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357746
内容简介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在长期田野调查基础上，从“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乡镇干部群像——荃镇干部。分析了荃镇干部应对复杂情境的独特行动方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重制度逻辑，进而提出乡镇干部行动的规制之道。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认为“乡土社会”和“官僚体系”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建构了乡镇干部的行动逻辑，应通过重塑乡土社会和再造官僚体系实现对乡镇干部行动的有效规制。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有别于“用中国经验检验西方理论”的研究策略。通过扎根田野提炼中国经验，力求在保持对学术西方中心主义警惕和独立的同时，为推进行政学本土化寻找社会根基。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认为“乡土社会”和“官僚体系”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建构了乡镇干部的行动逻辑，应通过重塑乡土社会和再造官僚体系实现对乡镇干部行动的有效规制。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有别于“用中国经验检验西方理论”的研究策略。通过扎根田野提炼中国经验，力求在保持对学术西方中心主义警惕和独立的同时，为推进行政学本土化寻找社会根基。
目 录
导论
□□章 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
□□节 理论研究中的乡镇干部
一 传统研究中的乡村社会结构
二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官僚
三 组织理论中的环境与行动
四 “三农”研究中的基层政权与干部
第二节 田野调查与作为个案的荃镇
一 田野调查及其信度和效度
二 作为个案的荃镇
三 走出个案
□□章 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
□□节 理论研究中的乡镇干部
一 传统研究中的乡村社会结构
二 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官僚
三 组织理论中的环境与行动
四 “三农”研究中的基层政权与干部
第二节 田野调查与作为个案的荃镇
一 田野调查及其信度和效度
二 作为个案的荃镇
三 走出个案
第二章 乡镇干部行动的“情境-过程”分析框架
□□节 组织中的个体行动
第二节 行动的基本分析要素
一 帕森斯“唯意志行动”理论
二 基本要素及其联系
第三节 理论假设
一 情境理性：乡镇干部的人性假设
二 结构二重性：情境与行动互动性假设
第三章 环境：乡镇干部行动的外情境
□□节 文化环境：乡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
一 乡土文化及其特征
二 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
第二节 政治环境：国家授权与社会授权
一 国家授权：压力型体制及其衍生机制
二 社会授权：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第三节 ，经济环境：资源配置失衡与“资本差序格局”
一 乡镇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二 从“关系差序格局”到“资本差序格局”
第四章 规则：乡镇干部行动的内情境
□□节 正式规则与“规定行动”
一 乡镇政府的正式规则
二 乡镇干部的“规定行动”
第二节 非正式规则与“策略行动”
一 乡镇政府的非正式规则
二 乡镇干部的“策略行动”
第五章 乡镇干部行动的过程：情境内化与社会交换
□□节 乡镇干部的情境内化
一 感知
二 修正
三 维持
第二节 乡镇干部的社会交换
一 乡镇政府的社会性
二 微观社会交换过程
三 干部社会交换的过程分解
……
第六章 乡镇干部行动的制度逻辑
第七章 乡镇干部行动的规制之道
余论 行政组织研究的行动者视角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前 言
当获知刘晓峰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一书终于付梓的消息时，我内心感到十分欣慰与欢喜。
在中国复杂的行政系统中，乡镇政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层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事务繁杂，它们是国家权力深入底层治理过程中□为重要的环节。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乡镇政府始终能成为改革焦点之一的重要原因。纵观乡镇政府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这些改革大多囿于结构性层面，即侧重从管辖范围、部门设置、权力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调整，即便是近年“放管服”改革中对行政过程的简约和规范，也并没有给予干部主体性以足够的尊重。我认为，在当前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改革政府也应当回到“以人为本”的理念上来，这里的“人本”不仅是群众的“人本”，也是干部的“人本”。因此，实现对干部群体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刘晓峰博士的这部专著可谓恰逢其时。
这部有关乡镇干部行动的专著浸透了作者多年的精力和心血。刘晓峰博士从“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生动的乡镇干部群像——“荃镇干部”，以及他们是如何以独特行动方式面对复杂情境的。从中揭示了中国乡镇政府中所存在的规则替代、社会交换、关系运作、策略行动、双轨行政等行动逻辑。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乡镇干部“乡土性”和“官僚性”相互融合与冲突的结果。因此，乡镇干部的规制之道也应当是在保持基层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重塑乡土社会和再造官僚体系两条路径实现制度建构。
作者采用了带有“扎根”色彩的质化研究方法，在荃镇这一“田野”中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参与式观察。质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对一个复杂研究对象进行“深描”，解释其中的“机制”“规律”“逻辑”，是一种利于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但是，质化研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巨大挑战。一方面，研究者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换句话说，研究者既能融入田野、取得信任，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料，同时又能保持足够的学术理性，具备从庞杂的田野资料中抽离出有效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研究者要耐得住性子。因为，质化研究从研究设计到成果发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由于质化研究成果往往看上去不像量化研究成果那样“科学”，这种认识论潜意识为其发表增加了难度。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作者仍能坚持较高质量的质化研究，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次见到刘晓峰博士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那是2007年的秋天，我到江苏省委党校讲课，课后一位学生请我吃饭，席间就有晓峰。那时，他还是党校的一名在读硕士生。在介绍时，他被称为“图书馆馆长”。我当时有些纳闷，不是学生吗？怎么变成图书馆馆长了？后来得知，因为爱读书，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泡图书馆，以至于图书馆老师索性把阅览室的钥匙给了他。从那以后，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10点，周末从闭馆改为正常开放。这个“不经意”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刚刚做博士生导师，正准备招学生，我心想，“这不是很好的博士候选人吗？”
