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6692
中国道路是摸索出来的，而摸索中国道路的，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一个个火热的灵魂。
我们身处巨变的年代，每一天都是历史，每一个维度、每一刻都值得被以客观真实专业的方式记录。记录不平凡的历史细节，留给后人理解他们未曾亲历的时代。
风雨70年，尽付笑谈中，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与波澜壮阔的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他们在新中国7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建设进程中，贡献过智识和一生的生命；他们身上有一种当下鲜有的赤诚之心——家国天下、全力以赴，更有那“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中国抱负。
这是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史记”，寻找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之中国的足迹。致敬中国70年巨变的推动者与见证者，聆听那些历史性时刻背后不为公众所知的故事。
自序 我当记者这些年
庙堂之高
陈锡文 我与中国农村50年
王新奎 我的角色不是官，而是僚
高尚全 一个甲子的改革情结
邵 宁 如果那轮国企改革失败，我可能第一个被问责
江湖之远
郑永年 我刚把户口迁回余姚郑洋村
周其仁 把自己当外星人，看地球人卡在哪里了
张五常 我可能说错，但不会说我不相信的
王赓武 我从外国人视角看中国历史
象牙塔中
陈佳洱 我当北大校长那些年
吴启迪 生命、同济和江上舟
方汉奇 新闻史家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媒体巨变
白岩松 我没走，因为新闻还在这里
张力奋 全球进入假新闻时代
胡锡进 我也会退出江湖的
曹景行 一个人的CNN
入世风云
沈觉人 任何成功的国际谈判，都是妥协的结果
佟志广 入世就像下场大雨
谷永江 复关成败事，尽付笑谈中
石广生 如果倒退十年，入世谁也谈不成
孙振宇 “经济联合国”正面临过时的危险
张月姣 我当WTO大法官那九年
东京归来
梅小璈 法官梅汝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向隆万 检察官向哲濬：往事都藏在心里
倪乃先 首席顾问倪征?：不拿下元凶，无法见江东父老
站在高处的记录者
李泓冰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70年，中国从战乱后的积贫积弱，直到通过持续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发展道路。新中国70年的波澜壮阔，事关一个亿兆人口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无论是在中国上下五千年，还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场极其醒目的历史叙事。这70年的中国，从数千年的封建观念笼罩中，从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旧体制中，锐意革新、艰难突围，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改革开放究竟是由哪些人、哪些事一一促成的？碰到过哪些坎坷、采取过哪些应对措施？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具体所指又是什么？
这本《中国寻路者》，或许可以借助采写的人物之口，一一解开这些与改革史息息相关的扣儿。开卷之益，就在于仿佛读了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缩微版“史记”。
这本书选自作者的“高访”系列访谈，该系列甫一问世便颇引人注目。很有一些同行钦羡。一是羡慕高渊的文字，二是羡慕身为党报记者，有这样自定主题、采写人物的“随心所欲”。
作者确实得天独厚。借力上海报业的全方位改革，他成为解放日报的特聘首席记者，这个“特首”，让他没有了职务和条线的羁绊，可以做一些颇具学术意味的采访调研，也就有了重磅的“高访”人物系列。
其实，即便有了这样的“得天独厚”，也不是谁都能像作者一样成为如此水准的高访主笔。细数他笔下的人物，你会发现，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分量的人物。没有充分的积累、学养和见识，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拥有平等对话的机缘和底气的。
且看他曾采访的那些人物：
陈锡文，黑龙江知青出身的前中财办副主任，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连续参与起草了17份农村改革“一号文件”。他回忆80年代初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之际，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来了，他还记得当时让他感觉振聋发聩的一席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农民如果还贫困，那么国家就富裕不了……就不可能现代化”。
石广生，前外经贸部部长，主持中国入世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十几年后他感叹：“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王新奎，曾经和一些青年学者一起，同几任上海市主要领导定期务虚，感受了上海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历程。作为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深度参与了浦东改革开放进程。他认为，改革“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王赓武，出生在印尼的澳大利亚公民，国际影响力颇大的中国问题专家、香港大学前任校长。他提出“中国正面临第四次崛起，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可以和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时的爆发力相提并论”。
郑永年，浙江农村家庭走出的书生，继王赓武之后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说：“我总觉得80年代是很好的时代……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
……
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70年崛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话，在历史长廊中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在高渊的书写下，新中国道路上的诸多细节纤毫毕现、熠熠生辉。这样的一些人物，显然是高渊有意识的选择，是有意在为新中国、为中国改革史留下珍贵实录，这些实录发人深省，也深具史料价值。毕竟，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太需要了解改革的来处，都不能忘了当年为什么“非改革不可”，也由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决策层不曾动摇过改革共识，包括当下对“改革再出发、思想再创新”的一再鞭策。也许，越到后来，如“高访”这样的人物选择、这样“保真”式的书写，会愈发凸显出其分量。
看得出，每访一个人物，作者都做足了功课。他的发问不温不火，尽量隐没自己的主观意志；同时又有和受访者平视、对等的姿态，仔细拿捏着访谈的节奏。中国从来没有停顿过攻关克难，“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而他像是一位熟门熟路的向导，带同读者一起，随着受访者一同重走新中国70年的深川和大山、泥淖与渡口。
作者有时会出人意表地从ABC问起，比如问王新奎：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你的心目中，“改革”是什么？引出了王新奎很棒的回答：“‘改革’这个词，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原来不说这个词，讲的都是革命。”“‘改革’有它的特定含义。简单地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之后，上海以及浦东改革开放的繁花，从王新奎的叙述中一一过眼。
有时是闲到不能再闲的闲笔。比如作者问郑永年：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只走不跑吗？结果引出郑永年的回答：“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他还提及在浙江四明山区的童年，“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农民的儿子这条线，一直在访谈中若隐若现，或能解释网友眼中郑永年“曲线救国”的心路历程。
