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46046
【英国皇家海军命运攸关的十五年】
1904—1919年的英国皇家海军表面上依然保持着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还获得了一战的胜利，实则却因英德海军竞赛及接踵而至的一战而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英国海军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丰富的原始资料让重塑历史成为可能】
参考资料包括大量的未出版物、几乎所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出版物、议会文件、主流报纸、杂志、Z业期刊、涉事军官与文职人员的通信与访谈。在创作期间，马德尔获得了来自英国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内阁的大量帮助。英国海军将领的亲眷也为其提供了大量资料。
【一场战争背后的另一场战争】
英国是民选政府，民意能够对国家决策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海军政策更不会凭空诞生。在《英国皇家海军，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中，马德尔对英国海军思想的幕后及重要岗位上的人物进行了关注，并对个人特质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历史施加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战争背后的另一场战争。
【阅读小说般的精彩体验】
马德尔深谙欧洲文化，一直将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福斯爵士（Sir Charles Firth）的格言“讲述故事的艺术是书写历史的基本要求”奉为努力的方向。除底蕴深厚、文采卓然外，马德尔还坚持用一系列经过选择的事件来构成他的叙述，并用每一个事件来分析历史人物是如何根据环境来采取行动的，这种叙事方式也使这部作品充满了阅读趣味。
《英国皇家海军，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以“战争背后的战争”的颠覆式写法，对1904年至1919年“费希尔”时代的英国皇家海军作出了真实又生动的精彩记录，是难得一见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重的佳作。本系列共五卷，此为二卷。
本卷讲述了一战的爆发及开战后22个月里英国皇家海军遭遇的挫折。核心故事是达达尼尔海战，有两个亮点：对“格本”号事件的全景式描写；以“战争背后的战争”方式书写达达尼尔海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群岛海战，德国入侵的可能性，战争初期潜艇的威胁和大舰队斯卡帕湾基地的危险状况，袭击斯卡伯勒和“第40室”的诞生，齐柏林飞艇的威胁，多格尔沙洲海战以及海军中将贝蒂在这场海战中受困于某些问题。马德尔还在本卷中讨论了近距和远距封锁的难度、丘吉尔的“波罗的海计划”，以及丘吉尔与费希尔两人计划之间的区别。
序
前言
第一部：丘吉尔—费希尔时期，1914 年 8 月—1915 年 5 月
第1章：军舰与人员（1914 年 8 月）
第2章：地中海：众多错误导致的悲剧（1914 年 8 月）
第3章：本土水域：挫折与失望（1914年8月—1914年9月）
第4章：三重威胁（1914年8月—1914年11月）
第5章：白厅的变革（1914年10月—1915年1月）
第6章：远洋作战（1914年10月—1914年12月）
第7章：警报和错失的机会（1914年12月—1915年1月）
第8章：寻求海上攻势（1914年8月—1915年1月）
第9章：达达尼尔战役：计划（1915年1月）
第10章：达达尼尔战役：实施（1915年2月—1915年4月）
第11章：5月危机（1915年5月）
第二部：贝尔福—杰克逊时期：第一年（1915年5月—1916年5月）
第12章：新海军部委员会
第13章：地中海：新旧问题（1915年6月—1916年5月）
第14章：U艇、布雷舰和水面袭击舰的重现（1915年2月—1916年5月）
第15章：公众与舰队的焦虑（1915年12月—1916年3月）
第16章：大舰队：警惕的等待（1915年2月—1916年5月）
第17章：日德兰前夕（1916年5月）
原注
在这本重印的第二卷中，主要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开战后22 个月里皇家海军的诸多失望。怀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支训练有素、指挥有方，伟大传统和彪炳业绩可以追溯到纳尔逊及之前时代的海军，却品尝了接踵而至的不幸：太多的挫折将海军部及其政治领导人海军大臣丘吉尔置于巨大的压力中。海军部内的高层指挥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海军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被解职（主要原因是低效和缺乏主动性，而并非是他的德国血统），海军元帅费希尔爵士带着至高的众望重返海军部，他要率领海军取得对德国及其盟国的伟大胜利。但是他并没有成功。费希尔最后辞去了职务，丘吉尔也随之而去，迫使自由党成立了联合政府。本卷的中心故事是达达尼尔战役，政治家、海陆军将领和其他人都受挫其中，更不用说被炮火、水雷、鱼雷和伤病夺去生命的千百名士兵了。
