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868426
全书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应用现代管理理论，对历史之典故、政事、人事、政制进行管理解析。
以历代朝廷对能臣、忠臣、佞臣的使用谋略鉴照当今下企业选人与用人；以储君制度与故事及继统君主的新政得失鉴照当下企业二代接班问题；以历代开国君臣故事鉴照企业创业团队管理问题；以各王朝权力模式变迁鉴照企业治理模式与内外环境的关系；以帝王御臣之术鉴照企业干部管理问题；以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变迁鉴照企业人才招募与选拔模式选择；以地方政府运作旧事鉴照企业对分子公司的管控模式。
全书目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建中国自身的主体地位，促进西学与中学的融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理性与情感的渗透，用中国话语说明管理智慧。
章 用人需有大智慧 4
1. 政客和流氓的区别：李林甫与杨国忠 4
2. 庸人也能出绩效：是是非非叔孙通 6
3. 警惕用人偏差：“乡愿”公孙弘 8
4. 缺人才还是缺识鉴：封德彝错在哪里？ 9
5. 偏爱放纵下属之戒：关羽的骄傲是怎样养成的 10
第二章 如何用好能人 13
6. 让组织与能人共赢：从齐湣王任孟尝君为相说起 13
7. 如何用能人：刘邦用陈平的启示 15
8. 如何用好英雄式人才：飞将军李广的教训 16
9. 情理态势与组织用人：吴起与田文 18
10. 用人的“配方”：“谭甘草”与“伴食宰相” 20
第三章 如何选拔人才 21
11. 人才选拔新解：相马和赛马 21
12. 怀才不遇谁之过：“用脚写字”的罗隐 23
13. 怪癖与常情：仁宗为什么不用王安石 24
14. 超越德才之辨：评智氏之亡 26
15. 资历也是好东西：从停年格到循资格 28
第四章 用人的价值导向：如何作养正气 30
16. 企业该如何施恩：漂母与韩信的故事 32
17. “用人不疑”和“使功不如使过”之辩 33
18.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有治人无治法” 34
19. 褒贬的规则：娄师德的厚道与狡黠 36
第五章 “二代”问题的历史透视 37
20. 如何交班：太子制度的理想与现实 37
21. 如何量力：二代上手后的制约与突破 40
22. 如何用权：二代的守成与变革 42
23. 戒急用忍：二代变革得失谈 43
第六章 历史上的团队合作 46
24. 对团队本质的追问 46
25. 中国式团队的历史特色 47
26. 从“共患难”到“同富贵” 50
27. 害人之心和防人之心 52
第七章 历史大势与组织分合 54
28. 家族公司的分合 54
29. 国家垄断公司的分合 55
30. 重心移位引发的分合 57
31. 外部冲击对分合的影响 59
32. 羁縻和朝贡对分合的影响 60
第八章 领导人与组织文化 62
33. “秘书政治”与“仆人哲学”：权力与距离 62
34.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卫懿公的“鹤将军” 63
35. 如何考验部下：“指鹿为马”与管理 64
36. 潜移默化中的品格积弊：孙嘉淦谈“三习” 65
37. 警惕价值观迷失：商鞅的不归路 67
38. 如何担当组织责任：董狐史笔的管理意义 70
第九章 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 71
39. 制度建设不是除旧布新：从察举制向科举制的变化说起 71
40. 没有完美的制度：制度底线和制度互补的意义 72
41. 领导比制度重要：“有治人无治法”的历史经验 75
42. 人才储备具有特殊意义：从郎官制度到馆选制度的启示 77
第十章 古代地方政府的运作 78
43. 吏员：基层操作政务的押司 78
44. 衙役：狐假虎威为患地方的公差 82
45. 师爷：长官的幕后操控者 85
46.长随：无官身而理公务的私人亲信 89
拙作《史海管窥》出版后，得到师友多方鼓励。应博瑞森的掌门人张本心先生之邀，经过修订、补充、重新编排，增加了较多内容，更名为《历史深处的管理智慧》，分三册出版。
当初写这些稿子的动机，是想在历史与管理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中汲取更多的智慧。现在市面上这类书籍越来越多，但总体上依然存在着学科隔阂。以管理为主业的作者，往往从实用角度出发，缺少深邃的史家眼光；而以历史为主业的作者，往往沉迷于典章故事，对现实的理解则流于肤浅。打通历史与管理的任督二脉，可以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品位。
在旧作《史海管窥》的序言中，笔者曾经说过：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藐视历史，可能会一时显赫，但终会被历史所藐视。凡是试图把历史踩在脚下的人，多半会被历史踩在脚下。英国的那位主编过《剑桥近代史》的名人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名言，但有一句名言却往往被人忽视，即“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当我们试图走出现实的迷宫时，历史的路标一直在那里招手。一本好的历史书，可以使我们在喧嚣之中回归沉静，可以使我们在浮躁之后回归坦然。中国历史过于繁复，这种繁复表现在同类事情总在不断上演，如果就事论事，难免失于肤浅。了解点历史的真相，对于深化人的思维有好处。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一些叱咤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一种智慧。透过历史，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定位现实。
