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837269
战争给德国人带去了什么？
这是一份二战中一名无线电报务员的经历自叙，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讲述者在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之后，但他的语言仍然不失冷静和条理，既不呼天抢地刻意卖惨，也不颠倒黑白歪曲夸大——他只是在向世人展示，时局如何裹挟着德国人卷入战争，而战争又如何颠覆了平民的生活，他从军后曾见识过哪些激烈的战斗，经历过怎样艰难的岁月，又怀揣过何等沉重的思念和悲伤。
作者的经历起伏跌宕，但他叙述语气细腻平和，像低沉大提琴音般，从中溢出浓浓的情感，有他对故土家乡的热爱，有对同胞的深情厚谊，更有对战争的深切憎恶。
小小冰人的翻译，更加原汁原味地体现了战局的紧迫感和人物间的张力。这位高产的军事圈翻译达人，特别偏好这类小人物传记，他总是能洞察原著作者的细微情绪，然后化作更贴切的译制语言展现给中文读者。
该书另有英文版本（Radio Operator on the Eastern Front: An Illustrated Memoir, 1940–1949），也得到了大量*评。
本书是一名德国无线电报务员的回忆录。
埃哈德·施泰尼格尔的家乡位于苏台德地区，在他应征加入德国国防军之前，战势已经迫在眉睫。1940年10月12日，他揣着征召通知书前往贝劳恩，加入第21步兵信号预备连，在那里完成了为期六周的基础训练，并接受了无线电报务员培训。1941年2月，他被调往东普鲁士参与了“巴巴罗萨”行动。作为战斗激烈地区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他经历了波罗的海及其岛屿的争夺战，以及通往列宁格勒的沃尔霍夫河和拉多加湖的激烈战斗。
之后，他以生动而富有戏剧性的文字描述了德军在爱沙尼亚、库尔兰和东普鲁士的撤退，在布拉格东南部的投降，以及他在西伯利亚的囚禁生活。1949年10月，精神崩溃的施泰尼格终于返回德国。
施泰尼格尔对战斗无甚热情，所以在这本回忆录中，他更细腻地描述了二战中德国士兵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作为无线报务员的各种幕后插曲。他在书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毫不遮掩地评论冲突的各方。他的文字很有感染力，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真实地描绘了战争的恐怖，扣人心弦，让读者的心绪随着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纠结起伏。
“前言
引言
地名对照
*一章 从应征入伍到抵达梅梅尔前线
第二章 巴巴罗萨—立陶宛
第三章 巴巴罗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第四章 贝奥武夫行动
第五章 季赫温战役
第六章 沃尔霍夫河战线
第七章 1942年春季和夏季：沃尔霍夫河
第八章 P5和43.3高地—锡尼亚维诺
第九章 基里希登陆场
第十章 波加雷卢什卡
第十一章 争夺列宁格勒的最后之战
第十二章 纳尔瓦防线
第十三章 返回拉脱维亚
第十四章 我当了卫生员
第十五章 沦为俘虏
后记”
“
“这本自传是写给我那些孩子看的，涵盖了我在1920年—1949年的经历。我要讲述的不是什么*奇的冒险，甚至谈不上与众不同，与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的难兄难弟相比，我的经历可能不如他们那般丰富。
说实话，我一直想不加粉饰地写下自己的战时经历，包括个人观点和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普通的底层士兵，我只想如实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目睹战争的残酷和士兵对战争的厌恶情绪。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自己加入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但随着日趋成熟，再加上后来了解的种种情况，我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我原先只想为家人写一篇记事，但亲朋好友读完我的手稿后，纷纷鼓励我写得再详细点。于是我记录下自己亲身经历的实情，我所依赖的那些报告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埃哈德·施泰尼格尔
1981年4月写于纽伦堡 “
“大多数与无线电通信有关的二战书籍都是由*业历史学家、记者或学者撰写的，但这本书却是由一位讲德语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公民撰写的。
——《The Spectrum Monitor》杂志”
“我的故乡朗乌格斯特村（如今的耶尼舒夫乌耶兹德，地图坐标北纬50度34分，东经13度43分）坐落在广阔的山谷里，确切地说，它位于一片很大的洼地内，其西北面是厄尔士山脉，其南面和东面是中波西米亚山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村里约有2000名居民。
