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社会与转变：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

够推动国内学界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民族志的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撰写的文本；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 。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和资料排列，而是对田野工作过程和所获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解释分析的结果。民族志作品一般都有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讲故事”是民族志作品与其他学术文本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而与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相似性。但民族志并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要通过对所研究的社会文化的特征和逻辑作出系统的分析解释与理性的归纳概括，即所谓“概化”而达到“深描”的目的，由此民族志因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学术性或学理性而成为学术作品，可以称之为具有程度不等的叙述性内容的学术文本。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对人类社会文化和研究方法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普适性、抽象性的分析与概括，其文本的思维方法及表述方式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文本大体相同，而与民族志研究形成明显的区别。理论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指对象、范围不同。民族志作品大都为个案研究，研究范围限定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群体或社区，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所指，所做的“概化”是对田野工作所获得的资料的分析归纳；理论研究则需超越个案研究，讨论分析的范围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至少覆盖某一类社会文化或研究方法，提出的学术观点或进行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换言之，民族志研究的分析判断主要为对个别对象作出单称判断，理论著作的分析判断则对一类对象的全体作出全称判断。另一方面，表述方式不同。民族志作品必定包含叙述性内容，具有明显的具象性特征，作者的分析概括大都表现为“寓理于象”或“用事实说话”的归纳性表述；而叙述性内容在理论研究著作中却是可有可无的，至多援引为佐证材料，论证和演绎为理论著作撰写所采用的主要思维方式，抽象性的分析、推导与概括成为理论著作的文本特征。

章立明，女，1968年出生，云南昆明人。文学学士（1991），文学硕士（1998）和法学博士（2002）；讲师（1996）、副教授（1999）和教授（2003）；2009-201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年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访问教授；现供职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人类学教研室，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家庭与婚姻理论与社会性别研究、傣族与南传佛教研究等。1994年以来，章立明在《民族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世界民族》、《世界宗教文化》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贵州民族研究》、《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等民族学核心期刊和《青年思想家》、《教育与现代化》等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7篇论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学》、《民族问题研究》、《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等全文转载。章立明在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8部，参编参著14部。章立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项目1项，云南省社科基金1项，教育厅科研项目1项，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

前言

节 人类学辨名与学科生成

一、 人类学名称辩析

二、 人类学的学科化

第二节  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人类学课题简介

二、 NGO资助项目与国际会议名录中的人类学高频词

三、 中文类人类学的相关出版物

第三节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篇章结构

一、 个人、时间与空间

二、 社会事实

三、 转型

四、 方法论与方法

五、 附录

部分 个人、时间与空间

章  作为生命基本存在的身体

节  从隐匿到开显的身体

一、 漠视身体的肉体性存在

二、 高调登场的身体

三、 身体研究的当代意义

第二节  身体在人类学中的展布

一、 体质人类学中的身体研究

二、 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身体研究

第三节  人类学身体研究的整体观

一、身体建构论的缺陷

二、身体研究的整体思路

第二章   时间

节  人类学中的时间研究

一、《论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

二、《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三、《巴厘的人、时间和行为》

第二节  时间认识与运用

一、 时间的认识论

二、 个人在时间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第三节   行动者的实践时间

一、不同族群行动者的时间实践

二、身体成为不同时间约束与管控的对象

第三章  空间

节  人类学的空间研究

一、 空间是社会形态学的容器

二、 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象征物

第二节  空间理论的新发展

一、布迪厄的空间实践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直感行为

第三节  民族志中的空间实践

一、凉山彝人的“撞”或“惹”

二、晋江–香港移民的“做家”

