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1690092
在所有已故的科学家中，居里夫人是*特殊的一位。这不仅因为她双重国籍、女性等身份，也不仅因为她发现了镭。更重要的是，居里夫人从一名立志献身于纯科学并拒绝为自己的发现申请专利的科学家，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明星、*名人。其名气之大，早已远超她在学术上的贡献。
本书有别于其他名人传记之处，正在于作者没有简单罗列其生平资料，而是着眼于居里夫人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如何一步步成为了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其中，作者着重描画了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位女性的贡献，并探讨了科学如何与媒体联姻，媒体在当时及现代影响力的比较。
居里夫人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其拒绝申请专利（这为她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后，后半生却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事业。对这一前后矛盾的行为，作者也进行了精彩的解读。
目 录 contents
序言／001
章 “我”的嬗变：为了无私的精神／001
第二章 流言、诽谤与科学：遭遇1911／040
第三章 镭与居里：未曾消逝的贡献／081
第四章 居里夫人与国联：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124
后记／166
致谢／192
文献综述／197
索引／244
本书记述了玛丽·居里一生多个时期的故事，她在知识产权、新闻媒体、名人文化及国际信息管理诸方面扣人心弦的经历，对这些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这些故事，作者爱娃·赫蒙斯·沃顿（Eva Hemmungs Wirten）追溯了居里这一“品牌”的产生过程——欧盟明确使用了这一专用术语和法律概念。作者解释了科学人物与名誉相交织的精彩过程。
——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芝加哥大学
《打造玛丽·居里：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与名人文化》是一本发人深省、文笔出众且研究成果丰硕的书籍，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外，它也将会引发更多人的兴趣。本书旁征博引，文献丰富，以崭新的视角看待居里夫妇的个人生活及职业生涯，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与专利申请和镭所有权相关的问题，并从新的视角解读居里夫妇的科学生涯，此书必将引发热烈地讨论。
——查尔斯·索普（Charles Thorpe），圣地亚哥加利福利亚大学
镜头1：居里夫人引发的决斗
然而，在1911年11月末，两位新闻工作者怎至于选择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且决斗究竟所为何事？根据布鲁诺·布吕诺·德拉波里（Bruno Bruneau De Labori）的名著《决斗法则》，决斗的目的是在涉及名誉的争端中，当其他所有方案都无效时，作为终的解决方式。站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五场决斗显得有些怪异。很多人都以为，决斗在20世纪初应该已经绝迹了，但事实上却依然根植于大众意识之中。不仅如此，令人意外的是，它还是一种流行做法。事实上，决斗之流行，我们可以说它在次世界大战（Great War）之前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衰落，而且还得到了强化。这好像在说，积极复兴男性阳刚的传统、维护其荣誉便能抵挡住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我们在好莱坞大片里见到的荣誉巩固了社会层级的稳定，维持着各层级中的个体角色。决斗这种仪式化的行为是男性崇拜的集中体现，它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及风云变幻的时期，我们从辉煌过去所能承袭的文化。