我于1920年出生在那里，那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下简称“捷克”）已成立一年半。没人征询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意见，而分割德语区违背了当地居民的意愿，但这显然是胜利方“和平战略”的组成部分。 武力造成既定事实，1919年3月发生的事，*底破灭了苏台德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德意志奥地利的梦想。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总数超过捷克人口五分之一。他们手无寸铁，丧失了原先的权利，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全新的情况，不得不直面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前景。
捷克政府打发大部分德国公务员退休，好让捷克人取而代之—只*德语中小学和大学教师留任。而申请公务员职务的人，必须保证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捷克语学校，以此证明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忠贞不贰。1936年经济危机前，德国人的农场遭拍卖，被捷克人抢购一空，购买者甚至获得了政府的资助。这种土地转让政策旨在进一步实现捷克化。
在我的家乡朗乌格斯特与普雷申（布热什塔尼）之间，政府建立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大、*现代化的褐煤矿站。这座褐煤矿站称为“马萨里克矿站”，雇佣波西米亚内地的捷克人。德国失业者依然找不到工作，全靠每周10克朗的救济金度日—这点钱只够买3斤糖。闲暇时他们会在煤堆间逡巡，寻找冬季取暖的各种可燃物。
我的母亲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四。我和她很像，五个孩子只有我长了双蓝色的眼睛。父亲于1915年因胸部负了重伤从奥地利军队退役，他有20公顷中等或优质农田，主要种植谷物。我们养了2匹马、8头牛、许多鸭鹅和100只母鸡。我们家是当地最富裕的农户，在1928年时就购置了带扬声器的收音机和留声机。我6岁上小学，1931年时在杜克斯读中学。
1933年1月31日，我在普雷申火车站等着坐车回家时，听到了希特勒掌权的消息。西曼德尔是邻村的捷克男学生，我从没跟他说过话，他低声嘀咕着：“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了。”我请他详细说说，于是他用磕磕巴巴的波西米亚语解释了为何希特勒上台是件很危险的事。几天后，我们了解了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要以降低失业率等手段造福德国，希特勒还打算废弃《凡尔赛和约》的禁令……德国广播电台把这些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这让我们对德意志祖国的敬重之情与日俱增，家人对纳粹的一切保留意见都没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不过是一场骗局。
消息传来，我们这些居住在撒克森边界捷克一侧的德国人激动不已—要么是出于民族和种族情感，要么是因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面包和工作，这些恰恰是掌权的捷克人竭力不让我们得到的东西。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先兆非常强烈，而且愈演愈烈，人人都收听的电台广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氛围。捷克人宣布纳粹党为非法组织，还审查相关人员的信函。禁令颁布后过了一段时间，阿施的体操老师康拉德·亨莱因组建了新政党“苏台德德国人祖国阵线”，简称SHF。捷克政府提出警告，认为“阵线”这个词带有军事含义，新政党只好改名为“苏台德德国人党”。对所有违背自己意愿，被迫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人来说，苏台德德国人党成了他们的汇聚地。奥匈帝国解体后，《圣日耳曼条约》禁止德奥合并，所以我们希求的是基于瑞士模式的自治权。
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有600万捷克人，300多万德国人，200万斯洛伐克人，100万匈牙利人，以及包括波兰人和喀尔巴阡山乌克兰人在内的少量其他群体。没有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人当时也在争取独立，想摆脱捷克人的压迫。*佳政治解决方案也许是参照瑞士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联邦制。但捷克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受战胜国哄骗，认为只要积极推行捷克化就能建立一个捷克国。可不同民族的组成部分实在太大，根本没办法进行“拉郎配”。
