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圣人尚且如此，明际之际江南文士又怎能例外！读此书，助您了解他们多样的谋生手段。

孔子认为，如果为了治生求富，无论什么营生都是可以考虑的。明清之际江南的文士，如何谋生？如何脱贫？如何致富？听听徐永斌老师的讲述。

序一范金民

序二萧相恺

引言

上篇文士治生的途径、用途和原因

第一章文士治生的途径

第一节文士与教育市场

一、通过授徒获得束脩

二、谋职于书院以获得薪金

三、操选政

第二节文士与艺术市场

一、文士与书画

二、文士与时玩、词曲、弈棋、园林修筑

第三节文士与作文受谢

一、作文受谢的来源

二、作文受谢的种类及润笔的主动索求

第四节文士从事刻书业

一、刻书中心的转移

二、书坊的蔚然

三、刻印内容及缘起

第五节文士游食

一、文士游馆

二、文士游幕

……

第三节文士经商与多种治生手段的交互运用第九章明清时期徽州文士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以一技以自养

一、设帐授徒，获得束脩

二、书院治生

三、以卖书画、游幕、医卜、业农或其他杂业为生

第二节文士弃儒经商及多种治生手段互用

一、佐人经商

二、独自经商

三、多种治生手段交叠运用

小结

余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序一

范金民

中国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孔子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孔圣人认为，如果为了治生求富，无论什么营生都是可以考虑的。时代的步伐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日益完备、高度成熟，文人中第的比率日益降低，入仕的竞争日趋激烈，读书从政之外，寻求谋生之方显得愈益紧迫，极为必要。

明中期嘉定人沈龄称当时“文士无不重财者”，江阴人李诩记时人重财数例：曾有人向名士常熟人桑悦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桑悦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苏州书画家唐寅，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簿，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苏州文人都穆雅有“不苟取”之名，曾患疾，当有人求字时，以帕裹头而强起，旁人请其休息，都穆说：“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曾为人向祝允明求字，问其“是见精神否”（当时人以取人钱为“见精神”——范按），祝回答“然”，并补充道：“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马又问何物，答称“青羊绒罢”（［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文士润笔”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16页）。大名鼎鼎的苏州才子唐寅会试落第后，以书画为生，赋诗描摹其生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兴来只写江山卖，免受人间作业钱。”（［明］唐寅：《唐伯虎全集》补辑卷4《题画一百十三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更吟诗自嘲：“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写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3《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这些当时声名赫赫、后世景仰的江南文人，以书画易换衣食，获取润笔毫不含糊，活脱脱是文人治生的形象写照。到了嘉靖、万历之际，著名文人、官至兵部侍郎的徽商子弟汪道昆更曾借徽商之口说：“丈夫不为名高，则为厚利，安能郁郁坐困乎？”（［明］汪道昆：《太函集》卷28《沈文桢传》）清康熙十七年（1678），连后来成为著名理学家的陆陇其也认识到：“农工商贾是其本业，不可谓之俗物。”他读著名的古文大家苏州人汪琬的《钝翁类稿》有关“今之君子，仰无以养其亲，俯无以畜其妻子，饥寒之患，迫于肌肤，此其时与古异矣。当不得志，其能遁世长往，浩然于寂寞之滨哉？吾以是知其难也”一段时，大发感慨谓：“不觉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许鲁斋‘治生为急’一语。”（［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5戊午中，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137页）更有甚者，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曾在苏州做牙人以谋生，有如此精彩问答：人问：“学诗书，明《春秋》，合乎古人之义，人皆称为君子，可谓贤矣，而何乃自污于市？”唐答：“今者贾客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之术也，子不我贺，而乃以诮我乎？”人问：“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而牙人尤下，先生为之，无奈近于利乎？”唐答：“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也一。”（唐甄：《潜书》上篇下《食难》，中华书局，1955年，第86—88页）唐甄与他人的问答，形象地说明，随着人生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治生求利有了理论依据，文人对自己的治生生涯自视甚高，辩护起来显得底气十足。明清文人，治生为急，数百年间，前后一脉相承，赓续不断。

对于这种极为平常极为普遍的明清时代文人治生现象，在学界已经引起注意，在不同层面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也有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既有研究远没有揭示出明清文人治生的丰富而生动的繁复面貌，对文人治生极为突出的江南地区还殊少细腻的描述和精到的考察。明清江南文士是极为突出的著名地域文人集团，其生活状态富有学术意义和现实参考意义。徐君永斌，以其明清史学和文学的知识积蓄，最近十余年肆力于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研究，搜集和征引了方志、文集、笔记等丰富材料，专门探讨江南文士群体的治生状况，撰成《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为明清人文研究和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奉献出了一部颇有新意、较有力度的心血之作。