但是在讲述这段通往日德兰海战（1916 年5 月31 日—6 月1 日）的历史时，作者首先讲述了德国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和轻巡洋舰“布雷斯劳”号在经过墨西拿，夺路来到达达尼尔和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较量。很多作品都描述过这一事件，它们也都提到了协约国在事件之后所面对的后果和种种不利，以及地中海上的英国舰队在迫使德国军舰交战时的无能表现。第二卷中还有很多其他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海战，德国入侵的可能性，战争初期潜艇的威胁和大舰队斯卡帕湾基地的危险状况，袭击斯卡伯勒和“第40 室”的诞生，齐柏林飞艇的威胁，以及多格尔沙洲海战，海军中将贝蒂在这场海战中第一次受困于某些问题。马德尔继而讨论了近距和远距封锁的难度、丘吉尔的波罗的海计划以及他与费希尔两人计划之间的区别。
经历了开战初期的岁月，公众、报界和议会都对海军的无所作为和胜利迟迟未到逐渐失去耐心。三艘“克雷西”级（Cressy）装甲巡洋舰在荷兰外海被一艘潜艇击沉的悲剧印证了在狭窄海域作战的危险，以及反潜手段的极度缺乏。另外还有判断上的失误。U艇的威胁被低估了。海军中将刘易斯·贝利轻率地带领他的中队在斯塔特角演习，结果战列舰“可怖”号被鱼雷击沉，贝利也因失去海军部的信任而被解除海峡舰队司令的职务。这一事件暴露了英国在达达尼尔战役之前数月的时间里并未做好战斗准备（也许还有坏运气）。马德尔没有详述加纳德邮轮公司所属的“卢西塔尼亚”号，在未有武装和护航的情况下被U20不经警告就击沉的事件。他也没有讨论海军部是否应该为这一悲剧承担责任。但是他对德国公海舰队的能力及其指挥官做出了精彩的评述。他参阅了大量坦巴赫（Tambach）德国海军历史文件，1945年，美军在德国将这些文件销毁之前将其缴获。马德尔使用这些文件复原了德国海军在战争初期的部署，及其北海上海军战略的发展。至于大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和战列巡洋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戴维·贝蒂爵士，他们在马德尔的笔下和谐、愉快地共事。马德尔也依能力和个性对其他海军将官和上校进行了介绍，为读者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群体，从指挥官个人角度来剖析每一个故事，他们中很多人的特质是很难刻画的。这也是战争和战争史通行的研究方法。
本卷开篇就提醒读者，讲述战争故事将长达四卷。由于正值日德兰海战五十周年，所以第三卷特别值得期待。但是在第二卷中，作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双方都期盼的海战一直迟迟未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要再次提醒读者，马德尔为能参阅锁于密室的海军部文件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而当时他在海军内的支持者并不在海军部或海军部委员会工作。前言也忠实地重复了第一卷中的声明：非常遗憾没有可能在引源注释中给出精确的资料来源。
马德尔受制于海军部为避免公众审察而设置的保密制度。当时在小范围的人群中还有传言称某些高层权威人士推迟了本书的问世。事实的确如此。只是马德尔在当时无法言说。后来海军部委员会（1964年4月1日后成为国防部的一个部门）不满于马德尔对海军上校厄内斯特·特鲁布里奇（后来成为海军少将并封爵）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评论，马德尔在对此进行解释时也揭示了他在查阅资料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特鲁布里奇是因为放弃追赶正在逃窜中的敌舰而受审的。海军部被马德尔的诠释激怒了，说他本不应该被允许看到海军部的原始文件，更不用说引用了。最后他们要求马德尔改写这部分内容，而且不能指明出处。而马德尔当初被允许阅读这些文件时，并没有被施加任何限制。他被海军部的要求震惊了，因为他原本对自己的写作信心十足。书籍马上就要付诸印刷；改写既拖延时间又增加了成本；更重要的是，马德尔本人也说，对文中评论的任何删改都会降低该章节的历史价值。马德尔与海军历史分部的主管进行了非正式沟通，要求获得豁免权。最后海军部让步了，通知马德尔可以在文中引用军事法庭记录的内容。海军部给出的理由是，有规定要求将法庭记录的保密期设定为100年，但马德尔在规定出台前就阅读了这些文件，所以马德尔文中已经引用的部分和写明的引源可以保留。将来马德尔须按要求将手稿送往国防部国防秘书长处接受审查。也就是说国防部将接手海军部委员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施行审查制度。马德尔猜测，有地位更高的人在他的请求下介入，制止了下级官僚的暗箱操作。特鲁布里奇被免于责罚，因为当时海军部委员会担心引起可悲的争议；他再也没有重返海上指挥岗位，但在1919年被晋升为海军上将。
如果说本卷因为第一次全面讲述了“格本”号事件而具有极高学术成就的话，马德尔对失败的达达尼尔战役的完整阐述就是一个从战争背后来书写战争的范例。从做出决定实施战役行动及其之后加里波利战役的举步维艰，到费希尔的辞职和丘吉尔离开海军部，让马德尔从一个制高点来完成这一史诗般的叙述。马德尔仰慕丘吉尔的进攻精神和费希尔的热情，他在描写了战役的开始阶段后，就对备受挫折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所能看到的海军部文件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内阁办公室则拒绝提供协助，不许他引用未出版的《1916—1917年达达尼尔委员会纪要》和指明引源。马德尔被告之，他本无权看到那未成册的数千页证词，这些内容即使是出现在正式出版的官方文件中，也要被等同于委员会纪要来对待。对马德尔来说，这简直像一场游击战，但最后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些证词被印刷装订成册向公众开放。
