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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85034丛书名: 六点评论
六点评论系列之一，提供《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1.刘小枫写长篇序言解读、推荐此书。
2.本书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文本细读，以“立朝”、“立教”为纲，张开史家“笔法”、“心法”之目。
3. 本书提供了《史记》的另一种阅读方式和思考路径。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阅读和思考，作者董成龙在多年潜心阅读经典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条贯穿三皇五帝至汉朝的立朝与立教线索，根据这条线索，又反观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汉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之际），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关系）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
章 引言：阅读司马迁
第二章 黄帝为首：纪元与土德一、五帝之首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汉兴：秦制与黄老一、周秦之际：文敝峻法二、汉朝祖制：秦德秦制三、惠吕顺守：黄老之术
第四章 黄老之学：人世与刑名一、老子的人世论二、黄老的刑名说三、阴谋：修德与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无为而有为一、汉家重定二、改德变法三、德位之辩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一、文学风教二、儒生酷吏三、推恩削藩四、封禅改德
第七章 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一、欲与仁义二、时与世三、复古更化
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后 记
洪迈（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诟病，未必因为它们太过不堪，还有一层原因，是它们紧随其后的汉朝和唐朝都“享国久长”，相较之下，显得秦、隋这两个朝代很糟糕（《容斋随笔·秦隋之恶》）。长短比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异或许在于秦、隋两朝都是纷繁战局的终结者，完成了立朝的事业，原本承载了历史寄托，却迅速重蹈覆辙，留待它们身后的汉、唐两朝才完成立教的事业。如饶宗颐先生（1917—2018）所示，正统之“正”（立教）比“统”（立朝）更重要，无奈历代正统论大多着眼于“统”。
汉朝一改黄老之学与汉初祖制，转向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进身之制，开创科举，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汉、唐在经学和制度两方面的事业拓展，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教事业提供了核心要素，虽然经学及其制度已经被打散，但一些义理已经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业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创作了《沁园春·雪》，感叹江山多娇，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评点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们的缺陷，无疑都指向文教问题。冯至先生（1905—1993）曾诗云：“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无怪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和二十世纪数次大革命的我们，面对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犹太人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晚清先进士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在思考国是上，犹太人问题和中国人问题在这三个层面相遇：国、种和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这三个层面来讲的（“人民”作为一种“教”来自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呈现的解放全人类的教义）。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延绵至今。这本小书就是在这一思想脉冲下完成的。
数年前，我在业师邱立波先生指导下完成一篇小文，当时落笔总结说全文皆是邱师学思之注脚，今日这本小书当然也没有逃出邱师为我规范的学人心性和问题意识；原来今日的思考早在数年前邱师为我讲解班马异同时就已埋下伏笔。本书还在扩充时，邱师的《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历史与经验》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师徒学缘殊胜。业师许振洲先生行无为之教正是无违我业已确立的学问品性，时至今日方知当时许师是在潜移默化地让我习练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语，无法阅读他用法语撰写的《中国法家的统治艺术》（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许师晚近研究共和国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则这本小书可能会有另外的境界。
刘小枫先生让我见识到成德者如何提携年轻后学，本书大纲正是在小枫先生的点拨下才得以成型，若没有小枫先生的鼓励，这本小书也断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枫先生曾以述为作，撰文《司马迁是政治哲学家？》（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十七年过去了，不知道司马迁研究的路线有没有受此影响而引发转变；十七年后的今日，这本小书若能呼应那篇文章则是莫大之幸——毕竟，这本小书的许多观点背后都是小枫先生的“幽灵”（当然，文责自负）。这些年，若没有几位贤师相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
在本书大纲以《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刊发（载《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前后，刘训练先生、任锋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无私的帮助，为我终完成这部小书增添了信心。娄林兄和顾枝鹰兄为本书正标题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翻译。从定稿到问世，若没有彭文曼编辑的辛勤劳动，本书也无法这么快问世。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力图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观察贯通“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然也因此始终存在将司马迁看小的危险和疑虑。全书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别有三节篇幅，唯有论黄帝一章仅两节，论武帝一章则占四节，显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黄帝的一节。关于《史记》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书也提供了某种思考，穿插在书中，留待细心的读者挖掘。
修改书稿的夜深时分，曾经一度翻读北岛的《时间的玫瑰》，用读诗的意境来消解读史的疲乏，其中写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诗：“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这不也正是司马迁下笔时几度哽咽的独白吗？所谓“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的文教理想，怎能不为之神往？
下笔至此，想到几年前编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经说：“一个没有经验又未开化的强国，会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未开化的政治权力是危险的，未开化的闲暇是堕落的，也会是危险的”（《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这本以专著面貌问世的小书，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写作本书，原不在研究计划之列，可谓迷失了正路。
