白话文从开始就不仅是一种知识建构，也是一种权力建构。在20世纪中国政治力量左右分化之后，在拥护白话反对文言这个大是大非上，仍然具有基本共识。这样的看法一旦获得真理—权力的地位，它对于现代中国的形成具有构成性的影响，事实上它早已是我们现实不可分割的部分，甚至它主张自己是的部分，是全部。

 

    现代白话文的写作，有近百年的历史，与两三千年的文言文相比，还相当粗糙简陋，好作品少，文体家更少，阅读中学语文课本能看出来，还是古人文章好。

 

 

    二

 

    晚清的改良派，由于接触到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开始觉得汉字繁难、文言艰深，推进切音字运动之余，大力提倡白话文，试图把白话变成维新变法的宣传工具，此时，一些新的传播媒介进入中国，办白话报成为他们重要的宣传方式，但影响力有限。章太炎等革命派，政治主张激进，在思想和文体上仍是守旧的，坚持国粹主义，驳斥所谓采用万国语的论调。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果而终。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失败后，革命的冲动向思想和文化领域扩展，而自唐宋以来书面语的双重格局则为这一革命提供了适当的场所，文言和白话的“对立关系”或说“统治模式”被迅速构造出来并加以颠覆，革命在文本领域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斗争由此做出。

 

    民族国家的重建和迈向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一桩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统一国语，统一书面语，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改造中国的巨大冲动，被少数激进的文人首先落实在改造书面语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合流表明了事情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语言的改造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索绪尔认为，“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这点超出了其它的任何考虑。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着它。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它制度作任何比较。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不适宜于创制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

 

    思想上的反叛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冲动，在书面语的重建中展开，但是真正牢不可破的传统会乔装打扮之后再次回来。白话文运动以追求多元始，以重建一元终，势有必至。

 

 

    三

 

    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与其后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是白话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展开。五四的白话，通过新文学作品，特别是通过教科书编定，已经出人意料地占据了主流的地位，1935年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意味着白话文运动对于自身历史的总结和经典化。但在新的时代的大众意识看来，它已经变成了过时和落伍的，变成了“新文言”。阶级意识正在渗透进这个时代，大众作为新兴阶级乃是力量的源泉。向大众普及，在这个时代变成了向大众学习。

 

    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延安为中心，陕北偏僻的一个很小的市镇，成为40年代中国思想意识的重镇，也成为新的语言运动的中心，它也是与国民政府抗衡的一个权力中心。这一讨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于重庆、上海、桂林、延安、香港等地的报刊上，实际上成为其后几十年意识形态的开端。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部的一次列宁主义纪律教育活动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对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整顿，达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通过树立思想的崇高地位，彻底摆脱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20馀年的控制，为接下来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鲁迅“八不主义”中的四条，因的引用而广为人知。与向来文章的传播方式不同，《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经典文献，是作为整风文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专门学习的，“同志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适合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的贡献”（陆定一《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十五年后的1957年，又一次整风运动发起，本来旨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却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当时被打成的55万右派分子中，有99%以上是无辜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整风失败后采取的一种更加激进的思想斗争形式，由于失控而酿成空前的人权灾难，在“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上迅速走到了尽头。毛选在文革中的大量印刷和广泛传播与它的被误解和被滥用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开创了前互联网时代民众广泛参与的写作形式，而“帮八股”的出现，乃是白话文衰落的极致。

 

 

    四

 

    中国文化的异质性，集中体现于汉语和汉字的异质性上。这或许是我们接纳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的难题。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曾经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白话文运动的幻想在于，以为消灭了文言，就可以彻底摆脱过去不良影响，把外国的好的思想、德赛二先生翻译成白话，就可以得到文化上的更生了。

 

    依照洪堡特的看法，语言本身就是世界观，通过翻译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所采取的是西方的世界观，这往往是一种错觉和误解，翻译的不透明性使世界观几乎无法进行跨语言的移植。从汉语和汉字的事实出发来总结归纳其语法、文法、字法、句法，而不是模仿印欧语言的语法进行简单的移植，汉语欧化的主张和实践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还是了无实绩，本文有专章分析。

 