本卷的第一部分主要描写了1915年5月前丘吉尔和费希尔治下的海军。第二部分是贝尔福—杰利科执掌海军部的平静时期，直到日德兰海战前夕。第二部分从页数到章节的数量都只有第一部分的一半，因为马德尔已经比较了两个时期的相对重要性。他认为海军部两位威严的巨人被根本无法胜任的人所接替。因为马德尔的兴趣在于政策和决策机制，所以他的叙述由一系列经过选择的事件构成，他用每一个事件来分析历史人物是如何根据环境来采取行动的。他还非常关注各个阶层权威的决策过程，因而为读者展现了个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研究这些互动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在做出决定时所经历的痛苦，因为来自上级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下定决心。正如荷马说的，马德尔也坚信傻瓜在事后也能变聪明。他知道事后聪明是危险的，通过引入一种威严口吻下同情的基调，马德尔展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立场，让自己远离他最厌恶的东西：军事史研究中的“军乐队”派。
宏大故事的尺度，对战斗和战役分析的深度，对新资料的熟练使用，特别是对“格本”号事件的描写和分析，都使读者相信，后续为整个故事做出结论的几卷会同样精彩。他们将不会失望。但是，马德尔在与时间的竞赛中，以及在家庭和大学责任的压力下，最后仍要对皇家海军所面对的两个最大挑战做出诠释：第一个是日德兰海战及其争议，第二个是为反制无限制潜艇战而采取护航队体制的棘手问题。马德尔在第一、二卷中的写作手法意味着他会在手边和遥远的资料库中所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带给我们新的见地。读者对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卷，即第五卷也不会失望，他会汇集线索，道明所有的教训，指出战略思想的匮乏，分析某些海军将领主动性的不足，还要讲述技术上的缺陷，以及战斗激烈时刻令人失望的海上通讯。从来没有人这样撰写过海军历史，特别是皇家海军史。最后要说明的是，英国的海军将领、海军上校和其他军官都认为马德尔的著作很有启示意义，他们也向作者发来了大量道贺的信件。
巴里·高夫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
从来没有人这样撰写过海军历史，特别是*家海军史。——巴里·高夫（Barry M. Gough），加拿大海事和海军历史学家。
马德尔书写的海军历史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将复杂的资料变得简单明晰……他的作品简直无可挑剔。——A.J.P.泰勒（A.J.P.Taylor），英国历史学家，著有《1848—1918年欧洲争霸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我们已经看到，从琐碎小事（例如布雷政策和费希尔执意要求踢走无能之辈）到重大议题（例如有关齐柏林飞艇的战略），费希尔和丘吉尔有诸多不合。对费希尔来说，两人的关系在5月破裂了，直接原因非常简单和纯粹，就是达达尼尔战役——费希尔强烈反对将海军力量从本土调去增援达达尼尔。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5月危机的背后还有一连串的潜在因素，首先开始于两位首脑性格和为人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两人无法和谐地长期共事。他们对对方都极为仰慕和尊重，甚至可以说情投意合，一度非常和睦地一起工作。5月危机之前，丘吉尔在写给首相的信中说：“我和老男孩儿是一个整体。”但是从一开始，两人关系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出现了两个独裁者——二人都具有极强的个性，聪明绝顶，思维活跃，每个人都习惯于对自己的工作施以绝对的统治力，而且绝不容忍任何批评和反对。“他们谁都不会退让一寸，冲突到了最后，就是两种威力强大却互不相容的化合物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导致这对好友最终反目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两人在习惯上的不同。海军上将培根和费希尔的海军助理海军上校T. E.克雷斯（T. E. Crease）对这个原因最为熟悉。费希尔每天都在凌晨四至五点之间醒来，喝上一杯茶，然后就在床上开始工作，阅读晚间送抵的电报和文件，其中当然也包括海军大臣关于各种海军事务的备忘录。他在早餐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就完成了当天需要集中注意力和清晰思维的重要工作。早餐后他会前往办公室，但是如果他心绪不宁，例如因与丘吉尔的合作而烦恼时，就会在参谋部全体会议或开始当天其他工作前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做晨祷，这主要是为了恢复他内心的平静。他会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下午六点或七点，通常也是在与海军大臣进行当天最后一次谈话之后，便回家进晚餐。晚餐后他极少返回办公室，通常在九点就早早休息了。