为了记下阅读文字、探寻幽暗的摸索过程，前后又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将心海中的琐思排列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际，辗转于贵阳花溪与乐山峨眉山之间，初创草稿；2018年惊蛰书稿始成，又经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宁路上，我在行将奔赴长春净月潭之前成稿。从西南到东北，书中所记，当然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颠簸，不免有生疏浅陋之处。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得恐怕不只是应当注意逝者的丧葬之礼，还在于如何对待故事和传统及作为它们承载者的古人和古书。走进两千年前《史记》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这本小书作为纪念。但在研讨立国与立教这一问题线索上，许多思考并未因此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董成龙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史记》的记事，虽然从黄帝开始，历经夏、商、周三代，后落脚到汉武帝当朝，然而数千年历史毕于一册，一定会有详略分配，不会无的放矢。司马迁就讲，神农氏以前的人世太久远了，太久远就无法详谈，必定要简略些。既然如此，黄帝是取而代之的新君主，黄帝以后的人世是不是就要详细写了？他又说，殷朝以前的故事也很久远，这样一来，五帝和夏、殷两朝的事都没法详谈，就只能从周朝开始多写点了。司马迁写到周厉王（前904—前828）时，“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所以停下来感慨万千，就在于周秦之变正要从周厉王和周幽王（？—前771）算起，而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前的往事太久远了，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后呢？“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周厉王出逃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执掌朝政，即周召共和（《十二诸侯年表》正是从周召共和写起，收束于孔子）；周幽王被犬戎杀害之后，周朝都城东迁，“秦始列为诸侯”（《史记·宋微子世家》）。
后，铺垫了那么久，司马迁终于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远了，那重点显然就是秦、汉两朝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写作五帝、三王之事？对于司马迁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铺垫提供了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政治规范，如果不记，就意味着忘记了这个规范，没有规范的政治那还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写五帝、三王，又要写秦、汉两朝，所以要有一个贯通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两大古今之变：周秦之变和秦汉之变。
这两大古今之变，贯穿着立朝与立教两条线索。其中，黄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业之首；继之而起的第二帝颛顼是黄帝之孙，“治气以教化”，即立教事业之首。[马基雅维利（1469—1527）认为罗马民族十分幸运，罗慕路斯（Romulus，位王，武王）具备战争的技艺，开国立朝；而努马（Numa Pompilius，第二位王，文王）则具备和平的技艺，神道设教，这样一来，文治武功兼备，国家幸而繁盛。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1.11），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0页。“四个伟大”的叙事中也暗含了这一思考：伟大导师（文），伟大统帅（武），伟大领袖（文武），伟大舵手（隐喻）。]司马迁关心立朝，则以黄帝为首，关心立教，则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开篇就从颛顼谈起）。《史记》中秦汉之际尤其是汉朝立朝以来六十余年的叙事，皆由立朝与立教贯穿，散见于全书各处，“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礼废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朝政与教化分离。纵然如子夏这般孔门高弟还会“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何况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记·礼书》）。秦朝终结战国时代，代周而起，以法术治国，但二世而亡，穷其智与力，竟不能捍卫国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频频有德性讨论，其实是在问立朝之后的立教问题，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国朝如何真正立得起来？“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司马迁的《史记》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编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成为了历史作品的典范，此后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和《吕氏春秋》都从《春秋》出发。荀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如此，汉朝的张苍、董仲舒也是从《春秋》中推演大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马迁还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续这种致敬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别开生面，另立新说——否则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既然司马迁以《尚书·尧典》为原型，依据改制学说，开创了“八书”的体例，“关键在于汉家改制”，[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2—173页；刘小枫，《司马迁属什么“家”》，载氏著，《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97—306页。]那么，司马迁的立教之意可见一斑。司马迁也讲到开创国朝基业的“受命帝王”和稳固壮大国朝的“继体守文之君”（《史记·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后者是在国朝的有机体内绵延不绝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董仲舒也有类似的考虑，他说道“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也是在说“受命帝王”和“继体守文”这两种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权，立教则是确立新的社会和新的人，论定是非，立教时刻来临之前的国朝实际处在是非未定或悬而未决的时刻。论定是非，貌似容易，因为做抉择似乎并不难，但艰难的是要决策者承担抉择之后的后果，所以杨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杨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汉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讨论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由此出发而来的当代中国，可能要回到这两个原型。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在位期间，王吉提到当时仍然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风易俗，让“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周振鹤，《从“九州易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季卷，第60—68页。]看来立教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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