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9572724
1.戴笠门下、潜伏国外的情报人员，早获悉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的情报
2.办学办报、创办实业、救亡图存，真实还原民国谍报奇才张圣才传奇一生
3.补充珍贵历史图片、重要当事人口述，揭秘近代中国盘根错节的历史内幕
本书由民国谍报奇人张圣才先生口述，作家泓莹进行文字整理而成。全书再现了近代中国山河破碎、风云激荡之时，以张圣才为代表的各界人士为国家民族所做的尝试与努力；披露了华侨抗战、谍报工作等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人清晰地触摸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福建、上海等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体会各种政治力量在其间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看到历史为本真的一面。
章 淡水鱼游入咸水港
３/ /一、 我出生在被乡民歧视的基督教家庭
１ ４/ /二、 二哥明哲之死
１ ９/ /三、 奇妙的猪母尿药方
第二章 在爱与暴力革命中徘徊
２ ７/ /一、 参加中华革命党
３ ５/ /二、 番仔教我学英文
３ ８/ /三、 请杜威博士营救学生领袖, 参与组织学生军
４ ４/ /四、 我在爱与暴力革命的矛盾中过日子
第三章 走向社会，办报办学
５ ２/ /一、 真假坟头之争
５ ７/ /二、 厦门双十中学创办始末
６ ０/ /三、 双十中学是有爱心的学校
６ ５/ /四、 一流学校的诞生
第四章 厦门建筑总工会、婢女救拔团和厦门抗日救国会
７ ６/ /一、 厦门建筑总工会
８ ５/ /二、 中国婢女救拔团
９ ８/ /三、 厦门抗日救国会
第五章 中国生产革命党和“闽变”
１ １ ２/ /一、 中国生产革命党
１ １ ８/ /二、 “ 诚学猪” 和其他
１ ２ １/ /三、 “ 闽变” 与林惠元遇害
１ ２ ６/ /四、 “ 闽变” 失败与下海游击
第六章 次被军统逮捕
１ ３ ８/ /一、 上了朋友的当
１ ４ ７/ /二、 多方奔走营救, 介入中统军统微妙关系
１ ５ ２/ /三、 曲线救命, 无罪释放
第七章 援助高诚学
１ ６ ０/ /一、 双面人蔡诚仁
１ ７ ０/ /二、 土桥、 “ 鹭江轮” 和银子
第八章 三进军统之狱
１ ７ ９/ /一、 张超和大福建主义
１ ８ ３/ /二、 在上海的“ 逃亡” 生活
１ ８ ９/ /三、 第二次被捕
１ ９ ４/ /四、 不计前嫌, 帮张超引荐高诚学
２ ０ ０/ /五、 第三次被捕
第九章 为抗日参加军统
２ ０ ９/ /一、 出狱, 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
２ １ ４/ /二、 保护抗日人士, 成立福建救亡同志会
２ ２ ０/ /三、 接手军统闽南站站长
２ ２ ６/ /四、 张超之死
第十章 在上海的情报工作
２ ３ ７/ /一、 代张超去上海
２ ４ ２/ /二、 深入汪精卫内部
２ ５ ０/ /三、 劝许崇智, 见土肥原
２ ５ ５/ /四、 因军统内部矛盾第四次被捕
第十一章 从重庆到香港
２ ６ ２/ /一、 次见蒋介石
２ ６ ６/ /二、 在重庆的反陈仪工作
２ ６ ９/ /三、 在香港的反陈仪工作
第十二章 珍珠港事件
２ ８ ３/ /一、 带着军统局的任务去菲律宾
２ ９ ４/ /二、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困境
３ ０ ０/ /三、 马尼拉沦陷
第十三章 在菲律宾的地下谍报工作
３ ０ ８/ /一、 潜伏
３ １ ３/ /二、 帮助我的朋友们
３ １ ９/ /三、 虎口脱险
第十四章 战事结束
３ ３ ３/ /一、 见母亲比见蒋介石重要
３ ３ ９/ /二、 回福建
３ ４ ５/ /三、 参加“ 闽人治闽” 活动
第十五章 策反与营救
３ ５ ９/ /一、 争取闽警班学员
３ ６ ２/ /二、 争取李汉冲、 练惕生、 余钟民、 林梦飞和３ ２ ５师起义
３ ６ ８/ /三、 争取王同志
３ ７ ３/ /四、 争取李良荣— — —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３ ８ １/ /五、 营救与掩护其他革命同志
第十六章 在厦门的政治活动
３ ８ ８/ /一、 竞选议员
３ ９ ４/ /二、 同潘汉年同志联系
３ ９ ８/ /三、 支持张强发展游击区
４ ０ ５/ /四、 联系张驰同志
第十七章 我和李良荣
４ １ ２/ /一、 我由厦门出走实况
第十八章 无怨但仍然不断忏悔的人生
４ ２ ９/ /一、 在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处的情报工作
４ ３ ２/ /二、 在省博物馆工作
４ ３ ５/ /三、 解放后次被捕
４ ３ ９/ /四、 流放十年
４ ４ ９/ /五、 解放后第二次被捕
４ ５ ６/ /六、 平反
附 录
４ ６ ５/ /张倍灵回忆父亲·流放建宁的日子
４ ９ ０ |相关链接参考书目
４ ９ ５ |后 记
引 言
/黄 猷//
«张圣才口述实录»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社会平台，也就是所说的，“他们是毛，不管愿意不愿意，总要附在这张或那张皮上”。所没有说的是，他们并不认命，而是在不断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舞台。