丘吉尔的作息则与此大不相同。早上他会在床上待到八点才起身。“他营造了一幅最不同寻常的场面，蜷在一张巨大的床上，床罩上散布着红色和其他各种颜色的信箱，一名速记员坐在他的脚边——丘吉尔先生的嘴里叼着一根硕大的卡罗纳雪茄，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杯温水，膝盖上放着一块写字板！”他通常上午十点才来到海军部。对他来说，主要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午后小睡之后，他会返回海军部工作至晚餐时间。品尝了珍馐美酒，享受了令人惬意的社交活动，他又精神大振，进入高效运转时间，“开始撰写长篇累牍的备忘录，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晨间不曾出现的睿智思想”。他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或两点。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要交给费希尔的大部分重要纪要和备忘录。
“这样做的结果（克雷斯所写）就是费希尔爵士需要在回家进晚餐之前，与海军大臣商定他认为重要的所有事项，而在晚餐后不久就上床休息，而在几小时后的次日凌晨，他又要面对一大批新到的备忘录、纪要、方案、建议等等。1915 年4 月和5 月，这些文件几乎全部是有关达达尼尔战役的各项事务，毫无疑问在此时刻，这种程序让他非常恼火，不断地折磨着他的神经，所以他经常在一大早就怒对海军大臣。……
“费希尔爵士后来对丘吉尔先生讨论问题的习惯也非常不满，特别是有关达达尼尔行动的事宜，因为丘吉尔总是先与A. K. 威尔逊爵士和亨利·杰克逊爵士交谈，所以会带着先入之见来找他。
“我相信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事，让费希尔爵士对丘吉尔先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个性方面的琐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要大于在重大事务上的分歧。”
第三个个人特质方面的潜在原因是丘吉尔对自己职权的界定。一些人，包括阿斯奎斯，可能认为海军大臣代表的是他的同僚们汇集在一起的观点，但事实是他没有义务征询海军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无可争辩的是，就海军部所有事务，海军大臣只需要对政府和议会负责。这要追溯到1869 年颁布的枢密令。格莱斯顿请求枢密院发布了这则枢密令，目的是为了能让他的党羽查尔德斯先生不顾海军大臣们的反对而削减海军，这使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委员会中拥有了绝对权力（关于1869 年之前海军大臣有多大责任和权力还有争议）。枢密令规定“海军大臣就海军部所有事务对陛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职责是成为他的助手”，他们必须全面对他负责。1872 年3 月19 日发布的枢密令在语句上进行了修改，当时的海军大臣是戈琛。海军部其他成员是海军大臣的助手一句被删除，枢密令被简化为：“海军大臣就海军部所有事务对陛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其他成员和财政秘书在各自的职责方面单独对海军大臣负责。1904 年8 月10 日发布的枢密令重复了这样的用语，并在战争爆发时仍然有效。格雷厄姆·格林做了如下论述：
“海军部委员会章程的问题已成为议会下属委员会质询的议题，也历经了多次讨论，但是从1888 年（当时比尔斯福德辞去第四海军大臣的职务并引出了他与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之间的分歧问题）开始就没有再尝试讨论1869 年和1872 年枢密令中的规定。……自那以后也从来没有对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委员会管理各项事务时具有最后决定权一事产生过质疑，不管这些事务是来自海军部各部门还是海军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
当然，一位海军大臣如何解读枢密令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的个人特质。所以麦肯纳在担任海军大臣期间（1908—1911 年）在职责分工上就显得和谐轻松，因为他从不会干涉海军专业事务。丘吉尔时代则不同，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丘吉尔感到“让任何一个海军大臣在接受他的负担（个人职责）的同时又被剥夺了提出可能将被证明是必要和正确的建议的权利，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选择履行批评、提议和建议的权利。丘吉尔对纯粹专业事务的持续干涉惹恼了费希尔，后者坚持认为这些事务应该留给海军部诸大臣和各个技术部门来处理。这位天才业余人士如此行事仅仅两个月就已经让海军上将受够了。
【摘自正文216页—正文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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