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智识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对于经营管理来说，当代管理学发源于欧美，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这种管理学，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追求，具有严密的数理支撑，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现代管理绝不能排斥由工业文明产生出来的人类智慧，如果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机器大生产孕育出来的当代管理，那等于是用大刀长矛之类冷兵器对付飞机大炮。我们可以说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早于古登堡，但如果现在还要用木活字版或泥活字版取代古登堡印刷机，那多半脑子有点问题。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可以彻底抛弃或者割断自己的传统。从技术的角度看，传统的管理方法早已过时；但从精神的角度看，传统的文化积淀早已渗透了我们的血脉。管理必须有理性和技术，但不仅仅是理性和技术。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对前人智慧的领悟，恰恰可以弥补理性的单一和冷峻。
今天，我们重新观察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认知。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往往在深厚的学术浸淫之中面向历史追索智慧，探求本源。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经济学包括历史、统计和理论三大块，如果让他重新开始，他将历史。其理由有三：，“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提供了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经济分析史》卷，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纵观当今的管理学界，理论的丛林已经十分茂盛，统计的实证研究也遍地开花，唯独历史的分析论证依然薄弱，因此，在历史中发掘管理智慧，尤为重要。实践中的企业家，也可从经验中感受到阅读历史著作有可能比理性计算获得更多的管理启迪。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强调斯隆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是好的管理教科书；而与德鲁克齐名的大师马奇，则一直用文史名作当领导力教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中国在管理领域获得重大突破，人们对中国话语、中国范式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要掌握中国话语，构建中国范式，就离不开历史积淀。只有认真考察文化基因、行为习惯、民族心理中的历史遗传，才可真正领略中国人的管理智慧。从组织角度看，中国传统的组织建制和运作机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领导角度看，文武昭宣，唐宗宋祖，个个具有中国特色；从用人角度看，制度安排和选拔锻炼，有着浓郁的本土情境和历史传承；从决策角度看，选择考量和制约机制，处处表现着中国式思维；从价值准则看，礼乐文明和教化体系，彰显着中国独有的治国理政方式。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考察其内在奥秘，端详其外在表现，获得相应的感悟和理解。
西学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学之长在其分科促成的精细，西学之短亦在其分科造成的隔阂。中国的管理学科，深受来自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促进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而从消极方面看则是以西方的眼光观察本土资源，置自身于他者地位。现代化以失去主体性为代价。研习中国历史，重建中国自身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可以促进西学与中学的融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理性与情感的渗透，用中国话语说明管理智慧。中国的进步，既有来自外生变量的应对，也有来自内生变量的滋润。把外来影响与内部生长因子融为一体，方可不失根本。
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中，既要防范欧美中心主义对本土思想的贬低和冲击，又要防范天朝老大心态对本土思想的夸张和虚骄。中外互为参照，而不是互为支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体现多元化。在管理思想的研究上，真正体现出“理一分殊”的中国思想。以中国的人性假说为例，它从儒家和法家的争论中展开，以善恶为分野和论证标的，不能简单套用却可以与西方的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说比较。在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支配中国人行为的、已经变成无意识层次的人性假设之内涵和表现。再以中国的社会组织为例，它早产生于历史上的宗法制，并形成了礼制体系，演化出王朝官僚制。不能照搬但可以参照韦伯和巴纳德的理论，以历史记载说清中国人的行为场域、行为平台和运作规则，从中发掘中国特色的组织原理，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组织体系演变。至于中国传统的行为规则和管理技巧，更需要从多个角度论证其中的本土特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更需要还原儒墨道法各家各派思想源流中的管理洞见。本书期望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
对中国史有着深刻洞见的陈寅恪先生，强调真正的学问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二是“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以佛教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28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在管理实践中，以外来学说引领未来之走向，以本土地位确立经营之根本，正是陈寅恪先生的心愿所向，也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的使命。本书试图为实现这种使命有所贡献，期望得到读者的认可。
政客和流氓的区别：李林甫与杨国忠