当然，“高访”的采访对象，并非都是“改革人物”，比如也有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法学界泰斗倪征?的女儿倪乃先，还有媒体人白岩松……但是，尽管不在改革的核心位置，他们的工作仍然和新中国的过去和当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拓宽了新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维度。
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本书也值得一读，甚至具备某种教科书的意义。
新闻人物的“高访”，在20世纪有一位标杆式的记者——法拉奇。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逼问甚至挑衅的提问方式采访世界政要，具有浓重的“法拉奇”标签。在采访中，她就仿佛站在聚光灯下，当仁不让，咄咄逼人，甚至会把对方问到气急失态，由此采访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高渊的人物访谈却完全不同。他的公号署名“水米糕”，颇能说明他的采写风格——很糯、很温润、很纯净，没有华丽的描写、锐利的词锋，也没有炫技式的枝枝蔓蔓，却使记者和受访者、新闻和历史、人物和时代不落痕迹地深度交融，难分彼此。他访谈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惊心动魄或至少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都和国家命运和改革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在他，每每只是闲闲地起个头儿，或在受访者沉浸或稍歇的时候，悠悠地随意递个话儿，话题就这么长江大河地流淌下去、漫过历史的沟沟坎坎……在看似温糯和软的访谈中，却充盈着某种“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息，透出属于新中国、新时代的痛与快乐、爱与哀愁。
高渊和法拉奇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善于把握谈话节奏，访谈中的控制能力，以及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这一切，唯有站在“高”处，方能做到。
其实没有资格作序，就算一篇导读罢。
陈锡文 我与中国农村50年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做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他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2016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我说，有一个敏感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转基因。现在各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转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没法沟通的事，你对转基因是什么态度？陈锡文略思考，说：“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按理来说，门外汉不适合谈这个，因为不懂嘛。”
在陈锡文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讨论过于情感化，都是情绪。比如，有些人很激动地说，美国人自己从来不吃转基因食物，种了都卖给中国人吃。“这是天大的笑话！确实有很多美国老百姓不知道吃了转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1996年，已经过去20年了。”
但为何美国对此的争论远没有我们激烈？
陈锡文坦率地表示，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美国政府长期监管很严格，尤其是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强。他们的管理程序也非常规范，凡是通过了FDA的严格论证，美国民众就认可是安全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他们相信FDA。”
很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吃了转基因食品，那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标注一般是怎么规定的呢？
陈锡文透露，从全球来看，大致是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国，不用标注，由FDA确保食品安全。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但联邦立法还是倾向于继续不标，有些州可能会要求标注。
第二种是欧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标注的，但他们有个限量。比如，欧盟规定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的含量超过0.5%，必须标注。日本是超过5%要标注。
第三种类型就是中国。我们规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含量多少，只要有就必须标注。
这些不同的规定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各国对转基因的不同态度。
2015年，陈锡文为转基因问题去欧洲考察，发现法国已经基本停止研究了。他去了才知道，这里面有政党政治的因素。
萨科齐竞选总统时，法国社会有两大忧虑，一是核电，二是转基因，反对主力是绿党。萨科齐就跟绿党谈判，要求对方不要反对核电，因为核电在法国总发电量占比相当高。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上台后停止发展转基因。后来奥朗德上台，也延续了这个政策。
“国际上的差别非常大。法国是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吧，但他们对转基因是最严厉的，以至于到现在，法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研究转基因了，试验田都没了，科学家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英国都比较开放，特别是西班牙，转基因玉米种得非常多。因为它处在地中海沿岸，很适合种玉米，但又很容易生玉米螟虫，如果大量使用农药对环境污染太严重，所以他们接受转基因。英国也在继续搞试验，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
接下来必须言归正传，说说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究竟持什么态度。陈锡文对我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三点。
第一，转基因是生物育种，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能在这个领域没有一席之地。法国本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强的，但如果停顿一二十年，法国可能会吃大亏，种子市场可能就被人家占了。
第二，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审查，确保安全才可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批准上市的国产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只有木瓜；允许种植的还有转基因棉花；允许进口的有转基因大豆、油菜籽和玉米。没有别的。
第三，要确保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和含有转基因物质的加工食品必须标识。你愿意吃就买，不愿意吃就不买。
既然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态度如此明确，为什么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近乎成了死结？在陈锡文看来，关键是现在不少反对转基因的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这是有危害的，而更多是从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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