博士录取后，刘晓峰博士依然是学习□努力的学生之一。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曾就选题方向和研究方案进行过多次深入讨论。对于一向遵从并习惯做“规范研究”“书斋研究”“价值研究”的我而言，他所主张的以田野观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使我眼前一亮，并对他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就这样，他的博士论文与当时其他几位博士同学形成巨大反差。我开始意识到，对研究选题、研究路径及研究方法保持开放性，是导师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件事。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的互动与互构。“理论知识”主要是通过阅读文本而积累起来的知识，文本的宽度将延展为学术的长度。“经验知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阅历与经验体会，经验的厚度将决定学术的高度。因此，□近几年，我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在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尽量尝试通过“接地气”的经验观察以累积经验知识。这样，我们的理论思考才会“扎根”在现实之中，才会摆脱理论脱离现实的尴尬。当我们的青年学者这样做时，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为他们未来的理论建构提供“解构的经验”：二是，可以为做“顶天”研究的学者们提供“解构的素材”。
在中国复杂的行政系统中，乡镇政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层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事务繁杂，它们是国家权力深入底层治理过程中□为重要的环节。这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乡镇政府始终能成为改革焦点之一的重要原因。纵观乡镇政府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这些改革大多囿于结构性层面，即侧重从管辖范围、部门设置、权力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调整，即便是近年“放管服”改革中对行政过程的简约和规范，也并没有给予干部主体性以足够的尊重。我认为，在当前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改革政府也应当回到“以人为本”的理念上来，这里的“人本”不仅是群众的“人本”，也是干部的“人本”。因此，实现对干部群体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刘晓峰博士的这部专著可谓恰逢其时。
这部有关乡镇干部行动的专著浸透了作者多年的精力和心血。刘晓峰博士从“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生动的乡镇干部群像——“荃镇干部”，以及他们是如何以独特行动方式面对复杂情境的。从中揭示了中国乡镇政府中所存在的规则替代、社会交换、关系运作、策略行动、双轨行政等行动逻辑。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乡镇干部“乡土性”和“官僚性”相互融合与冲突的结果。因此，乡镇干部的规制之道也应当是在保持基层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重塑乡土社会和再造官僚体系两条路径实现制度建构。
作者采用了带有“扎根”色彩的质化研究方法，在荃镇这一“田野”中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参与式观察。质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对一个复杂研究对象进行“深描”，解释其中的“机制”“规律”“逻辑”，是一种利于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但是，质化研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巨大挑战。一方面，研究者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换句话说，研究者既能融入田野、取得信任，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料，同时又能保持足够的学术理性，具备从庞杂的田野资料中抽离出有效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研究者要耐得住性子。因为，质化研究从研究设计到成果发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由于质化研究成果往往看上去不像量化研究成果那样“科学”，这种认识论潜意识为其发表增加了难度。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作者仍能坚持较高质量的质化研究，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次见到刘晓峰博士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那是2007年的秋天，我到江苏省委党校讲课，课后一位学生请我吃饭，席间就有晓峰。那时，他还是党校的一名在读硕士生。在介绍时，他被称为“图书馆馆长”。我当时有些纳闷，不是学生吗？怎么变成图书馆馆长了？后来得知，因为爱读书，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泡图书馆，以至于图书馆老师索性把阅览室的钥匙给了他。从那以后，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10点，周末从闭馆改为正常开放。这个“不经意”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刚刚做博士生导师，正准备招学生，我心想，“这不是很好的博士候选人吗？”
博士录取后，刘晓峰博士依然是学习□努力的学生之一。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曾就选题方向和研究方案进行过多次深入讨论。对于一向遵从并习惯做“规范研究”“书斋研究”“价值研究”的我而言，他所主张的以田野观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使我眼前一亮，并对他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就这样，他的博士论文与当时其他几位博士同学形成巨大反差。我开始意识到，对研究选题、研究路径及研究方法保持开放性，是导师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件事。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的互动与互构。“理论知识”主要是通过阅读文本而积累起来的知识，文本的宽度将延展为学术的长度。“经验知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阅历与经验体会，经验的厚度将决定学术的高度。因此，□近几年，我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在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尽量尝试通过“接地气”的经验观察以累积经验知识。这样，我们的理论思考才会“扎根”在现实之中，才会摆脱理论脱离现实的尴尬。当我们的青年学者这样做时，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为他们未来的理论建构提供“解构的经验”：二是，可以为做“顶天”研究的学者们提供“解构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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