决斗的传统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具有极其顽强的秉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17世纪，贵族、大学生以及军人是展开决斗的主导人群。三个世纪后，它也成为了公务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解决争端的手段，他们一旦名誉受辱，就会时间想到通过决斗以剑或枪来解决问题。新闻人员参与的决斗是为普遍的，在1879年至1889年间的意大利，三分之一（34%）的决斗都因报刊发表的人身攻击而起。决斗还会促进报刊畅销，意大利的报刊因对新闻人员本身参与的决斗进行报道而大卖。霍塞所谓“职业热情”部分解释了为何布吕诺·德拉波里在《决斗法则》中用长的一章内容来探讨如何确定应该向出言不逊的新闻人员还是向他的主编发起决斗挑战?。
次世界大战前的繁荣时期里，因为法国新闻媒体的流行及其所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口头或文章中的诽谤是损害他人名誉常见的原因。将此类诽谤诉诸法庭不仅像是赌博，而且不足以弥补受损的名誉。所以，即便在1911年，决斗仍然是裁决诽谤所引发冲突的终途径。在新闻媒体集聚的巴黎，你的名誉时刻都处在威胁当中。将这样的案件提交到法庭会让你被他人视作懦夫，因为你这是将名誉弃之不顾，全然仰仗陌生人判决时的顷刻想法。针对诽谤提起法律诉讼，这种做法不及决斗的效果，因为后者的目的并非是通过强制手段消除名誉损害或者对诽谤者施加惩罚，而是重拾个人的荣誉和勇气。通过决斗，名誉问题的答案可立见分晓，而如若通过法庭处理，这个问题的结果就会存在不确定性。
居里没有儿子，丈夫也已经离世，能够出面捍卫她名誉的男性就是保罗·朗之万。一天早上，他来到居里好友玛格丽特·波雷尔（Marguerite Borel）和埃米尔·波雷尔（Emile Borel）夫妇家，“脸色惨白，大衣紧扣”。他告诉夫妇两人，他已经决定向特里发出决斗挑战。“虽然这很愚蠢，但我别无选择。我希望你的妻子能够陪我走一趟，帮助我，给我建议，晚上就可以回来。”波雷尔答道，“没问题，让玛格丽特陪你一起吧，晚饭前送她回来就可以。”于是，玛格丽特·波雷尔和保罗·朗之万坐上马车，出发去寻找决斗所必需的见证人。寻找过程虽然需要时间，但他们终究找到了两位决斗见证人，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保罗·潘勒韦?。一顿简餐后，波雷尔便回家了，而朗之万则来到巴黎加斯提纳—热奈特（Gastinne-Renette）试射手枪?。
决斗是都市剧场的固有元素，如“巨型摩天轮”一样，自行车赛场也是常见的决斗场所。11月25日上午10:40，特里和朗之万携枪来到王子公园自行车馆，并事先商定在相隔25米处展开一轮交火。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小日报》向读者详细交代了此次决斗的起因，即那些可以证明“法兰西学院朗之万教授和居里夫人”存在婚外情的信。但在这次报道中，居里夫人只是被称为“著名的镭发明者的遗孀”。《小日报》称这是一次不完整的决斗，并称会在下文解释原因。接下来的报道戏剧性地记述了两人在前期准备好了必要的手枪、场地和见证人后，终“开火”时的场景：
朗之万先生微抬起手臂，似乎已准备好向对手开火。但当他的双眼落在后者身上时，想必他看到了特里先生仍然侧立未动，看到他的枪口仍对准地面，保持着开始信号“准备好了吗”发出后的姿势。
“周遭异常安静，”文章继续写道，似乎没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裁判和见证人商议着什么，并与两位决斗者交流着。根据《小日报》报道，特里主要回答的内容是，朗之万终出现在决斗现场，他已经心满意足，但“要我朝他开火，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在科学方面我对这个人也是推崇备至。”?终，特里的一位见证人向天空开了一枪，摄影师们随后便鱼贯涌入决斗场。
