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冠

译者杨涛，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致力于陶特的学术研究多年，学术功底深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力求大程度地还原德文原著的内容与风格，并在原著基础上添加15000余字、近200条注释，补充多幅图片，图片资料丰富，使得中文版清晰易懂。 

本书是德国著名建筑师布鲁诺·陶特的20世纪的重要作品Die Stadtkrone的第1本中译本。讲述了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陶特开拓了使城市之冠发展成为乌托邦式的城市的概念，在那里，人们可以环绕着一个独立自由的水晶结构住在花园城市中，这座花园城市与政治无关，人们之间可以和平友好地合作。陶特旨在将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念和卡米洛·西特关于城市规划的田园美学融入自己的城市皇冠的理念中。

布鲁诺·陶特（1880—1938年）是一位活跃于魏玛时期的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作家，同时他也是先锋派建筑师团体“艺术公社”（Arbeitsrat für Kunst）、“玻璃琏”（Gl?serne Kette）的发起者、魏森霍夫住宅展（1927年）的参与建筑师之一。他为人知的建筑作品是在德意志制造联盟科隆展览会（1914年）上的玻璃展馆。在1913—1930年，他主导规划设计了数个位于柏林的现代主义住区（现世界文化遗产）。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一系列与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相关的重要理论著作，并在1933年离开德国后辗转日本与土耳其，对东方建筑、现代建筑进行了开创性的反思性研究。

新的生命：建筑启示录2

40 个实例：历史上的城市之冠12

城市之冠49

建筑50

过去的城市53

混沌55

新的城市57

无头之躯59

高举旗帜63

城市之冠方案69

城市之冠的经济成本84

为城市加冠的近期尝试88

构筑108

建造艺术的重生122

死寂的宫殿：一个建筑师的梦152

参考文献155

图片索引156

译序

陶特与《城市之冠》：世界主义者的回溯性宣言

 

与《包豪斯宣言》（Bauhaus Manifesto）同样出版于1919年的《城市之冠》（Die Stadtkrone）无疑是布鲁诺·尤利乌斯·弗洛里安·陶特（Bruno Julius Florian Taut，1880—1938年）被忽略的重要著作之一，其“晦涩难懂”的德语原著在2015年前从未被完整翻译为英语。这也导致了即使一些著作中对其有所提及，大多数人也都是“只闻其名”，没有亲身的阅读体验。其实，这本“被忽略”的著作的成稿早于《包豪斯宣言》，并影响了与陶特同为“艺术公社”（Arbeitsrat für Kunst）创始人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为其起草后者提供了参考,以至于在《城市之冠》英文版前言中，译者马修·明德拉普（Matthew Mindrup）与乌尔丽克·阿尔滕穆勒-路易斯（Ulrike Altenmüller-Lewis）曾感叹道：“令人惊讶的是，在1919年出版后，这么一本在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和建筑教育中如此重要的著作从未被翻译为英文。”

它的“被忽略”与作者陶特的身份有关。在主要以英语重新书写的“主流现代建筑史”中，陶特长期以来都是一位边缘人物：与同时期离开德国随后移民美国的格罗皮乌斯和密斯（Mies van der Rohe）相比，流亡日本并在1938年早逝于土耳其的陶特更多的是被简单地定义为一名表现主义者（expressionist）。但是，回顾陶特相对短暂的职业生涯，其实很难用某一种“主义”来概括——不管是在早期以著名的“玻璃馆”（Glashaus，1914年）为标志的“表现主义时期”，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迫专注于理论写作的“纸上建筑时期”，还是战争结束后在柏林主导创作一大批现代主义住区，抑或是1933年逃离德国后对“东方”建筑的深入研究、对现代建筑的反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伊斯拉·阿克詹（Esra Akcan）将其总结为“走向一种世界性的建筑准则”（toward a cosmopolitan ethics in architecture）]——陶特在设计、写作中都未重复或建立一种明确的“个人风格”。

《城市之冠》一书可被看作陶特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他作品中对社会及精神层面的关注开始变得与材料、美学同样重要。其影响可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论述中略窥一二：“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和汉斯·厦隆（Hans Scharoun）……几位大师的共同之处是他们似乎都不谋而合地从保尔·谢尔巴特（Paul Scheerbart）1914年的散文诗《玻璃建筑》（Glasarchitektur）或者在更大程度上从布鲁诺·陶特的神秘思想中获得某种启迪。我这里指的是陶特在1919年发表的‘城市之冠’一文。在这篇经典文献中，陶特指出‘城市之冠’不仅有益于健康的社会精神生活，而且对于城市生活的社会文化建设也至关重要”。而其“被忽略”的重要性正如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在《第1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中的评价，“在这十年间（20世纪20年代），他（陶特）创作了许多具有文献价值的小文章，而就在这个年代之初，他便创作了就历史角度而言他重要的著作，因为这是表现主义时期为数不多的可以与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的演讲相颉颃的重要文献之一——《城市之冠》”。