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考察分析文士的治生群体、治生途径、治生用途及其治生原因，以江南为地域范围，综合考察明清文士的治生活动和特点，并以代表性事例和人物加以说明和验证，更在相应篇章中附以处于不同时代从事不同治生行业的代表性个案，比较不同时代江南文士治生的共性与差异及其原因；下篇探讨作者所定江南范围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徽州六大区域内的文士治生特点，考察文人治生的行业诸如处馆、游幕、书院、书画、刻书业、业农、经商等，并分析其侧重点。作者还在余论部分对文士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关系展开论述，以进一步论述文人治生与文学流播的关系。全书既分区域考察各地文人的治生情形及其异同，又分类型探讨江南文人治生的途径，更分析文人治生的用途和原因，既有总的论述，又择取各类代表作典型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情形，较为形象地呈现出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的风貌，从而较大程度地丰富和推进了明清生活史和江南人文史的研究。

永斌君为人朴实，凡事认真。承他厚意，感念师生之谊，每有新作，往往让我先睹为快。他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前，曾将书稿交予我并请提修改建议。当时我觉得文如其人，《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行文较为平实，较少跌宕起伏，但提供了不少生动事例，做了不少学理分析。若能博采事例，分类深入探讨，在现在的基础上不断深耕挖掘，在已有框架下完善提高，相信一定能够达致更高境界，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于金陵草场门外寓所

2017年2月14日

序二

萧相恺

我和永斌是同事。说是同事，其实共事时间很短——他到所里时，我已经退休了。但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导师徐朔方步奎先生，却是我十分敬重，且有过交往、至今难忘的权威学者。

读步奎先生的大作，总觉得他与人论争，芒角犀利，讲理论道，英气逼人，想象中，他一定是位十分严厉、难于接近的人。1990年，在第一次“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那时，我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名普通编辑，负责会务接待等事宜。因为有上面所说的“想象”，见面时，颇觉惴惴。但不久，我就发现，大会发言，徐先生确实如我想象的那样，严肃严谨，在一些成名学者面前，他亦不苟言笑，但对我这个无名小辈，却很“客气”，说读过我和欧阳健的《水浒新议》，“名实相副”，确实“新”；说我们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很有价值，勉励我继续努力，俨然一位邻家老翁，和蔼可亲。徐先生的汤显祖研究，成就之巨，中外闻名，而汤显祖是我们江西临川人，无形中,似也拉近了我们的情感距离。这是不是佛家的所谓“缘”？

那次会后，我曾多次书信请益，徐先生都谆谆教诲，还把他的大著《小说考信编》赠我，附信中有“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我与你们江苏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欢迎批评”的话。又记得他给我寄过一篇研究宋懋澄的稿子，亦附有一信，说：“如果不合贵刊的要求，掷还就是，千万不要勉强。”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

听传言，徐先生对学生很严厉，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对自己的学生却似乎爱护有加，常流露出一种“舐犊之情”。记得他曾寄过一篇廖可斌的稿子给我，稿子中附有一信，信中讲了他推荐这篇稿子的理由。坚持学术原则的同时，就很有些护犊的意味。

徐先生仙逝时，他的学生把讣告发给我。悲痛之余，我代表《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古代小说研究网”，写了两句挽词，寄给治丧委员会以示哀悼：“徐步奎先生千古——学界巨星陨风范人间留”。因为悲痛，不问平仄对仗，只抒内心而已。

还记得永斌到文学所之时，知道他是徐先生的博士，“严师高徒”，我内心真是喜悦无限，期待无限。

对于永斌的研究，在他到文学所之前，我了解不多。直到院里决定，要选择一批新近进院博士的博士论文，出一套博士论文丛书，要我参加评选时，我才认真地拜读他的研究成果。永斌送选的著作是《凌濛初考证》。这是一部实证性研究著作，资料搜罗完备，论证合理充分，颇能服人，与乃师的研究路子相类。

如今步奎先生仙逝十周年了，他的弟子永斌又把《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的大著寄给我，嘱我写序。这是永斌对我的信任，竟不由得又想起步奎先生来。