不管是从知识结构、政治和感情角度，还是其他什么方面来看，当天面对面决斗的两位男士似乎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交集，即他们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这所学校是法国负盛名的教育院校。特里的情感流露印证了德国历史学家尤特·弗雷威特（Ute Frevert，1954—）的观点：“决斗者的荣誉不取决于决斗的结果，而在于决斗的实现。”?因此，决斗在本质上是一种行动性行为，被当时社会理解成是裁定有关个人名誉冲突的后方式。
镜头2：院士之争
这一切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在写给《时报》的一封信中（落款日期为1910年11月18日），玛丽·居里确认了在法国首都巴黎流传的坊间传闻：近期，物理化学家德西雷·耶内（Désiré Gernez）的去世使科学院的席位有了空缺，她随之成为候选人。这里讨论的机构由十一个部门组成，包括两个大类—五个数学科学部门和六个物理科学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六位终身院士（入选后即成为终身成员），并由两位常任秘书主持工作。
如我们在上一章的叙述，丈夫去世仅一个月后，玛丽·居里就接替皮埃尔·居里成为了索邦大学物理学教授。在早先的行会制度下，丧偶妇女接替丈夫工作并非闻所未闻，但新科学时代严格的男女劳动分工遵循的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或许令法国人民集体感到震惊不已的是，法兰西民族这位为前程似锦的年轻科学家竟英年早逝，让法国因此失去了发现镭所带来的优势，同时面临暗淡的发展前程。但是，这一学术机构认为，能重振旗鼓，让一切继续前进的人是他的妻子。
居里夫妇的确承诺过不为镭申请专利，从而促进了基础研究的商业化，但是其姓“居里”的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根据国际镭标准理事会的正式决定，选择“居里”为单位是为了纪念玛丽·居里的已故丈夫，但她才是这一姓氏的守护人。
1910年新年前夜，《时报》刊登了一封来自科学院常任秘书之一加斯顿·达布（Gaston Darboux）的长信，他在信中列出了支持居里夫人入选院士的理由?。有趣的是，在科学院只提名皮埃尔·居里获得1903年诺贝尔奖，对玛丽·居里贡献只字不提的二十名院士当中，达布正是其中之一。玛丽·居里的名字之所以能终加在其丈夫的名字之后，首先是因瑞典数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格斯塔·米塔格·累夫勒（Gösta Mittag-Leffler，1846—1927）的干预，是他主动告诉皮埃尔·居里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让人尴尬的疏忽，其次还因为提名规则所出现的变通?。或许达布认为，现在坚定支持
玛丽·居里即是对自己过去所犯过错的弥补。为了能让《时报》的读者清楚玛丽·居里从来不只是“其丈夫的助手”，达布采用了权威的证据—皮埃尔·居里1903年在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讲。达布引述了上述关键事实后，洋洋洒洒地详述了玛丽·居里独立取得的成就（包括提取纯净镭，在1910年发表关于放射性（法语：radioactivité）的两卷本著作，成为世界各地无数学术机构成员）。他在后补充说，因为在方兴未艾的镭领域，她是毋庸置疑的领袖，所以科学院需要她的学识和专业知识来评判他人所长。只有这样，法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才能够延续下去。伴随香槟的觥筹交错，在告别1910年、迎来1911年之际，在众多热闹喧天的晚宴上，关于一位女性能否首次进入那座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圆顶大楼，其反对声和支持声一定不绝于耳。