    语言与每一个个人密切相关。语言基本上是习得的，在语言问题上人为的变革不是没有过，依靠政治和权力的力量，也不是没有成功过。越南、韩国、日本都有程度不同的去汉字化运动，成绩不等。国人要学四邻搞去汉字化，是自毁长城，这场半途而废的变革中，我们已失去太多，目前，几代人正在为方便实用的短视行为和功利主义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书面语的双重格局——文言白话并存已经千年。自古以来从事汉语写作的人，没有只会白话而不通文言者，汉语是一个整体，识文断字与通文言从来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每人掌握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必通文言也能叫会汉语，是现代人一种偏颇的定义。鲁迅和周作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但他们的文章实在不是白话文运动的产品，从小念古书考科举，熟悉典籍，擅长文言，古典诗词修养深厚，他们写白话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白话写作没有分别，在行文过程中需要文言资源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应用。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的40年代，1949年之后，有了彻底的不同。30或40年代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或作家，仍然秉有良好的比较完整的汉语素质。50年代之后入学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以及后来的几代，汉语素质就不完全，在写作上的先天不足正在显露出来，如今在各类体制语言中感受到新八股语言的乏味，学术语言普遍的欧化风气，未来的若干年里，情况又会如何呢？

 

    百年来主张不管怎样不同，我们总还在讨论西化的问题，直到后，还剩下一个领域无法西化，就是汉语和汉字。余英时认为中国没有保守主义，因为没有可以保和守的东西，我们有，是汉语和汉字。本文作者是汉语和汉字上的保守主义者。

 

 

    五

 

    把汉语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把百年来的语言变革运动，放在千年来汉语书面语的双重机制——文言白话并存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并且把后者的关照放在三四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上。本文重视一个世纪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更重视未能纳入这些学科体系的汉语使用经验，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大量实践，以文本和非文本的方式存在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中。

 

    现代中国，有两种白话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下的新白话，和晚清小说传承的旧白话，《新青年》除了与文言冲突外，与鸳鸯蝴蝶派的旧白话也冲突，后者作为白话的同盟军为白话文的终确立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从《红楼梦》到《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的写作，线索清晰。白话文运动打倒文言之后，矛头便对准了旧白话，后来的大众语运动把矛头指向五四时期的“新白话”，再到后来，文革前对于“十七年”也是全盘否定。政治上的正确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说过，“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1949年之后，不仅消灭了文言，而且逐步消灭了旧白话。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消灭了旧白话。白话文运动走到这一步，具有逻辑的必然性。直至文革结束，旧白话才从地下转入地上，两个支流到当代有合流的倾向，但新白话出身的作家在语言上普遍不如旧白话作者，却是不争是事实，如张恨水，包括金庸，大陆的读者喜欢阅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从那里可以体会到地道的汉语。我们今天必须探索大于白话文运动的那些语言资源，被白话文运动轻易否定的那些，包括文言、旧白话等，这些多出来的部分是青年读者陌生的，也是珍贵的，这么做可以站在汉语和白话的总体的立场上，获得一个批判“白话偏至论”的理论立足点。

 

 

     六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危机的集中体现。其突出表征是当代的信仰、道德、知识、生活、感受和思想，与积累在三千年以上的深厚传统脱节，在可衡量的标准下，这个时代的书面表达能力普遍低下，包括文学在内的当代写作，既未能从文化积累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又难以触击纷繁驳杂现实生活的深度，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我们是谁，这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我们是一群从未有过的中国人，与60年前相比，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世界上的安全性和影响力无疑增大了，但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首先得问什么是中国文化危机？中国文化从何时起陷入了危机当中？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意味着中西文化交锋中的进退失据，恰是这一危机的表征。经济高速增长30年，国力有很大提高，但这是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成就，值得我们在文化上感到满足么？60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上有多少建树、比此前的30年又有多少进步？今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多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这是当前的危机——今天所谓文化多元的观念，并非我们依靠自身固有的文化经过斗争而得来，乃是西方文化检讨和自我批判的产物，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寻找已经丢失的中国文化，在赞叹不已当中辨认出令我们感到陌生的祖居。我们即使在反思我们自身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似乎也不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的指引，我们已成为自己故乡的陌生人。

 

 

    七

 

     白话文运动受到这样几种思潮的影响甚至左右，民粹主义，全盘西化，对于政治解决的盲目信奉，权力至上，唤醒民众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的需要，终使白话文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