三、东埔社布农人的家屋空间转换

第二部分  社会事实

                  第四章 生计与交换

节 经济的实质与形式之争

一、 实质主义学派

二、 形式主义学派

第二节 人与自然交换的生计方式

一、 生计方式中的生态制约

二、 生计方式中的性别分工

第三节 人与社会交换的社会关系

一、互惠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交换方式

二、作为再分配形式的夸富宴

三、社会交换理论的延伸领域

第五章 婚姻与家庭

节 婚姻是制度化的性

一、性的进化与社会属性

二、乱伦禁忌促使外婚制产生

三、维系婚姻关系存续的弹性做法

第二节 作为社会化机构的家庭

一、人类的幼态持续需要一个抚育单位

二、日常生活中的性教育

三、青少年的性社会化

第六章 权威与秩序

节 人类学的政治/法律研究

一、职业律师对古代社会的推演

二、人类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研究

三、人类学的法律研究

第二节 非集权制社会中的政治权威

一、队群中非正式的头人

二、部落中的首领

三、酋邦中的酋长

第三节 非集权制社会中的秩序

一、简单社会中的社会控制

二、以巫术作为社会控制手段

三、通过表演来建构秩序

第七章 信仰与仪式

节 人类学中的宗教研究

一、宗教的进化论研究

二、宗教的结构–功能研究

三、宗教的象征/阐释研究

第二节 宗教研究的主题

一、观念形态的神话研究

二、行为模式的仪式研究

第三节 宗教研究的当代转向

一、土著居民的宗教复兴研究

二、世界性宗教研究

第三部分  转变

第八章 复杂社会

节 复杂社会研究

一、 人类学中的复杂社会研究

二、农民学中的农民研究

第二节 中国农民社会研究

一、 中国农民社会研究的四个阶段

二、中国农民社会的研究主题

第三节 复杂社会的研究单位

一、人类学村落研究的传统

二、备受质疑的村落研究

三、村落研究的新路径

第九章 流动与适应

节 人类学的都市研究

一、 美国都市社会研究

二、移民社会研究

第二节 移民的流动理论与实践

一、 推–拉理论及其拓展

三、 流动网络与社会资本

三、依托种姓–家族的流动实践

第三节 移民的适应理论与个案

一、社会适应理论

二、社会适应的经典个案

第十章 发展与参与

节 发展与人类学的相遇

一、 人类学与殖民统治的关系

二、人类学与发展的关系

第二节 从涵化到指导性变迁

一、 作为强制性变迁的涵化

二、人类学家介入的社会变迁项目

第三节 社区主导型发展

一、 参与式发展

二、以社区为主导的发展

第四部分 方法论

第十一章 自我与他者

节 作为两极存在的自我与他者

一、 启蒙时期高贵的野蛮人

二、进化论烛照下的原始人

三、后现代质疑声中的他者

第二节 尝试消解自我与他者的对立

一、 人类学家的西方社会研究

二、主客位视角中的阐释

第三节 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

一、 人类学家的职业伦理

二、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互为他者

第十二章 做田野与写民族志

节 田野工作迷思

一、 人类学安身立命的田野工作

二、田野工作的核心方法

第二节 民族志写作的三种类型

一、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杂拌民族志

二、二十世纪中前期的科学民族志

三、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验民族志

第五部分  附录

第十三章  人类学理论的百年发展

节  人类学理论的古典时期

一、 古典进化论

二、文化传播论

第二节  人类学理论的现代时期

一、 美国历史文化论

二、法国年鉴理论

三、英国结构–功能论

第三节  人类学理论的当代时期

一、 美国新进化论

二、法国结构主义

三、象征/阐释主义

第四节 人类学理论的后现代时期

一、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二、布迪厄的实践论

三、吉登斯的结构论

第十四章 人类学的中国化反思

节 人类学中国化的内涵和目标

一、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

二、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添加中国经验

三、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理论

第二节 中国人类学的命题与经验

一、 中国人类学命题

二、中国人类学经验

第三节 人类学的中国化思路

在民族学/人类学界，学者们经常用“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区分研究成果，换言之，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成果可以区分为“民族志”和“理论著作”两大类，例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文化论》，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 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和《文化的解释》，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等。

民族志的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撰写的文本；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 。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和资料排列，而是对田野工作过程和所获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解释分析的结果。民族志作品一般都有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讲故事”是民族志作品与其他学术文本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而与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相似性。但民族志并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要通过对所研究的社会文化的特征和逻辑作出系统的分析解释与理性的归纳概括，即所谓“概化”而达到“深描”的目的，由此民族志因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学术性或学理性而成为学术作品，可以称之为具有程度不等的叙述性内容的学术文本。

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对人类社会文化和研究方法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普适性、抽象性的分析与概括，其文本的思维方法及表述方式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文本大体相同，而与民族志研究形成明显的区别。理论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指对象、范围不同。民族志作品大都为个案研究，研究范围限定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群体或社区，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所指，所做的“概化”是对田野工作所获得的资料的分析归纳；理论研究则需超越个案研究，讨论分析的范围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至少覆盖某一类社会文化或研究方法，提出的学术观点或进行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换言之，民族志研究的分析判断主要为对个别对象作出单称判断，理论著作的分析判断则对一类对象的全体作出全称判断。另一方面，表述方式不同。民族志作品必定包含叙述性内容，具有明显的具象性特征，作者的分析概括大都表现为“寓理于象”或“用事实说话”的归纳性表述；而叙述性内容在理论研究著作中却是可有可无的，至多援引为佐证材料，论证和演绎为理论著作撰写所采用的主要思维方式，抽象性的分析、推导与概括成为理论著作的文本特征。

民族志研究与理论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中缺一不可。被视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生产核心产品的民族志，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特色，直接履行了呈现与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职能，同时为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问题的来源、资料及事实的依据和理论建构的基础。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概括与普适化民族志的研究成果，既扩大了适用外延，把对个别对象的单称判断扩展为对一类对象的全称判断，又深化了论题内涵，形成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观点、知识和理论体系，更便于成为学者乃至社会共享的成果，并通过反思与讨论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为民族志研究开辟出新的论题、视角、模式和工具，促进民族志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创新。

从20世纪40年代起，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以民族志研究享誉学界，与此同时，云南大学非常重视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吴文藻、方国瑜、江应墚等代学者的边政学理论研究和熊锡元等第二代学者的民族心理研究等已成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宝贵财富，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经济人类学、边疆治理、艺术人类学、象征理论、民族文化和族群理论等领域的探索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组织出版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研究丛书”，旨在推出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