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

篇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社会后果
章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公共性危机／37
　　一　政府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韩国社会自主空间扩大的外在推动力／37
　　二　韩国的次公共性危机与公民社会发展／40
　　三　国家与社会的“双缺失”与第二次公共性危机／49
第二章　公共性危机与青年“工作贫困”的社会风险／66
　　一　“工作贫困”释义与内在逻辑／66
　　二　国家公共性弱化与韩国的新型贫困／68
　　三　贫困的蔓延：青年工作贫困的结构性特征／73
　　四　青年“工作贫困”衍生的社会风险／76
　　五　公共性何以可能：对中国的有益启示／82
第三章　公共性危机与“房地产阶级社会”／87
　　一　韩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房地产发展的规律与逻辑／87
　　二　“房地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与阶层定型化社会／89
　　三　“国家公共性的回归”与房地产阶级社会的治理良策／91
　　四　“房地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意义／92
　　五　对中国的有益启示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95

第二篇　韩国社会发展的反思与公共性重建
第四章　发展主体的反思与“东亚”的回归／105
　　一　近现代韩国的东亚意识／105
　　二　“东亚的回归”与发展的反思／108
　　三　韩国学术界内部关于“东亚论”的争论与回应／117
　　四　东亚视角的再认识：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120
第五章　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124
第六章　公共性的东亚比较与均衡式公共性探索／131
　　一　东亚三国的公共性差异／131
　　二　韩国“均衡式公共性”的探索／133
第七章　公共性的“日常生活视角”与底层的真实表述
　　　　——以韩国经济增长时期的底层女工为例／138
　　一　韩国的女性工人与快速现代化／139
　　二　寻找真实的工人：“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意义／140
　　三　女工日常生活文化与阶级认同／146
　　四　底层的真实叙述与底层研究／150
　　五　结语／153
第八章　东亚新发展主义与公共性的宽恕意识／154
　　一　从“东亚模式”到“东亚新发展主义”／154
　　二　东亚新发展主义与公共性的宽恕意识／156

第三篇　中国社会的相同困境与公共性重建
第九章　工作贫困与公共性的中国式反思／166
　　一　中国“工作贫困”趋势／166
　　二　“工作贫困”的治理与内在逻辑／171
　　三　“工作贫困”的中国式解读与反思／173
第十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棚户区的形成与公共性危机／179
　　一　棚户区释义与公共性逻辑／180
　　二　边缘区域的改造与公共性构建／182
　　三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棚户区化”过程与“公私两无”困境／187
　　四　均衡性公共性与实践模式／190
第十一章　“单位人再组织化”与衰败单位社区公共性重建／193
　　一　衰败单位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193
　　二　衰败单位社区自救与“单位人再组织化”／197
　　三　“单位人再组织化”模式的公共性重建功能／200
　　四　“单位人再组织化”模式的限度／202
　　五　衰败单位社区治理和公共性构建的路径选择／204
第十二章　城市棚户区改造后的公共性重建与“优势治理”／206
　　一　棚户区改造后的公共性危机／206
　　二　城市棚户区与单位社会的“历史传统”／208
　　三　棚户区的“优势治理”与“公共性重建”／210
　　四　结论／216
第十三章　农村内生性志愿力量与新乡土公共性／217
　　一　公共精神：缺失与传统根源／217
　　二　传统农村社会管理缺陷与内生性志愿力量的现实意义／219
　　三　内生性农民志愿者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220
　　四　“政经德善，多元协治”的农村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构想／223
　　五　多元协治新型乡土公共性的成效／225
　　六　多元协治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社会治理意义／228
　　七　结语／229
第十四章　“屌丝”现象与中下层网民的网络生活公共性／231
　　一　网络社会与“屌丝”群体／231
　　二　公私关系与中国式网络社会的生活公共性／233
　　三　公私转化与网络生活公共性的内在机制／236
　　四　讨论与结语／257
第十五章　“流动公共性”与“老漂族”的精准治理／260
　　一　引言／260
　　二　“流动公共性”的内在属性及其必要性／261
　　三　“老漂族”类型划分及其动态转换／265
　　四　“老漂族”的不同需求与精准化治理／269

结　语／274
参考文献／279
后　记／295   

　　序　　一

　　芦恒副教授的著作《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一书可谓深层次的理论反思与丰富历史经验兼而有之的富有学术雄心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为三大部分，共15章。作者首先在导言中梳理公共性研究的理论框架。部分阐述和反思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社会后果。第二部分揭示韩国学术界就公共性危机的克服之道展开的争论和社会实践。第三部分揭示韩国的公共性危机对同样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启示，选取城市贫困阶层、地域再开发、房地产与住宅、农村发展、青年失业、老年流动群体等社会问题，将韩国与中国的经验进行比较。该书的研究素材丰富多样且引人入胜，是社会学、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变迁等领域的学者值得一读的著作，特别是同样以公共性角度探索东亚现实与未来的学者和学生的作品。