因此，在每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就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人集合在改变现状的旗帜下，结成一种松散的联盟，掀起一次社会运动的高潮。而在一起走过一段路程之后，由于各自的出发点、目的、进行的路线、方法不同，就开始分化了：有的坚决走下去；有的不走了；有的转向以至叛变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同样感受到改革的冲动，但对路要怎么走产生困惑，或者，一再受到挫折，就会想要先找一个立足之地再来探索和谋求发展，他们的生活道路会是非常曲折、坎坷的，但在大浪淘沙之中，还会有某些人始终护持着自己的追求，并在艰难的处境中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自己也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向前走。辛亥革命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样，还有以后一些大的社会运动的历史也是这样。
张圣才先生的陷入爱与暴力革命的巨大困惑与痛苦，是有着大革命的时代背景的。他出生于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家庭。这种家庭，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解体过程中，自愿或被迫从破产的农村游离出来，带着寻求一种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愿望，到城市的边缘求生存。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教义带给他们一种更加开阔、温馨的生活的希望，成为他们不能割舍的信仰。张圣才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当时，在协和大学中他碰到了反对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的运动，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运动与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的大革命和他的信仰是矛盾的。但是，他又和一般传统的基督教徒相信可以通过改变人来改变社会有所不同，他认为要先改变社会才能改变人，这就使他不由自主地要去寻找一种社会力量，依靠一种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困惑和痛苦就来自这种艰难的探索。他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还和共产党在鼓浪屿彩屏巷的一个地下支部有来往。此后，他和江公怀、张文理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生产革命党”，而后“闽变”时又参加了“中国生产人民党”。这生产党主张“生产革命论”，想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变社会。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修正共产党，不修正共产主义”。“闽变”失败，他因为郭荫棠的安排和救国会的活动有了牵连，并因此被捕。出狱之后他回到厦门，仍然活跃于抗日救亡和社会救济的活动中。随着中央军入闽，奉行军事独裁政治体制的国民党直接控制了福建，厦门也从闽系海军传统的势力范围，变成国民党各个派系争夺的地盘。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一再被捕。后来，按照只参加对日的情报工作、不介入国内国共斗争的条件，他参加了军统，此后主要就在菲律宾进行对日情报活动，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抗日”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成为他政治上的避风港。
张圣才先生的政治活动，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种地方主义的色彩。在抗战发生前后，他去菲律宾之前，就和福建的一些军统人员发动了一次反对陈仪的行动，还到香港去争取一些福建华侨参与。陈仪在福建主政时是浙系人员包揽一切的，包括军统，也要以浙江人为主，这就和一些福建籍的军统人员有了矛盾。但张圣才的反陈仪，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是发展福建的地方势力，直至建立闽军。这根源要从辛亥革命说起，辛亥革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队，就是福建没有。中华革命党时代，许春草、林祖密分别被孙中山任命为“闽南讨贼军”总指挥和总司令，但两人对建军路线的意见不同:许想以自己掌握的厦门建筑总工会的建筑工人为基础和骨干，但人员和武器都不足；林主张收编“民军”，陈国辉就是由林招来的；许则认为，“民军”靠不住，以后也很难处理。后林祖密被暗杀，这事也就没有做成了。
