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文集(全六册)

      唐文治先生是晚清民国著名学者、一代醇儒，在当时政界、学界、教育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先生曾担任晚清商部、邮传部要职，熟识朝政与外事；后担任交通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精通传统学术，并深明新学的重要性，其著述皆具明确而深远的文化关怀；倡导“读经救国”、慈孝仁义，保存国粹之余，更推陈出新，以培养具备高尚道德情操与文化能力的精英；恢复国力，延续文脉与道统。其所创立的无锡国专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唐兰、王蘧常、蒋天枢、曹道衡、冯其庸、朱东润等当代中国文史领域的杰出前辈，都是唐门子弟；对弘扬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是唐先生多年从政、读书、教学与生活体验的全记录，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采用分类、编年、标点、校释的方式，对唐先生文集加以系统整理，是唐先生文集的全新整理本，唐先生一生文章基本网罗于此。所为“分类”乃在原有《茹经堂文集》文体分类的基础上，重新厘定，将近千篇文章分门别类，类目不仅标示着唐先生一生文章的类型，也暗含着他的学术观念，例如*类“经说”，乃“道统本源之旨具在。经学乃先生学术之根本，其毕生之淑世精神，亦皆寄寓于经学撰述中，故为先生所特重”。所为“编年”即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各类文章，于此洞见唐先生思想情感之隐微之处。所为“校释”，一是根据不同版本校对唐先生文章，以提供可信、可靠之文本；一是注释文章中涉及的大量典故、人物，以便于读者阅读使用；三是释解文章写作之背景信息，以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唐先生文章之内涵。本书整理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抱持着敬畏与真切之体会，对唐文治先生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诚心的认同。因而《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体例别裁，整理用心，是全面了解、研究一代醇儒唐文治先生思想和精神的文献，也是走进晚清民初那个特殊年代的珍贵史料。

      邓国光，1955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三水。少年家贫辍学，于夜中学半工读完成中学教育，1978年以优异会考成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师从苏文擢教授治古文；香港新亚研究所硕士，师从李云光教授、牟宗三教授、罗梦册教授研治古学；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师从陈耀南教授研治古文论。自1985年起，先后任新亚文商书院文史系兼任讲师、树仁学院中文系兼任讲师、珠海书院文史系及文史研究所任副教授、浸会学院中文系讲师；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中文学院院长，现任澳门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专注于中国经学与文学的研究，在两岸三地发表、出版学术论著近百种。

弁言一

凡例一

册

經説

奏疏

第二册

論說

學志

第三册

詩賦

箴戒

序跋

第四册

書記

史志

家乘

第五册

傳狀

墓銘

第六册

哀祭

小説

英軺日記

自訂年譜

 

附録一：江南鄉試卷欽命‘四書’、詩題壬午三七八一

附録二：相關序跋三七八九

附録三：唐蔚芝先生《茹經堂叢書》提要并序

弁言

唐茹經先生言：‘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唐先生《紫陽學術發微自序》，見本書。乃式遵雅誨焉。大道未彰，仁義陵替，非一日也。先生仁義賢聖，文以明道，覺世牖民，懷抱慈願，立達推恩，無非救世愛人。先生之文，遺落亦非一日矣。苟世道人心日非，則淪失相噬無日矣。今天下望治，生民其蘇，而德義既在，未遺斯世；徑路雖紛歧日甚，然人道不息，皆足以起衰救弊，根治病源。此先生之文，所以經天地而緯日月，貫道德而明人倫，則大同之願，實非惘然。以故類編先生文章，編年分類而附加釋注，顔曰‘唐文治文集’，所以繼絶學而正民心，彰聖心以開太平，道以文存，洪致皇極。是編之輯也，豈徒俎豆聖賢者哉！

唐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四)，諱文治，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籍。清光緒十八年壬辰進士，累官至商部署理尚書，於國是商政，多所獻替。復曾周歷歐美日諸邦，考稽治政得失，提倡商務、實業、教育，以挽救國運於危難之際。嗣丁憂，服闋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民國肇建，改稱南洋大學堂，旋稱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國立交通大學，主持校政十三年。至民國九年庚申，主持無錫國學專修館，後名無錫國學專門學院、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皆親主講席，無論授徒與撰述，皆貫以‘正人心，救民命’之淑世主張，義無反顧。所造濟濟端士，皆日後中國人文學科之翹楚。