政客和流氓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坏”，政客通常坏得有章法，而流氓则坏得无边际。一个组织，如果是老辣政客掌权，会引发不显山不露水的慢性癌变，而如果是市井无赖当政，则会立马心肌梗死。
历史上，好人当官的也有，但总是不多见。坏人当官的则有如恒河之沙，比比皆是。但是，如果对所谓的“坏人”不加区分，一概对待，似乎也掌握不了历史的奥妙。如果看看历史上老辣政客和无赖流氓当官的区别，或许能够有所启发。
唐朝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史书谴责的奸佞，都在坏人之列。但细细查究，两人还是有较大差别的。何也？一为老谋深算的官宦世家，一为骤然暴发的市井无赖。可以说，李林甫是政客的典型，杨国忠是流氓的典型。两个人对大唐王朝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
李林甫出任宰相，是唐玄宗时期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佞相，李林甫的权谋、心计以及他“口蜜腹剑”的名声，对唐朝的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史学界一般认为，从李林甫任相开始，是唐王朝由治到乱的分水岭。但是，李林甫出身世家，有着丰富的官场经验，所以，在他的治理之下，并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和大的乱子，反而在盛世光环中如鱼得水。他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故，专权达16年之久。他为人机灵，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外表甜言蜜语而内心阴损毒辣，是个笑面虎式的人物。“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声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接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当然，李林甫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还是很有一套的，是一个典型的很有心计的官僚。因此，李林甫执政，使唐王朝得上的是慢性机能退化病，尽管是致命的，但一时三刻却表现不出来。
杨国忠却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无行赌徒，属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市井无赖而已。靠着偶然的机遇，他傍上后来成为虢国夫人的表妹，另一个表妹杨玉环，又成了玄宗的心上人。这种千载难得的机遇和运气，把他推上了宰相的高位。小人得志，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正是这种不容易，使他看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现实，他深知自己当宰相是难得的“低概率事件”，于是走上了不管名声好坏、只顾自己享乐的道路。据说，杨国忠曾经自我表白道：“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至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治史严谨的司马光，也取了这一说法，称杨国忠对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所谓“税驾”，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结局、归宿。也就是说，杨国忠对政治的态度，是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赌博，谁知道结局如何！既然终不能青史留名，还不如现在就胡作非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事不过是他随心所欲的玩物。例如，他按候补官员的长相任命官职，竟然让一个大胡子去主政湖州。这种胡来，使杨国忠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玄宗的政治生涯。在杨国忠手里，唐王朝得的是脑溢血并发心梗，当下就要了命。
暴发户式的“政治家”，对政治的危害要比官僚世家明显得多，在世人心里激起的愤慨也要强烈得多。天宝年间杨家得势，遭到了世人严厉的抨击。但平心而论，杨家的罪恶，主要表现在生活的奢侈浪费、竞相豪华方面。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上，而不是表现在统治权力的运用上。除杨国忠一人外，杨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有在政治上的志向和作为。特别是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纯粹属于那种凭借自己的美貌过分炫耀的浅薄女人，她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依赖玄宗的宠信和放纵，收受贿赂，向皇帝说一说某人的好话，乘机谋点私利。给皇室子孙当几次媒婆，抖落一下“三姨”、“八姨”的威风而已。
有意思的是，对李林甫的责难，主要来自于他死后的官场。而对杨国忠及杨氏家族的责难，则在杨家权势正隆的时候就已爆发。而且对李氏的责难还近于说理，对杨氏的责难则全部情绪激昂。我们难道能够全然肯定，对杨氏的责难都是正义的呼声，丝毫没有掺杂阿Q式的“我为什么不能”情绪么？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人们对李林甫式的政客不满，往往期待以激烈的变革来清除这种政客造成的慢性溃疡。但是这种变革，却在多数情况下会把胆大心黑、精明强干又不择手段的流氓扶上台。这种“造反派”替代“老干部”后，除了少量“流氓”可以努力转变为“绅士”实现稳定外，多数暴发户类似于杨国忠式的行径，会使各种隐含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人们又可能会怀念政客时代的圆滑和章法，而忘了他们对制度体系的侵蚀。任何组织，一旦高管团队陷入了这种政客和流氓的交替循环，那就有可能每况愈下每下愈况，说万劫不复是有所夸大，但要跳出这种循环则需要漫长的过程。如何跳出这种循环，还得从历史中寻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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