1911年1月4日，153名男性院士齐聚一堂，就女性能否进入精英圈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法兰西学院此次季度会议的人数是以往的两倍，达到历史之。在会议召开前一天，《早报》采访了一些学院成员对当前问题的个人看法。支持玛丽·居里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所长埃米尔·鲁?告诉记者：“我认为科学发现没有性别之分。只要研究工作做得出色的人，我都支持。”1902年击败皮埃尔·居里成为科学院院士的物理学家埃米尔·阿马伽?在回答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他在物理部门后一次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他们已就提议谁接替耶内的院士职衔进行过投票。他说，在总共五位投票成员中，有三位玛丽·居里，有一位支持者来自巴黎天主教研究院（Institute Catholique）的物理学教授爱德华·布让尼（Eduard Branly），而后第五张票，也就是他自己的那一票，他选择了弃权。由于女性不能成为学院院士，因此阿马伽认为整个过程从头至尾都是不合法规的。他告诉《早报》，他的选择只能是完全放弃投票?。在季度会议举行投票的前夜，人们普遍认为，多数人都会恪守女性不能成为院士的原则而选择维持现状。
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至少在书面上，学院成员所回答的两个问题的结果是对居里夫人是不利的。在次投票中，每一位科学院成员可以自主决定女性能否入选院士。但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却有些模棱两可：法兰西学院认为，女性不能入选学院已成传统，因而好不要违背，这一看法得到了88票支持，52票反对。但学院的这条建议究竟如何执行，众人却有不同的理解。科学院成员加斯顿·波尼哀（Gaston Bonnier）讽刺这条建议就像朋友们有时给我们的建议，“只是听听，不会采用。”
玛丽·居里在竞争中原本处于上风。根据《早报》报道，提名委员会近期的一次会议以阿马伽的发言终止，因为那些“与女性候选人势不两立的人”气急败坏，夺门而出，口中还大呼，“简直无言以对！”?一周以后，物理部门在《纪要》上正式公布了候选人名单，玛丽·居里仍然高居首位。这则公告显示，后的投票日期定在了1月23日，与玛丽·居里同时竞争的还包括六位男性候选人。不出所料，爱德华·布让尼成为了这些人中有资格当选的候选人。艾芙·居里描述了当时的报刊是如何竭尽所能地为这次选举推波助澜—将之形容为“居里派”（Curists）和“布让尼派”（Branlysts）之间的较量?。
《十字报》（法语：La Croix）等天主教报刊明显偏向布让尼，并在资质和学术独立性方面对布让尼和居里夫人进行了比较。《十字报》指出，布让尼糟糕透顶的工作条件与“玛丽·居里所能驾驭”的充裕资源形成了鲜明对比，全然不顾居里夫人早期研究工作中既缺资金又缺实验室的事实。玛丽·居里是次参选，而布让尼则曾几度成为候选人，《十字报》因此坚称，无论从坚韧的精神还是从年龄方面来看，布让尼应得的回报依然迟迟未到。这些刊物不怀好意地问读者，“玛丽·居里对丈夫的发现到底做了什么贡献？”一方面贬低她的参与地位，另一方面又把镭相关文章的作者身份归在皮埃尔·居里身上。
终的投票结果是28比30，居里夫人以两票之差输给了布让尼。1月24日，《早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张此次会议的大幅照片和一篇评论。其结论是，选择布让尼是正义和爱国主义的体现。甚至连《时报》等支持居里夫人的报纸也
承认，如果布让尼第三次被拒之门外，那对他将是很不幸的。欢呼也好，失望也罢，不管媒体如何看待这个结果，他们都乐此不疲地开辟专题，记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是如何挤得头破血流才终进入到会议室，却不料吃了闭门羹，他们忍受了漫长等待，一直到四点，例行会议才结束，投票才终开始?。
放任自由数个月后，谣言在居里夫人败选后又开始运转起来了。有人说她很快就会重启下一次竞选，这只是时间问题。而数学家朱利·汤内里（Jules Tannery）的去世又一次给了她机会，尽管这次机会来自数学部门，而不是物理学部门，与她的领域并不匹配。来自马萨林宫（Palais Mazarin）的新闻则更加严谨乐观，《费加罗报》详细整理出了居里夫人如再次竞选需经历的流程?。但她此后再也没有尝试加入科学院。实际上，直到68年后，伊冯娜·肖凯-布吕阿才成为位入选科学院的女性。居里夫人的决定很难说是因为自信受到了打击，还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比较确信的是，在她答应写给美国版《皮埃尔·居里传》的“作者小传”（“autobiographical notes”）中，她也没有忘记提到这一事件。不管怎样，她要自己现身说法。