先生著作等身，其學術，一言以蔽之，曰‘讀經救國’，本‘性理學’爲體，‘經學’爲用，‘文章’則通鑰其間，三者同源共貫；於本心良知，一意經世淑民，於人心與文化之根本，開啓更生之内在動力；本推恩之王道，以成就聖人之極功，大同是盼。而且身處苦難深重之亂離之世，其‘苦難學術’，愛國愛民之切，自不囿門户，而博采貫通，既匯攝傳統精粹而雄視百代，復周鑑西法而知通方，以重現中華文化之莊嚴與活力。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其自任之重，形之於‘道統’之自覺、繼承與開拓，其關懷民瘼之深摯，高瞻遠矚之卓識，所謂等百世之後者，‘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先生體證之矣。一代純儒，接跡聖賢。時至今日，國魂之重鑄，猶待先生著述之重光，意義至重。

然先生論著傳世者甚富，而流布於不靖之時，未暇親訂全文，復多有披離，後人觀省研讀，頗爲不易。苟力所能及，則蒐集整理，刻不容緩，否則時日流逝，更添來日文獻散佚之憂嘆。是以整理先生遺篇，先之以文集編年校釋，繼之以經學、性理學、文章學等凡四種，完整呈現先生七十年治學之神髓。其不取影印原書之方便途徑，而寧肯耗用大量精力與時間以整理編次者，以原刻形態紛異之故，若以原版編影，其亥虎乖舛，徒添後來者之畏難與誤解。且各單品多有影印行世，則不煩疊瓦也。

先行整理文集者，蓋唐先生文章寄存一生心事，爲理解先生學術精神之基礎依據；其文集亦包羅先生思想、學術、文章、家庭、師友之全體，乃研究先生學行所必備者，更爲研究晚清、民國至開國時期之歷史、思想、學術、政治、社會、文教等領域提供極重要之一手資料。惟《茹經堂文集》内容經歷七十多年不同時期之流播，情況複雜。故先攻難，順流以下，則董理易爲功也。否則零碎散亂，漫無體統，甚者歪曲割裂，反大可哀。況先生極珍惜文字撰作，明言‘余自十五六歲有知識以來，所作文字悉數存之’見先生《高氏中學成績録序》(一九四一)文。，而早歲就學南菁書院，已有編集之舉《茹經先生自訂年譜》丁亥(一八八七)二十三歲條載：‘春，仍赴南菁書院肄業。(中略)是年，讀書心較静細，始編録《茹經堂文集》。’。至於先生經學、性理學、文章學專著之處理，則因文集而提供更可靠之綫索。則文集之整理，於董理先生學術論著之全體，實屬當務之急。本集以先生《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議》《蓄艾編》《人格》《政治學大義》《國鑑》《軍箴》《國箴》《越句踐志》《演講録》《茹經先生勸善小説》《英軺日記》《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等十三種爲主，輔以散見報刊雜誌之單篇，先生在世梓行傳世者，皆爲蒐録，爲之編年分類，校訂釋文，注明出處，俾可展卷按驗。綜核字數，已逾二百萬，大體已在，然滄海遺珠，補輯求全，亦在日程。但先理其大體，光揚先生論學議政、誨人陳情之要旨，殊屬關鍵。至於其日記、書信手稿之未刊於當時者唐先生部分日記、書信、未刊文稿之見録於王桐蓀、劉露茜合編《唐文治教育文選》(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及王桐蓀、胡邦彦、馮俊森等選注《唐文治文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並虞萬里、許超傑整理之《唐文治致曹元弼書札編年校録》，載虞萬里主編《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三輯(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等。，雖或見零碎輯録，若非先生當日所欲公諸世者，則待往後搜輯爲補編。求端訊末，考而核之，編次先生遺文，必先整理見存者也。