　　通读该书可发现，其魅力在于作者着力于从内部洞察东亚发展经验，探寻社会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其提出的“作为方法的韩国”或“作为视角的韩国”。此概念具有强烈的东亚认同和问题意识，脱离西方理论的桎梏，运用东亚视野思考东亚本土现实，特别是在东亚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进行比较研究，对东亚发展之道有其独特看法，体现出青年学者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以及自我审视的学术态度。

　　在为此书撰写序言之际，我想介绍一下与芦恒副教授相识的过程。我于1981年任教于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东亚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理论”一课。此外，我于2007年夏天还在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课。芦恒当时还是着手撰写博士论文的在读博士生，同时也作为研究助理协助处理我的授课事宜。我对吉大的授课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学生们学习认真，求知欲强烈，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研究助手的芦恒和我分享了很多想法和学术理想，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城市棚户区、劳动者贫困问题的研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于2010年2月从首尔大学退休，同时在3月份赴北京作为客座教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课。5月份收到芦恒的邮件，得知他已经留校任教。几天后，他特意来北京拜访我，其间我们促膝而谈，交流了很多想法。5年后，我邀请芦恒来首尔参加“中民理论3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中民理论”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旨在探索韩国民主化转型时期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性问题。与社会底层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规模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之中，年轻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民”，反对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强烈的社会变革诉求。由于激进理论在当时的韩国大学校园内广为盛行，我的研究饱受争议。尽管如此，“中民理论”的正当性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抗争以及7～8月的工人运动中得到验证。在此背景下，我们于2015年9月特别召开“中民理论3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于9月14日在首尔市厅的会议室成功举办，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为此会致辞。此外，年轻学者围绕“中民理论”的论争做了相应的评价和批判。其中，芦恒副教授作为此次会议的海外报告人，全程参加了一天的讨论会，并在后环节尝试用韩文发言，从中国的角度对“中民理论”做了简单精彩的评析。第二天，首尔大学社会学系邀请他在首尔大学做了关于在中国网络空间迅速传播的“屌丝意识”的专题发言。

　　此外，芦恒在首尔的这几天与我集中讨论了一些主题，对我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我意识到芦恒的发言不仅是对“中民理论”所进行的合理解读，更是在探究一种将会对中国变迁与公共性研究产生影响的开放性视角。众所周知，公共性问题在东亚文化传统中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自古传承至今的“天下为公”的儒学概念为此提供了深奥的思想和想象力。内嵌其中的“公共性”概念也被分为不同层次。社会科学关注的是围绕“公领域”的两大层面。简言之，一类公领域为“公共”，另一类则为“官公”。前者意为开放的理解沟通或者是形成公共讨论场所的公领域，后者是国家或官僚机构主导的公领域。前者追求的是“公益”，后者则为“国益”。两者皆为区别于私人领域的公领域，但这两类公领域存在张力和矛盾。

　　韩国的发展经验即是真实写照。简单回顾言之，朴正熙总统于1972年实行维新体制。昭示于天下的“官僚权威主义国家”借助国际资本，扶持财阀企业走上经济增长的富国强兵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出口行业取得飞跃性发展，防卫产业也得到较大发展。经济增长使国家威信和国家能力在一穷二白的社会中陡然增强，国家利益也随之扩大。然而如影随形的是诸多损害公共性的副作用，且不断深化蔓延。其后果导致民主政治大步后退；人权受到压制；劳动者收入低，其正当权利也无正常渠道加以保障；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加重；农村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政商勾结腐败程度加深。鉴于此，社会各界对公共性新方向的关注与日俱增。彰显社会正义、公正性、环境保护、人权、公民参与等价值的社会运动日益蓬勃，以反抗国家倾向的“国益”或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努力并非“官公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因此，公民社会强调的“公益”和国家主张的“国益”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在所难免。

　　我在9月14日的中民学术会议上聆听芦恒的发言之后深受鼓舞。原因在于他在“中民理论”的框架内捕捉韩国的公共性历史和现实经验。他认为公共性是基于民主治理理念形成的公共权威，同时公共性也是通过社会沟通维护共同利益的参与性的规范，公共性乃是公共权威之“公”与理解沟通之“共”的均衡状态。进而他论述，韩国的官僚主义理论不仅排斥民众的共同利益和理解沟通，而且通过资本主义原理和民主主义原理的对立关系体现出官僚主义的自我崩溃倾向。听到这些陈述，我深深地被此种能够采用核心概念高度概括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的能力所吸引。此外，我将中民看作建构新型公共性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他还借用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中民之性”概念来补充解释中民的特性。为此，我不得不感叹后生可畏，欣赏其人文学教养和创造性思维。

　　进而言之，芦恒副教授认为韩国的发展经验不能单纯被视为地域研究的对象，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东亚社会的认同性”，在批判反思的框架内赋予韩国认识论意义，对公共性的转型与重建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研究。对于此，我还不能妄加评论。希望以本书出版为契机，期待芦恒副教授结出累累学术之果，同时也期待中国和韩国学者能够围绕社会发展和公共性等领域展开更具生产性的对话和交流。

　　韩相震

　　2015年10月30日于韩国首尔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