读完永斌的论著，第一印象仍然是：永斌继承乃师步奎先生的传统，在做着实证性的研究——一种从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开始，广泛搜罗资料，产生并论证自己观点的研究。这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潜入、浮躁不得、功利不得的艰难研究。看得出永斌对自己职业的执着。而读者要读这部著作，我则建议先从论著的《后记》读起。《后记》中，永斌叙述了写作这部论著的因缘。研究者写作论文，触发于自己经历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永斌的叙述，更令我感动。永斌的感恩态度也令我更了解他的为人。读过这篇《后记》，我也更能体会《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论述文人治生与文人生存、文人创作、文化传播之间的紧密关联，更能理解这论题对拓展明清文学、文化史研究视野的价值。

我们常说，穷愁著书。论杜甫，总会提及他的贫穷生活；谈曹雪芹作《红楼梦》，常常用“举家食粥酒常赊”说明其著《红楼梦》的原因。这固然不错，但杜甫毕竟还有所茅屋可居，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食，有酒可赊；若一个人真到了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还能著书么？特别是还能著很多有价值的书么？若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治生”而有吃有穿，坚持著述，还能做文学传播的工作，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凌濛初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治生”，成就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多达五十余种编著。李渔不正是靠着组班巡演、芥子园印书，成就着自己的《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等小说戏曲创作和理论论著？甚至唐伯虎绘画的名声、成就，也与他的卖画相关。尽管凌濛初、李渔的作品难与杜甫、曹雪芹相比。

在论著中，永斌将面上的论证与个案的研究结合进行，这样的点面结合，既避免了仅有面上研究，容易流于浮泛的毛病，又避免了只研究个案，容易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问题。

对个案的选择，永斌也十分用心，选择得颇为精准。比如他选了唐寅、凌濛初、李渔、张履祥四人，四人是四种典型：唐寅是书画家治生的代表，凌濛初是以刻书业为生计的代表，李渔是出版兼组班演戏的典型，张履祥则是多种途径治生的代表。由唐寅以书画治生，论证这种治生手段对书画创作及书画市场繁荣的影响；由凌濛初的刻书和“二拍”的创作，论证文人治生对小说创作及其传播的影响，这已如上述；而由李渔的刻书并组班演出，则论证了文人治生对推进小说和戏剧创作并传播的作用；由张履祥的治生，又论证了“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再比如，他选了《儒林外史》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指出《儒林外史》中对虞博士处馆、牛玉圃卖文、马二先生以及匡超人选文等等文人治生生活的描写、治生文士形象的塑造，证明文人治生已经是当时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等等，都达到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再结合其他面上的分析研究，永斌有关“文士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士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士的生活环境，为以后的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又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文士治生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文士和书商的合作，文士使其文学作品得到销售渠道和传播渠道，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不断得到社会的认知和认可，扩大了戏曲小说作品的接受度；另一方面，随着明清戏曲小说的不断传播，书商得到的利润不断扩大，文士的薪酬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文士的创作动机”，丰富了文学作品创作题材的结论，便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论著的标题是《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其研究的背景，主要放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对此，我又不能不说，论者眼光犀利，着眼点正确。宋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这使得某些文学具有了商品的色彩，尤其是通俗文学，比如通俗小说与戏曲。到了明代，随着整个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士农工商，商虽然仍居末位，地位却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至少是鄙视的程度有很大的减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而文学的商品色彩，相较于宋，此时亦更见浓重。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为文人的治生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扩展了他们的谋生范围；又正是这种环境，加重了明清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浓重的商品色彩。于是这种研究，也就有了必要与可能。

如上所述，永斌的着眼点主要在明清江南文士的身上，但论著所涉，实不止于明清这个时代的文人，也不止于江南这个地域。比如，书中曾对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文人的治生状况作了不少的分析阐述，像穆修于京都相国寺设肆鬻书、崔唐臣科举落第后从事经商、书会才人创作话本等等。这些论述，似乎与论题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因为，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源流，也看得出这部论著的“史”的厚重。论著论证的文士治生手段也很多，绝不止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比如文士的收受润笔、文士的游食等等。有关这些，读者诸君可以从书中读出，毋庸我再赘言。

拉拉杂杂写了上述这些话，算是我读此书的一些心得，更是一种续缘——与步奎先生结缘的延续。有门生如此，步奎先生在天之灵，当亦感慰藉。借用步奎先生的话：永斌，继续努力吧。

草于海南三亚山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