从十九路军时代起，福建这些民军、民团就被地方政府逐步收编了，在闽北的卢兴邦、刘和鼎两个师和钱玉光一个旅，虽然被编入中央军系列，抗战一发生，就被调去前线了。闽南大大小小的民军，更早被省保安司令部收编为八个保安团，在抗战前就被逐步淘汰了。张圣才他们出于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平台的企图，就想假军统的名义来组建一些地方武装，抗战初期，还设想以李良荣的十三补训处为基础来建立闽南人的军队，“反陈仪”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菲律宾回来之后，张圣才有了军统局给他的一个少将的头衔，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只有这张虎皮，旁(别)的都没有了。他拒绝了戴笠要他去日本和台湾地区工作的安排，说要回家服侍年老的母亲。实际上，他在福建还是有所活动的。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一些人对时局有所估计，认为国民党已经不可能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也可能还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因而他就联合福建一些地方政界人士，如“CC”派(英文“CentralClub”，“中央俱乐部”的简称，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中的朱家骅等人，计划通过办企业，来打下经济基础；并着重吸收一批大学生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的骨干，通过中华文化基金发放助学金，来团结年轻知识分子，甚至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一份力量”的口号，其用意同样是要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形成一种力量。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间，他们在福建组织企业集团、开银行、开办实业公司，在上海办杂志，在厦门开书店，借鼓浪屿观海别墅接办“海疆资料馆”，还组织“厦门友真社”来联络上层人士，一时俨然自成一个局面。但内战全面爆发，时局急转直下，到了１９４７年底，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可以和国共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些公开的活动也就逐步收敛了。张圣才曾引用李济深的话和周围的人说:“现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多只能装备两个师，现在只能帮助共产党成功了。”李济深他们当时就把原来由十九路军将领张炎在广东南路组织的武装交给了共产党领导。正是这种思路影响了张圣才，于是他就和在“闽变”时代认识的潘汉年建立了工作联系。
在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１９４８年李良荣出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时，张圣才参与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工作，帮助李良荣联系在福建的英美人士，争取国际救济组织在福建投资发展工业和交通。自己的部下和外国政治势力直接发生联系，这正是蒋介石忌讳的。很快，李良荣的省主席就做不下去了，张圣才也开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１９４９年，蒋介石设想要在西南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同时想控制台湾和福建来保持对外通道。他先后派石有德、毛森到厦门来加强特务工作。张圣才的一些活动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后由蒋介石指名，要张圣才到台湾去报到。张圣才知道这事凶多吉少，因此在解放军解放了闽南地区，兵临厦门岛之时，就通过闽中地下党的关系，转移到岛外，参加解放厦门的工作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圣才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对台工作，但他是希望到学校工作的，后他被安排为福建省博物馆副馆长。这段时期他看起来开始对政治斗争厌倦了，但他不仅要为自己取得一个立命安身的地方，还要为过去和他合作过的人，特别是已经被界定为反面人物的人寻找一种归宿，因此，他也并不是完全退出政治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受到潘汉年事件的牵连，从新政权的“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虽然没有被定什么罪，但仍然过着被流放和被看管的生活超过２０年。他的妻儿也一起被下放到农村生活，直到１９７５年他才恢复政治和生活待遇，回到鼓浪屿安度晚年。
这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老人了，他也曾经应朋友、学生的邀约，到北京、上海等地去游览，生活显得很闲散，直到１００岁去世。但是直到他生命的后日子，他仍然希望自己还能有益于社会进步。
他一生没有追求过物质生活的享受，一家人始终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正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命运超过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就中国而言，像他这种人是应该在历史上有他们的一定地位的，就张圣才先生本人而言，至少在福建的历史上是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的。