除了陶特的原因，作为历史文本，《城市之冠》本身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晦涩难懂”以致“被忽略”。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作者和内容两个方面——相比由单一作者写成、针对某一主题展开的一般意义上的“建筑学著作”，《城市之冠》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本文集（anthology）——书的几部分出自四位作者之手，而且不同部分的主题几乎迥异：由奇幻文学作家、画家谢尔巴特所作的两篇散文诗《新的生命》《死寂的宫殿》分别作为开篇和结尾，一前一后，为全书定下了一种神秘的基调；紧接着，陶特引用了40幅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上的城市之冠”的图片，以此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做铺垫，也试图从侧面论证自己的城市方案的正当性；随后的主旨文章“城市之冠”则以一种赞美过去、批判现实、憧憬未来的论调，通过文字和设计图纸的形式论述了一个以新的城市之冠为中心的“田园城市”方案；在罗列出“城市之冠的经济成本”之后，陶特以一篇“为城市加冠的近期尝试”作为结语，试图通过“当代”的相关建筑实践再次证实“城市之冠方案”的可信性，而这也是全书接近我们常规理解的“建筑学论文”的一段内容；在紧接着的“构筑”一章中，法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人物埃里希•巴龙（Erich Baron）号召在战争（指第1次世界大战）后，通过艺术与建筑实现社会及精神层面的教化；后，在结尾的散文诗之前，建筑师、建筑批评家、艺术史学家阿道夫·贝恩（Adolf Behne）则贡献了一篇充满批判和观点的文章，他举例论述了自哥特时代以来艺术的“堕落”，以此来预言一种将各种艺术整合于建筑之中的“建造艺术的重生”，即所谓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看似主题迥异的各部分，在陶特的编排下形成了一种“中心化”的内容结构，而其中心目的则在于：借助不同背景的作者、不尽相同的出发点的论述，从多个侧面支撑“城市之冠”这一怀有建筑、社会、精神等多重理想的城市方案。

作者-内容的双重复杂性使得读者初读《城市之冠》原著，会感到其中充斥着建筑、历史、政治、哲学、宗教、绘画、文学、戏剧等多方面的概念、事例、典故。同时，作为出版于百年前的“历史文本”（historical text），其在时代背景、语言习惯上已与当代社会有较大差异。这些因素无疑都为本书的阅读、理解及翻译工作提出了额外的挑战——“历史文本”本身的特性使得其翻译需要在历史的准确性、语言的可读性、作者本意的传达三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即使可以同时参考德语原著与英文译本来帮助理解原文大意，但是，如果按照英文将“Baukunst”（建造艺术）翻译为“建筑”（architecture），将“Kunstwollen”（艺术意志）翻译为“艺术的形成意志”（formative will of art），将“Volkshaus”（人民之家）翻译成“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无疑都是有失严谨的——而类似的例子不仅限于以上三处。因此，本中文版的翻译力求尽可能地准确还原德语原著的内容与行文风格，此外，中文版还在原著基础上添加了15000余字、近200条注释，并在“建造艺术的重生”一章中额外补充了7张艺术作品的图片——做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让“晦涩难懂”的历史文本变得“可读”。

如果要厘清上文中提到的概念以及其他与《城市之冠》一书相关的历史、理论，可能需要一篇更加严谨、完整且篇幅更长的学术论文。但是作为译者，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时代背景值得一提：第1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源自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Garden City Movement）的影响，谢尔巴特的著作《玻璃建筑》的影响，19世纪的哥特复兴运动（Gothic Revival Movement）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书的各部分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对于读者来说，大致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具体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方面：《城市之冠》还清晰可见地体现了作者对东方（中国）文化的憧憬——在书中，除了欧洲与美国的例子，陶特和贝恩不止一次以图片或文字的形式提到了来自“东方”的清真寺、寺庙、佛塔，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数个来自中国的案例，而陶特甚至将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方案图与曲阜城、曲阜孔庙的平面图并置在一起对比；埃里希·巴龙更是直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句子；而参考文献的作者中也不乏著名的东方主义画家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研究东方建筑的学者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恩斯特·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等这样的人物。

这种对东方（中国）的憧憬并非传统意义上猎奇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通读全书后可以发现，《城市之冠》中蕴涵着一种“欧洲应向东方学习”的论调。即使引用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借助东方传统，印证“城市之冠”方案的普适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将其理解为一种超越了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而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中文版重新解读这种跨文化的论述，从中得到反思，进而以一种“超我”（superego）的视角发现历史中的当代价值，乃至对我们作为“他者”（the Other）的传统进行价值重估（如同之后陶特“重新发现桂离宫”对日本现代建筑的启迪）——这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在整整100年后重新译读《城市之冠》这一历史文本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同年出版的陶特的另一部著作《高山建筑》（Alpine Architektur）是一份反战的乌托邦建筑方案，那么我更愿意将《城市之冠》形容为一部“世界主义者的回溯性宣言”（a cosmopolitans’ retrospective manifesto）——它既复古，又革新，作为一份面向未来的建筑与城市宣言，其中的建筑语言却是“古典主义”的——这种“古典”并非源自古希腊或古罗马，而是试图从中世纪的欧洲与东方的传统中寻求创造一种“新建筑”（Neues Bauen）的灵感。如果将之与同时代的其他几部宣言式著作进行对比：如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902年），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1923年）、《明日之城市》（Urbanisme，1925年），还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与关联——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有待展开的话题了。

本中文译本的完稿距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贺晴编辑与我取得联系已一年半有余，而当初翻译此书的机缘也完全是因为出版社的信任与我个人对陶特的学术兴趣。在此，我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给予了较足够的时间，支持我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也特别感谢编辑们细致的审阅与校对，他们在排版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并不辞辛苦地进行了多次修改，这些努力都使得本书在结构上比原著更加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李鑫在德文的理解、中文的遣词造句上给予我的协助，她在德国交流学习的经历使我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

此外，与本书相关的翻译与研究工作还得到了以下科研项目的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708192）、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2016SK2013），在此一并致谢。

 

杨涛

二〇一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