先生精擅文章之學，其《茹經堂文集》一、二編與《茹經堂奏疏》皆手訂，其中體類編次，皆精心佈置與安排，非率爾爲之。蓋文章之學，分體乃一大關鍵。惟原《茹經堂文集》六編，刊刻於不同時期，内容隨閲歷與時變而各有偏重。如編‘家乘’，爲其他五編所無；六編體類各有分合。今就其已存之體類，稍加整齊。各類之中，統以年代爲序。獨於‘家乘’，則遵先生遺意，以尊卑爲次，並補入‘一編’刊成之後過世家人之墓誌。分類與編年，乃此全新本文集之要項。至於校文，因先生《茹經堂文集》所有六編，皆惟一刊本流傳，未有重刊或别本。臺北文海出版社於一九七〇年據以影印《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疏》《英軺日記》《自訂年譜》，遂行於世；《民國叢書》所影印收録者，亦同是本，未有歧異也。惟臺北影印本因時忌而掩蔽部分内容，《民國叢書》本則有嚴重之缺漏，究屬遺憾。凡此於整理之際，皆隨文注明，並根據原刻本補足。凡引文，皆一一核對原典，注明出處。至於注釋，則採《自訂年譜》互證，或采先生《國文經緯貫通大義》之自評供參考，盡量以唐先生文字自證，避免歪曲失實；所涉及之人物與艱深文字，亦加注解。繼絶存亡，雖規規然求察索辨，微細不辭者，蓋不以小害大，全其本末，實事求是，總以保存先生文章大體爲宗旨。至於全書體統，詳列於‘凡例’也。

唐先生著作之全面整理，自二〇〇一年始。陳國明博士於香港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搜集文獻；歐陽艷華博士往來中國臺灣、韓國之圖書館與書肆，補充增訂，輸入審校；何潔瑩博士復蒐輯精校。皆道義自任，不辭勞苦，但盡學術承傳之責，思之可感。逮二〇〇八年，時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編輯室主任之童力軍先生，有整理先生《十三經讀本》之邀，高義隆情，遂萌梓行其全集之意，故重加整理，以期先生之所有著述得以面世。學緣所及，二〇一四年中復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室常德榮先生之鼎力襄助，提供大量先生遺文之專業信息，爲先生遺文之整理提上日程，不辭勞苦，品德之純，精誠可嘉；見地之正，深可感佩。出版遂可得而確定焉。遂誠邀精粹學子，參與董理。張濤博士乃於上海從事《茹經堂奏議》《英軺日記》之初役，吴昊於北京幫助校理，黄生耀岷、張生婉穎等襄助，寒暑無間，皆真誠付出，不計利害，於當今急功近利之世，實屬鳳毛麟角，由衷銘感也。以此深信中國文化之必光大於新一代者，斷無疑也。國光則反覆總校，往往日旰忘食，夜則伏案至辰星啓旦，檢閲蓃討之艱難，有非文字所能宣其萬一者。惟綆短汲深，諸不當處，皆國光譾陋檮昧所致。惟竊念得爲先生擁篲清道，意亦天之厚賚也，敢不勉耶！

篇端須揭者，乃上海古籍出版社高社長克勤先生，精誠純粹，支持無間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副總編，善良有才，多方襄助，至於盡善，是皆學術之純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室及相關部門之同仁推薦本書申請‘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及‘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資助’，並成功獲批。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與經學研究院院長彭林教授、臺灣大學前文學院院長葉國良教授，爲唐先生遺集之董理面世，俱在百忙之際，提供極重要支持，古道熱腸，百拜感激。臺灣中研院林慶彰教授、蔣秋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李啓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院長梁秉賦博士、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吴飛教授，皆純粹儒者，關懷指正，誠懇無隔；足徵學術道義，無分畛域，俱懷美善之願而比肩奮進焉。

先師蘇文擢教授，無錫國專畢業者也，歸道山二十載矣！國光之所以得聞唐先生學術，乃因文擢師之誨諭。本集之得以梓行，茹經先生汲汲於‘正人心，救民命’之慈願，得以焕發於今時，信乎乃集諸善緣之碩果。文運興伏，皆在善念之際，幾微之間。先生一生以‘國文’倡，因文明道，是編之成，體統有在，先哲猷誥，得以餉世而垂諸後，是天之未喪斯文，華夏學術義命，自必發揚光大。聖道大明，人道恢張，於是基之。心哉美矣！文集云乎哉！俎豆云乎哉！

 

鄧國光 學 丁酉春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