1923年，玛丽·居里在回望生命中的这一时期时写道，正因她“对竞选院士过程中所需的个人拜会过程极为不适”，她决定不再申请。这个理由听上去无可厚非，但为了终赢得那个众人垂涎的位置，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尝试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在她之前也有人这么做过。例如，她的丈夫曾放下自尊，多次拜访科学院成员，握手、堆笑，终于获准第二次竞聘院士的机会。保罗·朗之万在1921年、1922年、1923和1927年四次竞聘院士，终在1934年成功入选。但玛丽·居里在败选已经过去十多年后仍然不能释怀，也许她仍感愤懑。这既因为自己没有认真对待曾经面对的阻力，也是因为科学院竟是这样一个腐朽得不可救药的机构。在居里夫人打造无私精神的策略中，她曾突出自己的角色，而这一次，她想要突出的则是他人，而不是“我”导致了这一切。
镜头3：名声之累
在《居里夫人传》一书中，艾芙·居里带着神气十足的口吻描述了国际科学界是如何请求其父母向他们提供样品和相关信息的。但在一战前巴黎的大好时代里，居里夫妇也不是只有工作而没有娱乐。曾轰动巴黎女神游乐厅（Folies Bergère）的洛伊·福勒（Loïe Fuller）希望夫妻两人给她做一件镭质服装，于是他们与这位美国舞蹈家建立了不期而遇的友谊。皮埃尔·居里曾公开表示他对招魂术感兴趣，也许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夫妻两人与灵媒欧萨皮亚·帕拉蒂诺（Eusapia Palladino）共同出席了几次会议，后者本人在当时就是一位名人。就在去世前几天，皮埃尔·居里给乔治斯·古伊寄去了自己的后一封信件。他写到，他当时无法否认自己在灵媒的降神会上亲眼目睹的现象是真的?。这种对帕拉蒂诺的信仰让我们感到新鲜，尽管这是一种欺骗。但皮埃尔并不是一位相信灵媒有悬空、与死者交流能力的人，与皮埃尔·居里同时代的科学家都和他一样痴迷于这未知事物。也许，艾芙·居里认为其父亲对超自然世界的兴趣会在他的科学遗产上留下污点，因此在她的《居里夫人传》中，她谨慎地指出，她的父母只是这位意大利招魂师的研究者，而不是追随者?。
鲁维埃的文章登上《时报》的同一天，《小巴黎人报》（法语：Le petit parisien）以一篇更加蔚为壮观的文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其正文冠以“齐聚科学”和“丈夫的伤痕”这样的副标题。皮埃尔·居里一反常态，热情地向记者展示他因将一小瓶镭拿得过近而在手臂的皮肤上留下的一块灼红伤疤。《小巴黎人报》称赞这块伤疤如同一块荣誉勋章，可以骄傲地佩戴在身上作为献身科学的明证：明知这一了不起的新元素会导致各种危险，却依然奋不顾身。皮埃尔·居里就如同刚刚从前线—科学的前线—归来，虽负重伤，但却如凯旋的战士一样。在一战前法国社会的美好时代里，他所展现的自我献身精神、责任感与纪律意识是人们英雄崇拜的标准，而这类英雄崇拜的对象几乎都是男性。
因此，戴维勋章和诺贝尔奖都是对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精神的奖励。艾芙·居里写到，它带给父母的名人地位曾让他们不得不在休假期间入住酒店和旅馆时改名换姓。一直担任皮埃尔·居里助手的艾伯特·拉博德（Albert Laborde）认为，这两次获奖成为夫妇两人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从那时起，他们不得不为成名付出代价。”?在《皮埃尔·居里传》一书的第六章，玛丽·居里在标题中使用“负担”一词，她在这一章里将两人步步为营的成名之路描述为不得已而接受的结果。关于新闻报道的力量，他们心知肚明；居里夫妇对新闻记者的纷扰怀有多大的忌惮，他们对印刷媒体需求的依赖就有多么的强烈。也许，他们要比我们所见到的更加清楚如何将之为其所用。
在一封于1904年冬天写给乔治斯·古伊的信中，皮埃尔·居里向他抱怨自己当时所过的“愚蠢生活”。他可能说的是加斯顿·鲁维埃的来访。他写道，连“我女儿和保姆的对话”都被新闻报道，这荒唐至极。他嘲笑签名收藏者、市侩小人，甚至那些前来参观他位于罗蒙大街上的“壮观实验室”的科学家。他在这一点上往往冷嘲热讽，但他也坦言，哪怕这一切叨扰只带给他一张椅子，一间不错的实验室，他也甘愿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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