我生长在厦门，上的所学校是双十中学的“附小”，而张先生当时正是双十中学的副校长。在双十中学，他也吸引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参加他的政治活动，他的被捕就曾经在学校引起骚动和不安。１９３８年厦门沦陷前，双十中学一部分已经迁移到平和县小溪，还有一部分在鼓浪屿上课。我也就是在这时候次听到他的演说。他视察了小溪学校，回来对我们说:“看形势，我们这一部分留在鼓浪屿的人也可能很快就要搬到小溪去，而当地的条件是艰苦落后的。”他希望我们这些学生不但能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自己，而且能够推动当地社会的进步。我当时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他这种热切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与对青年人的期待，显然和某些老师只要学生安分守己、埋头读书不同，因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中我上英华中学的时候，又和他的几位外甥是很接近的同学，对他在菲律宾的活动也有些了解。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我从鼓浪屿流亡到漳州一带，有一段时期还和许春草先生同住在石码的基督教礼拜堂里。
抗战胜利后张先生回到福建，许春草先生就介绍我去见他。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间，我还有机会参加他的一些活动，如１９４８年元旦前后，他在鼓浪屿策划成立“中国现代化促进会”时，总纲就是由我起草的。现在，我也即将九十岁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中国若干历史现象的反思，我把对张圣才先生的理解，如实地写成这段引言，我希望今后有人能把张先生１９４５年回国以后的经历更加全面地整理出来，让张先生在历史上的形象更加丰满。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
——摘录自《张圣才口述实录》，张圣才 著/ 泓莹 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5月，定价：58.00元
次见蒋介石
我出狱之后，在上海基本上无法活动。
军统局决定调我到香港，但很多事要清理交代；放出来是八月中旬，我拖到十一月初才去香港。到香港之后，戴笠来电报，说要我做一件漂亮的中山装穿去重庆，蒋委员长要接见我，我就照做了。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到十一月底才去重庆。
等了两三天，戴笠就带我去见蒋介石。
我想蒋介石既要召见，可能让我说一些话吧，就准备了一些问题，比如要坚持抗战等一系列道理，我想了许多道理，很长啊。结果戴笠带我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连请坐都没有，更没有让我有谈话的余地。
那天去见蒋介石，发生了戴笠威风受损的情况。我们到蒋介石住的地方，门口有一个便衣警卫员，不到20岁的孩子吧，见戴笠和我一起来，就索要派单。
戴笠说：“我是戴笠，你不认识吗？”他说：“你还是要派单，拿单来！”
戴笠要直接进去，他不让进，说要有单才能去报告。(笑)戴笠在我面前碰到这种事很不好意思，要发火也不敢，满腔怒火几乎要爆炸，脸红通通的。推来推去，后来还是拿了单，那个人才去传达，传达完出来说，蒋委员长正接待外国人呢，叫我们在餐厅等。
戴笠一肚子火，呔呔直吐气。
那个外国人是英国大使，他出去之后，我们才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见我们入门，就站起来。戴笠立正，我也跟着立正，就是说站着被接见啦。
蒋介石手里拿着戴笠写的、介绍我的情况的纸片，拿在手里读了读，他说：“啊啊，你是张圣才，你是同安人，同安我去过，你在上海的工作很好，戴笠就是我，你要告诉我的话告诉戴笠就可以了。叫戴笠带你去，好好去休息。”
接见就差不多了。
戴笠站得笔直，我没这样站过，觉得挺委屈。就这样，大概四五分钟，出来后，戴笠拍拍我的肩，说：“蒋委员长很疼你很疼你。”我心里想，(笑)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真是没话可说。
他对我说：“一些人要见委员长要等待好几个月，你啊，他一下子就接见了，可见他很相信、重视你。”
见蒋介石之后，我在招待所。那时住在一起的叫李同基，是军统第二级的人，后来是中美合作所在福建的负责人。解放战争广东解放后，他带着舰队继续抵抗，官至中将吧，那时还是低级干部，但得到戴笠的重视。
他与我同房间，说了几个笑话给我听。
我说了见蒋介石的经过，他说：“你这样已经很好啦，要见蒋介石一面半年都难！比如刘文岛还是谁吧，要派去意大利之前，来见蒋介石，这位大使穿着笔挺的军装，皮靴锃亮，从正门进入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还是坐着，他就立正，左脚站正，右脚向左脚靠拢时，竟摔了一跤，直挺挺的！”
蒋介石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出去！出去！”把他赶了出去。
还有一个黄埔学生，是蒋介石的学生。当时无官可做，到重庆来找蒋介石，等了三个月，排队见蒋介石。接见的时候，蒋介石问他：“近有无读书，读啥书？”他说：“有啊，总理遗教，校长遗训，还有……”蒋介石大窘，又将他赶了出去，说“去去去”，直到第六个月才又见了一面。
李同基说：“你还是幸运的，没被他赶出来。”
——摘录自《张圣才口述实录》，张圣才 著/ 泓莹 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5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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