 

     不破不立是20世纪国人在一切领域进行改革时的总动员，破字当头，立在不在其中先不管。白话文运动的负面作用是明显的，高等教育的人对文言文普遍没有阅读能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它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示出来，这一趋势至今没有得到扭转。在文化认同上，当代人没有归依，安身立命的所在，离不开那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但它已变成了一门非常专业化的知识。在汉语的使用上，由于切断了与文言的有机联系，浮游无根的表述，极大地限制了当代人的理解力和认知力，对于短时间内能够有根本的改变，本文是悲观的。白话文的建树客观而论实在有限，鲁迅、周作人，以及的文章，是我们写白话文章的典范，不可企及。沈从文、老舍、废名、张爱玲、赵树理、汪曾祺、木心等，在语言上值得称道，这与汉语伟大的历史是不相称的。本文认为有必要区分文体和语境，在语境下，甚至正确地理解文体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今天必须更多地从修辞的意义上理解毛文体，是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的要害，在崇尚政治解决的时代风潮中立于潮头，但他的表述也可以作为一个巨大的修辞发明。1949年之前，致力于用知识建构权力，后来他使用手中的权力对异己分子直接进行政治批判，文体中的丰富复杂性因素，还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知。

 

    在白话文语境中出生和受教育，使用汉语阅读与写作，读了点古书之后，油然生出对文言和古代文化的爱好，同时也因为对除了二周之外几乎所有白话作家的创作都未能满意，对于当代文学和非文学领域的汉语写作，有太多的不忍卒读，我们会从自己身上感觉到，当今的书面语表达力比较低，其中除了个人天赋原因外，与教育制度学科设置以及国家的语言政策、当代的汉语格局，关系密切。

 

 

    八

 

    不走出白话文运动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空间，写作伦理就无从建立。是白话文运动出了问题，不明就里的人质疑汉语，怀疑甚至否定汉语的表现力，以此论证白话文运动的正当性。为了维护我们的现代的开端的成就，宁肯牺牲历史和未来，这是现代人的偏执。我们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绩夸大过甚，那不过是一种仓促之间的应对之策罢了。如若想用这百年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有问题的肯定是你这百年，或说是你看待这百年的眼光有了问题，而不会是那三千年。拯救汉语的说法太自大了，与当年改造汉语仍然是同样的思路，这也恰好表征这一危机的深度。

 

    “汉语殖民地化”“汉语自我次殖民化”的说法没有冤屈白话文运动。“因为它并不是殖民主义势力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而是国人之中有一部分人崇洋心理所造成的自觉的行为，把它称之为‘自我殖民地化’也许更恰如其分一些。”（董乐山）整个近代以来，国人的心态就是，宁肯认为中国文化、汉语出了问题，也不承认自己出了问题，这是担当不起责任者的做法和说法。检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传统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行为能配得上我们的传统么？我们只有汉语，传统已经被丢得只剩下汉语了，连汉字也差点丢掉，我们早把拼音化改革列入计划当中，是汉语不肯抛弃我们，而不是我们舍不得它。汉语的智慧和汉语的生殖力，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在失败中的自觉即维护汉语，世上的一种统一多元的汉语。

 

 

    九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恰是汉语的生机。

 

    余英时在《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不但如此，今天中国的文化危机反而更为深化了，因为在这个世纪末的年代里，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文化危机，而这些外面的危机现在又都与中国原有的危机合流了。……世界的一切文化危机似乎都已由中国知识界全面承受下来了。”

 

    白话文运动在创立之初，引入了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和价值标准，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在接受这些西方知识的时候，始终是未经充分反思的，这些未经深思的分类、体系、标准以及价值，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义前提。

 

     本文的写作，从构思之日起，就已经深深地卷入这一未经反思的西化体制。所以本文力争打破学科的限制，站在整体汉语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看待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对于这一危机的表述，以及对于其深度进行探测的种种努力，也许本身就来自于西学的思维方式，无不带着西化的烙印，这正表明了这一危机的难于探测和表述。本文的写作，试图在西式学术论文规范下，以现代书面汉语对于自身的历史建构进行系统的反思和自省，操斧伐柯，能走多远，不得而知，或许不是本文的着力处，而是本文的缺陷，此亦向读者昭示了白话文运动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