捷克化的必然结果是苏台德德国人党成为捷克国内*大的政党。从1936年起，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该党努力争取“自治权”不过是与德国统一的幌子而已。来自波西米亚的失业大军越过边界，去萨克森州找工作，并真找到了活儿—他们成了周末通勤者。虽说这份工作主要是帮着修建高速公路，但比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能找到的工作强得多，而且以现金支付的薪酬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我姐姐咪咪（玛丽，1911年出生）、母亲和我都支持亨莱因的苏台德德国人运动。快到离校年龄时，迫于父亲的压力，我向布吕克斯商学院提交了申请。那时候没有心理测试，也没人帮你分析所选择的职业道路的发展前景。于是我后来去了布吕克斯，并通过了入学考试。从1934年9月起，我就和*好的朋友埃里希·米勒每天骑自行车往返26千米。
我想说一句，虽然商学院的克劳斯纳教授是个犹太人，但我们这里一点都不仇视犹太人。我们全家都在犹太人开的店铺里买东西，因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向来令我们满意。克劳斯纳教授在第三帝国时期活了下来，于战后居住在东柏林。
1936年6月28日，我拿到了毕业证—也就是我的离校证书。我*重要的副科是速记，它对我以后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一个艰巨的任务：找工作。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几乎不太可能当上公务员，而当地工业也陷入了*度困难的境地。我父亲是比林仓库协会监理会成员，他找了协会董事帮忙。经过简短的面试，几天后我收到了录用函，从1936年8月1日起当实习生，没有薪酬。无偿干了五个月的簿记员后，从1937年1月起，我每周都能获得100克朗（相当于12个帝国马克，工资很低），但一年后我的薪水就增加到300克朗，对捷克斯洛伐克一个18岁的仓库管理员来说，这就算高薪了。
1938年，苏台德地区风起云涌的政治形势到了紧要关头。苏台德德国人党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大的单一政党，几乎*底吞并了德国人组建的所有其他党派。我哥哥奥斯卡（1912年出生）秘密入党，1938年4月，年满18岁的我也加入了苏台德德国人党。我那当过社会民主党旗手的父亲，对此始终持公开反对的立场，直到农民联盟领导人古斯塔夫·哈克与希特勒会晤后返回，在布拉格召开万众瞩目的会议，说服联盟管理委员会与亨莱因的政党合并，他才改变态度。没过多久，我看见父亲带着旗帜和结余的党费去找当地的苏台德德国人党主席，但据我所知，他一直没有加入该党。
由于贝奈斯总统不肯让步，捷克与德国紧张的政治局势于1938年加剧了。就算他有过给予苏台德德国人自治权的想法，现在也为时过晚—除了捷克人，所有人都对此心知肚明。希特勒在别处承诺过：“全世界都该知道，边界外的1000万名德国人再也不会无依无靠了！”一如既往，他发表讲话时各条街道空无一人：德国人都待在家里听广播。从1000万这个数字来看，希特勒指的不只是奥地利人，还首次提到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
听完希特勒的讲话后，比林民众自发来到市集广场，唱起德国国歌，直到捷克警察赶来驱散人群。1938年5月，捷克军队首次实施局部动员。民兵也武装起来，于夜间在德国人街区的各条街道上巡逻。在捷克—德国边界上，各种防御工事和纵横交错的混凝土掩体，沿我们社区南面的几座高地延伸—守备部队针对这样的情况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从那里到厄尔士山脉，捷克军队肃清了射界内的一切障碍。
某天早上我去上班，在比林附近的桥梁被武装民兵拦下搜身。我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反正白袜子不能再穿了，这是属于德国社区的外在标志—有些德国人经过混居社区，在脚上的白袜被人看到后惨遭毒打。
在此期间，奥地利也“重返帝国”。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觉察到我们的事业为德意志帝国创造了机会，而捷克人与苏台德德国人的关系也相应地恶化。捷克人的恐怖统治开始了。
捷克新闻媒体率先发难：“我们要把德国人的头颅挂在街头！”德国人不得不绕道上班，以免与捷克人发生冲突，许多人干脆就不去上班了。全副武装的民兵夜间在街头游荡，敲响一户户房门。8月份终于轮到我们家—民兵以枪威逼，让我父母交出社区办公室的钥匙和我三哥弗朗茨。弗朗茨没加入任何党派，他为人和善，对其他人充满善意，在社区办公室总是想方设法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来不考虑对方的出身或民族。我们后来得知，捷克人把弗朗茨和500多名人质从比林区押到翁霍斯特镇啤酒厂的地窖里，捷克人告诉他们，“要是气球升空的话”就淹死他们，以此作为报复。
在此期间，根据捷克的动员令，我哥哥奥斯卡被召到斯洛伐克的科莫恩加入龙骑兵。一连几周，母亲天天以泪洗面，她暗暗祷告，期盼德国发动进攻：“他们怎么还不来？这些人真是外强中干。”
捷克军队占据了我们村上方高地的一座座掩体，我们不敢去田里，太危险了！这些军人挖掘战壕，架设铁丝网，调来反坦克炮，还搜捕能挥舞镐头和铁锹的男性居民。我们村就在主要的前沿防线上。
为躲避征兵，母亲把我送到已婚的姐姐咪咪家，她把我藏在小房间里。市政官员早就没收了所有收音机，不让我们获悉外界发生的事情。但咪咪的消息很灵通，她认识某个有两台收音机的邻居，所以总是把政治局势发展的*新情况及时告诉我。通过这种方式，我得知希特勒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站在这里，贝奈斯先生站在对面。我向全世界呼吁—‘战争还是和平？’”那时候，这个消息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布吕克斯人报》当天的通栏标题是“希特勒发表讲话”，标题下一片空白，因为捷克当局不许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内容。但有标题就够了，我们个个心知肚明。所以说，德国没有抛弃我们，没有任由我们听凭命运摆布。
我还得知慕尼黑会议就德国合并苏台德地区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为讨价还价，捷克人故意拖延，迟迟不愿主动放弃杜克斯、布吕克斯煤矿。我现在觉得沿小路回家没什么威胁，但途中有人提醒我：“当心点，他们还在搜捕挖战壕的劳工。”
10月9日，我们想弄点树枝装点房屋，这就得穿过一排排军用掩体，进入冈霍夫松林。我们发现驻守在那里的士兵大多是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渴望获得解脱，因此根本没人搭理我们。
1938年10月10日，星期天，是我们获得解脱的日子。我们穿上周日才穿的盛装涌上主街道，据说军队会从这个方向过来。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布鲁赫、奥伯勒滕斯多夫教堂的钟声，这是他们发出的问候。一座座房屋装饰一新，还挂起旗帜。军队开来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在最前方的是捷克军人！一个捷克人扯下屋前的德国国旗，塞入背包。跟在捷克连身后的是一队摩托车兵，看上去和我们猜想中的完全不同！煤斗形钢盔，原野灰军装，鹰标和反万字徽记—德国人！*有活在外国人统治下、时刻担心生命安危的人质，才能理解我们当日的幸福和喜悦感。
捷克连长不肯让部下解除武装。德军两门反坦克炮从我们身旁过去，控制了通往东面的道路。与此同时，德军机枪手也架好了武器。几个捷克兵高举双手走出队伍，嘴里喊道：“我们是匈牙利人！”其他人也开始有样学样。在缴械后，他们被德国人允许退到分界线另一侧。此时，我们以为自己自由了，以为自己终于能自由和平地生活，说自己的母语，与德国之间再也没有边界，不用护照就可以去巴伐利亚、莱茵兰、萨克森，甚至东普鲁士。天真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那时候的我，甚至认为《慕尼黑协定》并不像今天说的那样是个不公正、错误的协定，德国合并的仅仅是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没有丧失其他领土。至于捷克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他们失去的也仅是德国人生活的地区内的工业。德国合并苏台德地区后，没发生集体迫害的事情，尽管大多数人都在庆幸当初没加入社会民主党，但该党成员也没遭受迫害。
1938年10月，苏台德地区全民投票决定加入德国。我毫不怀疑97%的人投了赞同票。我们全家现在都是德国国籍，我哥哥奥斯卡和弗朗茨也回来了。
1939年年初某个晚上，我参加了苏台德德国人党召开的会议，这是我首次出席党内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我在会议期间签了份表格，申请加入“国社党”。获得批准后，我得到了排在80多万人之后的党号。
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有些人忧心忡忡，但德国军队在波兰和法国的速战速决，以及德国与苏联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打消了他们的恐惧。战争*一年，因为我有工作，所以没被召入德国国防军。作为簿记员，我在旺季（特别是圣诞节前后）必须帮着估算粮食数量和谷物交付量，这让我对品质管理有了深入了解。我掌握了每百升谷物的重量、谷蛋白含量等东西。这些知识对我很有用，因为战争爆发后，利本斯豪森分公司的库管员一接到通知就得加入国防军。我后来接替了他的工作，但在1940年年末，德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征兵。我因为失去了工作，便应征加入德国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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